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遠行
我的隨筆
安·蘭德（Ayn Rand)是一位年輕時從蘇聯來到美國的著名思想家，她的書，尤其是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和《源泉》，銷量達一千萬多本，被廣泛認為是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書籍之一。據說隻有聖經可以匹敵。
她對美國的自由主義思想（Libertarianism)和保守主義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特別是那些倡導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和有限政府的人士，如眾議員羅恩·保羅和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都承認她的影響。其他承認受她影響的有名人物包括前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支持川普的多位科技大亨如皮特·泰爾（Peter Thiel）、馬斯克、喬布斯、埃裏克·施密特。我在第一次讀到她的話語時，也是如大夢初醒，深受啟發。
蘭德思想的概述如下：
- 個人主義：蘭德重視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她的哲學強調理性自我利益的重要性，以及個人追求幸福的道德權利。
- 有限政府：蘭德主張建立一個最小化的國家，其主要功能是通過警察、軍隊和法院保護個人權利。
- 資本主義：蘭德堅定地支持資本主義，認為這是唯一符合道德的社會製度，因為它允許個人根據理性自我利益行事。
- 反對集體主義：蘭德反對集體主義製度，因為這些製度優先考慮群體權利而非個人權利。
- 蘭德的著作在20世紀中葉對許多自由主義者產生了影響。然而，自由主義有其自身的思想家和傳統（如古典自由主義），並不完全與蘭德的哲學相一致。弗裏德裏希·哈耶克和米爾頓·弗裏德曼等人常被視為自由主義的奠基知識分子，他們的看法與蘭德不盡相同。
盡管蘭德的影響顯著，但她的思想也遭遇了不少批評。她強烈的個體主義和對利他主義的痛恨和摒棄使得不少人將她的哲學視為精英主義。但這些批評的說服力不強，我最近的文章《個人主義的邊界》應該是對蘭德哲學的問題給出了最清楚的分析，那就是，個人主義是一個社會給予它的“特權”，這種特權來自它所處的社會的大多數人，而大多數人之所以願意，是靠利益換取，這也包括福利。我的這個思想也對福利經濟學有所貢獻，那就是，福利的最優結構，包括數量，要使得整個社會的福祉最大化，這包括企業家願意繼續創新，窮人得到一定的福利願意維持這個製度。
按照這個思想，我還要進一步說，蘭德的哲學並不是那麽新，它並不是蘭德來到美國之後，由於痛恨她的母國蘇聯施行的集體主義而形成的一個嶄新的哲學，而是深深紮根在十月革命之前俄國土壤中的貴族思想的種子，在美國的發芽長大。而具有悖論意味的是，那個種子，曾經在俄國的土壤中長了幾百年，是棵參天大樹，但是由於它的問題，也就是精英貴族對俗人農奴般的無視，早已在十月革命中被連根拔起。她的那個純粹的個人主義王國就是一個烏托邦，在美國很有影響，但並未獨占鼇頭，因此，也還沒有導致美國發生十月革命。畢竟，美國沿襲的是英國的文化，後者縱有精英，但不追求極端的貧富分化。
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 也許稱為個體主義更好。但蘭德的哲學，還有個正式的名字，叫客觀主義，它強調理性自我利益和追求個人幸福是最高的道德目標。我現在要繼續說明的是，蘭德的這個個體主義根植於一個曆史背景，那就是反映了俄羅斯精英對社會和治理的態度。蘭德所闡述的個體主義可以追溯到一種俄羅斯貴族的傳統，這種傳統將平民視為沙皇意誌的“奴隸”，而那些擁有智慧和行動力的人——貴族和士紳——自認為應當超越這些貧苦大眾。最終，正是這些貴族的態度導致了他們在十月革命主義者麵前的覆滅。
個體主義與俄羅斯貴族
在革命前的俄羅斯，社會結構明顯分為精英和大眾。貴族以財富、教育和優越感為特征，常常把自己視為文化和文明的傳播者，而周圍則是未受教育的農民。貴族在文學和藝術方麵躋身歐洲，貴族甚至講法語。這種隔離開的貴族階層內部孕育出了一種獨特的個體主義，強調自我利益和個人成就，優於集體責任。蘭德的哲學可以被視為這一心態的延伸：傑出理想中的人應該不僅在追求中成功，還應在其追求中占據主導地位，而對那些被視為較無能者的人則無需關心。
蘭德對“高尚”個體的讚美，恰好反映了這一曆史視角，因為它展現了俄羅斯貴族對其社會角色的看法。貴族們認為貧窮者是進步的障礙，是不值得同情或援助的個體。這種信念催生了一種文化，在這種文化中，重點在於培養傑出的個人，而忽略社會不平等帶來的更廣泛的影響。因此，蘭德對利他主義的拒絕和對集體責任的蔑視，可被視為這種根深蒂固的精英主義意識形態的表現，讚美個體的偉大，同時忽視大眾的困境。
十月革命的興起與貴族的衰亡
俄羅斯貴族的最終衰亡緊隨1917年席卷全國的革命浪潮。布爾什維克在憤恨精英壓迫和鮮明的社會經濟分化的背景下，尋求鏟除貴族特權的根基。他們利用長期以來社會對貴族的憤恨。因此，革命不僅針對沙皇統治下的壓迫結構，還針對那些為其優越地位辯護的態度。
蘭德的哲學根植於導致她的俄羅斯前輩們毀滅了的那些精英主義中，這提出了關於個體主義可持續性的重要問題：當個體主義建立在排斥和忽視民眾福祉上時，它是否能夠長久存在？貴族們未能意識到自己對社會的責任，最終導致他們的覆滅；通過隔離他們所認為的“低人一等”的人，他們創造了一個爆發革命的環境。在這一背景下，蘭德對個體主義的讚美更像是一種沉痛的提醒，警示我們，當精英無視社會的整體福祉時，最終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
蘭德思想在美國並沒有受到布爾什維克式的反抗，因為它的影響並沒有占據絕對的主導性，它對那些有才華的個人給予了極大的激勵性。任何有這樣的能力和野心的人，讀了蘭德的話都會熱血沸騰。這大大促進了美國的創業精神和企業家精神，這是蘭德的偉大貢獻。但是純粹的蘭德精神實際上是個烏托邦，不可能讓每個人都這樣打雞血一樣度過一生，社會畢竟還是以普通人為主。如果完全無視普通人的福祉，精英創造的財富不能夠讓普通人受益，他們為什麽願意給精英這種特權呢？好在美國製度還是能夠盡快將精英創造的財富轉移給普通人的，這並不是說普通人不創造財富。
總之，蘭德對個體主義的倡導，盡管被視為一種突破性的哲學，但卻回響著一種紮根於貴族精英主義和係統性不平等的傳統俄羅斯敘事。她認為聰明且有能力的人應當超越群眾的觀點，反映了俄羅斯貴族對社會的曆史看法，他們曆史上視自己為社會的合法統治者，對貧困大眾的責任感幾乎為零，雖然在文學上予以同情。然而，隨著十月革命革命的到來，這種對精英的崇拜及其隨之而來的管製，揭示了個體主義在走向極端的情況下必然要麵臨的深刻危機。
蘭德的哲學既是對個體力量的探索，也是關於社會福利重要性的警示。對她思想曆史背景的反思讓我們考慮：個體主義必須與對整體社會的承諾相平衡，否則我們將重蹈覆轍。在一個日益財富分化的世界中，對蘭德個體主義的反思值得我們進行更深刻的審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