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府中國
一杯茶， 一台電腦， 時間悄悄從指間流逝；一句話， 一個玩笑，陽光偷偷沿簾縫偷視
此次美國之行，來去匆匆，未能與你靜下來深聊長談，回澳洲後方覺有些遺憾。在Boston機場，你和陳軍離去時，見你帶著孩子的背影，心有所動，生出頗多感慨。你也許在事業上仍會有所成就，但是生活之扼過於緊張、沉重，感情生活更是漂泊無著。以我偏狹的價值觀而言，一個人縱然能夠成就千秋大業或思想史上的劃時代貢獻，隻要有感情上的蒼白和空缺，仍為極失敗的人生。不知你做何想，也許你會笑我的情緒化吧。
在Boston找Carma家的迷路之夜，我們在陳軍寬敞的汽車中有過一次思想的碰撞和交鋒，現在回憶起來頗為愜意。關於人的尊嚴和人的為維護自身尊嚴而反抗的終極意義，確實是個令人困惑而又魅力無窮的問題，窮極下去是會進入形而上的或宗教的層次。我的秦城體驗是極個人的，我知道我所持的價值標準在目前的中國（也許包括西方）是難以踐行或成就的。我的標準太離譜、太超現實，逼近人生的脆弱的生存境遇和終極意義上的人生價值，而我又生活在一個平庸的政治現實之中，不能不與之遭遇，我所反抗的東西的平庸性注定了我的所作所為不會具有神聖的價值，至多是匹夫之勇罷了。而你卻堅持這種現實反抗的意義，堅持人的尊嚴的維護是有層次的，是應區分被強迫剝奪之尊嚴和主動放棄之尊嚴的區別。我承認你有你的道理，但是作為個人的選擇，我不會把在秦城中的政治堅持上升到人生終極尊嚴的高讀來理解。當我必須遵從監獄中一切有損於我的尊嚴的戒律時，我不知道我的活下來還有多大意義，不知道堅持政治上的立場還有什麽價值。生命的終極尊嚴的崩潰所帶來的對自己的失望和厭惡，已足以粉碎我的任何堅韌和反抗。回頭再看卡夫卡的小說。尼采的哲學以及克爾凱戈爾的宗教個人主義，方覺在任何社會中，都有對人的終極尊嚴的威脅。人在金錢麵前、在性麵前、在社會地位以及各種壓力麵前，很容易放棄自己的尊嚴，而這種放棄又被一套堂皇的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念徹底地合理化了，由是我知道了常識中的合理性恰恰是以人放棄生命終極關懷和堅持為前提的。當然，我無權要求任何人認同我的價值觀念並踐行之，但是人的平庸可以在任何懦怯和放縱之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合理解釋。包括蘇格拉底的被處死，在世俗的意義上，蘇格拉底是民主政治的死敵，他應該而且必須被處死，但在人的終極意義上，蘇格拉底堪稱人的典範。加繆說，他沒見過為本體論而死了的，隻有自覺活著的無意義，從而放棄生命才是最真實的死。那麽，當一個人的尊嚴在鐵窗之內全部被擊毀之時，還要堅持一種政治信念，豈不是太可笑了嗎？
在世俗的意義上，專製社會與民主社會有落後與進步之分，但在超越的意義上，兩者沒有區別。民主製是一套極世俗、極平庸、極現實的製度設計，美國的大選中隻有選票而沒有道義，生存終極意義上的價值判斷，如果沒有宗教、哲學、音樂與詩，什麽社會民主了，什麽社會就沒有靈魂了，民主製的建立不需要超世俗的聖潔之心，隻需要世俗化的功利之心。自由之於功利是極其麵目猙獰了，而之於人的生存狀態，特別是個人生存的意義而言，則是極為可貴的，能夠自己自由者幾乎沒有。人類的本性就是不接受終極意義上的自由。私有財產、選票、言論自由等等權利，都是世俗化自由的一部分，而天才、特別是生存意義上的天才是與這一切無關的。隻要一個人還要入世，還要期待社會公眾的評價，還要以社會的現實標準來確定自身的價值，那他就是自由的死敵。想想西方建立了近二百年的民主政體，有哪一次選舉和操作過程有美可言。關懷終極價值的人是為美而活，關心世俗功利的人是為非美而活，兩者的差異之不可調和，是伴隨著人類的永恒緊張。一個想在精神上高貴、富有，對超越價值的追求幾近身心憔悴的人，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無論在專製社會還是民主社會，都是孤獨的。承受這種孤獨的悲愴在追求超越價值的個人，身上會轉化為一種寧靜的自慰和自娛。
胡平兄，你知道，我是個太自我中心、太愛自己、太自我膨脹的人，很少有溢美之詞加於人。但是對你，一直懷有幾分羞於啟齒的敬意。記得80年代初讀你的發軔之作《論言論自由》，確實深受震撼，其令我起敬之情遠在看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之上，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你是我的啟蒙者之一。現在看來，那篇文章的語言仍不乏黨文化的色彩，特別是結尾處的壯語豪言現在讀起來頗有入黨誌願書的氣勢，令人毛骨悚然，但在80年代初。你已有那麽警僻的見解，那篇文章在整體上的見地和敏銳，即便今天再看，也遠在汗牛充棟的民主鬥士們的所有言論之上。你的智慧和堅韌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以為，在你赴美之後，特別是在你介入民聯事務，接管《中國之春》之後，其思想鋒芒已遠遜於從前，行文的力量也不夠，筆觸乏力，不沉入，更多地糾纏於具體形勢的分析和海外民運支離破碎的背景，你的智慧和才華被海外民運的超級平庸腐蝕掉了。我常由此想起你的角色定位，你一直徘徊於具體的事務與做學問、從政與從文、民主鬥士和學者之間，故而你的文字也多有遊移不定的性質。現在你仍然無法擺脫這種彷徨所給你設置的困境，你也許不自知，但作為旁觀者我能切實地感受到。如果在國內，麵對強大的政治壓力和安全的威脅，你的行文再曲折再隱晦，都會有種一往無前的底氣，但西方的自由使你的目標虛化了，你所針對的是一個假想敵，是一種虛擬化的對手。如果你能直接針對西方社會的種種窒息人的社會合理化價值進行批判，就不會有此種情況。在一個自由的社會中，在完全安全的情境中，強迫自己與遠隔萬裏大洋的專製社會對抗，其喜劇、滑稽以及黑色幽默也許帶有幾分悲愴和壯烈吧。
我回澳洲後寫了一篇文章《我們被我們的正義壓倒》，是有關6、4的，已寄給台灣的時報周刊，這文章是給Berkeley的出版的一本老外們研究六四的論文集寫的序。我自以為此文是目前反省6、4最深入骨髓的文字。希你能找來看看。我想我的自我評價是公允的。
回國去做的那件事，我一無反顧，無論是基於個人的贖罪、獲良心的安慰，還是基於朋友之誼、國家前途，我都再不會猶豫。我慶幸自己生逢此時的中國。那麽動蕩，那麽危險，那麽刺激，那麽多機會。生此激蕩之亂世而無所做為，實在是太說不過去的行為。西方社會的偉大人物一般都生於亂世，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和之後，是西方思想界又一個黃金時代，而到了今天，西方思想界開始平庸化，基督教也幫不了太大的忙，這是一個西方哲學和詩相對寂寞的時期。而在中國則大不一樣。故而，我希望你能無論如何回國一趟，人生的抉擇有時必須是存在主義式的，而不是科學哲學式的。三思而後行的結果百分之百隻能導致平庸。
這是我給你寫的第一封信，隻是偶發奇想，提筆就來，一氣嗬成。希望你讀到你的信。如果快一點兒，在我離開悉尼前會收到。如來得及，你回信直接寄到下麵的地址：
Liu Xiaobo
75 Brighton Blvd
NorthBondi
N.S.W 2026
Australia
Tel 02)305912
我5月4號到5月8號在這個地址。
曉波
93、4、21
胡平兄：
快半年多了，總是用電腦寫東西。現在坐在這裏用鋼筆寫信，忽然有些傷感，似乎自己不務正業已經很久了、這樣寫信時才強烈的感到真實的自我，電腦裏寫的那些東西仿佛不是我寫的，而是另一隻我無法控製卻能控製我的手寫出的。不知道你看了那些我用發給你的東西時的感覺如何，反正我自己一想起來，就覺得那些文字很僵硬，就如同電腦的程序一旦起動，我們就隻能跟著走，再沒有自己的主動性了。
你也許早已過了像我這種電腦適應症的時期了吧。現在，你還會用筆在紙上寫字了嗎？許多用電腦時間長的人，現在已經懶得用筆了。這世界上到底還能造出多少讓人偷懶的工具呢？有了代替人腦的電腦就夠了，別再想什麽新的花樣了。每一次新的創造，都給人的生命本身造成懶惰的充分理由。
你看，手寫的字一定很難看。王艾熱心於綠色，我就覺得綠色與這些電腦之類的機械性相反。
筆真好，鋼筆字真好，抓住我最敏感的神經，令我心碎又讓我安詳，仿佛有個久別的親人突然回來了，坐在我身邊，很近很近，觸摸著我的手指，又通過手指攪動我的記憶。很近的呼吸那麽模糊。失望減少了，焦慮消失了，手與筆與紙與字與書寫的真正關係又出現了。
胡平，你看，我這象是在寫情書，眼睛居然有些濕潮，也不知是對筆的久違造成的，還是用筆給你寫信的緣故。
小胡畔可能不會用筆寫字了吧。我以為讓孩子們記住用筆寫字，比讓他們在美國學漢語更好些。我們這代人沒法擺脫方塊字的束縛了，這是宿命。我就希望下一代都擺脫漢語，這實在是個操蛋的民族發明的操蛋的表意工具。
國內的人都很忙碌，三年監獄，出來後，最讓我吃驚的是朋友們都有錢了。我越來越不喜歡這裏，但是苦難的記憶又讓我無法離開，這算不算自虐狂？
實在找不出我和劉霞的合影，隻好寄去我自己的了。
劉霞問王艾及孩子們好！
曉波
2000年5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