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總統特朗普跨越半個地球，在河內和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舉行曆史性會談時，美國國內正在舉行一場針對他的“大批判”：先是眾議院否決了特朗普的“緊急狀態令”，緊接著特朗普的前律師、“通俄門”重要證人科恩在眾議院聽證會上大肆“揭發”特朗普的種種不堪。——甚至有推測認為這正是美朝會談沒有達成共識匆匆收場的原因之一。
自上任以來，特朗普就一直受到國內政治精英的排擠，攪動美國政壇亂象不斷。一場場黨派爭鬥的鬧劇不僅讓美國人民感到糟心，更讓人們開始思考美國被稱為“能夠確保民主製度有效運行”的三權分立體製到底出了什麽問題？】
“三權分立”一直是美國政治製度的最主要特征之一，也被美國政治精英認為是其民主政治的先進之處和優勢所在。不過，最近美國國內政治卻出現了不小的問題。
由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在民主黨依靠其多數優勢控製的眾議院通過一項取消國家緊急狀態的決議後，佩洛西等人正尋求參議院也能通過這一決議。不過，特朗普對此表示他將毫不猶豫否決議會的這個決議，而這似乎仍不是“終點站”。
從“緊急狀態”的宣布，到這一連環“否決”，不少美國議員認為政府在搶奪憲法賦予國會的權力。而佩洛西等民主黨人士則認為，特朗普行政當局破壞了“三權分立”，呼籲議員們維護憲法。那麽，以“三權分立”為代表的美國政治製度如今遇到了什麽問題？這些問題是否是由美國政治製度建立之初的“基因”決定的？
三權分立初衷是什麽
“三權分立”在不少人印象裏像是由三個原點組成等邊三角形，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各司其職，互相不幹涉、獨立運轉，從而保證公正、民主。但“三權分立”的運行現實更像是三個各有重疊的圓環，互相擠占對方的權力，力圖提升自己的存在感，擴大自己的權力地盤。
美國聯邦政府成立後的頭一百年裏，政爭主要發生在國會內部，主要圍繞的是州權力與聯邦權力之間的鬥爭。而進入20世紀之後，聯邦政府的權力(尤其是行政權力)擴張越來越明顯。例如西奧多·羅斯福上任執政後，就提出了自己的反托拉斯政策，並要求國會立法，對美國國內各大集團的壟斷經營活動給予限製。此外，在富蘭克林·羅斯福執政期間，“羅斯福新政”的推行，實際上也是擴大行政權力的一種表現。而自二戰結束之後，在聯邦層麵的“三權分立”中，行政權力已經占據更強勢的地位。
羅斯福新政的施行不僅緩解了經濟危機對美國的衝擊，同時也使得美國政府的行政權力空前增強
此外從曆史上看，由於政治極化，導致三權分立體製曾經多次暴露出問題、遭遇考驗。從最初的聯邦黨與反聯邦黨之爭，到安德魯·傑克遜執政時期的國內對立，以及南北戰爭的爆發，越南戰爭令美國陷入泥潭，美國人對自己的政治體製這座“大廈”也做了很多次修修補補。
從“基因”上看，很多人有著模糊的認識，以為從建國之初開始，追求“自由民主”的美國天然就是個民主國家。但早就有美歐等西方學者指出，美國的政治製度並不是為民主而設計。民主應該是以多數人的意誌來決定，但美國最初的政治精英和製憲者們，在製度安排上最大的目的恰恰是為了避免“多數的暴政”。為此，美國“國父”們設計了三權分立、相互製衡的精密機器，後來又逐漸產生了兩黨製，直至今天已經變成了一個否決政體，目的就是讓精英而不是人民來控製國家政治。
政治運行出問題的原因
如今，美國政治極化現象再次暴露，甚至與美國過去幾個曆史時期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否會引發以三權分立為代表的美國政治體製出現巨大動蕩，目前還不好說。但是，政治運行質量下降是很明顯的。
那麽，在“先天基因”的作用下，為何美國的政治運行出現了問題？我認為這跟以下幾個原因密切相關：
首先，國家經濟基礎出現了問題，說白了就是經濟競爭力相對下降。導致這種局麵的形成，背後有許多因素。一是美國的金融業如今過度發達，這導致一部分產業離開美國。而這些金融從業者在這個過程中賺得盆滿缽滿，而其他行業的中產家庭卻一點一點被掏空。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這一問題嚴重到一定程度後的總爆發。二是在產業鏈不再完整之後，美國的技術創新因為沒有產業的支撐和應用，導致運行的“車輪”沒了軌道，所以大受影響。與之對應的是，新興國家在這方麵的快速發展對其帶來的競爭越來越激烈。
其次，內部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近些年來，由於少數族裔人口的上升速度超過白人人口，以及少數族裔在名牌大學上學和高端行業就業的人數越來越多，傳統的美國白人愈發覺得這對自己是一個挑戰，而且威脅越來越大。而且，美國白人認為自己的新教文化優勢地位也正受到侵蝕。因此，我們看到當前美國白人右翼團體與少數族裔之間的衝突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激烈。
美國的白人至上團體日益走向極端化
第三，美國國內各種矛盾增多了。除了以上提到的矛盾外，美國精英與民粹之間的矛盾，經濟全球主義者與本土主義者之間的矛盾，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兩大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左右之間的矛盾等等都在加劇。特朗普當選就被認為是美國民粹與精英矛盾的產物。選民們之所以要選一個完全是體製外的人擔任總統，就是要表達對美國政治精英的不滿。
根子在黨派利益至上
好的民主政治，一個重要基礎和保障，是需要有強大的主流民意，如果缺乏這個基礎，社會就將出現分裂，甚至是撕裂。
如今在三權分立之下，兩黨製並沒有促進主流共識的形成，反而因為政黨的政治競爭，讓上述各種社會分裂的態勢愈發轉向極端化。簡而言之，就是把黨派利益，放在了為民眾謀取更大利益及促成主流共識之上。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看到美國政治精英在言語上對另一黨派對手的攻擊，在用詞上已經空前激烈和低俗，而且在行動上也無所顧忌，這在以前很少出現。這種狀態造成了三權分立下美國政治運行的效率大打折扣。一個政策在經過黨派鬥爭和“否決政治”後雖然出台，但已經走樣，偏離了老百姓的實際需要。
所以，政治運行的質量下降，一個重要原因是黨派利益衝突變得赤裸裸。這在美國“國父”們最初設計政治製度時可能並未考慮到，一方麵當時這種政治組織並不發達，另一方麵當時華盛頓等人並不喜歡政黨，認為黨爭會影響國家利益。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出於協調利益的需要讓黨派集團越來越根深蒂固。
美國政治製度設計的初衷是一種“精英政治”，和我們今天理解的民主政治有很大差別
民主隻是一種形式和手段，國家治理的根本，其實是通過發展來服務民眾，為民眾帶來更大的利益和更多的權益。所以政治中的協商和妥協，才能凝聚主流共識，提高決策效率。但是冷戰後，西方的政治精英更加意識形態化，更重視價值觀的傳播和意識形態話語、標準的建構，遺忘了民眾的利益。用中國的一句成語來形容，就是買櫝還珠。而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我們一定要認識到，讓經濟變得更好，老百姓吃飽飯、有好的生活，才是最大的主流共識，也是最重要的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