夫人一降生，就糊裏糊塗的會被卷入政治的關係之中。英國作家丹尼爾·笛福寫【魯賓遜漂流記】其動機竊以為作者是想在逃避政治。然而，他為了說明孤島上的生存，便不能不假設一位“星期五”的夥伴。他和“星期五”的關係，依然可以稱之為政治關係。因此，“人是社會的動物”，也可以說是“政治之動物”。一般說來，無論哪個時代，許多人其實都想遠離政治，這必定是一個不幸之時代耶。如一個人下意識的想離開政治，這也是一個人不幸之人生矣。“時日曷喪，餘及汝皆亡”，其簡直是想和政治叫勁，這固然是一個政治時代的悲劇；而“尋得桃源好避秦”的心情，也正好說明秦之不可不避矣；又終於說明無從避秦的心情啊。一般的所謂高人逸士多半是出於對政治的一種厭惡避忌之心；在厭惡避忌的後麵，總藏著一幅蒼涼悲愴的情緒。莊子要算是最曠達之高人吧，但莊老先生也教導我們說“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這裏的“喜”無凝是由逃空虛者的一片悲懷而已。相反，如是大多數人都直接卷入政治之中，這也是一種不幸之人生，如一個人把其全部的生命都投入政治之中，也是一種不幸之人生吧。
人之所以不能離開政治，是因為人的生存需要，在物質與精神兩方麵，皆不能離開社會，不能離開人與人的關係和社會資源。自由無政治之天堂是沒有的，人間更是無法逃避政治的。我們可以為藝術而藝術，為愛情而愛情，為宗教而宗教，為科學而科學，為財富而財富，但絕不可為政治而政治，“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食貧自以官為樂”之思想，是封信的腐朽的是及其錯誤的，如果這樣就會淹沒整個人生之樂趣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於我哉？’，這樣的政治境界是人生的理想之政治境界。可這樣的理想境界在曆史上乏陳可見。則退一步說，人人可以問政治，也可以不問政治，自由選擇，可以放下，可以提起。這樣的政治才是作為人生工具的政治，人生才更有意義。這樣的政治觀念，才是中國理想之人文主義和民主政治之形態也。
清河張曰：吾非斯人與誰與，人間何來有桃隅？應學巢許誌【見附注】煙霞，何須食貧為官家。日出日息帝奈何，不問且問最暢遐。丈夫無權勤遁耕，不必侍權亦天下！
附：巢父、許由--
中國曆史上兩位大隱士巢父、許由，他倆共同創造了一樁千古佳話：許由洗耳的故事。
堯在考察繼位人時，十分注重接班人的群眾基礎。堯聽說陽城(即當今洪洞)的巢父、許由是大賢者，便前去拜訪。初見巢父，巢父不受； 繼訪許由，許由也不接受禪讓，且遁耕於洪洞的九箕山中。堯執意讓位，緊追不舍，再次尋見許由時，懇求許由做九州長。許由覺得王位固且不受，豈有再當九州長之理，頓感蒙受大辱，遂奔至溪邊，清洗聽髒了的耳朵。《史記》注引皇甫謐《高士傳》時，記述了許由洗耳的情景：
“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許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穀，人道不，誰能見子？子故浮遊，盛欲求其名，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許由自視高潔，然巢父更勝許由一籌：你許由不接受王位，隱遁起來不吭聲則罷了，還大談洗耳原由，是另一種沽名釣譽。我下遊飲牛，你上遊洗耳，豈不有意髒我的牛口？
許由洗耳的另一說是在河南潁水，但洪洞九箕山下有許由洗耳泉和巢父棄瓢地遺址。這故事發生在哪道溪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說明了中華文明的源頭之水是何等明澈、潔淨！正是這清澈?的文明之風，溉澤了中國文化的精神森林。巢父、許由這兩位洪洞的隱君子，雖未登帝位沒有作為，但卻以六根除淨的仙風道骨驚天地泣鬼神，被曆代高人吉士、賢達俊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巢父、許由身上氤氳著一種至美至潔的文化氣韻，這兩麵遠年的標幟，幾乎可以成為一個民族的人格坐標。
當今，在人們把權力的鴆酒當做美酒瘋狂啜飲時，在一片後庭花與卡拉OK的謔浪笑傲中，是無法體會許由洗耳故事中的。人類麵對商品經濟的衝擊已顯得脆弱無力，精神上的矮化也使人們沒有那份心境和教養走近巢父、許由了。
唐堯未得許由，四方人士皆推薦虞舜，舜於20歲以孝聞名天下。《洪洞縣誌》載，堯於訪賢途中，在洪洞曆山下遇到躬耕壟畝的舜，見舜用的犁轅上拴有簸箕，便問其由。舜說，牛走得慢了，需要鞭策，但牛拉犁已經夠辛苦，再鞭抽於心不忍，所以拴個簸箕，不管哪個牛走得慢了，就敲敲簸箕，這樣黃牛誤認為打黑牛，黑牛錯覺是抽黃牛，兩個牛都走快了，何必鞭打呢。
堯帝聽後，不勝感佩：舜對牲畜尚能如此愛體恤，讓其承以帝業，定會愛民如子。然而，唐堯深悉，一國之君，身係天下，一時一事還不能完全證明舜的才德。於是，堯將娥皇、女英兩女嫁舜，以觀察舜的治家本領；又讓九個不成器的兒子與舜一道生活，以考驗舜的教化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