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羅馬政治家西塞羅》 作者前言

隨著拉丁語在課堂上的消失，古羅馬最偉大的政治家馬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如今已鮮為人知。他不該遭受這樣的忽視，現在讓我們來恢複他應有的地位，也就是他對我們人類進步和共和傳統所擁有的重要地位。

我們要這樣做的一個強大動機是，在他的時代過去了近兩千年後，他在不自知的情況下成了至今仍支配著美國人民生活的美國憲法設計師。對於美國的開國元勳和他們的英國政治同行來說，塔利（他的名字英譯為 “Tully"）的著作是他們接受教育的基礎。約翰·亞當斯認為最值得一讀的一本書就是《西塞羅》。

西塞羅寫過國家應該如何以最好的方式組織起來。18 世紀的決策者們消化了他的觀點，因為他曾樂此不疲地宣傳一個偉大思想，那就是混合或平衡憲法。他既不主張君主製，也不主張寡頭製或民主製，而是三者的結合（混合或平衡）。他的模式就是羅馬本身，當然經過了改進。它的行政機構擁有準王權，但部分受製於廣泛使用的各種否決權，部分受製於由政治大家族主導的元老院。政治家則由人民選舉產生。

這種模式與美國最初的憲法相距並不遙遠，因為美國憲法在行政與立法之間建立了謹慎的平衡，並對純粹的、不受束縛的民主施加了限製（現在這些限製已消失很多）。喬治·華盛頓在思考確保政府穩定的困難時曾說："對於專製主義的擁護者來說，發現我們沒有能力管理我們自己，而我們建立在平等自由基礎上的製度僅僅是理想和謬誤，是他們最大的勝利！”他可以引用西塞羅的一些話來說明這個問題。

西塞羅晚年在拯救羅馬共和國的鬥爭中表現出色。在凱撒遇刺後的幾個月裏，盡管他沒有擔任任何公職，但他憑自己的人格力量掌管了國家，組織了一場對已故獨裁者的朋友和支持者馬克·安東尼的鬥爭。西塞羅為後世樹立了反抗暴政的典範--先是鼓舞了美國革命者，然後又鼓舞了法國革命者。

西塞羅風風雨雨的職業生涯中，他的勝利和災難並不是他故事的終結，因為他的思想在他死後享受了更長久的生命。他的演講和哲學著作在整個西方文明史上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正如他偉大的同時代人凱撒所預見的那樣。

對於基督教教父來說，他是優秀的異教徒典範。聖傑羅姆偏愛他，為自己過分偏愛這個異教徒作家而感到羞愧，所以禁食，以便在禁食後可以學習西塞羅。彼特拉克對西塞羅作品的重新發現為文藝複興提供了強大動力，而16 歲的伊麗莎白女王幾乎讀完了他所有的作品。西塞羅的散文風格在約翰遜博士和愛德華·吉本的作品中留下了印記。在托馬斯·傑斐遜和威廉·皮特（更不用說亞伯拉罕·林肯和半個世紀前的溫斯頓·丘吉爾）的演講中我們都能聽到西塞羅的演講格調。

西塞羅值得我們今天關注，不僅是因為他的影響力，還因為他是一個經曆過非凡時代的迷人人物。跨越漫長的歲月，他仍能與我們對話，原因之一是我們對他了解得非常多。他的數百封書信流傳於世，其中許多是寫給他的摯友阿提克斯的，這在古典世界留給我們的世界中是獨一無二的。我敢說，讀過這些信的人都會被他嚴肅、自律、慷慨的個性所感染。他是一個內向的人，過的生活卻最公開；他是個思想家和知識分子，卻致力於行動。我們能看到他每天的生活，有時甚至是每小時的生活。我們可以通過這位兩度掌握權力、不知故事結局如何的參與者興奮而焦慮的眼神，追隨羅馬共和國衰落的壯觀敘事。他曾與愷撒大帝共進晚餐，還曾偵查愷撒大帝的行蹤。在一場金融騙局中察覺了馬庫斯·布魯圖斯的廉潔，並幫助少年馬克·安東尼停止其性方麵的冒險。在西塞羅的書信中，羅馬人的高貴性體現在血肉之軀，而不隻是在大理石上。

羅馬共和國的末年給今天傳記作者帶來了特殊的困難。那時發生的各種事件在近距離聚焦後，又被拉回到模糊的遠景中。有些年份我們知之甚少，所能依據的隻是晚期曆史學家的著作或著作摘要，而這些曆史學家的著作和摘要又不很可靠。然後，我們好像一下子置身於西塞羅和他的死對頭普布利烏斯·克洛狄烏斯·普爾切（Publius Clodius Pulcher）之間，他們在一個清晨一同漫步到會場；我們傾聽他們的談話，聽到西塞羅對克洛狄烏斯開了個沒有品味的玩笑，這會讓人很感意外。他寫給阿提克斯的信是獨一無二的第一手資料，但當阿提克斯與西塞羅一起在羅馬時，這幅圖畫就中斷了。後人應該感謝阿提克斯在雅典或伊庇魯斯的莊園裏度過了那麽多時光，否則我們就沒有這些信件了。在書信終端的時候，曆史記錄中的蛛絲馬跡往往可以平複，但在細節缺失的地方，掩蓋事實也是沒有意義的。

除了龐培、安東尼和屋大維之外，我對本書中出現的所有人都使用拉丁文名（順便提及李維、賀拉斯、普魯塔克和薩盧斯特等作家）。至於地名，我則采取較為寬鬆的做法；說羅馬或雅典時，我說Rome 或 Athens而不說 Roma 或 Athenae（不過在中文沒有區別）。其他地名則保留其拉丁文形式，以避免給人不合時宜的印象（例如，我更喜歡用 Antium 而不是 Anzio，用 Massilia 而不是 Marseille）。這一時期曆史的複雜性之一在於參與者眾多，羅馬人還傾向於用與自己名字相同的名字來稱呼長子，這使得名字的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我有時無法識別隻出現過一次的人是誰。

一些拉丁語術語被保留了下來，因為沒有相當接近的英語對應詞。這些術語包括：imperium（統治權），官方政治統治權和調兵遣將權；equites，元老以下的富裕社會階層，包括商人、意大利外省鄉紳和貴族，通常是尚未從政的年輕人（單數形式為 eques）； amicitia，意思可能大致是友誼，是平等者之間的一種相互關係（原文用的是虧欠indebtedness）形式；clientela，社會上下級之間的相互關係（indebtedness）；optimates，參議院中貴族立憲派的通稱；populares，指激進的民粹主義反對派。

對貨幣價值我這裏做一些指引可能會有所幫助，盡管這是一個令人困擾的難題。羅馬的記賬單位是西斯特提烏斯或西斯特塞。四個西斯特塞等於一個銀幣（denarius）。一枚銅幣（as）的價值是十分之一第納裏（該詞的意思是 "十塊錢"）。一塔勒姆（Talentum）價值 24,000 西斯特塞。今天要確定羅馬貨幣的實際價值及其與生活水平的關係幾乎是不可能的。粗略估算一下，1 西斯特塞大約值 1.5 美元，或者更多一些。

我最大的不合時序之處是使用了基督教的紀年法。直到共和國末期，羅馬人都是根據執政官的名字來確定年份的。阿提庫斯（Atticus）和其他古文字學家確定，或至少斷定，羅穆盧斯於公元前 753 年建立了羅馬城，如果用這一年作紀年的出發點。因此，西塞羅出生在羅馬 648 年，而不是公元前 106 年；凱撒遇刺發生在 710 年，而不是公元前 44 年。但在我看來，那樣做的話，讀者會覺得更困惑，沒有幫助。

在可能的情況下，我援引西塞羅的話讓他講述自己的故事，並經常引用書信、演講和書籍中的內容。其中不乏對他同時代人的描寫、對他青年時代的回憶以及政治分析。他在法庭上的演說還原了普通羅馬人的社會和道德態度。

令人遺憾的是，他的拉丁文的質量和他所在時代的影響我們無法完美傳達；不僅他那具有古典建築宏偉氣勢的悠揚頓挫無法很好地翻譯，而且他的演說風格也是一門消失的藝術。在引用西塞羅的書信或其他古文時，我以已出版的譯本為指導，並感謝這些作者允許我引用這些譯本。它們被列在本書末尾的 "資料來源 "中。不過，我自己也翻譯了一些文本。西塞羅在他的書信中使用了希臘語短語，而這些短語通常又用法語翻譯，造成一些困難。

關於西塞羅的傳記非常多，要一一列舉是很枯燥乏味的。從公元一世紀的普魯塔克（Plutarch）到 1865 年加斯東·布瓦西埃（Gaston Boissier）迷人的《西塞羅和他的朋友們》（Cicéron et ses amis），以及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羅馬共和國末期學者之一馬蒂亞斯·蓋爾澤（Matthias Gelzer）於 1939 年完成的研究。最近由英國作家撰寫的長篇傳記是由辛勤的西塞羅書信編輯 D. R. Shackleton Bailey（1971 年）和 Elizabeth Rawson（1975 年）撰寫的。我非常感謝這些寫作前輩們，我之所以進入這個名單，隻是因為我相信，每一代人都應該有機會從自己的時代和環境的角度來看待過去的巨人。

這本書是旨在讓更多人了解西塞羅名字和思想。從古至今，許多作家都嚴重低估了西塞羅作為政治家的一貫性和有效性。戰術上的靈活往往被判定為優柔寡斷。與凱撒大帝相比，西塞羅的視野更狹窄，想象力也更少，但他有明確的目標，而且幾乎實現了這些目標。他是個不幸的曆史中人，對於這個缺陷，曆史沒有任何憐憫，但曆史學家有權為他鳴不平並解釋。

更籠統地說，如果我成功地說明了以下兩點，我將會感到高興：第一，羅馬共和國的世界與我們的世界是多麽難以看清的不同；第二，人類行為的動機不會改變。對第一點來說，對榮譽尊嚴概念和奴隸製的依賴，與我們今天很不相同。此外羅馬人管理著一個精密複雜的國家，卻幾乎沒有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公共設施和機構（比如公務員製度、警察部隊等），還有宗教儀式對公共事務的影響，這些都使古羅馬在現代人眼中是一個非常陌生的地方。但是，當我們能感受到他們日常生活的質感，並能感受到每個人的動機時，就會發現這裏的居民並非異類，而是我們的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