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遠行
我的隨筆
一
OpenAI在過去的一周裏上演了一部懸念迭起的電視劇。在一個星期五，它的首席執行官奧特曼被董事會開除，經過一番周折他被微軟接納，然後大部分員工聯名要求董事會辭職，之後奧特曼重返崗位。
這家美國人工智能高科技公司自去年末推出可以“像人一樣”與人聊天的係統之後，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感到一種致命的威脅，這個係統不是像蒸汽機那樣給人力量，也不是像電腦那樣讓人做事更方便，而是能與人款款而談，而且，隨著它不斷加快的技術更新，讓人感覺它不僅知識量超過人類，連智力也超出大多數人。
在此背景下，這家公司出現這樣的激烈人事變動，讓人們不得不關注，也不得不問，到底發生了什麽？
原因並沒有公開，所以我們隻能猜測。
但我們看到一個幽靈在這些人中間以及其它高科技公司的樓宇裏遊蕩。所有跟它沾上邊的人和事都有股“邪氣”。
這是個什麽幽靈？與這裏的事，尤其是開除他的那幾個董事有什麽關聯呢？
領導這個政變的是首席科學家伊利亞（Ilya Sutskever）。同他一起投票的有董事會成員塔莎·麥考利 (Tasha McCauley)，她是“有效利他主義”慈善機構“Effect Ventures” 的技術高管兼董事會成員，以及海倫·托納 (Helen Toner)，喬治城大學安全與新興技術中心的高管，該中心致力於“有效利他主義“事業的慈善事業。
慢著，怎麽都跟“有效利他主義”這個詞有關係？
是的，“有效利他主義”就是這個幽靈，它遊蕩在美國高科技公司的樓宇之中，或許也漂浮徘徊在西方其它地方的空氣之中。
二
很多故事，都有一個“從前，在一個很遠的地方”這樣一個開頭，這裏的開頭可以回溯到1970年代的孟加拉。
孟加拉，或者說就是印度，那時候是連年饑荒，不是幹旱就是洪澇。
這時候有一個澳大利亞哲學家，叫彼得·辛格，寫了一篇文章，叫《饑荒、富裕和道德》。在這篇文章中，辛格提出一個論點，如果一個人可以利用自己的財富來減少世間的痛苦（例如，通過援助饑荒救濟工作），同時也不“顯著”減少自己的福祉，那麽不這樣做就是不道德的。辛格用了一個“溺水兒童”的類比：如果有一個孩子在淺池塘裏溺水，而有人可以救他但卻選擇不采取行動，這就是不道德的；而在現代社會，由於交通和信息的發達，距離也不能成為不能救助的借口。他說：
無論我能幫助的人是離我十碼遠的鄰居的孩子，還是一萬英裏之外我永遠不知道名字的孟加拉人，幫助還是不幫助他們在道德上沒有區別。 ......道德觀點要求我們超越我們自己社會的利益。以前，……這可能幾乎不可行，但現在卻相當可行。從道德的角度來看，防止我們社會之外的數百萬人挨餓至少必須被認為與維護我們社會內部的財產規範一樣緊迫。
辛格繼續對西方豐裕社會進行鞭笞，說他們對世界上那麽多貧窮饑餓中的人們無動於衷。他舉例說，英法建造的超音速協和飛機，悉尼正在建設的大劇院，都需要花掉上億英鎊，遠遠超過解救這些難民燃眉之急所需的資金。美國人吃得腸肥腦滿，奢侈品肆意橫行，這些，都說明西方人看不到世界上有那麽多要餓死了的人，同情心不足。他的結論是：救助世界貧困之人，不僅是善心之舉，而是道德必須。
辛格的觀點有明顯的也是嚴重的錯誤，我們這裏暫且不談，但人類的理解力是有限的，它們通常受情感的支配，是激情的奴隸。有些人被辛格的論文感動了，文章觸動了他們的心靈，被不少人視為經典。辛格憑著這篇文章的影響力，以及在其它倫理道德哲學，尤其是動物保護方麵的著作，前往美國，成為著名的普林斯頓大學的哲學教授。
當然，印度孟加拉的饑荒在此後連年不斷。1974年4月至7月間，布拉馬普特拉河下雨引發大洪水，災情非常慘重。洪水爆發後，孟加拉國向印度政府尋求援助，被回絕了。饑荒帶來的各種傳染病問題持續到下一年。死亡人數應該超過150萬人。
三
從古到今就有的利他主義可以是天使，也可以是魔鬼，要看他穿什麽樣的外衣。辛格孕育出的利他是什麽呢？我們現在說它是個幽靈，在找尋一個新衣以便在人間的更多場合出現。
2005年，18歲的未來哲學家威廉·麥克阿斯基爾（William MacAskill）在劍橋大學的一次本科生研討會上得到了一個思想上的頓悟。在這之前，麥克阿斯基爾喜歡喝大量啤酒，喜歡赤身裸體嬉戲，有時晚上爬上屋頂，以肯定自己生命的存在，他還是校園放克樂隊的薩克斯手，負責演奏各種曲目，被稱為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但十八歲時的這一天，當麥克阿斯基爾第一次接觸到激進功利主義者彼得·辛格於 1972 年寫的那篇《饑荒、富裕與道德》時，他感到身體一陣輕微的震動，他像一列火車，被扳道岔的人轉入了一條嚴格且不妥協的道德主義軌道。他覺得辛格提出的那個簡單的思想實驗太有說服力了，它深入自己的內心，與自己共鳴。想想看：如果你在一個淺池塘邊漫步碰到一個溺水的孩子，你絕對不會太在意在涉水救助她時會弄髒衣服。推而廣之，孩子所在的位置——是在自家附近的一個實際池塘裏，還是在六千英裏外的一個隱喻的池塘裏——並不重要。一個人一定要把多餘的資源投入到慈善事業，否則就如為了幹洗店的賬單而讓這個孩子淹死那麽不合道德。自1971年問世以來，辛格的論文在學校裏主要被用來給學生們作哲學練習，聰明的學生被要求找出可能的缺陷。然而，麥克阿斯基爾覺得這篇文章沒有任何問題。
當麥克阿斯基爾成為牛津大學哲學研究生時，辛格的洞察力已成為他生活的組織原則。當他在酒吧和朋友見麵時，他隻點一杯自來水，然後去裝上他在街角買的一罐濃度為 2% 的廉價啤酒。晚餐時，他吃自己在家烤的麵包。他的收入餘額留給其他人。這是他自己說的，我們也可以相信他。他盡量不表現得過於浮誇或傳福音，但對闡述自己的理由也並不感到羞怯。那是他生命中的一個時期，既黑暗又孤獨，道德上又充滿光芒。正如他自己說的，“我很煩人。”
麥克阿斯基爾將他的個人預算限製在每年兩萬六千英鎊，放棄其他一切花銷。他和兩個室友住在牛津南部貧困地區一棟排屋裏，那裏連一家好的咖啡店都沒有。
當然不能隻是自己這樣做，他逐漸幫助開始了一場名為“有效利他主義”的道德運動，（英文是effective altruism，簡稱稱為 E.A.）。對其實踐者來說，人們應該以最清晰有效、最雄心勃勃和最冷靜的方式行善。E.A.們計算出，大約 4000 美元就可以挽救發展中國家的一條生命。他們把自己綁在邏輯嚴謹的桅杆上，即使當得出違反直覺、令人困惑甚至令人反感的結論時，也拒絕將目光移開。有段時間，這個運動建議有上進心的年輕人不應該直接為慈善機構工作，而應該在金融或高科技領域找到工作然後捐贈他們的收入。E.A.們不僅關心窮國的人們，也擔心可能會影響未來人類的生存風險。因此，他們對氣候、高科技以及對人工智能的可能破壞性都非常關心。
四
2013 年，山姆-班克曼-弗裏德（Sam Bankman-Fried）還是麻省理工學院的本科生。他是“超級極客男女混合兄弟會”（Epsilon Theta） 的成員，想做慈善事業，於是聯係上了麥克阿斯基爾。談話間，麥克阿斯基爾打消了這位年輕人想貢獻體力勞動做慈善的念頭，而是讓他相信，他可以通過接受一份高薪的金融工作並捐出自己的錢來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影響力。有效利他主義者將此稱為“賺取給予”。
又賺錢又要給予，這種心態給人一種矛盾的想法，似乎有違反規則違反道德許可的意思，按中國人的說法，有點“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的意思。但也許不是呢，也許是我們的想象力不夠。無論如何，這裏透出那麽點不擇手段的意境。
但麥克阿斯基爾的影響不僅僅是給班克曼-弗裏德提供了一個不穩定的道德框架，他還建議班克曼-弗裏德去金融交易公司簡街（Jane Street ）實習。 在簡街工作的時候，弗裏德和有效利他主義中心的頭Tara Mac Aulay一起創建了虛擬貨幣交易中心FTX 和Alameda Research。許多未來的 FTX 領導圈成員都是麻省理工“超級極客男女混合兄弟會”的成員。
Mac Aulay和班克曼-弗裏德原本計劃將公司利潤的 50% 捐獻給 EA 事業，許多高管也計劃捐出大部分薪水。Alameda 的初始資金來自兩位有影響力的 EA 捐助者：前貨幣交易員 Luke Ding 投資了 600 萬美元，而 Jaan Tallinn 則向該公司借出了價值 1.1 億美元的以太坊虛擬幣。如果沒有 EA 捐助者的幫助，他們說，我們需要幾個月的時間才能籌集到接近這一數額的資金，而且永遠不會以如此優惠的條件獲得。
但是很快，班克曼-弗裏德就不按這個計劃辦事了，他獨斷專行，讓自己的股份占大頭。董事會要趕他走，教父麥克阿斯基爾出麵給他解了圍。
後來，班克曼-弗裏德成為全球最富有的100人之一。他確實捐獻了很多錢，許諾的更多，但是他的不擇手段、不受限製的管理手段也導致最後的破產和坐監。
麥克阿斯基爾也成了 FTX 未來基金的成員，該基金在 2022 年為有效利他主義事業撥款 1.6 億美元，其中包括向與麥克阿斯基爾直接相關的組織提供 3,300 萬美元。 FTX 破產後，麥克阿斯基爾和團隊其他成員從該基金辭職。
五
2022 年八月，科技巨頭埃隆·馬斯克 (Elon Musk) 在推特上發文推薦麥克阿斯基爾的書並說：與我的哲學非常吻合。
在馬斯克為收購 Twitter 尋求資金時，麥克阿斯基爾曾幫忙在馬斯克和班克曼-弗裏德之間進行聯係。很顯然，馬斯克和麥克阿斯基爾這時就已經認識了。麥克阿斯基爾聯係馬斯克安排與班克曼-弗裏德的對話時稱他為“我的合作者”。 最終，班克曼-弗裏德的企業麵臨當時尚未公開的資金短缺，因此沒有參與收購。
除了馬斯克和班克曼-弗裏德，有效利他主義運動的知名支持者包括 Facebook 聯合創始人達斯汀·莫斯科維茨 (Dustin Moskovitz) 和 Skype 億萬富翁創始人揚·塔林 (Jann Tallinn)，他們已承諾投入數十億美元用於有效利他主義研究。
六
利他主義，這個人心中自古以來就有的信念，讓人們彼此關愛，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基本組成部分。但是把它上升到一個宗教、一個不管對方是誰、是什麽情況，不管是鄰居親屬還是遠在天邊的陌生人都要貢獻，不貢獻就要道德懺悔，在很多時候是忽略身邊的親人或者社區而隻對遠方捐獻，無疑會變成一種抽象的運動，從而造成虛偽，並被不擇手段的人所濫用。
一個國家的貧困，是由這個國家的製度決定的，而製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民自己選擇的。所以，饑荒的人民自己也有責任。有的人民也說過，寧可吃草也不需要別人的救助，這是種更極端的例子，但這是事實。但即使是孟加拉這樣的無能國家也有自己的問題。
相反，中國的改革開放，讓大多數人脫離了貧困，也不需要別人的救助，說明隻要有好的政策和貿易，貧困就能得到解決。
同樣，一個國家的富裕，也是由這個國家的製度決定的，而製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民自己選擇的。生活在這個國家的人民，有責任先對自己的人民負責，不僅應該對自己國家的窮人先伸出援手，也要支持自己人民生活的進一步提高，甚至是對奢侈品的消費。OpenAI董事會這幾位有效利他主義董事穿著打扮相當光鮮，他們或她們是否喜歡奢侈品？
讓人民能夠自由和富足正是國家富裕的原因：人有自己消費的自由，不需要道德家來指手畫腳，也不需要有人進行計劃。
之所以談到“計劃”，是因為在辛格的《饑荒、富裕和道德》文章中，充滿了數字計算。窮國需要多少錢可以脫貧，富國可以捐助多少不影響經濟發展，人們的捐助需要一起做還是分批做。看到這裏，你不禁會問，這是可以算得清的嗎？是可以計劃的嗎？
這就是西方一些知識分子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具體體現，他們享受著物質富裕的福，但是不知道這種富裕是基於合適的製度。
同樣，這也暴露了人的虛偽。一個哲學家，本身不需要捐多少錢，隻是寫了一篇文章，一些道德書籍就能夠成為著名大學的教授，得到高薪，並且能夠被擁護者擁戴追捧。這是多麽讓人幸福的感覺啊。即使自己是道德楷模，成為素食主義者，生活節儉，又有什麽資格認為自己的道德更高呢？人首先是自私的，一個社會需要保障人們追求幸福的自私權利。一個教授有追求成為道德楷模的私人幸福追求，但也必須承認還有更多人隻有追求自己私人物質幸福甚至是奢侈品的權利，一個社會也有追求開發更快更高更好項目的權利，因此英法有追求建造更快協和超音速飛機的權利，澳大利亞有追求更美悉尼大劇院的權利，美國人有腸肥腦滿生活的權利，更何況這些基本來自於私人和私營機構。
至於這些高科技億萬富翁談什麽有效利他就更是虛偽，人們都知道這些是避稅的手段和給人慈善印象的宣傳工具。馬斯克捐了多少，我們並不在意。人們創造財富，就是要有自身支配這個財富的權利。比爾蓋茲的慈善基金，也隻能做他喜歡的研究項目。
因此，辛格和麥克阿斯基爾等推銷的，尤其是眾科技精英還有其他富翁口中念念不離的有效利他，從輕的說是虛偽，從重的說是幽靈，遊蕩在西方的上空，向下飄灑著有毒的粉末。
“有效利他”（Effective altruism）另一個巨大的惡果，就是加速人口爆炸和生態災難。
這幾天正在 Netflix 上看由 Steven Spielberg 製作，由 Morgan Freeman 講解的紀錄片《Life on Our Planet》。
其中講到，人類正在造成地球誕生以來第六次物種大滅絕。
人類巨大的基數，絕對是加速物種滅絕的最大因素。
人口數量超過自然資源能承受的程度（如孟加拉），必然會有饑荒。
在自然界，這一反饋會使物種自動調節自己的數量。
而“有效利他”中斷這一反饋，使人類在已經超過自然資源能承受程度的地區（如孟加拉），采取非自然的手段，維持人類繼續在那裏增殖，加速其他物種滅絕速度。
作為一種哲學，我覺得它和其他哲學一樣，我們不要急於給它扣帽子，不要急於抵製。
利他也是利己，這個話題，可以延伸到很大。 無論是人文，還是自然環境，如果我們以更長的眼光來看。
當然，我也不讚成把這種利他主義宗教化。更不讚成把反利他主義宗教化。
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發展，除了體製的因素，如果沒有“利他”的幫助，也沒有那麽快。
我個人認為，和是否應該“利他” 相比， 如何“利他”， 才是更值得探討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