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同情錢學森

同情錢學森

蘇小和
錢學森一生最大的轉折點，是他在1950年的某一天收到了父親的一封來信。信中，父親談及自己病重，希望有生之年能與兒子再見一麵。孝順的錢學森念父心切，立即向學校申請探親假並準備回國。

在此之前，錢學森曾經擔任美國海軍炮火研究所的顧問。當錢要回國的消息傳開，美國海軍次長丹·金布爾立即電話通知司法部，要求無論如何要將錢學森留在美國，因為錢的頭腦裏裝滿了美國的軍事機密。

後來的事態發展證明金布爾的做法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此時恰逢美國政府處於嚴重恐共的麥卡錫（McCarthyism）時代，中國留學生的一舉一動都容易引發懷疑。金布爾的這通電話使移民局懷疑錢學森是共黨分子，並很快將其逮捕，此後，錢學森被軟禁了整整五年。

1950 年前後的確是很多讀書人主動遷徙的年代。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流落歐美的大批華人知識分子似乎看到了國家的希望，很多人拋棄已經成形的事業，冒著危險，立誌要回到祖國參加建設。但錢學森不在此列。他本沒有積極回國服務的意願，也從未加入過共產黨，可是曆史圍繞著他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一封家書和一次回國探望父親的意願，竟然遭到了美國政府的不信任。幾年之後，錢學森以莫須有的共黨罪名，通過朝鮮戰爭的戰俘交換方式被遣返回國。

錢學森一直對美國政府虧待他的往事耿耿於懷。一個時代的意識形態對抗終於將他推到了中國利益的一邊，錢學森成為了一名真正的愛國分子、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多年以後，金布爾談及此事仍不無遺憾：“這是美國所做的最愚蠢的事。如果說錢學森是共產黨，還不如說我是。我們卻逼他回國了。”

一封家書，竟然成為錢學森人生最大的分水嶺。假如沒有父親的來信，錢應該繼續在美國求學，研究，日後究竟能取得何等成就，的確是一件值得展望的事情。

1938 年，獲得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的錢學森留校任教。為從事火箭研究，他和幾個同學結成了研究火箭的技術小組。沒有資金和設備，他們就到舊貨攤上、廢品倉庫裏去揀廢舊零件自己安裝；沒有試驗場地，就在自家房後草坪上進行。由於成天和電機、火藥、二氧化碳、廢棄零件之類的物體打交道，隨時可能危及生命安全，他們將這個小組戲稱為“自殺俱樂部”。有一次，小組在古根海姆大樓實驗室裏進行火箭噴射推力的試驗，竟然發生爆炸，古根海姆大樓都搖晃起來，錢學森等人被爆炸的氣浪掀翻在地，金屬零件也被炸飛，好在大家都沒有受傷。不過這次爆炸後，學校便勒令火箭研究小組停止一切活動。為了繼續搞試驗，這幾個不怕死的年輕人將實驗室遷移到遠離洛杉磯的馬特裏山的一個偏僻的山穀中，還親自動手蓋起一座簡易的火箭試驗台。幾十年後，這裏成為美國宇航局著名的噴氣推進實驗中心所在地。

那時，錢學森年輕的頭腦裏隻有科學，他思維縝密、治學嚴謹，從來不知道什麽叫意識形態。同事弗蘭克·馬布爾在整理錢學森當年的手稿時，發現了他為解決薄殼變形的難題寫的研究手稿，包括圖表、公式推導、演算稿、數據列表等等，長達800多頁。問題解決後，錢學森在裝手稿的信封上用紅筆注上“Final”(中文：最終定稿)，後麵卻又加上一句“Nothing is final.”（中文：沒有什麽是最終確定的）。

1949 年9月，38歲的錢學森成為加州理工學院古根海姆噴氣推進研究中心主任，負責研究生的研究和教學工作。他被世界公認為力學界和應用數學界的權威、流體力學研究的開路人、卓越的空氣動力學家、現代航空科學和火箭技術先驅，以及工程控製論的創始人，社會地位和生活非常優越。錢學森希望利用美國的優越條件進一步深造，因此正式提出了加入美國國籍的申請。

可是曆史不容假設。錢學森不幸卷入了意識形態分歧和國家利益衝突之中。美國拋棄了他，他別無選擇，隻能丟下自己的研究事業，回到中國。世界之大，似乎隻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給他一個平台，給他一份完整的親情。

錢學森帶著一顆感恩的心情回到了祖國。中共中央政府給了他非常高的禮遇和重用。1956年 1月，剛剛回國三個月的錢學森在陳賡的邀請下出任了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1956年春，他應邀出席政協會議並在會上講話。2月1日晚，毛澤東設宴招待全體政協委員，特別安排錢與自己坐在一起。錢學森為國務院起草的關於《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也受到中央高度重視。1956 年3月14日周恩來還親自主持中央軍委會議，認真討論了這份《意見書》。

此時的錢學森激情有加，他要把全部知識獻給自己的祖國，做出成就，以報答知遇之恩，同時或多或少也想讓美國人看到，他們丟棄掉錢學森，是一個多麽大的損失。有意思的是，從美國回來的錢學森，既有對美國的怨氣，卻也帶來了美國的學術作風。中科院院士戴汝為說：“錢學森對美國有些事情說起來是咬牙切齒，（因為）等於是把他從美國給趕出來了，但是他覺得美國的討論班是非常之重要的。” 創建力學所期間，錢學森積極倡導學術民主。他讓行政部門為每個辦公室購置黑板，走到哪個屋子裏都便於學術討論，有什麽問題可以當場在黑板上推導。這種在科學研究麵前不論資曆深淺、彼此平等的做法，被錢學森稱為“科學的民主”。

如果錢學森按照這樣的態勢發展，他一定能夠成就大業。可惜時代變化了，這一次不是美國人的意識形態敵視，而是大鳴大放大清算的反右運動。

時代再一次虧待了錢學森。現在，我們無法推測，當1957年整風運動開始的時候，當 55萬人被錯劃為“右派”，大批知識分子、愛國民主人士和少數黨員幹部受到迫害的時候，聰明的錢學森在思考什麽。我們看到的是，這一年的6月，錢學森在一次科學工作者集會上談到民主和自由時，忽然改變了過去對科學與民主的堅守，語調中有了方向性的變化

“右派分子好象是在替人民要求民主和自由。但是他們所要求的民主和自由，是一種不要領導和組織的民主和自由。這種民主自由是沒有的。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社會的組織工作就越來越複雜、繁重。有社會的組織工作，就要有領導。目前的問題是：要資本主義的領導呢？還是社會主義的領導？……美國每年用在商業廣告等非生產方麵和軍事方麵的費用有幾百億美元。假設美國沒有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製度，這些錢就可以拿來為人民服務，人民生活也就會好。所謂美國生活的優越隻是在表麵上，事實上要不得的東西太多。它有一個很大很好的科學技術基礎，但並沒有給人民帶來多大好處。到底應該選擇資本主義的領導，還是社會主義的領導呢？當然，隻能選擇社會主義的領導。”

1958年，錢學森更是親自撰文，清晰的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場：

“在我們黨的領導下，經過整風以後，全國掀起了一個大躍進的高潮。在這個高潮中，我們每個人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從前看起來不能做到的事，現在也能做到了。……隻要我們把我們的心掏出來，把心交給黨，交給人民，我們科學事業的大躍進是一定的。”

如此話語係統下，錢學森借用他的科學家身份論證糧食畝產過萬斤，就是一種必然。

“6 月12日《中國青年報》第一版上發表了一個動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繼小麥畝產2105斤以後，又有2畝9分地平均每畝打下了3530斤小麥。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裏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麽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這篇名為《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的“科普”文章，至今還在被眾多知識分子嘲笑。兩個月後，糧食產量浮誇風、放衛星的失控局麵席卷全國，錢學森的文章的確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甚至影響到了毛澤東的判斷力。李銳曾就此問毛：你是農村長大的，長期在農村生活過，怎麽能相信一畝地能打上萬斤、幾萬斤糧？毛澤東說：看了錢學森寫的文章，相信科學家的話。

這是一名卓越的科學家受到意識形態控製之後所說出的最沒有常識的觀點，是錢學森一生最大的敗筆。美國學者張純如對此曾作出這樣的評價：“在極權政治下，科學家沉默地順服瘋狂的政策倒也罷了，而積極地倡導、附和那樣的政策，對服膺真理的科學家而言，未免太過頭了。”

但我們不能就此全麵否定錢學森。在全國的科學、文化一片凋敝的情況下，錢學森的導彈研究工作卻始終沒有停滯。1960年11月5日，第一枚國產近程導彈發射成功。1964年6月29日，第一顆自行設計的中近程導彈進行飛行試驗獲得成功。1966年10月27日，用中近程導彈運載原子彈的“兩彈結合”飛行試驗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

可以肯定地說，沒有錢學森，中國的 “兩彈一星”不可能如此迅速地登上世界舞台。這顯然是他此生最大的科學成就。不過錢學森後來卻對他的秘書塗元季說：“其實搞兩彈，這種工程項目，這是組織上的任務，並不是我的興趣所在。我的興趣是在學術領域，是在思想的創新。” 這句話隱含著錢學森對自己工作的不滿。無論政府怎麽誇獎錢學森的科學成就，他畢生的工作的確如他所言，僅僅是做了一名工程師的工作，這距離一名卓越的科學家相距太遠。他所有的工作，隻是讓一個處在冷戰時代的落後國家擁有了看上去很強大的能力，但對人類的科學進步、文明發展卻沒有提供必要的貢獻。

一個天分極高，起點極高的科學家，由於時代的裹挾，由於意識形態的強製，不僅沒有創造偉大的科學成果，而且丟掉了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一個 “天性害羞、內向、才智過人、隻想一輩子安分守己做研究的科學家” ，一生卻陷於兩個國家之間的政治衝突，左右為難，舉目四顧，像一條喪家之犬。這就是錢學森一生的寫照。麵對這樣的人生案例，我們無法讚美，無法抨擊，隻是心中堆滿了對錢先生深深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