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上靖、司馬遼太郎和美術

“終究，您當報社記者多久呢？”
“13年吧 。”
“和我差不多。”
“最後，在那裏我負責藝術。”
“和我很相似。 我負責藝術和宗教，這是未來寫作的最佳途徑 。”
“我有點時間（暇ですしねえ）。原來如此，您也做記者13年？”
“是的，13或14年。”

這是井上靖與司馬遼太郎在一個題為 "報社記者與作家 "的對話的開頭，刊登在《每日新聞》1972 年 4 月星期日的號外上。井上靖說 "我負責藝術和宗教，這是未來寫作的最佳途徑 "，司馬遼太郎回答說 “暇ですしねえ”（可以是有點時間或沒多少時間）。 這兩句話之間的差異感多少有些奇怪。 而這一句話被一筆帶過，沒有再被提及，引起了我的興趣。

在昭和時代（1926-1989 年），兩人都曾一度在大阪擔任藝術記者。 他們的工作是撰寫介紹和評論展覽的文章，以及采訪藝術家。 根據他們的回憶，我們看到其中一人滿懷熱情和幹勁地接受了這份工作，並在餘生中一直與藝術保持密切聯係。 另一位則在一開始討厭這份工作，但在離職後，也發現了自由從事藝術工作的真正樂趣。

作為報社記者，他們是如何與當時的藝術界打交道的？ 他們的經曆給他們後來帶來了什麽？

大學二年級時，我發現了藝術史的魅力，於是便開始參觀展覽、閱讀相關書籍，並以成為一名藝術研究人員為目標進入研究生階段的學習。 然而，學術界的獨特氛圍似乎並不適合我。 於是我加入了一家報社，希望成為一名藝術記者，但還沒來得及實現夢想就離開了。 在藝術史學家和藝術記者的雙重失敗後，我成了一名編輯，並在工作中涉及到了井上靖和司馬遼太郎，他們都曾是藝術記者。 這兩位我讀過並喜愛的作家都曾擔任過藝術記者，而且都在我出生和長大的大阪工作，讓我有了親近感。 我還驚訝地發現，井上是我在研究生院學習美學和藝術史時的學長。 我的好奇心又增強起來。 我覺得，追尋這兩位藝術記者的足跡是命運交給我的任務。 我必須翻過這座山，否則就無法繼續下一座山，無論之後的那座山在哪裏。

 * 

井上靖 1907 年（明治 40 年）出生於北海道旭川市，出生後不到一年就搬到了伊豆湯島，這是他的家鄉，也是他小說和散文經常描寫的地方。 經過一段青年時期的漂泊不定，他在 29 歲時進入大阪每日新聞社工作。 1937 年至 1951 年間，他在文藝科學部擔任藝術記者，度過了他 30 歲的大部分時光。

另一方麵，司馬遼太郎 1923 年出生於大阪，一生大部分時間也在那裏生活。戰後複員，他成為京都-大阪-神戶地區的地方報紙《新日本新聞》的記者，但這家報紙後來破產了，所以他轉到《產經新聞》，從 1953 年左右到 1963 年左右，從 20 多歲到 30 多歲，一直擔任藝術記者（兩人也都是 "宗教記者"，後麵會有解釋為什麽）。 他們工作的時間沒有重疊，也沒有機會在記者俱樂部、美術館或其他新聞采集場所相遇。 最終，他們都離開了記者這個職業，專心寫小說。

根據井上在報社工作時的回憶，他當時已經是一名自稱 "不務正業 "的記者。 入職不久，他就發現自己在麻將方麵已經處於 "出局 "狀態。 他不想成為一名出色的記者，相反，他想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至於他在藝術和科學部當記者的日子，他寫道："我主要負責藝術和宗教部分，這對我來說相當有趣"（《我的簡曆：中篇小說的黃金時代》）。 在公司，他花在研究部檔案室的時間比坐在自己座位上的時間還多，正是在這段時間裏，他學會了什麽是 "研究和寫作"，而這一過程也預示著他將成為一名作家。 1939 年，公司為他支付了學費，他進入京都大學攻讀美學研究生課程，京都大學也是他的老家。

他說："在植田壽藏博士的建議下，我認真考慮過翻譯德沃夏克和裏格爾的作品"。

他是如此認真，以至於 "在此期間真的想過成為一名藝術評論家"。 由此可見，他對藝術的熱愛。

“當我開始寫小說時，我告訴自己要把文學以外的一切都從我的生活中剔除。 我把電影、戲劇、音樂和體育排除在我的興趣之外。 唯一的例外是美術。 我不能就這樣拋棄它。"

這是他在晚年的1984 年，在 "井上靖藝術展 "的目錄前寫下的文字，該展覽在全國六個地方巡回展出。 由於這次展覽展出了與井上有關的藝術作品，因此文章自然而然地傾向於藝術，這可能是一種結果主義，畢竟他沒有丟掉美術，但也可能是他當時真實的感受。

成為小說家後，他的創作多種多樣，但在早期小說中，他經常以畫家和陶藝家為主角和重要人物，並繼續以散文和其他形式書寫藝術，直到 1991 年（1991 年）去世，享年 84 歲。 這些作品被收錄在《與美相遇》和《難忘的藝術家》等書中。

那麽司馬遼太郎呢？ 用井上的話來說，負責藝術的記者福田定一（他的本名）也是 "不務正業 "。

我當時才 30 歲，但已經在“車庫”當了一名報社記者，因為我從社會版調到了文化版，被要求寫藝術評論，但我不喜歡。我已經陷入絕望的深淵”（《足跡：自傳章節匯編》）。

 事實上，他周圍的人似乎並不認為他不喜歡負責藝術，也不認為他灰心喪氣。 首先，他從不討厭藝術，正如他所說："我小時候曾經想成為一名畫家，甚至在扇子上畫畫"（《腳印》）。 他還主動在報紙上發表了一係列文章，如《美的配角》。

不管他信不信，他其實都在努力學習藝術，願意不辭辛苦去看畫。可以說，他是一個認真的上班族。

直到 1996 年他七十二歲猝然離世，成為眾所周知的國寶級藝術家之前，他偶爾會自稱為 “藝術恐懼症患者”（《在路上-韓國紀行》），似乎假裝自己在藝術方麵不自在。 他似乎不是在謙虛或自嘲，而是在給自己貼金。 在《在路上》這個係列中，他喜歡與包括須田剋太在內的幾位畫家合作寫生，當畫家無法陪同時，他就充當替補，親自繪製插圖。 他還收集有關藝術的著作，並將其匯編成《微光中的宇宙：我的藝術觀》一書。

可以說，井上靖和司馬遼太朗這兩人一生都與藝術保持著親密的關係，盡管他們與藝術保持距離的方式有所不同。 誠然，這背後與他們年輕時作過藝術記者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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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年齡相差 16 歲，卻有著不短的直接接觸。 1975 年，他們同一批作家訪問中國，兩年後，他們又結伴去西域旅行，而西域是兩人從小就非常熱愛的地方，這個故事被編成了一本談話集，名為《論西域》。

他們的第一次相遇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1960年。 井上靖在 40 歲之後才出道，這時53歲，正作為一個大受歡迎的作家，忙得不可開交。 另一方麵，剛剛憑借《貓頭鷹的城堡》獲得直木獎的司馬遼太郎，想要辭去了報社的工作。

“20 世紀 60 年代的某個時候，我決定辭去在報社的工作，因為我想把大量時間花在寫小說上，於是我辦理了辭職手續。 那天晚上，我偶然在大阪一家酒吧的櫃台前遇到了井上靖先生”（《雜七雜八的印象》）。

這似乎是一個巧合，但也是命中注定。 這天晚上，井上靖和他在第四高中柔道社時的一群朋友在一起。也許是店主或陪同他的報社人員起了中間人的作用，司馬遼太郎在此之前就注意到店裏來了一位知名作家（井上靖），也許是出於禮貌，他和這位作家打了招呼。談話就這樣開始了，但在年輕的他看來，這是一段有些令人窒息的時間。 由於不知說什麽共同的話題，他就開始談自己的私事。 我告訴他，他決定辭職當作家。 井上立刻回答說：

”很高興知道（「それはようございました」）“。

他的聲音聽起來 "無比同情"。 在進入報社工作時，司馬就開始隱隱約約地想過，30 歲時會離開報社，去寫小說，但他覺得辭職會讓自己在眾多相識中顯得孤獨。 直到現在，他也不知道辭職開始寫作生活是否是個好主意。 這個名字叫“福田”的記者說，井上的這句話救了他的命。

他說："我困惑的心情瞬間被先生的聲音所感染--不是在意義上，而是在一種神秘的方式上，仿佛在一瞬間用飄忽的風聲創造出一種和諧的音調。 —我仿佛被他的聲音感染了。“

井上歡快的聲音仿佛一記重擊，一開口就產生共鳴，振奮了小作家們的精神。一位選擇了同樣道路並自信前行的資深作家給了他認可的印記。

初次見麵的那天晚上，司馬回憶說，他之所以對井上感興趣，是因為在他身上看不到 “日本人的刻薄（日本人のもつ意地悪さ）”，而這種刻薄似乎是一種病態的傳統，在比他年長十多歲的人身上經常可以看到，在當時的文壇也無一例外。 此外，除了井上是一位善良紳士的名聲之外，他一定憑直覺也看到了井上性格的另一麵。 他說："我讀過兩次他的藝術評論，一次是在 20 世紀 60 年代，一次是在 20 世紀 70 年代。“

“我覺得這個人在處理美方麵有一種奇特的天賦，無人能及。他有別人所沒有的對美的微妙作用，”

他似乎感覺到了井上在文章中與藝術之間的獨特關係。

但是，這種 "別人所沒有的對美的微妙作用 "是什麽呢？ 司馬又是以怎樣的目光看待藝術和人，從而感悟到這一點的呢？

人們對待藝術的方式因人而異。 對於後來成為小說家的兩位小說家來說，他們的邂逅和體驗美的日子意味著什麽？ 隻要人活著，藝術就會一直與人相伴，這個藝術究竟是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