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遠行
我的隨筆
將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聯係在一起，或者將企業自由與個人自由聯係在一起，自古有之，但是自裏德裏希·A·哈耶克開始更為突出，簡直成了英美自由主義的根本思想。這種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米爾頓·弗裏德曼的《資本主義與自由》。他們倆都是學院派經濟學家，分別於1974年和1976年獲得諾貝爾獎。但讓他們成名的並不是他們的學術，而是他們的論點和影響力。這兩本書永遠都在印刷出版，很難想象它們會從英美的出版物中銷聲匿跡。
哈耶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寫下《通往奴役之路》的。他從奧地利移民到英國後在倫敦經濟學院就職，於 1944 年出版了這本書。1944 年的世界是什麽樣子呢？股市崩盤、世界範圍性的蕭條以及兩個強大的極權國家的崛起。如果希特勒沒有入侵蘇俄，那麽現在歐洲可能就被分成東西兩部分，西邊歸德國，東邊歸蘇俄。他們都不會采取哈耶克的思想，而英美為了對抗這兩大陣營，是不是也應該采取極權主義呢？我們不知道。但在那樣的一種國際形勢下，哈耶克寫了這本書，可能是想警告英美人民德俄模式的本質，也警告他們自身如果效仿德俄的後果。
哈耶克認為英國人在這兩方麵都沒有看清本質。當時的英國人，尤其是很多精英，都認為更多的國家管製對於防止經濟崩潰是必要的。他們不認為這意味著放棄自由，但哈耶克警告他們，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他將此書獻給“英國各黨派中的社會主義者們”，告訴他們，中央計劃，即使是由民選政府執行，也是一種極權主義。”人不應該讓別人告訴你怎樣處理自己的私有財產，我們這一代人很多人忘記了，私有財產製度是自由最重要的保障，不僅對於那些擁有財產的人來說是，對於那些不擁有財產的人來說也是，一點都不少。”
哈耶克當然也承認，有些事情需要政府來做，因為私人幾乎做不到。比如我們需要法律和法院來保護財產權並執行合同；需要軍隊和某種形式的貨幣，需要一些私營企業無法盈利或難以有效的公共需求。
但哈耶克提出了他的典型論點：計劃是自上而下的，需要中央極權，無論這個權力的動機是什麽，都不可避免地會演變成極權主義。“從聖潔專一的理想主義者到狂熱者隻是一步之遙”。他認為社會主義將會摧毀他所認為的西方文明基本原則：個人主義。福利國家或許能讓人們有飯吃，但代價卻是人的存在意義。人們不僅會失去自由，更糟糕的是會從此麻木不仁。
《通往奴役之路》是在地緣政治極不確定的時代寫成的。“極權主義未來會發生在這裏嗎？”這個問題困擾著英美許多知識分子，包括卡爾·波普爾、漢娜·阿倫特、以賽亞·柏林和喬治·奧威爾。奧威爾寫道，哈耶克“說在我們這個國家，知識分子比普通民眾更具極權主義思想，可能確實如此是”。但奧威爾又說： “他沒有看到，或不承認，對於廣大人民來說，回歸‘自由’的競爭意味著一種比極權更壞的暴政，因為自由競爭可能對他們的需求更無回應。” 我覺得奧威爾這後一段話回答了我對於他的不解，即既能寫出《1984》又能認同工黨並擁抱社會主義。這句話說出了一個現象，那就是很多人或者事對自由社會有種恐懼，或者可能並不在乎“人存在的意義”。如果在競爭中失利，對他們來說也是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但是我想哈耶克會說，這樣的人哪裏都會存在，但在自由社會裏一定比在不自由的社會裏少很多。
時間到了1960年代，另外一個新自由主義者走上了舞台。
弗裏德曼於 1962 年出版了《資本主義與自由》這本書，當時正值“凱恩斯時代”的中期。人們認為政府計劃對於刺激增長和維持“總需求”至關重要。如果人們停止消費，公司就會停止生產，工人就會被解雇。大蕭條的教訓和羅斯福新政告訴我們：政府應該幹預更多，而不是更少。前幾天我翻譯日本中央銀行的近年政策一書，驟然發現，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是羅斯福總統和左派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的追隨者，所以要堅定地用貨幣政策來影響、改善通縮狀況。當然美國自伯南克以來也是如此。不過貨幣政策與基本政策還是有所差別。中央銀行利用貨幣政策給經濟創造一種基本環境也是現代資本主義摸索出來的經驗吧。
回到1960年代的英國，正如哈耶克所擔心的那樣，戰後工黨政府將關鍵產業國有化，並創建了國家醫療服務體係——反對者稱之為“醫療社會主義化”。在美國，社會保障和退伍軍人等政府項目法案非常受歡迎，巨額支出法案獲得了通過。 1956 年《國家和州際國防公路法》授權建設州際公路係統，便利了州際貿易並降低了運輸成本。 1958 年的國防教育法案將聯邦資金注入教育領域。 1964年，國會宣布就業中的種族和性別歧視為非法。一年後，政府創建了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Medicare and Medicaid）。 1950 年至 1962 年間，政府支出增加了一倍多。與此同時，美國和英國的最高邊際稅率已經接近 90%。
然而 1950 年至 1973 年間，世界 GDP 卻大幅增長，超過以往曆史上的增速。美國和西歐不僅增長率高，財富平等也前所未有。 1959年，美國的貧困率為22%； 1973年，這一比例為11%。這也是一個“個人解放”的時期。人們感到自由，表現得自由，並要求更多自由。對於新自由主義者來說，這是一個打擊。按照他們的理論，人們不該有這種自由的感覺，而應該是被動的和依賴的，甚至是失去生存意義的，不是嗎？
這是新自由主義的噩夢——但是弗裏德曼沒有後退。 《資本主義與自由》這本書以對約翰·肯尼迪就職演說一句話的輕蔑作為開篇。約翰·肯尼迪的演說中有一句著名的話，提到了“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麽”，弗裏德曼寫道：“這種家長式的話讓人覺得政府是讚助人，公民是被監護人，這種觀點與自由人對自己的命運負責的信念相矛盾。 ” （實際上，肯尼迪的話是，“美國人不應該問你們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麽，而應該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麽”。但不論怎麽講，我同意弗裏德曼，這是“家長式”的，也是我討厭的一句話。）
弗裏德曼列舉了一係列他反對的事情：租金管製、最低工資法、銀行監管、聯邦通信委員會、社會保障計劃、職業執照要求、公共住房、軍事征兵、公共經營收費公路和國家公園。在那本書後麵的一個章節，他也反對反歧視法（他將其與納粹的紐倫堡法進行了比較：如果政府可以告訴你不能歧視誰，就相當於在告訴你你必須歧視誰），勞工工會（反競爭壟斷）、公立學校（納稅人被迫資助“編織籃子”這樣的課程）以及累進所得稅。他認為遺產稅並不比人才稅更公正。遺產和天賦都是與生俱來的偶然。為什麽對遺產征稅而不是天賦征稅，人們覺得是公平的呢？
弗裏德曼書中的很多內容呼應哈耶克的觀點。 （從 1950 年到 1972 年，他們也都在芝加哥大學任教，弗裏德曼在經濟係，哈耶克在社會思想“委員會”，聽起來像是哈耶克不應該在的地方。）“從保障個人自由的意義上來說，社會主義不可能是民主的，”弗裏德曼說，“經濟自由是實現政治自由不可或缺的手段。”
和哈耶克一樣，弗裏德曼也提出了個人主義的喪失。是的，他承認，政府的計劃和法規可能會暫時改善生活質量，但在這個過程中，它們將“以停滯取代進步”，並“以千篇一律的平庸取代發展所必需的多樣性。這種發展可以讓明天即使是最差的也會超越今天的平均水平。”
本質上，“資本主義與自由”是提倡私有化的論點。自由市場是一個價格體係：它調整供給和需求，並為商品和服務配置適當的價格。如果國家想要涉足退休福利等業務，就必須與競爭對手在公平的競爭環境中競爭。退休計劃也應該有市場。人們應該有選擇其中之一的自由，也應該有不選擇任何一個的自由。
弗裏德曼書中的很多內容都呼應了哈耶克的觀點。 （從 1950 年到 1972 年，他們都在芝加哥大學任教，弗裏德曼在經濟係任教，哈耶克在社會思想委員會任教。）“從保障個人自由的意義上來說，社會主義社會不可能是民主的，”弗裏德曼說。並且：“經濟自由是……實現政治自由不可或缺的手段。”
弗裏德曼對於如何利用市場方法有一些巧妙的想法，例如，允許投資者支付大學學費，以換取學生未來收入的一定比例。他認為學校階級和種族隔離可以通過學券製度來解決，學券可以讓家長選擇送孩子去哪所學校。
我覺得這些辦法都是有問題的，但是這裏不談。
在當時對新自由主義不利的情況下，弗裏德曼的書第一版就熱銷50 萬冊，並很快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原因之一是弗裏德曼的宣傳能力，即有使自己成為當時最傑出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能力。他為《新聞周刊》撰寫專欄，1966 年至 1984 年間發表了四百多篇專欄文章（不過我每天一篇，雖然內容不一、深淺有別，但也可以自鳴得意）。 1980 年，他還與妻子羅斯製作了一個名為“自由之選擇”的十集電視節目，在 PBS 上播出。
在其中一集他解釋了一支鉛筆是如何誕生的。木材、石墨、橡膠、金屬等材料均在世界各國獨立生產。他們是如何組合在一起製作鉛筆的呢？ “沒有哪個政委從某個中央辦公室發出命令，”弗裏德曼揮舞著一支鉛筆說道。 “這就是價格體係的魔力。”他的觀眾可能不確定“價格體係”到底是什麽，但這是個很酷的展示。他們知道什麽是政委。沒有人喜歡政委。
弗裏德曼的書在那個凱恩斯時代能幸存下來的另一個原因是芝加哥經濟學係在學術界確立的地位。在弗裏德曼任職期間，那裏的許多教員獲得了諾貝爾獎，其中包括喬治·斯蒂格勒和加裏·貝克爾，他們的觀點與弗裏德曼的觀點密切相關。他們一起造就了芝加哥學派，被認為是社會科學微觀經濟學方法背後的智力力量。“價格”，這個神秘的力量可以用來解釋許多行為（貝克爾的一本書叫做“人類行為的經濟方法”），其中涉及的法律和經濟學讓人重新開始想到牛頓美妙的力學運動規律。
說到價格的神秘力量，人們可能已經想到了看見的手。芝加哥學派的創始人確實應該是亞當·斯密。弗裏德曼有一條亞當·斯密領帶；斯蒂格勒穿著亞當·史密斯的 T 恤。學者 Glory M. Liu 寫過斯密在美國受到歡迎的曆史《亞當·斯密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她解釋到，芝加哥人“將斯密重新想象為價格機製的原作者”。 “‘私利’和‘看不見的手’，”意味著“一種將社會視為通過個體經濟行為者自然、自動和自我生成的行為來組織的完整思維方式。”
“看不見的手”這個詞在《國富論》的數千頁書中雖然隻出現過一次，但人們在這個詞中看到了亞當斯密思想的精髓。史密斯用這個比喻來描述自私的逐利行為可以為社會福利服務。 （伯納德·曼德維爾 1714 年出版的《蜜蜂寓言》中已經提出了這個想法。）史密斯的書於 1776 年出版，是反對 18 世紀英國流行的經濟戰略——英國的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的重商主義製度，也解釋了自由貿易和勞動分工如何創造更多的國家財富。
斯蒂格勒稱《國富論》是“一座建在自利花崗岩上的宏偉宮殿”。但斯密並不認為市場總是能自我調節的，他也不認為人們總是自私的。他的另一部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論》的第一句話寫道：“無論一個人被認為是多麽自私，他的本性中顯然有一些原則，這些原則讓他對他人的命運感興趣，並使別人的幸福對他來說是必要的，盡管他除了看到別人的快樂之外什麽也得不到。” （貝克爾將其稱為“影子價格”。有些事情會讓人們對自己感覺更好或更差，這些感覺也會反映在他們購買的商品或服務中，即使別人看著並不合理。總之，對於自由市場經濟學家來說，價格是總是對的。）
在上麵的曆史上，有些讀者可能會產生這樣的印象，即羅斯福的新政和凱恩斯主義證明了國家的幹預是正確的，而且並沒有讓人失去存在的意義，也沒有造成貧富不均。哈耶克和弗裏德曼的理論是否就是錯的了呢？
我想，這是因為程度不同造成的幻覺，也可能無法證明，因此雙方都會堅持己見。但逐漸的，哈耶克和弗裏德曼宣揚的理論，也有人稱它為市場原教旨主義，其得以盛行起來，並不是因為它贏得了思想戰。而是很快戰後的繁榮結束了。七十年代初，隨著石油禁運和 1973-74 年經濟衰退，歐美經濟開始走下坡路，道瓊斯指數在此期間下跌了 45%。借錢變得異常昂貴。到 1980 年，最優惠利率（銀行向最有信譽的客戶收取的利率）已經超過 20%（1950 年為 2.25%），通貨膨脹率約為 14%。失業率從1969年的3.5%上升到1982年的10.8%。美國經濟陷入“滯脹”：高通脹、低增長。
尼克鬆、福特、卡特——沒有一個政府知道如何對這種情況止血。政府支出和高邊際稅率在 20 世紀 60 年代似乎運作良好，但現在卻成為經濟複蘇的障礙。芝加哥學派的方法於是受到關注。
1980 年，一位真正的新自由主義信徒當上了總統，那就是羅納德·裏根。裏根在 1954 年至 1962 年擔任通用電氣發言人期間，開始皈依這個自由市場神學。 “政府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他在就職演說中說道。 “政府才是問題所在。”這些是《通往奴役之路》和《資本主義與自由》的作者們喜歡聽到的句子。英國在瑪格麗特·撒切爾的領導下，對福利國家經濟學進行了修正（而且更為嚴厲，因為撒切爾有更多需要撤銷的事情）。
裏根就任總統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空中交通管製員工會。該工會的成員也是聯邦雇員舉行罷工。他解雇了罷工者，工會也被取消了資格。裏根就任總統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空中交通管製員工會。該工會的成員也是聯邦雇員舉行罷工。他解雇了罷工者，工會也被取消了資格。他的第一次減稅（1981年的經濟複蘇稅法），將最高個人所得稅稅率從70%削減至50%，最低稅率從14%削減至11%，並將最高資本利得稅率從28%削減至20%。第二次減稅（1986年稅收改革法案），將最高個人所得稅稅率從50%削減至38.5%，但在隨後的幾年中降至28%，並將最高資本利得稅率從20%提高至28%。
（美國所得稅邊際稅率）
裏根未能取消更多政府機構，並增加了近2萬億美元的國債。不過他的影響巨大，向美國選民灌輸了這樣的觀念：商業自由就是個人自由。 1988年，他向米爾頓·弗裏德曼授予總統自由勳章，更彰顯了這種支持。
也因此，有諷刺意味的是，放鬆管製實際上是在裏根的後任民主黨吉米·卡特的領導下開始的。卡特在愛德華·肯尼迪的支持下放鬆了對航空業、鐵路和貨運業的管製。 1992 年克林頓當選後，放鬆管製更在繼續。“大政府的時代已經結束”，他有這句著名的宣言。 “自力更生和團隊合作並不是對立的，都是美德，我們必須兩者兼得。”在英國，托尼·布萊爾政府也采取了同樣的做法。布萊爾和克林頓共同推動了國際貿易的新自由主義方針，這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全球化的開端。事實上，當我們聽到弗裏德曼的鉛筆製造例子，還有亞當斯密的反保護主義背景，似乎都在指向全球化。
這個時候，我在美國了。我開始親身經曆了那個時代。
1993年，國會批準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1996年通過電信法，開放通信業務。 我第一個工作是在貝爾實驗室分出來的貝爾核心，但壟斷不再，福利下降，也沒有了從前貝爾實驗室的名氣，很多那裏工作的科學家，開始下海，包括去華爾街工作。我在貝爾核心也之工作了幾個月，也去了華爾街。我的第一個工作是“著名的”所羅門兄弟公司。但一年後，該公司就被三迪維爾（Sandy Weill）和他的得意門生，現在摩根大通總裁傑米戴蒙帶領的旅行者和史密斯巴尼購並，之後又與花旗合並成為現在的花旗銀行。
1999 年，國會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一部分，這個法案是大蕭條時期的一項法規，禁止商業銀行與證券公司（“投資銀行”）聯合。雖然在我看來，廢除這個法案主要是為了三迪維爾合並花旗，但也反映了當時的情緒。采取這些政策的信念是，自由市場可以提高生產力和競爭，降低價格，市場比管理者更有效地進行自我調節。
今天，我們看到，這些做法產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影響。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簽署國（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國）的經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它也使美國製造商容易將工廠遷往勞動力更便宜的墨西哥（後來到亞洲），從而造成嚴重的社會和經濟損失。美國的很多地區的許多特朗普選民都是因為他們的生活和社區受到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及全球貿易影響的人或他們的子孫。
《電信法》包括第 230 條條款，使網絡運營商免於對其網站上發布的第三方內容承擔責任。其後果是眾所周知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削弱，以及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當時放鬆銀行監管，被指為 2008 年金融危機和隨後的大衰退的罪魁禍首。
這些問題經常被人們用來指控新自由主義。也因此在美國的政治上造成一些模糊不清。特朗普的支持者支持個人自由，但又討厭全球化，另一方麵，大資本家又不支持保護主義。
這讓我們不得不在看看美國曆史與新自由主義的根源。
美國憲法中沒有提到自由企業。但其中提到了財產權，幾乎所有對政府幹預經濟的挑戰都依賴於財產權的概念。製憲者對這個問題有高度的敏感性。他們不僅使私有財產的概念與政治權利的概念相一致；他們使財產本身成為一項政治權利，甚至，這個權利也是個人財產。詹姆斯·麥迪遜寫道：“正如說一個人對其財產享有權利一樣，他也可以說在他的權利中擁有財產。”
因此，第五修正案規定“任何人不得……未經正當法律程序就被剝奪生命、自由或財產。”與《權利法案》的其他條款一樣，該條款最初被認為僅適用於聯邦政府，但 1868 年批準的第十四修正案也將其適用於各州政府，法院援引該修正案的“正當程序”條款來保護《權利法案》中未規定的各種基本權利，例如隱私權。
因此，支持商業的遊說者將自由企業定義為政治自由是完全正確的，他們的意思是能夠自由地處理自己的財產。在二十世紀初期的幾十年裏，最高法院利用實質性正當程序來駁回侵犯財產權和法院所謂的“合同自由”的政府行為和計劃，包括最低工資法、工人法-安全法規和一些新政計劃。所以，在美國人看來，將私有製視為一種政治權利並不是弗裏德裏希·哈耶克或全國製造商協會所夢想出來的。無論好壞，它原就是美國社會結構的一部分。這也是我在講到蘇格蘭（及其啟蒙運動）對美國的影響時提到的。亞當斯密早已經對美國有很大影響。哈耶克和芝加哥學派重新強調亞當斯密，也就是重新強調美國精神。
但這種政治自由並不是絕對的。製憲者善於平衡授予權力與對抗權力。 1937 年，當最高法院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壓力下對新政態度大轉變時，它有了另一個可以使用的法律機製。憲法第一條賦予國會“監管與外國、各州之間以及與印第安部落之間的商業”的權力。這就是“商業條款”，自約翰·馬歇爾時代以來，它被廣泛地解釋為賦予國會監管與州際商業相關的幾乎所有事務的權力。通過商業條款，法院開始賦予國會新的權力，為自由主義和監管的計劃和政策開辟了道路。 1964 年《民權法案》反歧視條款的憲法權威是商業條款。如果不考慮這種法律背景，你就無法講述企業與政府戰爭的故事。正當程序和商業條款是反對者的戰鬥武器，而且正如通常情況下，最高法院擁有最終決定權。
新自由主義做成了什麽？好的方麵是：1980 年，世界上大約 43% 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中（根據世界銀行的定義），而今天這個數字約為 8%。全球化在短短四十年內使十億人擺脫了貧困。美國擁有的許多家居用品，比如電池和 T 恤，它們是在亞洲國家（中國和越南）製造的，而且非常便宜。世界新地區，特別是東亞和南亞，現在已成為經濟參與者。技術知識不再是第一世界強國的壟斷。這是亞當斯密所夢寐以求的。
但是，貧富不均現在無處不在。在公司層麵：1980 年，首席執行官的薪酬約為普通員工的四十二倍； 2016年，他們的工資是原來的三百四十七倍。從整個社會的層麵來看：占美國人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的三百萬人的總身價超過了占最底層百分之九十的兩億九千一百萬人的身家。
也正因為如此，導致了特朗普現象。正如他自己所說，就是殺了人，支持者也支持他。為什麽？因為那些人覺得自己在自由的競爭中失敗了，不如閉關自守，恢複從前的自食其力的生活。
新自由主義製度助長了不平等加劇對公民社會構成了威脅。美國在將來是否仍將是一個正常運作的民主國家，值得懷疑。不管怎樣，新自由主義受到了挑戰。雙方都在向重商主義靠攏。市場語言已經失去了魔力。 “拜登經濟學”需要巨額政府支出；與此同時，新的保護主義者、資本家、民族主義者以及文化階層一直在重寫綱領。共和黨人痛斥大型科技公司，並與搞“覺醒”的企業發生衝突，他們更熱衷於打一場文化戰爭，而不是支持商業。
我仍然支持新自由主義，但不是因為全球化讓我受益，而是因為我堅信它的原則是正確的，問題隻是出在人們對事情考慮不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