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遠行
我的隨筆
齊邦媛的《巨流河》，敘述了她一家從遼寧鐵嶺向南向西最後到台灣的曆史。向南向西是因為日本侵略，到台灣則是內戰失敗。
讀著這本書，我感到有很多與我相關的內容。這相關，不僅因為我們同是東北人，還有更多的東西，它們觸及了我們的生命曆程。
不過，首先要說的是巨流河這個名字。我以前沒聽說過這個河流，但看下去，知道這是遼河的另一個名字。我當然聽說過遼河，因為它在遼寧，我家在吉林，是鄰省。可是，我對這條河沒什麽了解，不知道它有多長、多大。齊邦媛把遼河說得很大，名字都叫巨流河了，一定很大。
於是，我問人工智能幫手：遼河大還是鬆花江大，它說，是鬆花江大，細節是這樣的：
我舒了一口氣，看起來還是我家這條江比齊邦媛家的那條河大，沒被比下去。不過看起來，遼河也不小，我原來不知。
然後我又問人工智能幫手，這兩條河相距多遠。其實我感覺是不遠的，畢竟隻是兩個鄰省內的河流嘛。但是人工智能不解我意，它說：雖然它們同是東北地區的兩條重要河流，但在地理上相距較遠。具體來說：
看到這，我想我家那段鬆花江，在吉林，不在黑龍江，所以沒那麽遠。即使是黑龍江，也還在東北，也不太遠，我念大學是在安徽，齊邦媛念大學是在四川。後來，她去了台灣，我去了美國，還落腳香港，我們知道，什麽是遠。
對於這種遠近，我有切身體會，以前在大學放假回家的時候，進入山海關，就覺得離家近了，到了遼寧，簡直就快到家了。
在她的書中，她寫到的從關裏回家路過的那些地方，也是我上大學時回家路過的地方。尤其是，在她一生中最後回故鄉的那一次，她從台灣回來，先到上海，再從北京坐火車，進入遼寧，她寫到：興城，葫蘆島，錦州，溝幫子，新民….，我那時從大學回家，從合肥走到這些地方的時候已經一天多了。之後，沈陽的同學下了車，我還得繼續走，在我心裏，就是這樣量度遼河到鬆花江的距離的。
我讀齊邦媛這本書之前，我沒怎麽聽說過她的名字，讀著讀著，有了這些共同的地名體驗，而且又看到她家與我家的一些相似，覺得有密切的關係。
而且，我覺得也許我曾與她擦肩而過。
你看，她回鄉那次是在一九九三年，那之前我已經去美國幾年了，不過，在她回來的那個時間段裏我也恰巧從美國回家。所以，這一次都是我們第一次從海外回來，她相隔幾十年，我幾年。這很巧，我想，也許，我與她是乘坐同一輛列車踏上回故鄉之路的。她沒有說哪一天、哪一列火車，我也不想知道，覺得非常有可能就好。萬一真的是這樣，我們可能就擦肩而過了。
那一年，她快七十歲，我快三十歲。
我與她，相隔四十一年，那些年中間，她有一半多的時間在逃難，因為日本人侵略中國的腳步，從東北到盧溝橋，從上海、從廣州。步步緊逼。
她的一家，從鐵嶺到北平，到南京，漢口，長沙，桂林，重慶，她又因為上大學而到樂山。
後來，戰爭結束了，她去了台灣。
她這四十年，似乎與我無關，但不是，她的經曆，與我間接的，非常相關。
九三年那一次，她的車過了沈陽，下一站就是鐵嶺，她在那裏下車，那是她的故鄉。而我那一次卻是在沈陽下車了。我在大學的時候，通常是過了沈陽繼續往前走，但是偶爾，我也在沈陽下車，就像那一次。我去沈陽，是因為我姥爺的弟弟妹妹在那裏，他的弟弟，我也叫姥爺。他的妹妹，我叫姑姥。
不過，即使前行，我也不能與她同行到下一站。她的那條線路是通往長春的，過了鐵嶺，有四平，而我離開沈陽之後走的那條線，路過撫順，然後是梅河口、煙筒山、最後到吉林市。我不厭其煩的念叨這些名字，是因為它們忽然喚起記憶裏太熟悉了的聲音，它們曾給我很多“又離開家了”或者“快到家了”的思緒，而在我下筆寫這些之前又是多年不曾想起的。此外，我強調“吉林市”，而不是“吉林”，是因為很多人不知道有吉林省吉林市，或者不知道吉林市並不是吉林省的省會。這一特征，據我考證，隻有“紐約州的紐約市”有。而同時在這兩個地方生活過的人，寥寥可數，如果不隻是我一個人的話。
至於沈陽的姥爺和姑姥，我是在大學的時候，有一次回家路上第一次在那裏下車，第一次去拜見他們，我的姑姥爺來接的我，他騎著一輛有著寬邊後座的自行車，把我的行李放在上邊。我第一次見到這位遠方的親戚，很興奮。
那之後，我多次去看望他們。姥爺和姑姥兩家對我都非常好。
所以這次第一次回國，我也是路過那裏，去看他們。我這個姥爺在我幾年前離開中國的時候，還在工作，是東北大學的流體力學教授。姥爺家有兩個舅舅一個姨，我和姨夫交流甚多。姑姥家我有一個舅，一個姨。我大學畢業之後，我這個舅正在北京讀博士，也想讓我去北大讀經濟博士，他曾帶我參加過一次政治體製改革研討會，我那次近距離接觸到一個大領導，大家尊稱他薄老。後來我決定出國，我舅給了我一些考試需要的美元，不知他是哪裏給我弄的。
我這個姥爺是我親姥爺的小弟，有一本《工程流體力學》的書比較暢銷。華為的任正非創業的時候，跟他有聯係。他在回答《金融時報》的記者時回答道：
他對我姥爺對他的幫助記在心上，前幾年給我姥爺家寄去手機多部。我姨夫回信說：
我覺得我姨夫的這封回信簡短且有風度，有文化就是不一樣，我舅舅和姨把他當成姥爺家的掌門人。他說話時總是笑容滿麵、很有感染力。
但我家的這些事與齊邦媛有什麽關係呢？ 有，是通過另一層關係。
我用這樣的比喻來說明這個關係：就是我的想法，通過我的血脈，冥冥之中傳給我的另一個親人，而這個親人，肯定見過齊邦媛的父親，甚至，我想這個人也應該見過她，因此，通過我的血脈，我與現在已經離世的齊邦媛有了對話。她2024年去世，活了一百歲。
齊邦媛是1947年去的台灣大學當助教，那時國民黨還沒有在北方戰敗，還不知道會被打到台灣，所以她去了之後，還想回大陸，可她每次問父母，父母都說每況愈下，先別回來，又過了不到兩年，她的父母和哥哥妹妹也逃到了台灣。就像無數類似的故事一樣，他們就與大陸隔絕了幾十年。
她在台灣結了婚，丈夫是武漢大學的學長，也是流亡期間在樂山那裏上的大學。不久她丈夫作為鐵路工程師，轉到台中工作，所以她也辭去台大職位，去了台中，後來進了台中的中興大學。二十年之後，1970年回到台北。
幾年前我去過中興大學，那裏有我的一個朋友，我們曾經聊過，可以讓科大校友與中興大學合作，弄個科大中興分校。但是一直沒結果。我之前把問題歸咎於事情難辦，可是寫到這，我覺得，還是我沒有足夠努力。
但那個學校的校園，讓我記憶猶新，因為，它在台灣的中部，離台北較遠，而且也有點其貌不揚。這與我的母校中科大相似。
隻是那個時候，我不知道齊邦媛，否則可以想象一下有她的校園。不過即使是在那個時候，她也早已離開了中興，回到台北。
在介紹我的那個親戚之前，我們還需要再說一下東北的旅途。
我上大學時坐火車從學校回東北的家，到了天津算走了一半，家好像還很遠，到了北戴河，山海關，感覺離家近了，然後就到了錦州等那些上麵提到過的那些地方了。
我讀了《巨流河》才知道，當年郭鬆齡和齊邦媛的父親齊世英等就是從那裏打回關外，要張作霖下台，但是他們到了遼河附近就由於各種原因被張作霖擊敗，郭鬆齡夫婦被抓住後槍斃，暴屍城外。
郭鬆齡年僅四十一歲。齊邦媛說他有現代思想，又會用兵，說張作霖與直係軍閥的勝利大都是郭鬆齡指揮的，有人說這是過褒，但事出有因，否則他怎有膽量起兵？而他起兵的目的據齊邦媛說是為了阻止軍閥混戰，建設東北。這個也有一定根據，否則林徽因的爸爸也不會跟著他起義。
至於林徽因的父親林長民為何卷入其中，我們得花點時間介紹一下。
“五四”運動之後，林長民帶著林徽因去歐洲考察，在見識到了外國的繁華之後，（而且也把林徽因和徐誌摩分開之後，）林長民想把這些所聞所見應用在中國身上，然而彼時的中國正在經曆軍閥混戰，林長民深感報國無門，心中十分鬱悶。
就在這個時候，郭鬆齡準備起兵反抗東北軍閥張作霖，郭鬆齡手下雖然戰將很多，但缺少懂政治的人，於是他就找到林長民，向林長民許諾，隻要能擊敗張作霖，就把東北三省的經濟民生交給林長民打理，這讓林長民心動了。
林長民認為隻有先在東三省推行自己的主張，才能進一步推廣到全國，於是他加入了郭鬆齡的陣營。然而郭鬆齡造反失敗，林長民也隻能被迫跟著郭鬆齡一路逃命。但張作霖並沒有放過林長民，他手下王永清帶騎兵追上了林長民，49歲的林長民身中數彈，帶著無盡的遺憾喪生。
齊邦媛的爸爸齊世英一輩子的遺憾是這次起義沒有成功，他認為，這個失敗導致後來所有的結局，即日本人炸死了張作霖，建立滿洲國，大陸淪陷，日本進犯，日本投降，蘇軍宣戰，內戰失敗，國民黨兵敗去台等等，如果當時成功了，也許後麵這一切都是另外一種情況。但曆史無法更改。
郭鬆齡和林長民死了，齊世英等六人逃到了日本領館裏，張作霖要人，但是日本人吉田茂不放，救了他一命。兩個人在領事館裏惺惺相惜，成為朋友。不過我覺得日本人可能是覺得齊世英以後沒準兒有用。齊世英先是留學日本，後來留德歸來，這個日本人覺得和他很有共同語言。後來吉田茂成了日本首相。
（齊世英）
（吉田茂和麥克阿瑟）
一天晚上日本人掩護讓他們從領館逃出，齊世英輾轉到日本再從海參崴回國，最後到了蔣介石手下，蔣介石說他不像東北人，這話其實是對東北人一般都很粗魯的看法的強調，隻要稍稍儒雅一點的東北人都會被如此告知，我也經常得此殊榮。當然上海人也經常被這麽說，“你這人不像上海人”，意思卻很不同。
後來在台灣的時候，蔣介石要反攻回來，需要軍費而要提高電費，齊世英在立法會中反對，蔣介石因此把他開除出黨。我想，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定是二人有矛盾很久，而這矛盾，我想是因為蔣介石在日本投降之後，沒有用東北人去東北接收，而是派了熊式輝這個據說無能又不了解如何與東北人打交道的南方人去，釀成失敗後果，因而一敗再敗。我猜齊世英可能認為自己才是適當的人選。如果真是這樣的邏輯，而齊世英又真能做到，蔣介石也是咎由自取，但曆史無法重複，更無法驗證，更可能是幻想。
齊世英在德國大學學的是哲學，後來齊邦媛在重慶的家裏到了申請大學的時候，也想學哲學，被在流亡在樂山的武漢大學錄取。在那裏，朱光潛對她說，你沒有做哲學的慧根，跟我學外語和文學吧，於是她後來就是外文係畢業，也因此成為台灣文化界的人物，直到寫出《巨流河》，終於成為名副其實的大作家。這本書，是傳記，因此是傳記文學，既不是小說，也不是史記。實際上後半部像流水賬，不太文學，但是前半部很好，因為她寫出了國難的感覺，以及她與年輕的飛行員張大飛的朦朧但純真的愛情，那個愛情很真實，很理想，很淳樸，但也是不可能的，因為一個整天在天上飛，知道自己必死，另一個則每天在讀古詩和英詩。一個知道必死但卻每天駛向天空的年輕人是理想的化身，具有宗教感，以及極強的愛國心，是常人無法企及的，這讓這前半部非常文學，非常打動人心。
齊世英和太太很好客，他的家從南京開始，一直是東北流亡老鄉的家。齊邦媛的母親甚至在這些南方地方醃酸菜做豆瓣黃醬這些東北人所愛的菜，讓這些流亡的人解思鄉之苦。
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比齊世英小6歲的遼寧老鄉也應該去過他家。他們在武漢、重慶都有很多交集。如果這期間他們沒有見過麵，這已經極不可能，那麽在台灣國大開會的時候他們也應該見過，因為這個人是代表遼寧的國大代表，而齊世英是遼寧幫的頭，他們沒有見過麵是不可能的。
這個人與齊世英一樣，也是留德歸來，隻不過，齊世英去得早，哲學肄業，回來得也早。而這個人去得晚，又是在德國布勞斯維工學院化學工業博士畢業，（Technic University of Braunschweig)。
這個人是我的大姥爺，我姥爺家族的大哥，他叫李詩長。
1938年，李詩長博士畢業之後，民國駐德大使館聯係讓他去柏林工業大學學習炸藥和毒氣科學。學成之後，他回到武漢，為“軍事委員會戰時幹部培訓團第一期”上校教官，特別列出是防毒氣。軍事委員會就是當時的政府，周恩來等也由於國共合作而在其中。
他雖然是化工博士，但不知為什麽對原子能有想法。原子彈在日本爆炸之後，他給中研院致函對原子彈研究提出四項建議，總統檔案內有回複《抄李詩長函》。
不過他的主業是化工，抗戰勝利後的1947年，他被派往撫順接收礦業石油資源，是撫順礦務局研究所所長和製油廠廠長。
在撫順不到兩年，國民黨失利。1949年的一天，政府命令他必須馬上離開，隨同去台。他從撫順到沈陽，住在我姥爺家裏，我媽那時候幾歲大。第二天他坐飛機離開東北，從此再未見到家鄉。
在台灣，他去台南的成功大學做了化工教授，對台塑的發展做出了貢獻，被學生們稱道，至今也有令人尊敬的李詩長獎學金，桃李滿天下。
我家與齊家的關係就說清楚了。但這些似乎都是老一代的事，與我有何關係？有的。
很快解放了，我姥爺學的是獸醫，被派往吉林省鎮賚縣種羊場工作。
後來我媽上大學，醫學院畢業之後在那裏的一個村莊工作。
而我爸爸，這個鐵路司機的兒子，在吉林市讀完醫學院被派往鎮賚工作。我爸在那個離家“很遠的地方”被東北日報譽為“白求恩式的模範外科醫生白大夫”。他的家庭成分是工人，有能力，前途無限。
但是，他偏偏愛上了我媽媽。不久我出生了。
（六個月的我）
當我爸爸要被提職副院長的時候，院長說，白大夫年輕有能力，家庭狀況好，是我們最可靠最有力的工人階級出身。但是外調的人員回來說，他老婆家有人是台灣國大代表，不行。
三年後，我媽生我二弟的時候，我姥爺被打得半死不活，據說臥軌身亡，但沒人知道是怎麽死的。
他慘遭批鬥的時候，我媽那時候每天流淚，所以對我二弟沒我學習好這個事她引以為憾，覺得是她的精神狀態影響了我二弟胎兒質量。
我爸在上一級醫院裏，因為家庭成分好，自己很賣力，還有不錯的地位，對我媽有一定的照顧，他說如果不是因為他，我媽就更得靠邊站了。那時我媽每天不說話，前途渺茫。我爸也被領導要求和我媽劃清界限，他沒有那樣做。
我媽說，她就是看著我和弟弟，才有活下去的勇氣。
我姥爺曾經有一張抱著我的照片，可我不記得他了。
但我爸爸在鎮賚那裏也沒有前途，甚至回不了吉林。後來，我爺爺去世，他對領導說老媽需要人照顧，文革這個時候也要求不嚴了，那時我八歲，我們家就搬到吉林市附近的法特公社。
這些事，以及後來的事，我按照高爾基的方式寫過《我的童年》和《在人間》，這裏就不多說了。在法特，78年有一天我二姑父急急忙忙從吉林坐長途汽車去法特，拿走我的戶口本，說吉林一中在全地區招生考試，給我報名，我考得不錯，於是進了吉林一中，住在奶奶家裏，後來進了中科大。
多少年以後，讀到了巨流河， 有感覺，於是像上麵說的那樣，想知道遼河距離鬆花江有多遠。你看，這兩條河說起來不遠，但也很遠，因為我們又飄到台灣，美國和香港。
我那個大姥爺和齊邦媛一家逃難去的武漢長沙重慶我沒去過，這有點遺憾。我也很遺憾到現在還沒去看這些美麗的山河，不過他們與我的鬆花江還有齊邦媛的巨流河倒確實有點距離。如果不是不得已，他們當初是否會漂流那麽遠？是否會就在家鄉的巨流河和鬆花江上漂流？而人在一個地方漂流過之後，是否還要經常回去憑吊？人生那無數逗留過的地方，在往昔某個時刻填充了我們的生命，讓我們有了個棲身之地，那裏的星星曾為我們指路，那裏的蒼穹曾給了我們陽光的溫暖，路邊的花朵曾經向我們微笑。但是，都回不去了，我們隻好搖搖頭，望著窗外發呆。
我在鎮賚的老舅有天告訴我，那個大佬爺的老婆和兩個兒子當時沒來得及跟著他去台灣。那麽，60年代他們是怎麽度過的？我沒問過。老舅還說，因為在台灣他和大陸失去了聯係，又生了一個兒子，還有了孫子，這個孫子是普林斯頓畢業的，畢業的時候這個大姥爺還去過。我在那裏讀博士的時候，他應該是本科，我忽然想，會不會那時候也曾和大姥爺和他孫子擦肩而過！他曾給我的姥爺，我的父母，我的親人帶來那麽多的影響，那是他不能左右的，也是他在離開沈陽那一天，與我姥爺告別，也許還拍了旁邊站著的我幾歲的媽媽的頭，那個時刻萬萬想不到的。
也很喜歡齊先生的《巨流河》，特別是前半部，看時常常流淚掩卷。
齊先生在 “《巨流河》，我一生的皈依” 中寫到：“我曾回過大陸。到過我從小生長的家鄉。可惜的是，物是人非，早已看不到我記憶中的影子。那還是我的家嗎？我已經沒有家可回了。"
是的，早已看不見，早已無家歸。早已根去隨風。 齊先生千古！
謝謝博主分享。
蘇聯遠東情報局曾經在中國和中日兩國關係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謂縱橫捭闔。1927年蔣介石與蘇共反目，遠東情報局就策劃了一係列叛亂。西安事變和盧溝橋事變以及珍珠港事件都有遠東情報局的重重鬼影。
郭鬆齡反叛閥張作霖，背後主謀是蘇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