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立國之父 前言：革命一代

前言：革命一代

在美國曆史上，沒有一件事能與美國革命一樣，在當時看來是不可能發生的，但現在回想起來，卻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就必然性而言，當時確實有聲音讓未來的愛國者將美國獨立視為早期的"命運顯現"。例如，湯姆-潘恩（Tom Paine）聲稱，一個島嶼（指英格蘭）不可能統治一個大陸，這是一個簡單的常識問題。托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抒情地闡述了整個革命事業的原因，強調了利害攸關的原則的不言自明性。

其他幾位著名的美國革命家在談論這段曆史時時，也好像覺得自己是曆史劇中的演員，而曆史劇的劇本是上天早已寫好的。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在晚年回憶起他年輕時對天意在起作用的預感，在 1807 年寫道：”在我的記憶中……沒有什麽比觀察到藝術、科學和帝國總是向西發展更古老的了。在談話中，從我還是個孩子起，就總是有人說，（從東方到歐洲，）下一次飛躍將是飛越大西洋，進入美洲”。亞當斯在獨立戰爭爆發前就指示他摯愛的阿比蓋爾開始保存他的所有信件，在 1776 年 6 月，他還購買了"一本對開筆記本"來保存他所有信件的副本，以便記錄如他所說的，"已經過去的重大事件和正在迅速發展的更大事件"。當然，我們往往隻記得那些被證明是正確的預言家，但在革命的一代人中，他們似乎普遍認為自己"見證了創世"【1】。

正如傑弗遜所說的那樣，美國革命首次向世界”坦率地"宣告了政治理想的勝利，這些早期對美國命運的預感因此得到了強化，並深深地印在了我們的集體記憶中。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歐洲列強的前殖民地以可預見的規律贏得了獨立，殖民地這個事情已成為過往時代的異國遺跡，並僅僅是新興國家崛起之路上的中轉站。在隨後的兩個世紀裏，美國革命一代大膽發起的共和實驗遭遇了根深蒂固的反抗，進展並不順利。但正如傑弗遜所預言的那樣，它徹底戰勝了十九世紀的君主王朝和二十世紀的極權專製。雖然一位當代政治哲學家所宣稱的"曆史的終結"已經到來似乎有些過於樂觀也非常極端，但所有其他政治組織形式似乎都在與十八世紀末首次在美國建立的自由製度和思想進行著徒勞的保衛戰，這是事實。至少可以說，基於人民主權原則的某種形式的代議製政府，以及由公民個人力量推動的某種形式的市場經濟，已經成為全世界普遍接受的國家成功要素。這些傳統對我們來說是如此熟悉，我們習慣於將它們的成功視為理所當然，以至於它們誕生的時代不禁讓人聯想到一個已成定局之地【2】。

盡管像潘恩、傑弗遜和亞當斯這樣的領袖發表了充滿信心和天意的聲明，但在我們看來已成定局的結論對他們來說當時尚未形成。古語有雲：人創造曆史。革命一代的領軍人物意識到他們正在這樣做，但他們無法知道自己正在創造的曆史。我們可以回顧曆史，將美國革命時代作為一個中心點，然後掃描上遊和下遊的地形，但他們隻能知道下遊的情況。費城醫生、《獨立宣言》簽署人本傑明-拉什晚年喜歡講的一則軼事讓人記憶猶新。1776年7月4日，大陸會議剛剛完成對《宣言》的修訂，並將其送交印刷廠出版，拉什無意中聽到了弗吉尼亞州的本傑明-哈裏森和馬薩諸塞州的埃爾布裏奇-格裏之間的一段對話。哈裏森說：”格裏先生，當我們都因為現在的所作所為而被絞死時，我將比你更有優勢。由於我的體型和體重，我幾分鍾就會死去，但由於你的身體很輕，你會在空中跳舞一兩個小時才會死去"。拉什回憶說，這番話"博得了短暫的微笑，但很快就被整個過程的莊嚴所取代"【3】。

根據我們現在對美國革命軍事史的了解，如果英軍指揮官在戰爭初期更積極地進行戰鬥，大陸軍很可能在一開始就被消滅，美國的獨立運動也會被扼殺在萌芽狀態。到那時，《宣言》的簽署者就會因叛國罪被追捕、審判和處決，美國曆史也會朝著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

從長遠來看，在大英帝國的保護約束下，一個獨立的美洲國家在十九世紀逐步發展其政治和經濟實力，這種演變可能是不可避免的。這就是潘恩的觀點。但曆史並非如此。一個獨立的美洲國家是突然而非逐漸建立起來的，是以革命而非進化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塑造這個新興國家的政治思想和製度的決定性事件都爆發在18世紀的最後25年。在開始時，沒有人知道最後的結果會如何。現在回過頭來看，上帝的旨意似乎早已注定，但實際上，這是一場即興表演，純粹的機遇、純粹的運氣--有好有壞--以及在特定的軍事和政治危機中做出的具體決定決定了結果。在新世紀乃至新千年來臨之際，美國現已成為世界上曆史最悠久的共和國，其政治體製和傳統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所有這些製度和傳統的基本框架都是在十八世紀最後幾十年間突然產生的靈感和臨時搭建的。

如果說後見之明讓我們更加欣賞共和遺產的穩固性和穩定性，那麽它也讓我們看不到成就本身真正驚人的不可能性。所有重大成就都是史無前例的。雖然自美國革命以來，世界各地殖民地曾多次成功反抗帝國統治，但在此之前還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英國陸軍和海軍當時合起來構成了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且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中注定要擊敗所有國家競爭者，成為現代第一個霸權國家。盡管共和範式--以人民主權原則為基礎的代議製政府--已成為 20 世紀的政治準則，但在美國革命之前，除了瑞士的幾個州和希臘的幾個城邦之外，沒有一個共和製政府能夠長期存在，也沒有一個共和製政府能夠在像十三個殖民地這樣廣袤的土地上運行。(有一個例外，但它似乎證明了一個規則：曇花一現，西塞羅羅馬共和國後來屈服於凱撒大帝的號令）。最後，十三個殖民地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向內延伸到阿勒格尼山脈，再向外延伸到被敵對的印第安部落占領的未開發森林，之前也沒有持久合作的曆史。”美國革命"這個詞宣揚了一種完全虛構的國家一致性意識，但這種意識在當時並不存在，隻有從事事後評估的曆史學家在研究它怎麽可能會有如此好的結果時，才能發現其潛在形式。

因此，事後諸葛亮不是什麽好事。如果後見之明過多，就會掩蓋無處不在的偶然性，以及革命一代所麵臨選擇的問題性。另一方麵，如果我們沒有一定程度的"後見之明"，沒有從現在的角度對過去進行全景式的透視，我們就會失去曆史學科所提供的主要優勢—也許是唯一的優勢--我們就會在沒有資源的情況下與所有有時間限製的參與者一起被拋入毫無規律可循的事件漩渦中。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後見之明，它不會武斷地將自己強加於革命一代的心態，不會假定我們正在見證一個不可避免的美國超級大國的誕生。我們需要一種曆史的視角，這種視角一方麵著眼於當時所感受到的岌岌可危的突發事件，另一方麵則著眼於那些受困於當下的人們所朦朧地（如果有的話）感知到的更為廣闊的後果。實際上，我們需要同時擁有近視和遠視。

在有遠見的方麵，革命一代中的一些政治領袖認識到，北美大陸與世隔絕的地理位置和其中蘊藏的豐富自然資源將為這個新生國家提供了巨大的優勢和幾乎無限的潛力。1783 年，就在《巴黎條約》確認了對英國的軍事勝利之後，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為這一大陸願景做出了最雄辯的表述。他寫道，"美洲公民處於最令人羨慕的狀態，他們是廣袤大陸的唯一領主和所有者，這片大陸包含了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土壤和氣候，充滿了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條件；從這一時期起，他們被視為最顯眼的一個劇場裏的演員，這個劇場似乎是上天為展示人類的偉大和幸福而特別設計的"。如果新生的美洲共和國能夠渡過它的幼年時期，如果它能夠作為一個連貫的國家實體存在足夠長的時間來鞏固它的天然優勢，它就有可能成為世界的主導力量。【5】

在近視的角度方麵，革命一代的大多數先鋒成員都有一個共同的關鍵見解，那就是用來證明從大英帝國分離出來是合理的論點，但這同時也削弱了任何新的國家政府的合法性，這個國家政府要有能力管理如此幅員遼闊的人口，或者製定統一的法律，將十三個主權州和三四個不同的地理和經濟區域捆綁在一起。否定議會和英國君主的權威，即所謂"輝格黨原則"的主要來源，是對任何在遙遠地方運作的中央集權政治權力的強烈懷疑，因為這種權力無法直接監督或監視它聲稱要管理的公民。戰爭期間根據《邦聯條款》建立的國家政府準確地體現了革命時代共和主義的基本信念，即任何有權脅迫或約束公民的中央權力機構都是不被允許的，因為它隻是重複了美國革命所要擺脫的君主製和貴族製原則。
將遠景和近景結合起來，結果就成了革命時代的核心悖論，也是革命一代麵臨的顯然難以解決的困境。總之，新獨立的美利堅民族的長期前景充滿希望，幾乎是無限的。但短期前景卻極為暗淡，因為國家事業的規模和尺度，也就是使未來如此充滿希望的因素，壓倒了革命所認可的唯一共和體製的治理能力。除了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比任何人都更關注這個問題，他時不時就想舉起雙手，宣布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亞當斯說："古代的立法者......為單個城市立法"，但"誰能為20或30個州立法，而每個州都比當時的希臘或羅馬大？既然要想獲得長期的榮耀，唯一的辦法就是通過短期的考驗，那麽最安全的賭注就是，早期的美國共和國將解體為一個州或地區主權國家群，像之前的所有共和國一樣，在距離應許之地還很遠的地方就壽終正寢了。"

至少從純粹的法律和製度角度來看，這種情況沒有發生的主要原因是，1787 年，來自幾個重要州的極少數傑出政治領袖合謀起草並批準了一份旨在在全國範圍內貫徹共和原則的文件。在隨後的兩個世紀裏，對製憲會議的批評者呼籲人們關注製憲會議的幾個不體麵的特點：製憲會議做了非法的事，因為其明確的任務是修改而非取代《邦聯條款》；製憲會議是在完全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製憲會議的 55 名代表是有產階級精英，幾乎不具有代表性全體人民。南方代表利用會議程序獲得了幾項保證，即不會在波托馬克河以南消滅奴隸製；批準機製並不要求獲得條款本身規定的一致同意。這些指責都有道理。

與此相反的說法也有道理：製憲會議應被稱為"費城奇跡"，這並不是習慣上的準宗教意義上的"奇跡"，即一群半神聚集在一起獲得了神的啟示，而是更世俗、更平實的意義上的"奇跡"，即《憲法》聲稱解決了一個顯然無法解決的政治問題。因為《憲法》旨在建立一個統一的聯邦政府，其權力足以強製人們服從國家法律--實際上是約束一個真正的大陸聯盟--同時忠實於1776年的共和原則。至少從邏輯上講，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些共和原則的核心動力，即最初的"76 年精神"，是對任何形式的強製性政治權力的本能厭惡，以及對看不見的統治者聚集在遙遠的地方所導致的不可避免的腐敗的徹底恐懼。反聯邦主義的憲法反對者正是提出了這些觀點，但在九個州的批準大會上，他們被一群執著的國家擁護者耍得團團轉、辯駁不休，並最終被淘汰出局。

美國革命由此進入第二階段，1787-1788 年的憲政解決成為第二個"建國時刻"，與1776年的最初時刻並駕齊驅。第一次建國宣告了美國的獨立；第二次建國則宣告了美國的建國。這兩次建國的不一致性反映在對後一次建國思想的分裂性上。《憲法》的批評者，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都譴責《憲法》背叛了美國革命的核心原則，是法國熱月 （Thermidorian） 反動政變的美國版。嚴格來說，反對意見過去和現在都是正確的。憲法的捍衛者則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都將其視為自由與權力的明智調和，以及與國家領域要求的現實妥協。隨著時間的推移，事實證明這一點是正確的，盡管當時連倡導者也不能確定。

事實上，不確定性是當時的主要情緒。曆史學家們強調了費城代表們為達成憲法共識而斡旋達成的幾項妥協：大州與小州的利益；聯邦與州的管轄權；關於奴隸製的區域交易。在這一妥協主題中，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在每個問題上，雙方都可以貌似有理地認為自己得到了最好的協議。在至關重要的主權問題上，同樣存在巧妙製造的模糊性：主權不屬於聯邦政府或各州，而是屬於"人民"。這意味著是什麽誰也說不清楚，因為在這一形成階段並不存在所謂的美國"人民"。事實上，《憲法》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個框架，將分散的民眾匯聚成一個更一致的集體，從而配得上"人民 "這一稱謂。

對於後一點，我們需要對最近的學術研究進行反思性回顧美國建國的複雜起源。根據我們現在對前大革命時期英美聯係的了解，即在這種聯係被切斷之前，最初將殖民地人口認定為"美國人"的說法來自英國人，他們對這個詞的使用是負麵的，是指不配與大英帝國都市中心的純正英國人享有平等地位的邊緣或外圍人口。這個詞被當作一種侮辱，指代劣等或從屬的民族。殖民者獨立的全部理由就是拒絕這種稱呼，理由是他們擁有英國公民的所有權利。而這些權利的最終來源並不在於任何美國本土的血統，而是據稱世界各地所有人共享的超越自然權利的領域。因此，至少在語言層麵上，我們需要還原十八世紀的事物背景，而不是將它們在下個世紀所獲得的神聖含義解讀回那個年代。美國人（American）一詞與"民主人士"（democrat）一詞一樣，最初都是一種蔑稱，前者指的是低等的外省的人，後者指的是迎合大眾粗俗、無意識的奇思妙想的人。總之，無論是在社會層麵還是在語言層麵，美利堅民族都是一個岌岌可危、問題重重的項目，充其量隻是一項正在進行中的工作。【8】

1789 年，新當選的聯邦政府成員齊聚紐約市，開始檢驗後來亞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提出的著名命題："如此構想、如此奉獻的國家能否長久存在"。我們已經注意到他們帶來的一些資產和負債。在曆史賬簿的資產方麵，完整的清單包括以下內容：遠離歐洲幹涉隔著一個大洋的豐饒大陸；近 400 萬的年輕人口，其中約一半年齡在 16 歲以下，因此在隨後的幾十年中肯定會成倍增長；白人人口中財產所有權的廣泛分布，因為很容易獲得可用的土地；對共和政治體製的明確承諾，這種承諾植根於殖民地議會的能力和實踐，在成功的獨立戰爭中被奉為唯一的典範，並在各州憲法中得到了製度化；最後，但絕非最不重要的一點是，人們幾乎一致認為第一任行政長官將由喬治-華盛頓擔任。雖然隻是一個人，但卻是一筆無法估量的財富。

在負債方麵，有四項內容名列榜首：首先，從來沒有人建立過美國這樣規模的共和政府，最受尊敬的權威壓倒性的判斷是不可能做到；其次，《獨立宣言》中所載的革命的主要思想遺產鄙視一切集中的政治權力，甚至以最惡毒的形式將政府權力的任何有力表現都描繪成一種異己力量，所有負責任的公民都應該予以摒棄，並在可能的情況下予以推翻；第三，除了戰爭期間對大陸軍的支持（這種支持本身就是零星的、不均衡的，而且幾乎不足以確保勝利）之外，組成新國家的各州和各地區沒有作為一個國家的共同曆史，也沒有作為一個連貫的集體行事的共同經驗（例如，1776 年 6 月在費城起草《宣言》時，傑弗遜曾寫信給弗吉尼亞的朋友說，發現自己在那個有利的時機被部署在離"我的國家"將近 300 英裏的地方，真是令人不安）；第四，也是最後一點，根據 1790 年國會委托進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新生的美利堅共和國有近 70 萬居民是黑人奴隸，其中絕大多數（超過 90%）集中在切薩皮克地區和南部地區，他們的人數也在成倍增長，這個事實在藐視著自 1776 年激情燃燒的歲月以來所有的共和主義言論。【9】

如果允許對"十年"進行寬泛的定義，那麽下一個十年就是美國曆史上最關鍵、最具影響力的十年。可以肯定的是，這個稱號的其他主要競爭者--1855-1865 年和 20 世紀 40 年代—都可以提出有力的自我證據，但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我們曆史上的第一個十年將永遠占據首要地位，因為它是第一個。它開創了先例，以明顯的事實確立了憲法概述的內容，但也有一些故意含糊的理論，從而為之後的所有曆史開辟和關閉了選項。例如，南北戰爭的直接後果就是在共和國最脆弱的早期決定回避和拖延奴隸製問題的直接後果。同樣，如果美國沒有在一開始就建立起穩定的國家機構來鞏固美國大陸，那麽美國就不可能在 20 世紀 40 年代成為世界霸主。(當然，從美洲原住民的角度來看，這種整合是一種征服）。將這一形成階段中最傑出的政治領導層成員大寫特寫並神話為"開國元勳"的衝動顯然是不可抗拒的，這既有一定的曆史依據，也有一定的心理基礎，因為從非常現實的意義上講，我們在政治上，甚至在基因上，仍然在繼承他們的遺產。同樣的原則也解釋了為什麽會同時出現妖魔化他們的衝動，因為對他們成就的任何討論都暗含著對美帝國主義在外交和內政方麵的獨特性的討論。

因此，似乎有一種電磁場環繞著整個主題，對於絕大多數當代美國人來說，這表現為金色的光環，而對於人數較少但頗有微詞的批評家來說，這表現為受汙染的放射性雲層，這些批評家對美國的現狀或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過程感到不滿。近年來，學術界的主要傾向是站在後者一邊，或者通過完全忽視主流政治來回避爭議。許多優秀的工作都采取了協同努力的形式，以恢複革命一代失落的聲音：瑪莎-巴拉德（Martha Ballard）在緬因州邊疆養家糊口、從事接生工作時的日常生活；前奴隸文圖爾-史密斯（Venture Smith）的經曆，他保留著自己對非洲的記憶，並在 1798 年出版了一本基於這些記憶的回憶錄。這種趨勢非常明顯，以至於任何新晉曆史學家如果宣布希望重點研究共和國早期的政治史及其最傑出的實踐者，一般都會被視為無意中接受一種知識上學術上的破產。【10】

盡管我已不再是一名初出茅廬的曆史學家，但我近年來所做的努力，包括接下來的書頁，構成了我希望是對學術紋理一種有禮貌的反論證，這些學術工作基礎是一係列如此老套的假定，以至於在當前的環境下反而可能開始顯得新穎。在我看來，革命時代和早期共和國的核心事件和成就都是政治性的。這些事件和成就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因為它們塑造了美國後來的曆史，包括我們這個時代。劇中的核心人物不是比較典型的邊緣或外圍的人物，而是掌握著權力處於國家故事中心的政治領袖。更重要的是，政治體製的形態和特征是由相對少數的領導人決定的，他們相互了解，相互合作，在人格和意識形態層麵上的合作和碰撞模式不斷複製《憲法》中的結構性製衡原則。
這些公眾人物大多是男性，全部是白人，很難說是整個人口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麵，他們也不是英國或歐洲的政治精英。不僅是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亞曆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這樣出身貧寒的人，其所有成員如果生活在英國或法國都會默默無聞。美國革命所產生的壓力和緊迫感呼喚並匯聚了他們的才華；沒有有頭銜的世襲貴族阻擋他們的崛起；也還沒有出現全麵的民主文化來削弱他們的精英優勢。他們是美國第一個，而且在許多方麵也是唯一一個天然貴族。盡管最近有人試圖在二十世紀尋找這一稱號的人，但以任何明智和公正的標準來看，他們都是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一代政治人才。他們締造了美國共和國，並在早年動蕩而脆弱的時期將其維係在一起。他們一直堅守崗位，直到國民習慣和風俗紮根。就我們剛提到的短期和長期的區別而言，他們讓我們從短期走向了長期。

長期以來，有兩種行之有效的方式來講述這個故事，這兩種方式都是革命時代本身的政治派別和意識形態陣營的表達，每種方式都是在革命一代的幾位成員還在世時撰寫的最早的曆史中首次闡述的。梅西-奧蒂斯-沃倫（Mercy Otis Warren）的《美國革命史》（1805 年）定義了”純粹共和主義”解釋方式，這也是當時的共和黨人所接受的版本（不是指今天的共和黨人，而是傑弗遜和麥迪遜組成的黨派，後來變成了民主黨，不過，美國今天的兩黨都繼承其精神，除了極端反共和人士。同時，共和黨在近年拉攏社會底層，尤其是窮白人之前，與大企業和資本家聯係更緊密，因此更像傑弗遜共和黨的敵人，即聯邦黨。）因此這後來被稱為”傑弗遜解釋”。它將美國革命描繪成一場解放運動，不僅是與英國統治的徹底決裂，也是與歐洲君主製和貴族製的曆史性腐敗的徹底決裂。因此，聯邦黨人在 17 世紀 90 年代的上台被視為腐敗的朝臣和財閥（漢密爾頓是罪魁禍首）對革命的惡意接管，最終被共和黨人在 1800 年大選中的勝利所擊敗，革命的真正精神才得以恢複。根據這一解釋傳統，革命的核心原則是個人自由。它具有激進的含義，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自由主義（libertarian）的含義，因為它認為任何將個人自由與政府紀律相調和的做法都是危險的。在更極端的形式下，這種共和是認同無政府狀態的，它對任何中央集權政治力量的有力反抗的態度都可能達到偏執狂的程度。

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在其長達五卷的巨著《喬治-華盛頓生平》（1804-1807 年）中首次最全麵地闡述了另一種解釋。它將美國革命視為一場萌芽中的國家運動，其深厚的淵源（即使是潛在的）來自殖民時代。因此，1787-1788 年的憲政解決成了這個運動的自然實現，而 1790 年代聯邦黨的領導人—亞當斯、漢密爾頓以及最重要的華盛頓--是革命遺產的真正繼承者(傑弗遜則是罪魁禍首）。這種觀點的核心革命原則是集體主義而非個人主義，因為它認為 76 年的真正精神是將個人、州和部門利益良性地讓渡給美國國家的更大目標，這首先體現在大陸軍中，隨後體現在新成立的聯邦政府中。它有保守主義的含義，也有原社會主義的含義，因為它不認為個人是政治等式中的主權單位，而更願意將政府紀律作為國家發展的集中和引導工具。在其更極端的形式中，它將個人權利和自由置於國家的更高權威之下，國家是"我們"而不是"他們"，因此它既有社區的含義，也有專製的含義。【譯者，很顯然，兩種說法都是片麵的，沒有美國這樣一個政體的國家，包括他的機構和原則，就不能保障個人的自由；反之，沒有個人的自由精神，這樣的國家與其它尤其是之前的國家沒有區別。】【11】

當我們意識到關於革命時代和早期共和國的曆史爭論不過是當今意識形態爭論的翻版，曆史學家們本質上一直在反複進行著革命一代成員之間最初進行的同樣的戰鬥，這確實令人感到慚愧，甚至可能令人沮喪。盡管許多曆史學家在隨後的歲月裏采取了妥協或分裂的立場，但基本的選擇一直未變，因為曆史學家們宣稱自己是傑弗遜主義者或漢密爾頓主義者，是堅定的個人主義者或執著的國家主義者，是自由主義者或保守主義者，然後寫出的文章偏向於一個陣營而不是另一個陣營，或者通過以另一個陣營的眼光來看待某一方來醜化另一方，就像當年的競爭者所做的那樣。我們或許可以聲稱，所涉及的基本價值觀是永恒的，突出的問題也是經典的，所以，今天還在討論這些問題也是應該的，從而避免知識分子的尷尬，但尷尬的事實是，我們一直在黨派訴求的明顯無休止的循環中追逐自己的尾巴。也許正因為我們仍在繼承他們的遺產，所以我們尚未對革命的一代形成真正的曆史觀。【12】【譯者，知識分子或所有關注這一事情的人，隻有意識到，這兩種觀點雖然不好調和，但又是必須同居在一個屋簷之下的，這與很多中國人熟知的一首歌的歌詞相像，那就是，“沒有國，哪有家，沒有家哪有我。”反過來也成立，“沒有我哪有家，沒有家哪有國？” 也就是說，沒有國家製度的保障，就沒有個人自由，不僅如此，沒有一個強大的美國的保障，很多國家的自由，都不能得以保障，這包括日本，韓國，甚至歐洲多國。】

但是，同樣，潘恩可以告訴我們這是常識，傑弗遜可以告訴我們這是不言而喻的，辯論的雙方都有對曆史真相的正當要求，雙方都代表了美國革命最深刻的衝動。在美國革命中，與所有革命一樣，不同的派別為了共同的事業走到一起，推翻統治政權，但在勝利之後卻發現，他們彼此的目標有著根本不同的、政治上不相容的觀念。在構成 1790 年代政治史的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事件中，他們之間的分歧暴露無遺，他們對美國的不同議程也迎頭相撞。

美國革命與後來大多數（如果不是所有）名副其實的革命的不同之處在於，在爭奪霸權、爭奪革命”真諦”的戰鬥中，雙方都沒有取得完全的勝利【譯者：如譯者之前所述，二者離不開彼此，因此沒有一方可以得到完全的勝利，這是不可能的，根本不要奢望。也因此，我們在今天的黨派之爭中，智者必須在中間周旋，去支持勢力變弱的一方，這倒不是完全同意這一方，也不是完全反對另一方，隻是因為我們不能讓鍾擺永遠在一邊掛著，因為那是錯誤的。】。在這裏，我並不隻是指美國革命沒有”吞噬自己的孩子”，沒有導致斷頭台上或行刑隊牆上血流成河的場麵，盡管這也是事實。相反，我的意思是，革命的一代找到了一種方法，以持續爭論或對話的形式來遏製辯論的爆炸性能量，而政黨的建立最終使這種辯論製度化並變得安全。隨後，美國的政治史就變成了舊的緊張局勢在新的版本之間的搖擺，而這種緊張局勢隻有在內戰時才會以暴力形式爆發。這種緊張關係在 19 世紀占據主導地位，其最常見的形式是在憲法上表現為州與聯邦主權之間的衝突。然而，分歧的根源要深得多，涉及到對政府本身的衝突態度、相互競爭的公民身份的版本、對自由與平等這兩個目標的不同姿態。

但關鍵在於，這場辯論並沒有得到解決，而是融入了我們的民族特性之中。如果這意味著美國是建立在矛盾之上，那就這樣吧。【譯者：按譯者上述，根本不是這樣的矛盾，而是互相依賴的兩個因素，最多可以說是矛盾體。】除了一個血淋淋的例外【即內戰】，兩百多年來我們一直成功地與之共存。林肯曾說，美國建立在傑弗遜在 1776 年寫下的命題。我們的立國之本其實是關於這個命題含義的爭論。

這並不意味著共和國早期的政治史可以被理解為由一群表現出色的半神主持的彬彬有禮的鑒證活動。恰當的形象也不是一個交響樂團；或者，鑒於參與國家政治最高層的人數有限，也許是一個室內樂合奏團，每個國父演奏一種特定的樂器，將自己和諧地融入共同的樂譜。問題的關鍵在於，沒有共同的樂譜，沒有指定的樂器，也沒有融合的和聲。1790 年代的政治是一場真正的喧鬧。【譯者：不同意這個比喻。本質上恰當的比喻是量子力學裏的測不準原理，但很顯然，大多數人了解音樂更多而不是物理學。但是測不準原理從根本上預言，沒有十全十美的答案，答案都是一種建設性的妥協，矛盾性的雙方最終需要彼此，當自己成為唯一的力量的時候，自己就成為或產生出對方。例如，完全的個人自由導致無政府狀態，後者必將產生強人來剝奪個人自由，反之完全的政府必將導致革命。雖然革命可能並不容易出現或成功，但政府自身如履薄冰，無法發揮建設的作用。把大量資源花在維護自己不倒的事情上。】以前的曆史學家將其稱這個時期為”激情時代”是有道理的，因為就尖銳的指責性言辭、意識形態頑固性的張揚表現、激烈的個人競爭以及對即將發生的災難的誇張宣稱而言，它在美國曆史上無出其右者。革命一代最高層內部的政治對話是一場長達十年之久的叫喊比賽。【13】

那麽，他們是如何做到的呢？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曾指出，在西方曆史上，一個新興帝國的領導層，回過頭來看，其表現與任何人的合理預期一樣好的情況隻有兩次。(第一次是凱撒-奧古斯都時期的羅馬，第二次是 18 世紀末的美國）。為什麽懷特海的看法可能是對的？為什麽說美國革命的獨特圖景中蘊含著真理的內核，而這個圖景描繪的不是大規模屠殺的戲劇性場麵，而是衣著光鮮、擺著古典姿勢的人物畫廊呢？

我自己對這些問題的回答載於這本書的以下故事中。這些故事試圖還原共和國早期八位最傑出的政治領袖的緊迫感和即興感，以及他們的樣子和感覺。按字母順序排列，他們是阿比蓋爾-亞當斯和約翰-亞當斯夫婦、亞倫-伯爾、本傑明-富蘭克林、亞曆山大-漢密爾頓、托馬斯-傑弗遜、詹姆斯-麥迪遜和喬治-華盛頓。雖然每一集都是自成一體的敘事，旨在以我所能調動的講故事的技巧來闡明一個有利的時刻，但總的來說，它們有幾個共同的主題。

首先，革命一代的成就是一項集體事業，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為他們的個性和意識形態多種多樣。他們之間的互動和並置產生了一種動態的平衡和均衡，這並不是因為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是完美無缺或無懈可擊的，而是因為他們相互之間的不完美和缺陷，以及他們的怪癖和前科，就像麥迪遜在《聯邦黨人》第10章中所說的那樣，在一個龐大的共和國中，多個派別會相互製衡。【譯者：這也是基於譯者之前說的，個人自由與國家機構相輔相成，所以這些人雖然有不同，但是互相牽製的方式互相補充，達成目的和最好的效果。如果都是傑弗遜派或漢密爾頓派，反倒不能達到目的，也不能有這麽好的結果。也因此，麥迪遜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位，因為他兩麵的位置都曾逗留過。在寫憲法的時候他與漢密爾頓一起偏向於建立國家，成立聯邦，這也多虧天意把傑弗遜調到了巴黎，使他不能直接管理麥迪遜。如果他在美國，每天管教後者，可能我們就沒有今天的憲法。但是憲法有了之後，如果不能牽製大政府，個人自由的精神可能會被犧牲，當時漢密爾頓和華盛頓的聯邦派占上風，天意就把傑弗遜調回來，也把麥迪遜的心態轉變，促進個人自由，正如我之前所說，哪邊弱支持哪邊。固然，一個人有自己的感情偏好，但是我的原則並不是在其中一邊，而是任何一邊的獨大都是危險的。】

其次，他們都相互認識，用俗話就是說，他們一起”掰麵包”，一起參加無數次會議，就私事和公事相互通信。政治，即使是在共和國早期的最高層，仍然是一種麵對麵的事務，在這種事務中，競爭者，即使是那些陷入生死攸關的政治鬥爭中的競爭者，也不得不就頻繁的個人交往所產生的情感親和力和共同的親密關係進行談判。亞當斯和傑弗遜的競爭和友誼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在一些關鍵時刻，個人的信任而促成了關鍵的妥協。雖然美國成了一個法治國家，但在初期階段，它必須是一個人治國家。【譯者：今天也一樣。極端分子每天叫嚷把對方送進監獄都是禍害。】

第三，他們成功地將最具威脅性和分裂性的問題從政治議程中剔除。當然，這個問題就是奴隸製，無論擁護哪種版本的奴隸製，奴隸製顯然都不符合美國革命的原則。但它也是新國家中社會和經濟根基最深的政治問題，因此，消除奴隸製有可能破壞正在凝固的脆弱聯盟。是否有可能在消滅奴隸製的同時又不消滅國家本身，這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無論人們對這一假設性問題得出何種結論，在事後諸葛亮和現代種族觀念作為道德指南的優勢下，革命的一代人認定在當時解決奴隸製有風險大於成功的前景；他們非常自覺地選擇了推遲解決奴隸製問題，在國家和聯邦層麵上將任何有關這一問題的討論都置於禁區之外。【譯者：我同意這個觀點，這與我之前說的國家與個人自由的關係緊密相關。如果不能建國，就沒有個人自由，就無法實現獨立宣言中陳述的目標。奴隸製也不能解決。這樣看來，拖延也是後來解決奴隸製的唯一保證。如果沒有國家，誰有能力去解決這一問題呢？因此，立國之父的選擇是最優的。】

第四，在約翰-特倫布爾、吉爾伯特-斯圖亞特和查爾斯-威爾森-皮爾的肖像畫中，那些帶著古典尊嚴俯視我們的麵孔，那些用抒情語調向我們訴說的跨越時代的聲音，之所以顯得如此具有神話般的英雄氣概，至少部分原因是他們知道我們會關注和聆聽。革命一代的所有先鋒成員都敏銳地意識到了自己的曆史意義，即使他們仍在創造曆史，而這正是他們聲譽的基礎。他們開始為後人擺姿勢，他們給彼此寫信，其實就是給我們寫信，尤其是在他們各自事業的末期。如果說他們有時看起來像大理石雕像，那就是他們想要的樣子。(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是我最喜歡的人物之一，你會看到，因為他先天無法保持這個姿勢。他那令人耳目一新的、常常是無厘頭的坦率，為我們提供了一扇最清晰的窗口，讓我們看到推動他們前進的更深層次的野心和相互衝突的虛榮心）。如果說他們有時表現得像曆史劇中的演員，那往往是他們對自己的看法。從真正意義上講，我們是他們成就的同謀，因為我們是他們表演的觀眾；他們知道我們會觀看，這有助於他們保持最佳狀態【譯者：這些說法很棒】。【15】

俗話說，編年史是弱智者的最後避難所，也是曆史學家的唯一手段。我的敘述雖然故意采用插敘的方式--並沒有聲稱全麵涵蓋所有事件--但遵循了時間順序，隻有一個重大例外。第一個故事講述的是亞倫-伯爾和亞曆山大-漢密爾頓之間的決鬥，沒有按照順序。這不僅是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旨在吸引讀者的眼球，而且還作為例外情況證明了規則，從而引出了影響後麵所有故事的主題。這是革命一代中唯一一次政治分歧以暴力和死亡而非持續爭論告終。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伯爾是共和國早期精英中的異數，他是一個豐富多彩、引人入勝的人物，但他的人格定義並不符合標準。

論證和概括到此為止。如果下麵的故事匯聚在一起是為了表達某個更大的觀點，那麽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通過故事本身來實現。這是 1804 年一個炎熱的夏日早晨。亞倫-伯爾（Aaron Burr）和亞曆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分別乘船橫渡哈德遜河，前往威霍肯平原赴約。水麵平靜得可怕，空氣中彌漫著濃重的霧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