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意識形態，就是左的思想

文革的意識形態，就是左的思想
這個說法對嗎？
如果說的對，那麽現在不是文革了，就是右了。文革已是曆史了，而我們無法回到曆史當中去。那我們就隻能一直右下去，想變也變不了？一變就會到曆史當中去了。
未來就一次性地停在了這樣人的口中，瞬間成為了曆史。
如果隻把意識回到文革，那是文革嗎？恐怕首先要把黃，毒，貪，先消滅一番才能達到文革的狀態吧？就算我們能再次進入文革，它的意識形態也是有左右。隻有左的世界用不上這個字，那個是完全統一的思想，或者說它什麽都行，反正都一樣，人們看不到不同。
如果我們認為有必要用曆史，現實，未來，這樣劃分的話，
文革就不一定‘總’是左的思想。現在我們認為它左，是因為我們現在的思想右。
要是我們左了，就會認為，文革的思想又右了。
當時也會有左右的問題，任何時候都會有。
因為人們不可能不犯錯誤。人們的成功都是用錯誤來標記出來真理的痕跡，使得真理顯現人 們麵前。真理是存在的，但不自動顯現。不是象宗教宣傳那樣，顯靈來指導民眾走到天堂。
人間正道是滄桑，形象地描述了曆史是人類追求真理的動態前進過程，也是個痛苦的過程。文革無疑也是中國人追求真理過程中的一個階段。它的意識形態到底是左了還是右了呢？

這個左右主要是方向上的判斷，不是程度上的判斷。左的錯誤和右的錯誤都能死人，誰能說死的程度不一樣？錯誤帶來的危害程度都不相上下，無從比較。

文革指向的最終目標是共產主義，這個目標是當時追求的終極目標。
結合當時的主要引發社會問題的關鍵因素看，它指明的具體方向毫無疑問也是對的。它指明了共產黨的幹部也會犯錯，尤其是大幹部最容易。因為大幹部要時刻同時把握大方向和具體現實問題的方向，他們之間的區別和聯係比較難把握。
這個比較難把握就隻好到文化上去找原因，因為人的行為無論如何不能獨立存在，必然是社會現實和曆史作用的產物，必須要能掙脫束縛也要保持不要走到另外的束縛當中去。用個比較爛的詞匯就是，不要左也不要右。
[與不追求共產主義的人的最終目標不同，他們當然可以有自己的判斷方法。]

是什麽原因使得幹部問題變得如此重要呢？

當時大多數的共產黨人都是有群眾支持的，因為他們是從群眾來的，成績是實打實地擺在那 ，很有說服力。群眾也確實和共產黨一條心的，是很想聽領導的指示，達到了盲聽盲信的地步。對錯都集中到了領導人的正確性上了。但如果他們領導能力不好，方向引導錯了，具體問題就來了，大的方向也因此受到影響。幹部好壞，主要指認識問題本質的能力，這是解決當時會不會做錯的重要因素。

標準主要是看是否脫離群眾，成了用官人的眼光看問題，而不是和群眾站在一起看實際問題 ，分析問題，以至失去了指導意義。
溝通不能離開實際，辯論不能離開現實。問題的解決不能靠等，離開現實遠了，就不容易抓住本質，‘等有了高深理論’也不自覺地成為‘背’理論。等到了，離現實遠了，用不上了，再等。很多時候不能直接用上，不想忘隻能背，想用還要再結合實際，又是個等待的循環，最終‘背’打敗‘用’，屢背屢敗。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隻爭朝夕。 掙脫背理論的束縛，真正指導解決現實問題，中國的幹部必須要有此潤之矛的精神。
這就要求幹部必須從群眾來又會到群眾中去，形成有效率的溝通基礎。人民監督是個關鍵條件，其一就是防止幹部單獨存在去偷懶。
張子善那樣的問題當時不是很多，卻是個很壞的苗頭。說明了‘人民監督’不夠，自己監督自己不可靠。以往的經驗和成績不可靠。從這個事情上看，潤之矛當時就下了決心要實行人民監督的方法。推廣決心的堅決程度可以從1952之後到貪汙屢禁不止的事實當中反映出來。可以肯定地說，1976之前，貪汙少，老百姓不認為當時的貪汙成為了嚴重的社會公害。

出了事再解決，可能有個結果，但不能防止損失的發生。一個人犯錯後改了，另外一個還犯錯，還是同樣的錯誤就還有損失發生。未雨綢繆是必須的，人民監督也是關鍵條件。大家參與，大家學習，大家受益。這是它的另外一個好處。

政治活動中，壞苗頭基本都能及時製止，但沒有可靠方法是不行的，還會犯錯誤。所以發動文革，找到預防和及時改正錯誤的方法，教會老百姓保證自己社會的穩定繁榮，這對熱愛中國的潤之矛來說就是必然的。

錯誤主要是兩類，一是方向錯

做個比喻，就如同你在山頭看到對麵的山頭上的美麗女子，她的美麗和感人的故事使你下定決心，穿山過河，向你心愛的人的方向前進。

具體的行進方向變了又變，路途越長變的越多。具體的方向和最終的方
向在特定時期是不同的，這是難點。為了不迷失大的方向，每次走了一步之後都要看看最終的目標，結合實際調整具體的方向，以便最終走到希望到達的目標。

大的方向就是文革所說的走什麽道路的問題，性質問題。找方向是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如同地球上的人總是麵朝東方，但腳下的路的延伸方向變化不定，路上的人既堅持沿著能走的路走，也時時堅持麵向東方，不斷挑選能保持接近目標的路。這個過程說的是具體的路線問題上不犯錯誤。

方向有了，接下來就是解決這個方向，即當時的路線問題和工作方法之間都要兼顧的問題。 隻強調經驗，不變更方法就比較容易犯右的錯誤。隻強調大的方向不兼顧具體問題的小方向的調整，就容易犯左的錯誤。
分清現實和最終的方向，同時也要結合兩者來解決具體問題。所謂結合就是要知道按照大方向及時調整小方向。方向是幹部領導主導的，他們調整錯了，尤其大方向錯帶來的問題就很嚴重。

二是方法錯

成績講夠，錯誤說透。看來明白，實際糊塗。錯在強調了方法，忽略了方向。解決問題的方法裏不說問題的本質是什麽，成績和錯誤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從成績走極端，看看政績工程。這樣的領導多了，定是小問題變大問題，老百姓的問題沒解決。
從錯誤追求極端，看看現在的律師。現在的律師比這做的更絕。盡量說好的，能力關鍵看能隱瞞多少材料不說。錯誤不說，本質更不關心。沒有極端可走就到處瘋喊。不說本質說對錯有什麽意義？沒必要判斷對錯還要法律幹什麽？茶館不好去非去法庭站著？
潤之矛用過‘人至察則無徒’來警醒幹部。如果公安局，檢察院的人，也來個以對抗為美，不顧本質，細細劃分，人人都是獨立的人，且都不一樣，人也就失去了人的本質，沒有必要有人這個概念了。法律也都是一次性的，用了就可以扔了，要律師幹什麽？脫了褲子放屁嘛！ 一頭紮進孤立中的人多了，尤其是這樣的名人多了，社會就亂套。

認清本質要一分為二，也要合二為一。這個統一，對中國社會來講，就是‘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如果律師完全以個人的名利為出發，以勝訴為全部追求。社會會什麽樣？
暫時看他的客戶可能是得到利益的，但別的人就會繼續走極端，讓更大的錯誤發生來獲得利益，因為律師為了勝訴是什麽都幹的。後來的客戶帶來的更大的錯誤，必然是要讓社會中的其他的人來承擔，保證自己獲益，否則就不幹，也不找律師了。
每個人都這樣拚命給別人帶來損失，前仆後繼，社會中有誰還能受益呢？中國存在還有什麽意義？讓律師專門玩遊戲他人的遊戲？
中國存在的意義，對中國人來說，就是要‘為人民服務的社會’存在，而不是讓個人利益最大化走到瘋狂，迫使社會解體。

偏離這個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關心成績和錯誤就沒有必要了。

以前的和現在的問題，充分說明了文革的方向選擇是正確的，現在仍然對中國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凡是要實踐，要達到成功，就要不斷糾正理論上的不符合實踐要求的地方，甚至它存在的瑕疵，犯錯要改。具體該怎麽改，沒有固定的方法，但聯係實踐期間的實際情況是必須的，分析重要問題，抓主要的矛盾是必須的。
潤之矛瞄準的具體問題，就是幹部問題。如果幹部領導方向錯了，不能時時把握共產主義的大方向，不能把具體的方向和長久的方向有效分開，也不會結合起來。錯誤是遲早要發生了 。
群眾不知道自己是盲信，幹部很驕傲，不知道錯誤離他們很近，自認為革命經驗多沒問題。 這都說明群眾和幹部犯錯的原因主要是思想問題，文革就是要從文化上改進。讓群眾能主動思考，讓幹部能主動回到群眾去，這樣大家看到的方向才能一致，才能麵對同一個問題，溝通才能有效建立，人民監督也就能有的放矢。突破這個困難，1949指明的最終目標就會比以前更清晰，人們看的也更明白。

正確的思想實際是最容易被忽略，也最容易發生激烈辯論的思想，因為曆史證明人們認識真理是個痛苦的實踐過程，也是發現真理的過程，引發爭論是正常的。

曆史，現實和未來都會印證文革，它的思想就是‘正’。正對了中國人文化上的缺點，缺少實踐真理的實際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