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遠行
我的隨筆
1938年11月9日晚至10日，德國發生水晶之夜（也稱碎玻璃之夜）大屠殺，一千多座猶太教堂被毀，數以萬計猶太人企業和住宅遭到洗劫，丘吉爾對這一事件的直接反應是敦促重新開放巴勒斯坦，讓這些德國和奧地利猶太人在那裏尋求安全避難。在英國下議院進行巴勒斯坦問題辯論的前一天，他從魏茨曼的秘書多麗絲-梅那裏收到了一份巴勒斯坦政府的人口估計數。截至 1938 年 3 月，即最近的計算日期，巴勒斯坦共有一百萬（ 1002 406）阿拉伯人和 四十萬（401 557）猶太人。1937 年，獲準進入那裏的猶太人僅有不到 12000 名，1938 年前三個月，僅有不到 6000 人獲準進入。
在 11 月 24 日的下議院辯論中，丘吉爾發表了一個講話，就英國對巴勒斯坦的管理描繪了一幅可怕的圖景：”巴勒斯坦是個悲劇。在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有權居住在上帝賜予他們的這塊土地上，流血、謀殺、處決、恐怖和反擊恐怖事件不斷發生。三年前還在積極進行的巴勒斯坦經濟複興，現在已經蕩然無存。無論你從哪個角度觀察這一幕，我都會感到痛苦，甚至是可怕，請注意，無論我們是否感到，這對我們這個國家來說是羞辱。
丘吉爾因無力影響政策而惱火，他對擁有絕大多數忠實政府支持者的眾議院說：”我指責國王陛下的這屆政府，他們三年多來一直無法對巴勒斯坦事務形成一致意見。在這段時間裏，巴勒斯坦的局勢每況愈下，而在局勢不斷失控的整個過程中，政府似乎一直在尋求最小阻力的路線行事。令人吃驚的是，他們的耐心探索並沒有取得大的成功。模式是這樣的：一年過去了，六個月過去了--我們舉行了一次巴勒斯坦問題辯論會。不要忘記，那裏每天都有人死去，每天都有人被處決，每周都有人慘死，而在這裏，我們所能做的隻是不時地進行辯論，互相恭維，最重要的是，不要冒險做任何決定"。
對於負責調查的皮爾委員會，丘吉爾的態度十分嚴厲。他說："我曾在殖民地辦公室參與過有關巴勒斯坦的這類事務，我可以向議會保證，以皮爾勳爵為首的皇家委員會在巴勒斯坦不可能發現任何殖民地辦公室中東部所不知道的東西，沒有任何東西。但是，皇家委員會的成立有氣派的名字，報紙上有令人欣慰的文章，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讓內閣不用下什麽決心"。
丘吉爾問，在下議院說服政府不要批準皮爾分治計劃之後，發生了什麽？政府說：’分治仍然是政策和原則，但當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不會有任何進展。與此同時，還會需要進一步的磋商和調查'。丘吉爾對此嗤之以鼻。在一年多的時間裏，'我們這個托管統治國沒有宣布任何政策，那麽能對局勢惡化感到奇怪嗎？'
丘吉爾嘲笑說，當時又派出了一個皇家委員會，目的是’報告第一個皇家委員會的情況’。正是以約翰-伍德黑德爵士為首的第二個委員會'讓我們有了今天的辯論'。用丘吉爾尖刻的話來說，該委員會報告說，"第一個皇家委員會的計劃是垃圾，分治是不切實際的"【1】。殖民大臣馬爾科姆-麥克唐納（Malcolm MacDonald）建議召開會議的時機已到。丘吉爾抑製不住內心的蔑視地說：在這個問題上喋喋不休、徒勞無益地討論了三年之後，他宣布我們要進行一些討論。如果不是因為未能應對這種局麵所表現出的嚴峻背景，這還真是讓人發笑”。
丘吉爾說，首先那裏必須恢複法律和秩序。然後，應該製定一項十年計劃，如果可能的話，征得所有各方的同意，’讓我們以堅定的信念執行這項計劃，並動用我們所有的力量使其取得成功'。'該計劃可以包括限製猶太人移民。我認為，我們對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猶太人和世界猶太人都負有義務。英國有責任向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提出'公平的提議'。如果他們拒絕這一提議，'我們仍必須努力伸張正義；但正義不受與他們達成的任何特殊諒解的阻礙'。
丘吉爾在發言時並非沒有自己的計劃。他的計劃是在十年內將猶太人遷入巴勒斯坦的人數”固定在一個特定的數字上”，在十年期結束時，"不會決定性地改變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的人口平衡。但英國政府首先必須考慮到'在猶太複國主義政策期間阿拉伯人口大量增加'這一事實。根據人口普查數字，阿拉伯人口的增長'幾乎與猶太人口的增長一樣大'。而根據伍德黑德報告的數字，'增幅要大得多'【2】。
丘吉爾說，前一位發言者阿奇博爾德-辛克萊爾爵士最近成為自由黨領袖，辛克萊爾指出，'阿拉伯人口的大幅增加駁斥了他們被猶太移民趕走的說法。恰恰相反，通過我們正在進行的的進程，他們被更多帶進了巴勒斯坦，走進了生活的陽光中'。丘吉爾援引英國委任統治地提交給國際聯盟的年度人口普查數字指出，根據官方數字，從1923年到1938年的15年間，阿拉伯人口增加了30萬，猶太人口增加了31.5萬。'因此，在我看來，考慮到我們的戰時保證，我們現在決定猶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的人數在任何特定時期都不得少於阿拉伯人口，顯然是正確的。'
馬爾科姆-麥克唐納（Malcolm MacDonald）曾表示，阿拉伯人預計在接下來的二十年裏將增加多達 150 萬人。丘吉爾指出，"因此，猶太人移民隻要跟上阿拉伯人口的增長速度，就不會對阿拉伯人口造成任何影響，這一點非常清楚。
在丘吉爾看來，"我們有義務"向阿拉伯人提出，"在十年內，猶太人的移民數量不會多到嚴重破壞猶太人或阿拉伯人之間的現有平衡"。他相信，這將是對阿拉伯人的'重大保證'。
丘吉爾限製猶太人移民的十年計劃對猶太複國主義者是一個打擊，他們希望在這十年內引進更多的移民，以確保猶太人占多數。但丘吉爾不認為這是前進的方向。他說："你不能指望巴勒斯坦吸收從其他國家流出的全部猶太人，但移民的數字是一個應該解決的問題。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也是目前正在爭論的問題，我認為應該在十年的基礎上解決這個問題。首先確定你們的移民配額，然後向阿拉伯人作出壓倒一切的保證，即在十年內他們不會被淹沒"。根據丘吉爾的計算，這一政策將導致猶太人每年移民 3 萬至 3.5 萬人。這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是1937年實際猶太移民人數的三倍，當時剛剛超過1萬人，是1938年的兩倍，那時略低於15,000人。
有人說，阿拉伯人甚至可能不同意每年 3 萬至 3.5 萬猶太移民的縮減數字。丘吉爾回答說："如果阿拉伯人拒絕達成任何協議，那麽就不能限製移民人數。我們應該向他們提出一個限製，以征得他們的同意，但如果他們不同意，而我們又不得不依靠這些其他因素來維持我們的安全，那麽，除了在這方麵切實可行之外，我們就不能有任何向上的限製。"
丘吉爾積極評價了猶太人在巴勒斯坦的自衛能力。他指出：”雖然猶太殖民地沒有受到帝國政府的保護，但他們自保自衛，沒有遇到過任何困難，沒有一個殖民地受到過嚴重襲擊。應該明確告訴阿拉伯人，除非他們在合理的時間內接受公平的提議，停止向英國王室發動戰爭，否則我們將不得不執行我們的計劃，不是不考慮他們的權利，而是沒有任何特殊義務'【3】。
在丘吉爾於 12 月 21 日發表演講後的一個月內，內閣會議上人們很清楚地發現英國政府非常依賴阿拉伯的友善。空軍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告訴他的同事們，空軍參謀部認為”如果在另一場危機中我們發現在中東背後有一個充滿敵意的阿拉伯世界，那麽我們的軍事地位將難以維持"。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勳爵強調，英國政府、猶太複國主義者和阿拉伯國家即將在倫敦舉行的會議"必須確保阿拉伯國家對我們友好"。丘吉爾並不知道這些。
會議於 1938 年 1 月在倫敦聖詹姆斯宮舉行，阿拉伯和猶太領導人坐在同一張桌子上了。會議的結果還是沒有定論。丘吉爾計劃在未征得阿拉伯人同意的情況下采取行動，如果阿拉伯人拒絕接受減少了的猶太人移民數字的建議，丘吉爾將從猶太人的利益出發采取行動，但這一計劃並沒有得到那些希望安撫阿拉伯人情緒的英國政府官員的支持。
這種特殊的綏靖政策的一個結果是，英國官方對來自德國和奧地利的猶太難民施加了更大的壓力，這些難民試圖在沒有巴勒斯坦證書的情況下到達巴勒斯坦，而這個證書是允許他們入境的重要文件。經哈利法克斯勳爵批準，英國向希臘、南斯拉夫、土耳其、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等五國政府施加外交壓力，不允許"非法"移民在前往巴勒斯坦的途中過境。
丘吉爾試圖通過尋找其他避難方式來幫助德國和奧地利的猶太人。1939年1月，丘吉爾在法國南部度假時遇到了阿爾巴尼亞外交官查廷-薩拉奇（Chatin Sarachi），他是阿爾巴尼亞重要羅馬天主教地主家族之一的成員。薩拉奇對阿爾巴尼亞收容難民的想法表示可以考慮，在阿爾巴尼亞當時的政府決定可以考慮此事後，他寫信給丘吉爾：”我已被授權進行談判”【5】。 但不到一個月，墨索裏尼就派軍隊侵入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的獨立已經遭到破壞，救援計劃也就化為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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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爾越是對希特勒在歐洲的侵略意圖發出警告，越是呼籲英國加速重整軍備，內維爾-張伯倫和保守黨機器就越是貶低他的論點和判斷。1938年12月9日，丘吉爾在一次對選民的演講中指出，四年前他曾敦促將英國皇家空軍增加一倍，然後再增加一倍。作為回應，當時自由黨呼籲裁軍的主要倡導者塞繆爾勳爵’認為我的判斷力有缺陷，他把我比作胡亂跑來跑去的馬來人。但是如果我的建議被采納，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我們也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6】
丘吉爾的怨氣很重。長期以來，他一直被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他對納粹主義的警告明確而詳細，但卻無濟於事。雖然張伯倫及其內閣不希望丘吉爾進入他們的核心圈子，但越來越多的英國公眾呼籲給他一個位置。這種呼聲在1939年2月和3月的插圖雜誌《圖片郵報》上得到了強烈的表達，該雜誌連續兩期呼籲讓丘吉爾重返政府。這些文章配有丘吉爾在查特韋爾的照片，查特韋爾是丘吉爾的家，也是他實際上的流放地，他在那裏工作、砌磚、閱讀，以及等待。
這些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圖片報》編輯兼設計師斯特凡-洛朗的遠見，他是一名匈牙利猶太人，1919 年，年僅 18 歲的他逃離了霍西上將政權的反猶氛圍，前往德國，並在那裏成為插圖雜誌的先驅。1933 年，洛朗被納粹關押在達豪六個月，後在匈牙利政府的幹預下獲釋。他的著作《我曾是希特勒的囚犯》於 1935 年出版，是最早用英語描述集中營製度的作品之一。
洛朗與一名攝影師在查特韋爾呆了一天，與丘吉爾交談，研究如何以最好的方式表達丘吉爾重返政府的呼聲。洛朗訪問後出版的兩期《圖片報》標誌著丘吉爾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發生了轉折，丘吉爾的知識和經驗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第一期於 1939 年 2 月 25 日出版，由《泰晤士報》前編輯、反納粹聯盟成員亨利-威克姆-斯蒂德（Henry Wickham Steed）撰文。其主題是：”他一生中最偉大的時刻即將到來”【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