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恐怖分子,世界的毒瘤

伊斯蘭恐怖分子,世界的毒瘤——奈保爾筆下的另類(伊斯蘭)帝國主義

奈保爾訪問印度尼西亞、伊朗、巴基斯坦和馬來西亞的兩本遊記：《在信仰者中間》和《何以置信》。這四個都是穆斯林國家，但 不屬於創建了伊斯蘭的阿拉伯民族，奈保爾稱之為“改教民族”，並將這些國家的當前問題回溯到伊斯蘭與本土文化的衝撞。以他自身的多重文化背景，文化角度當 是奈保爾的透視強點。
　　　　奈保爾說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最野蠻的一種帝國主義。論據之一，就是它企圖抹煞改教民族的曆史。奈保爾講的是否有道理？塔利班的炸毀巴米揚大佛，為這一帝國主義行徑提供了最新實例。
　　　　奈保爾認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最野蠻的一種帝國主義的論據之二，是它使穆斯林不願與本國其他民族和平共處，甚至不願與傾向不同的穆斯林和平共處。他講的是否有道理？隻要看看地圖就明白：目前世界上的絕大部分戰爭，發生在穆斯林與別的民族、或穆斯林與穆斯林之間。中東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北非有蘇丹政府與南部黑人的內戰；南歐有波斯尼亞和科索沃；南亞有克什米爾；中亞有阿富汗，烏茲別克和阿塞拜疆也有動亂；高加索地區有車臣……那位提出了“文明衝突論”的亨廷頓講得更尖銳：伊斯蘭有著血色邊界。當然，別的宗教也會抹煞改教民族的曆史。但奈保爾說，基督教與本土文化在那裏的衝撞，已是遙遠的過去，現在引人注 目的，是穆斯林國家。
　　　　說到巴基斯坦，有一段印象很深，是拉合爾（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妓院區的一位有力人士陪奈保爾逛夜。他們在店裏吃飯拿東西都不給錢，店主臉上還都是很榮幸的表情。他的跟班說：他是一個“恐怖分子”。路上，有下屬來迎接他們，跟班又說該下屬是個“小恐怖分子”。 98226;11之後，想起來更覺奇怪：這是個什麽樣的國家，怎麽“恐怖分子”居然成了權勢者的尊稱？
　　　　奈保爾說：這是本土文化被摧毀之後的全民精神錯亂。
　　　　本土文化被摧毀到什麽地步？中小學的曆史課，隻講伊斯蘭的傳播史，似乎巴基斯坦人是阿拉伯人在印度次大陸的移民；幾乎每個巴基斯坦家庭，都給自己找了個阿拉伯祖先，盡管按人種講，他們跟印度是一樣的。
　　　　不必美化本土文化。問題在於，當伊斯蘭以帝國主義的態度對待本土文化時，缺乏教育的下層民眾，傾向於把生活的苦難視作伊斯蘭化不深不足的結果。伊斯蘭確實提供了一種信徒皆兄弟的理想，所有的人在同一時間以同一聲音背誦同樣的禱詞，也很容易造成平等的幻象，對下層民眾有著致命的吸引力。但是，沒人知道如何用古老的教條解決當代的政治、經濟問題。看到教條似乎效用不彰時，民眾又轉向更古老也更簡單的教條。如此惡性循環，就一步一步地退到了原教旨主義。
　　　　《何以置信》裏有個巴基斯坦農村教育的有趣例子。拉合爾的一位律師帶奈保爾去自己的農村老家，一路上指給他看，這是學校，那是學校，其中還有一座是女子學校。後來奈保爾走近了看，才發現那所女子學校靠公路一邊有門有牆，兩邊也有牆，但沒有屋頂也沒有後牆。學校隻是給過客在公路上望望的。這幾所學校，一個教師都沒有。男教師不願下農村；女教師更不來，怕被地主綁架。注意，這是在拉合爾郊區，灌溉渠道還能用，是巴基斯坦最好的農業區，並不是偏遠山村或戈壁灘。
　　　　奈保爾記錄了一個原教旨主義者冉吉哈的故事。冉吉哈從小沒讀過書。結婚不久，一個伯父死了，隻留下26歲的女兒，是他們家族的第一個女大學生。另一個伯父，想霸占她的家產，強迫她嫁給自己8歲的兒子。女的不幹，與冉吉哈的哥哥私奔了。這位伯父是有權勢的人，要把冉吉哈的兄弟們都殺了泄憤。兄弟們懇求將功贖罪，把那女子抓回來，為伯父恢複名譽。他們找到了自己兄弟的藏身之所，綁架了那女子，後來又槍殺了她。冉吉哈被判刑十五年。在獄中，他和一個原教旨主義的頭目同室。冉吉哈一麵跟他學文化，一麵學教義。因為教義學得好，他的刑期從15年減到6年。
　　　　自1947年印巴分治以來，巴基斯坦的法律，早已偏離英國傳統而逐漸伊斯蘭化，但冉吉哈仍然認為遠遠不夠。他告訴奈保爾一個古代哈裏發的故事（注意，這是個阿拉伯傳說）：有一次，哈裏發穿了件比較奢侈的袍子，受到下屬責問，哈裏發隻能說是一個親戚送的禮物。冉吉哈說：你想象一下，想象一下，一個統治廣大世界的君王，常人居然可以向他提這樣的問題。冉吉哈並不喜歡種姓製度和封建關係，他在村裏也受到那個有權勢的伯父的欺壓。他搬到了原教旨主義者的聚居地，離開了老家的親屬，他們還在為那樁命案殺來殺去，新命案不斷蓋上舊命案。但是，冉吉哈所幻想的那種原始平等，普通人占住教義高地，就可以當麵斥責把大地踩在腳下的君主，卻隻能是實現不了的烏托邦。
　　　　在1930年最早提出“巴基斯坦國”概念的詩人伊克巴曾經以為，這樣一個獨立國家，可以使印度穆斯林擺脫“阿拉伯帝國主義的印記”。巴基斯坦建國之父真納追求的是個世俗國家。但是，在巴基斯坦立國近半世紀之後，冉吉哈的兒子卻告訴奈保爾：巴基斯坦是個穆斯林國家，但並不是伊斯蘭國家，混淆兩者是人們常有的誤解；他們正在為建立一個真正的伊斯蘭巴基斯坦而奮鬥。如果伊克巴和真納活在今天，也要被冉吉哈他們罵為叛教者。奈保爾還指出，冉吉哈這類人的危險，還在於他們畢竟不是阿拉伯人，而隻是改教者，他們需要證明自己的伊斯蘭純潔度，他們容易狂熱，他們往往顯得比教皇更保皇
　　　　奈保爾最引起西方爭議、更惹怒穆斯林世界的是他兩次去印度尼西亞、伊朗、馬來西亞、巴基斯坦這四個非阿拉伯的穆斯林國家後所寫的兩部遊記：1981年出 版的《在信仰者中間》（Among the Believers）和1998年出版的《難以置信》（Beyond Belief）。
　　　　奈保爾在1979年和1995年分別花了四個多月的時間去上述四個國家旅遊、考察。他和各種普通人交談，聽他們講述自己的經曆，他嚐試去理解為什麽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那些原本不是穆斯林國家的印度次大陸地區發展那麽迅猛。雖然奈保爾的作品完全不是學術性的，而是鬆散的遊記式的紀實作品，他的確發現了幾個相當有意思的現象。如果其他研究伊斯蘭教的著作中沒有這些內容的話，那就是奈保爾的獨特發現了，仔細歸納起來大概有下列這幾條：
　　　　　首先，奈保爾指出，伊斯蘭教的解釋者似乎更提倡君主和百姓平等的概念（很像馬 克思主義），這就是為什麽很多低等級的、貧窮的印度教人在沒有被強迫的情況下皈依了伊斯蘭教。而印度次大陸的其他國家曆來也都是貧窮落後的，所以伊斯蘭教顯得頗有號召力和吸引力。當然，均貧富、求平等的烏托邦幻想不僅在窮人中，在gc主義社會中，在印度的等級社會中，即使在富有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也是相當有市場的。
　　　　在奈保爾1979年旅行時，正是伊朗的霍梅尼革命剛剛成功，他親身體驗了那種到處充滿革命氣息的景象。到處是示威、遊行，報紙上全是套話。當時在伊朗有兩個革命在同時進行：gc主義革命和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霍梅尼同時反對左翼gc主義和右翼資本主義。gc主義革命隻有窮人基礎，卻沒有宗教基礎；所以既有窮人，又有宗教的霍梅尼成功了。但兩種革命打的主要旗號都是相同的：均貧富、求平等的烏托邦境界，純粹被信仰統治的社會。
　　　　其次，奈保爾發現在過去這幾十年來皈依伊斯蘭教的人都有被西方殖民的曆史，因此伊斯蘭教非常容易地被他們的領導人用作對抗西方文化、西方價值的武器。所以，伊斯蘭教在刺激、煽動前殖民地國家的民族主義情緒中起了巨大作用。 　 　
　　　　　　第三，伊斯蘭教要求皈依者抹掉他們過去的曆史。因為伊斯蘭教被認為是阿拉伯人的宗教，所以如果你不是阿拉伯人，而是穆斯林（所有伊斯蘭教徒統稱穆斯林），那麽你就是一個皈依者。而作為皈依者的馬來西亞人、巴基斯坦人、印度尼西亞人和伊朗人，他們都不是原本的穆斯林人。為了使皈依者表現完全的對阿拉伯的忠誠，最終隻認阿拉伯，所以伊斯蘭教要求皈依者抹去過去祖先的曆史。“幾乎所有我們這些次大陸穆斯林人都給自己編織出一個阿拉伯祖先出來，”一個被奈保爾采訪的人告訴他。
　　　　這些皈依者往往比阿拉伯人更極端，更狂熱，更容易走向原教旨主義。《紐約時報》記者在911恐怖份子襲擊美國後問奈保爾，“在你曾采訪過的巴基斯坦、印尼、馬來西亞和伊朗都有拉登的支持者，你是否吃驚？”他回答：“不吃驚。因為他們是皈依伊斯蘭教的人。坦白地說，這些不是阿拉伯人。這些皈依者最神經質的一部份是他們必須證明自己的忠誠。就像法國人說的，奴仆必須表現得比國王更支持君主製。”
對於那些皈依者來說，伊斯蘭教其實隻是一個引進的宗教，但這個宗教則切斷了他們自己國家的傳統，導致他們既沒有過去，也沒有將來。“他們的曆史從阿拉伯開始，好像在伊斯蘭教進入之前他們根本就沒有曆史。以前的一切都被抹掉了。”
　　　　所以，奈保爾認為伊斯蘭教不僅是在進行一場和西方資本主義的戰爭、和現代社會形式的戰爭，同時也和當地人民的傳統精神發生戰爭。他說法國人在五百年的羅馬統治後仍然可以找回自己的曆史，自己祖先的傳統。但是伊斯蘭教則使信仰者抹去祖先的曆史、忘記傳統，最後腦中隻留下阿拉伯文化，使他們除了伊斯蘭教之外沒有任何可以回歸的傳統。所以他說，“伊斯蘭是人類迄今最不妥協的、最危險的帝國主義。”
　　　　第四，“原教旨主義者希望人們都是純潔透明的，整個兒一個空空的接受器皿，等著宗教往裏麵倒。”就像毛澤東所說的那種“一張白紙，可以在上麵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但是奈保爾說，“這是不可能的，人永遠不可能空白到那種地步。”由於現實無法達到宗教所要求的純潔度，所以，在這些皈依伊斯蘭教的國家中，奈保爾感覺到有一種既虛無主義，又神經質的東西。他對伊斯蘭教讓人們自願地成為“虛無”非常不能容忍。他說，“伊斯蘭的帝國主義是非常具摧毀性的，因為它想要的是人的頭腦。”這真讓來自共產主義國家的人不寒而栗，因為共產主義要的也是人的頭腦。兩者做的都很成功。
　　　　第五，在《難以置信》裏，奈保爾寫到，對伊斯蘭教的信仰並沒有真正解決穆斯林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也無法回避周圍現實生活和宗教衝突的困境。那些宗教的利用者們自己的革命一次次地失敗，他們許多似是而非的胡話一次次地破產。奈保爾認為，伊斯蘭教的缺陷是從它的根源上來的，這種缺陷在伊斯蘭的曆史上一直就有:對於它本身提出的政治問題，它沒有任何解決的辦法；它隻提供信仰，隻提供預言。所以穆斯林人在一步一步退到古老的原教旨教義中尋求解釋和解決辦法的同時，開始把憤怒轉向西方。
　　　　在《在信仰者中間》一書中，奈保爾寫道:“處於中世紀狀態中的（中東）人被石油和金錢驚醒了，他們在感覺到力量的同時感覺到威脅，同時意識到正在被一個巨大的文明包圍。他們感覺到不能左右那個文明，應該拒絕那個文明，但同時他們又感覺到對那個文明（科技）的依賴。”
　　　　奈保爾描述到:他們自然地使用電話聯係，理所當然地享受著電視，卻從沒想過這些都是西方文明創造的東西。他們使用西方文明發明創造的現代化設備，用英語出版科技、建築雜誌，用西方建築學設計伊斯蘭城市規劃，甚至用西方語言攻擊西方。他們感覺到被強大的西方文明包圍著，無法左右，必須拒絕。在伊朗的書店裏，gc社會接受和推崇的文學，像蕭洛霍夫、斯坦貝克、傑克．倫敦等作家的作品，以及英文的馬列著作都被醒目地陳列。和共產主義國家一樣，抵抗西方成為支撐穆斯林獨裁者的最有力支柱。宗教更把穆斯林人對西方的憤怒神聖化了，使他們在政治、經濟、社會製度上等各個方麵都對西方憤怒。伊斯蘭教的解釋者告訴他們，伊斯蘭是純潔的、完美的，必須抵抗腐朽、墮落的西方。但是，奈保爾不無諷刺地寫道，那些穆斯林人隻要有機會，就迫不及待地離開“信仰的土地”逃到“金錢的土地”。
　　　　在巴基斯坦他目睹了政府的腐敗，瘋狂的信徒們對自己的國家毫無信心。奈保爾說，巴基斯坦對世界最大的貢獻是製造了 “伊斯蘭世界的核武器”。巴基斯坦就是一個“宗教國家”的縮影——“一個隻產生皈依者的國家，這樣的國家裏到處是頭腦簡單的惡棍，最容易被摧毀，最容易被左右。”
　　　在印尼，奈保爾看到蘇哈托利用伊斯蘭教擴大他自己的意識形態，並創造一種使非穆斯林人恐懼的社會環境。奈保爾強烈抨擊印尼的知識份子，他采訪的著名印尼知識份子對印尼前景的想法和梁啟超、mao相同，那就是必須得先塑造“新人”，然後才能發展社會、發展民主。mao是通過 gc主義塑“新人”，印尼則通過伊斯蘭塑“新人”。這些印尼知識份子們也似乎明白了，必須和權勢聯合起來才能成事，所以他們一方麵為政府的意識形態服務，一方麵要去西方學習。奈保爾說這些印尼知識份子雖然在科技現代化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同時更是蘇哈托獨 裁政府的幫凶。
　　　　奈保爾認為：“伊斯蘭教的問題是一個比其他任何第三世界的問題都更嚴重的問題。”他於《在信仰者中間》寫道：“伊斯蘭的狂熱是一種被神聖化了的狂熱，對信仰的狂熱，政治狂熱。在旅途中，我不止一次地見到敏感的男人們，他們隨時都醞釀著恐怖騷亂。”“穆斯林人的主要‘感情’就是狂熱和仇恨。”“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靠仇恨喂養的。”他們強調死亡、流血、報複。奈保爾認為西方長期對獨 裁的穆斯林世界的容忍遲早要給文明世界帶來災難。
　　　　奈保爾對穆斯林世界如此尖刻的批評不僅惹怒穆斯林世界，在西方也被認為是“政治不正確”而遭到攻擊。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奈保爾政治觀點的人，都承認一個事實，那就是奈保爾長期被諾貝爾獎提名，但一直沒有得到，除了他對於非洲第三世界的觀點之外，主要是由於他關於伊斯蘭教的作品和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