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遠行
我的隨筆
我正在讀倫敦老牌報紙衛報前幾年的一篇文章，讓我知道了英國人在被誰統治。內容以2015年的一天為例，文章是這樣說的。
2015 年 4 月 13 日星期一是個普普通通的一天，當天英國人的政治活動在像往常一樣進行，但是也很典型。首先，在野黨工黨的領袖，牛津大學哲學、政治和經濟學係 (簡稱PPE) 畢業生埃德·米利班德 (Ed Miliband) 發表了工黨的竟選宣言。這個報告已經由幾位專家做了先期審查，他們包括英國廣播公司（BBC） 政治編輯、同是牛津 PPE 畢業的尼克·羅賓遜 (Nick Robinson)，BBC 經濟編輯、牛津 PPE 畢業生羅伯特·佩斯頓 (Robert Peston) ，以及財政研究所所長、牛津 PPE 畢業生保羅·約翰遜 (Paul Johnson) 。
一個政黨的宣言出籠，必然要遭到對手的攻擊，對手是當政的保守黨，由在任的英國首相、牛津大學 PPE 畢業生戴維·卡梅倫 (David Cameron) 出擊。對方攻擊了，己方就得有人辯護。出來辯護的主將是工黨影子財政大臣、牛津大學 PPE 畢業生埃德·鮑爾斯 (Ed Balls) 。
電視上還有其他政治人物的活動報道，包括自由民主黨的財政部長、牛津 PPE 畢業生丹尼·亞曆山大 (Danny Alexander) ，他正在金斯頓和瑟比頓選區，幫這裏的同黨議員、牛津 PPE 畢業生艾德·戴維競選。在肯特郡，英國獨立黨的兩名議員之一、牛津大學 PPE 畢業生馬克·魯克利斯 (Mark Reckless) 正在他的選區羅切斯特和斯特魯德做競選。而政治新聞第四頻道對當天事態發展做出評論的是牛津 PPE 畢業生、記者邁克爾·克裏克 (Michael Crick) 。
看到什麽共同點沒有呢？當然，不論是哪個黨，這些重要人物都是牛津大學 PPE 的畢業生。
當然，也有不是這樣背景的政治相關人物。但是牛津大學 PPE 畢業生的比例是壓倒性的，它比任何其他大學、任何其他課程都更多，而且以任何其他歐美國家都無法相比的優勢，滲透到一個國家的政治生活中。但這並不是說他們都擁有同樣的政治觀點。不是，從右翼到左翼，從中心到邊緣黨派，從政論分析家到政壇主要人物，從尋求共識的到尋求革命的，從環保主義者到極端資本主義者，從國家主義者到自由主義者，從精英主義者到民粹主義者，從官僚到輿論操縱者，從惡棍到騙子，樣樣都有。在2015年這個時間點，這個學位設立了 97 年。曆屆畢業生形成的網絡一直在英國政治的各個層麵發揮作用。
這個牛津PPE項目簡直就是生產政治人物的工廠。這些公眾人物的產品標誌是：自信、國際視野、智力超群靈活，他們確信他們這些受過良好教育、有理性判斷力的人以及他們組成的團體，能夠而且有義務改善英國和世界。許多外國未來的領導人也參加過這個課程，其中包括美國的比爾·克林頓、巴基斯坦的貝娜齊爾·布托、緬甸的昂山素季以及澳大利亞的馬爾科姆·弗雷澤和鮑勃·霍克。牛津 PPE 學位已成為學術成就和世俗政治力量的全球地位象征。
在劍橋大學研究現代史的工黨思想家莫裏斯·格拉斯曼 (Maurice Glasman) 表示：“PPE 把精英大學的學位和職業學校的證書完美地結合到了一起，是對政府內閣成員人物的完美培訓，是一種非常深刻的文化形式。”
然而，2016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在全世界民粹主義、反抗精英和“職業政客”的新時代，牛津PPE代表的精英不再像以前那樣順利融入公共生活。對這些精英們，人們看到越來越多的非議和指責。PPE，這個由哲學、政治學和經濟學三門學科英文字母的第一個放在一起形成的名字，也旨在為這三個領域提供訓練有素人才的供應商——似乎失去了無可爭議的權威。人們還懷疑一門大學課程及其畢業生是否應該具有這樣的影響力。越來越多的批評者說，這些訓練並不能解決英國的問題；它可能並不總是一個解決方案，可能還是產生問題的一個原因。
但是在今天的2024年，回顧英國政壇在過去幾年發生的情況，PPE並沒有失去多少光彩。現任首相瑞斯·薩納克，他的前任伊麗莎白·特拉斯都是PPE的畢業生，他們的前任鮑爾斯約翰遜也出產於牛津，學的東西也差不多。
可以說，英國人一直在被牛津PPE畢業生統治。PPE到底為什麽有這樣大的魔力呢？
英國前教育部長威利茨說道：“進入 PPE，你會對現代政治史得到一個廣泛的了解，能深入了解各種政治思想，完成哲學邏輯的訓練，並與從貨幣主義到梅納德·凱恩斯的經濟學思想進行了鬥爭。你必須完成大量作業——每學期 16 篇論文。這讓你以後當政治人物時，必須立即快速寫一篇演講稿非常有用。”
反對PPE的聲浪也很大，說的也不全無道理。工黨的斯圖爾特·伍德是工黨領袖埃德·米利班德的前顧問，他於 20 世紀 80 年代獲得了這個PPE學位，並於 1995 年至 2010 年間在牛津大學教授政治學，並且仍然偶爾為 PPE 學生舉辦研討會。他說， “那種感覺，還像是 1936 年將要去統治印度的人必須要上的一門課。每周大量閱讀；寫綜合和總結的文章——這是大英帝國晚期公務員的技能。在 PPE 的政治部分，你可以三年不討論任何一個當代公共政策問題。關於過去、政治製度的內容太多，而關於民粹主義或社會運動的內容卻不夠。”
伍德認為，課程的結構本身讓許多 PPE 畢業生產生了“中間派偏見”。 “你涵蓋了如此多的材料，以至於大多數學生錯誤地認為，公正地對待它的唯一方法就是占據中心位置。他們再次錯誤地得出結論：要想在考試中取得好成績，就必須避免成為異常者。他們認為，如果你什麽都知道一點，你就永遠不會被發現你有問題。”
這種批評有些道理，但我們先說明他這句話的問題。如果不知道的東西太多，自以為是地認為自己的觀點總是對的，這樣就好嗎？在了解了很多意見之後，難道就不能形成正確的、或者符合自己觀點的即使是偏激的思想了嗎？當然不是。
對伍德批評的正確理解應該是這樣：一個PPE項目雖然應該盡可能讓學生更多了解各種觀點，但應該有一個基本的偏好。比如，你可以是一個偏激進的PPE，也可以是一個保守的PPE，從而對學生有一個引導。
牛津的PPE獨大，而其它學校的PPE競爭不過、影響太小，這可能是英國的一個問題。在一個沒有偏好的PPE項目裏，雖然學生可以自己選擇，他們在英國左右各派都有，但確實更容易做中間派。如果一個學校的PPE項目，有自己的偏好，那麽這種情況就不容易出現。如果某個學校的PPE項目，覺得牛津的PPE幾乎不含蓋民粹主義或社會運動，那麽別的PPE項目來做這個就是了。
也就是說，應該有不同觀點的PPE項目。自由市場智庫“經濟事務研究所”所長馬克·利特爾伍德 (Mark Littlewood) 於 1990 年至 1993 年間在牛津大學學習 PPE，他說 “我的導師絕對是迷人和才華橫溢的，但我不認為我接觸過任何一位自由主義者、保守派或古典自由主義者。學生們絕大多數都是左派。”一名現任 PPE 三年級學生表示：“在某種程度上，牛津幾乎每一位教授政治學的學者都是自由派。他們從溫和的保守黨轉向溫和的工黨。有很多人在經濟上屬於右派，但幾乎每個人都是社會自由主義者。”
這些說法不盡相同，但都指向牛津PPE項目的同質性。
這讓我們有必要看一下這個項目的曆史。
牛津PPE 最初是激進和“與時俱進”的。1920 年，在俄國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牛津大學開始了改革階段。根據牛津大學的官方曆史，學校 "對歐洲和亞洲的政治動蕩以及英國的高失業率所引發的問題產生了興趣"。
牛津逐漸形成了一個想法，即設立一個與當代世界打交道的學位，而不是牛津大學通常關注的中世紀和古典世界。經濟學和哲學係的教授們認為，這樣的學位將培養出更能為英國及其帝國服務的畢業生。如果牛津不再要求所有學生都懂古希臘語（私立學校的專長），那麽它也可以向更多來自公立學校的申請學生開放。
在牛津，古典文學和現在一樣被尊稱為 “偉大（經典）【Greats】”；因此， PPE 的倡導者們首先將他們的理念稱為 “無希臘語的偉大（經典）”，然後又稱為 “現代偉大（經典）【Modern Greats】”。”經濟學家安德魯-格雷厄姆（Andrew Graham）曾在 20 世紀 60 年代攻讀牛津大學 PPE，1997 年之前一直擔任牛津 PPE 的導師，現在仍是該學位的主要倡導者，他說：”在牛津，幾乎總是這樣，你越是能讓人覺得你所提議的東西一直隱含在牛津的生活中，你就越能做出相當激進的事情"。
牛津到底是激進還是保守，看來有各種看法。也許，與劍橋的你爭我趕，曆史上一會這個激進，那個保守，另一個時期這個保守，那個激進。科學上，牛頓、卡文迪許、狄拉克的劍橋，至少在物理上是更有創新的。
也許正因為如此，起初在牛津，銳意改革的那些人希望新課程包含更多的科學內容，但很快他們覺得這一提議太創新了。比不過劍橋？相反，1920 年 11 月，牛津決定提供 PPE 課程，這是世界上第一個這樣的課程。當時大學期刊《牛津雜誌》和許多教授懷疑 PPE 可能是一個膚淺或胡亂平湊的學位。不管怎樣，第一批 PPE 學生於第二年的秋天入學了。
在整個三年的課程中，這些學生要學習所有三個科目：瘋狂地撰寫論文，在每周多次討論中發言，頻繁參加考試，要理解從“1760年以來的英國憲法和政治史”到包括亞當·斯密的經濟思想和亞裏士多德的哲學。 1970年，PPE教學大綱終於放寬了一點，允許學生在第一學年末放棄一門科目。大多數人這樣做，但少數能夠應付的人堅持三種都學。
從一開始，對於一些雄心勃勃的學生來說，牛津 PPE 就不止是一個學位，也是政治冒險的基地。休-蓋茨凱爾（Hugh Gaitskell）於 1924 年來到這裏，他是一名公立學校的學生，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觀點。在這，他被科爾（GDH Cole）迷住了，科爾是一位熱情洋溢的年輕經濟學導師和社會主義者，牛津政治PPE第一位這樣的導師。蓋茨凱爾後來興奮地寫道，”他被大家認為可能會成為英國革命的領袖"。1926年大罷工爆發後，蓋茨克爾成了他的司機，在科爾和倫敦的工會領袖之間傳遞緊急信件，在曲折的鄉間小路上來回奔波，每天晚上趕在校門關閉前回到牛津大學。
34 年後，當蓋茨凱爾擔任工黨領袖時，他出版了一本關於他在 PPE 工作期間的回憶錄。左翼作家希拉裏-溫萊特（Hilary Wainwright）在讀女學生時看到了這本書。"我開始變得激進，"她回憶道，"我想，'是的！我想去那裏！'"。她於 1967 年開始攻讀這個學位。
由於離威斯敏斯特和首都的其他權力中心不遠，牛津大學雖然是一個世外桃源，但也離世俗很近。但牛津大學PPE專業的學生們把對國家政治的零星參與更加係統化。這種參與在一所學院尤為激烈： 貝利奧爾（Balliol）.
貝利奧爾是一座由維多利亞時代和更古老的建築組成的狹長的L形建築，沒有什麽建築裝飾，與牛津大學更貴族化的學院相比，幾乎是功利性的，即好用最重要。幾個世紀以來，它一直努力更任人唯賢和外向型：開創了通過考試而非財富和關係入學的先河，在創建 PPE 的過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並努力讓它過去所稱的 "貝利奧爾人 "成為PPE的成員：能幹、具有改革意識、對自己充滿信心。
與其他學院相比，巴利奧爾的 PPE 學生和導師人數一直更多，堪稱精英中的精英，並以自己的方式教授他們。曾在該學院擔任過 28 年導師的安德魯-格雷厄姆說："巴利奧爾 PPE 一直認為各學科之間應該相互聯係，如果你學過一些哲學，你就會成為一個更好的經濟學家。"
在動蕩的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格雷厄姆曾是工黨首相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和詹姆斯-卡拉漢（James Callaghan）的重要經濟顧問，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則是工黨領袖約翰-史密斯（John Smith）的重要經濟顧問。(2005 年至 2016 年間，格雷厄姆還是控製《衛報》的斯科特信托公司的董事）。
在19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格雷厄姆教過未來的工黨部長伊維特-庫珀（Yvette Cooper）、吉蒂-厄舍（Kitty Ussher）和詹姆斯-珀內爾（James Purnell），他們現在是 BBC 的戰略總監。厄舍回憶道 "上世紀 90 年代初的一天，我和安德魯（格雷厄姆）在院裏散步時聊起了英國的通貨膨脹率。他不停地擺手。他說，’通貨膨脹率很高。你能做些什麽呢？利率……你把它們提高！' 他其實是在說，'這是你可以影響的。'"。從貝利奧爾大學畢業十年後，厄舍爾成為了財政部長。
像我一樣年紀的中國人常常在新聞聯播和新聞簡報上聽到英國首相愛德華-希斯的名字。他和歐盟執委會主席羅伊-詹金斯一樣曾在牛津巴利奧爾學院學習 PPE。約翰-坎貝爾（John Campbell）在他的希思傳記中寫道，貝利奧爾大學的哲學導師林賽（AD Lindsay）是 “希思繼他母親之後......對希思一生影響最大的人"。半個世紀後，希斯仍然虔誠地參加各種那裏的各項活動，看見PPE與整潔的聯係之緊密。
在 20 世紀中葉漫長的社會民主鼎盛時期，一些巴利奧爾大學的導師喜歡顯擺自己的權力。根據詹金斯的說法，20 世紀 30 年代到 60 年代在那裏任教的經濟學家托馬斯-巴洛格 "喜歡安排他在課上被名人的電話打斷"。20 世紀 60 年代，首相、PPE畢業生哈羅德-威爾遜最喜歡打電話給巴洛格，他曾聘請巴洛格擔任唐寧街顧問。
與希斯和許多早期的 PPE 畢業生一樣，威爾遜出身於工人階級。他來到牛津大學學習另一門學科，然後轉學。他發現學習PPE改變了他的一生。從那以後，威爾遜會告訴別人他取得了同年級PPE第一名的好成績。他的一位導師說，威爾遜在牛津大學非常努力，他 “比歐洲任何人都更了解選舉"。威爾遜後來贏得的大選次數超過了其他任何現代英國政治領導人。
PPE 很快成為牛津大學增長最快的專業，學生人數僅次於曆史學（學習曆史是歐美學校區別於中國的一個方麵，在中國曆史科似乎並不受歡迎也沒有明顯的專業前途）。未來的工黨和社會民主黨政治家雪莉-威廉姆斯（Shirley Williams）在 20 世紀 40 年代末就讀了PPE。"她說："PPE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按照牛津大學的標準，這是一門新學科。那裏的教授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牛津大學教授。隨著英國經濟陷入困境，經濟學在政治生活中變得越來越重要"。
然而，在戰後的歲月裏，PPE 逐漸失去了其激進性。牛津大學的優缺點之一都在於它不是一所自上而下的大學：教什麽主要由導師們想教什麽來決定。威廉姆斯說，PPE導師漸漸養成了習慣，教學大綱 "不再更新"。盡管 20 世紀 60 年代末這十年間全球爆發了很多抗議政治活動，但 PPE 仍然側重於較為傳統、甚至是封閉的主題。韋恩賴特回憶說："經濟學是非政治性的，不平等問題沒有很多討論。在政治方麵，教程似乎與正在發生的危機毫無關係。PPE變成了一門如何治理國家的技術課程"。
另一方麵，正因為如此，這也成為了著名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後代的最愛。詹姆斯-卡拉漢的女兒瑪格麗特-傑伊於1958年至1961年在牛津大學學習PPE。她回憶說："我所在的學院（薩默維爾）那一年有六位 PPE學生 。"其中一位是蓋茨凱爾的女兒。兩位是極富盛名的經濟學家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和尼古拉斯-卡爾多（Nicholas Kaldor）的女兒”。
這當然對保守主義人士敲響警鍾，雖然不一定同意時代的左傾潮流，但即使是反擊它也需要與時俱進，而不能隻是堅守陣地，不進則退，能堅守陣地也實屬不易。
在 20 世紀 60 年代，學生運動對PPE也有影響。那也許是今天的反 PPE 情緒的先驅。左翼作家塔裏克-阿裏（Tariq Ali）當時與朋友打賭，說他可以在所有期末考試試卷中提到越南戰爭。他回憶說："在經濟學中，有一道題是：'世界上哪種補貼運輸方式最便宜？'我回答說：'從西貢到叢林的美國直升機服務，完全免費。唯一的問題是，有時它是單程的！'"
他希望考官們能讓他不及格，從而暴露課程的保守性。但考官們不想那樣，或者說太手軟了。他們給了他第三名。
與此同時，PPE 的學生群體也四分五裂。溫萊特回憶說："當時有兩類人：一類是通常的準政治家，如（未來的保守黨大臣）埃德溫娜-庫裏（Edwina Currie）和（未來的工黨議員）大衛-利普西（David Lipsey），他們會參加工黨或保守黨俱樂部或聯盟（辯論協會）；另一類是政治活動家和PPE課程的批評者。她加入了後者。”我們開始對整個課程進行批判，並組織成小組。我們希望有一門政治參與度更高的課程，能夠揭示現狀的表象"。
在這場對PPE學位的質疑中，最有力的產物是在1968年出版的長篇論戰《PPE的貧困》。書名參考了Karl Marx的一本書，許多人認為這門課程對Karl Marx的論述不夠充分。最後的文章由特雷弗-帕特曼（Trevor Pateman）撰寫，他是一位嚴厲的左翼人士，還剛剛獲得了優秀的第一名。他認為，PPE學位的知識限製是有意為之，目的是鞏固和美化英國權力的深層結構。他希望PPE納入社會學、人類學和藝術，變得 "更加多變 "和 “坦率、顛覆"，並 "協助激進化和動員大學外的政治輿論"。
當受到激進分子的攻擊時，PPE的領導層也會像英國的自由主義者一樣做出回應：吸收一些批評意見來改革他們的機構，同時保持其基本原理不變。到 1971 年，政治閱讀書目包括反主流文化的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和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以及 "偏差、異化和反社會 "部分。但 "1865 年以來的英國政治和憲法史 “部分的篇幅要長得多。這一課程主題的更新版一直保留至今。
了解這段曆史，可以讓人覺得左翼對PPE的進攻是很猛烈的，但同時右翼的反擊似乎不是特別有力。當然英國的保守傳統還是有一定的影響力，尤其在撒切爾夫人後來上台進行的反擊。但傳統的英國理念，包括蘇格蘭啟蒙運動的一些想法不知在課程中得到多少涵蓋。
與牛津大學的許多其他課程不同，PPE 沒有院係大樓。在這個充斥著宏偉學術總部的城市裏，PPE 隻能部分使用相隔半英裏的兩座相對默默無聞的設施：一座低矮的玻璃大樓用於政治和經濟學，另一座普通的石頭大樓用於哲學。從某種意義上說，牛津 PPE 根本不是一個機構，而是一群散居的學生，由於必修課程的比例不斷縮減，他們分散在三個科目之間，組合方式也不斷變化。
然而，自 1920 年以來，PPE課程的一個重點從未改變。為潛在申請者製作的官方視頻以唐寧街 10 號大門的留影開場。影片中的一位導師強調說："很多人都從了政"，"所以你有很多資源可以利用"。政治係和經濟係的通訊中都會列出知名政治校友的名單。
迄今為止，隻有一個時期中斷過這種流動。1979 年到 1997 年間，成為政治核心人物的牛津大學畢業生比往常要少。內閣中繼續出現牛津大學畢業生的幫派；但許多人學習的是其他學科，最常見的是法律，他們的行列中出現了劍橋大學的新精英，也是法律專業畢業生。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和約翰-梅傑（John Major）的政府比他們的戰後前任政府更加強硬和教條，國家主義色彩更淡，因此對許多牛津大學PPE那種柔順、妥協、親白廳的心態用處不大。
斯圖爾特-伍德（Stewart Wood）於1986年至1989年攻讀該學位，當時撒切爾主義正處於頂峰。在他的記憶中，該課程時而 "追隨撒切爾改革"，時而匆忙寫下關於私有化的論文，時而完全無視撒切爾。馬克-利特爾伍德（Mark Littlewood）說，20 世紀 90 年代初他在巴利奧爾大學學習 PPE 時，在哲學課上，他被要求閱讀一本自由主義書籍--羅伯特-諾齊克（Robert Nozick）的《無政府狀態、國家與烏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結果，他不再是 "邋遢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而成為了小政府的擁護者。令人震驚的是，希拉裏-溫萊特（Hilary Wainwright）和塔裏克-阿裏（Tariq Ali）等對牛津大學公共基礎教育課程不滿的人也講述了類似的故事，他們通過與持不同政見的導師合作或設計自己的閱讀清單，在課程的邊緣找到了解放。格雷厄姆說：”這種認為公共基礎教育就是灌輸的想法......我們所教的人太聰明了，不適合這種想法。他們會反抗"。
但隨著撒切爾主義在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衰弱，PPE也在幫助下一代更務實的英國政治家成長，並達到了現在看來遙不可及的影響力頂峰。在牛津，大衛-米利班德和埃德-米利班德都曾接受經濟學家安德魯-格林的指導。格林本人曾是牛津大學政治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他一直是左翼革命組織 "鬥士"（Militant）的核心思想家，但後來卻對社會民主主義產生了敬意。米利班德的前顧問斯圖爾特-伍德（Stewart Wood）說："安德魯對艾德的思想影響最大"。
與此同時，在貝利奧爾，伊薇特-庫珀和詹姆斯-珀內爾是一群自信的PPE中的一員，他們在學生聚會上發表演講，為複興中的工黨發揮了作用。在漫長的牛津暑假期間，珀內爾為一位名叫托尼-布萊爾的年輕議員工作。牛津大學政治與公共政策學院有將政治家請到牛津大學，作為研討會參與者或客座演講者的傳統，這既為學生解開了政治的神秘麵紗，又幫助黨派發現了人才。
戴維-卡梅倫在 1985 年至 1988 年期間攻讀該學位。他的政治導師弗農-博格丹諾爾（Vernon Bogdanor）事後說，卡梅倫是 "我教過的最優秀的學生之一"。雖然卡梅倫在牛津大學時幾乎不參與政治活動，但在取得第一名後的幾周內，他就在保守黨研究部獲得了一份工作，這是一條通往未來大臣的捷徑。"紀錄片製作人邁克爾-科克雷爾（Michael Cockerell）說："你可以把卡梅倫看作一個典型的PPE畢業生：世故、精通媒體。
當然，科克雷爾本人也是 PPE 畢業生。他說："這讓你的采訪更加流暢。就像政治家一樣，記者往往必須成為表演藝術家--在10號門外對著鏡頭表演。而 PPE 工作者會了解人們在公共生活中是如何運作的，了解光鮮外表下的東西"。
政治也不是牛津 PPE 唯一勝任的職業，投資銀行對他們趨之若鶩。那些一溜煙跑到倫敦金融城盡可能多賺錢的人--你再也聽不到他們的消息了。他們加入了公眾所不了解的真正的隱形精英行列。與此同時，那些熱心公益事業的 PPE 畢業生卻好像被踢出了政治。
無論如何，近幾十年來，英國其他二十多所大學也開設了自己的PPE課程：從戴維斯參與的金史密斯大學更具政治冒險精神的版本，大量借鑒了社會學、人類學和文化研究的成果—1968年牛津大學的激進分子們想要的那種課程，但一直未能如願；還有倫敦經濟學院，那裏更偏重數學、技術官僚主義的四年製版本。從美國到南非和荷蘭，PPE 的理念也已傳播到國外的幾十所大學。
東亞也出現了，但很快會有一所新的PP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