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西雅圖的女兒口述：我的父親梁實秋ZT

作為梁實秋的幼女，現定居於美國西雅圖的梁文薔也已是七旬老人。營養學博士梁文薔並沒有“子承父業”，但來自父親生前的鼓勵，一直成為她勇敢地拿起筆的動力和緣由。雖然父親離去已近20年，但提起往事，那樣一位真性情的父親還時時讓她沉浸於快樂、憂傷和懷念交織的複雜情感中。

　　少年梁實秋

　　多少年來，我始終忘不了那個場景:1982年夏，父親最後一次到西雅圖來探望我，有一天，父親坐在書桌前，我斜倚在床頭，夕陽從白紗窗簾中照進來，屋子裏顯得很安靜，但也不知為什麽，我總感覺又有那麽一點點淒涼的味道。我當時正處於博士論文的最後階段。

　　“我發誓，寫完這篇論文，一輩子再也不寫文章了。”我有些發泄地抱怨。

　　“不行，你至少還得再寫一篇。”父親很平靜地回答我，好像在凝視很遠的一個地方，片刻，他說:“題目已經給你出好了。”

　　“什麽題目？”

　　“梁實秋。”父親直視著我，慢慢地說出了這三個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親的意思，一時無法控製自己，失聲痛哭起來，而父親也沒有再說一個字，隻是默默與我一起掉淚。

　　我明白這是父親對我的最後期待。我明白，他是希望我這個小女兒來寫一個生活中真實的父親，不是大翻譯家，不是大學者，而就是一個普通的“爸爸”。

　　父親祖籍浙江餘杭，1903年生於北京。祖父梁鹹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館（注:清朝政府於1862年末在北京設立的用於培養外交和翻譯人員的學校，是中國第一所新式學校）英文班第一班學生。家境還算優越，所以可以不仕不商讀書為樂。

　　梁家是一個傳統的中式大家庭，父親很小的時候，祖父便請來一位老先生，在家裏教幾個孩子，後來又將父親送到私立貴族學校，這些都為父親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很多讀者都喜歡他的《雅舍小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他把文言和白話結合在一起，既清新雅致，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澀。

　　父親14歲，祖父的一位朋友勸告他投考清華。雖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時是一個重大決定，因為這個學校遠在郊外，而且在這個學校經過8年之後便要漂洋過海背井離鄉到新大陸去求學。

　　我想清華8年對父親一生的影響是持久而深遠的。清華那時叫“清華學堂”，這所留美預備學校，完全是由美國人進行的西式教育，所以在課程安排上也特別重視英文，上午的課，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學、政治學、社會學等一律用美國出版的教科書，一律用英語講授──林語堂先生還曾教過父親英文;國文、曆史、修辭等都放在下午，畢業時上午的課必須要及格，而下午的成績則根本不在考慮之列，所以大部分學生都輕視中文課程，但因為父親一直很喜歡中國古典文學，所以下午的課他也從不掉以輕心。

　　在清華上學時，父親與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學，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華。畢業前一年，他們幾個商議請梁啟超來演講。當天梁啟超上講台時，開場白隻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麽學問──”眼睛向上一翻，又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演講的題目是《中國韻文裏表現的情感》，父親回憶說，梁先生情感豐富，記憶力強，“用手一敲禿頭便能背誦出一大段詩詞”;講到動情處，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父親晚年回憶，他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就是被這一篇演講鼓動起來的。

　　清華對體育特別重視，畢業前照例要考體育，跑步、跳高、跳遠、標槍之類的父親還可勉強應付及格，對他來說，最難過一關是遊泳。考試那一天，父親約好了兩位同學各持竹竿站在泳池兩邊，以備萬一。他一口氣跳進水裏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後，人又浮到水麵，還沒來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兩位同學用竹竿把他挑了起來，成績當然是不及格，一個月後補考。雖然苦練了一個月，補考那天他又開始一個勁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膩膩的大理石池底，好在這次稍微鎮靜些，在池底連著爬了幾步，喝了幾口水之後又露出水麵，在接近終點時，從從容容地來了幾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馬約翰先生笑彎了腰，給了他一個及格。父親後來回憶，這是他畢業時“極不光榮”的一個插曲。

　　負笈美國

　　1923年8月，清華這一級畢業生有60多人從上海浦東登上“傑克遜總統號”遠赴美國。

　　其實父親對去美國並不是那麽熱衷，一是因為那時他已經與母親偷偷戀愛;二來對完全陌生的異域生活多多少少會有些恐懼心理。聞一多是父親在清華時結識的好友兼詩友，未出國時兩人還商量，像他們這樣的人，到美國那樣的汽車王國去，會不會被汽車撞死？結果比父親早一年去美國的聞一多先生，來信第一句話便是: “我尚未被汽車撞死！”隨後勸他出國開開眼界。

　　我從小就知道聞一多是父親的好朋友。因為他老提聞一多，還喜歡說些和聞一多在美國時的趣事。1946年夏，父親在四川北碚的雅舍獲悉聞一多遇刺，他當時的悲慟讓我終生難忘。

　　在那艘開往美國的輪船上，除了清華這批學生外，還有來自燕京大學的許地山和謝婉瑩（冰心）。冰心當時因為《繁星》與《春水》兩部詩集，在全國已經很有名，而父親此前在《創造周報》上發表評論，認為那些小詩理智多於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熱情奔放的詩人，隻是泰戈爾小詩影響下的一個冷雋的說理者。

　　結果文章發表後沒幾天，他們就在甲板上相遇。經許地山介紹，兩人寒暄一陣，父親問冰心:“您修習什麽？”“文學。你呢？”父親回答:“文學批評。”然後就沒話說了。

　　因為旅途漫長，不暈船的幾個人，父親、冰心、許地山等人興致勃勃辦了一份壁報，張貼在客廳入口處，三天一換，報名定為“海嘯”。冰心的那幾首著名的《鄉愁》、《惆悵》、《紙船》就在這時候寫的。冰心當初給父親的印象是“一個不容易親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千裏之外的感覺”。但接觸多了，父親逐漸知道，冰心不過是對人有幾分矜持而已。冰心後來寫首小詩戲稱父親為“秋郎”，父親很喜歡這個名字，還以此為筆名發表過不少作品。

　　後來成為冰心丈夫的社會學家吳文藻是父親在清華時的同學，他與冰心、吳文藻的友誼也維持一生。“文革”中，父親在台灣聽說“冰心與吳文藻雙雙服毒自殺”，非常悲痛，寫了一篇《憶冰心》。文章見報後，女作家淩叔華給父親寫信，告知這一消息是誤傳，父親雖然覺得有些過意不去，但總算由悲轉喜。

　　1981年，我第一次回大陸。臨行前，父親囑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冰心、季羨林和李長之。我如願地找到了前兩位，最後一位一直下落不明。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帶我見的冰心，當時她正在住院，雖然一直躺在那兒，仍能感覺到她的風度和優雅。我送給她父親的一本書，我說:“爸爸讓我帶句話，‘他沒變 ’。”冰心開心地笑了說:“我也沒變。”我並不清楚他們之間傳達的是什麽意思，但我相信，他們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誼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

　　在科羅拉多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後，1924年秋，父親進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那時候在哈佛和麻省理工有許多中國留學生，經常走動。父親性格溫和，朋友很多，他的公寓也成了中國學生活動的中心之一。有一次父親正在廚房做炸醬麵，鍋裏的醬正噗哧噗哧地冒泡，潘光旦帶著三個人闖了進來，他一進門就聞到炸醬的香味，非要討頓麵吃，父親慷慨應允，暗地裏卻往小碗炸醬裏加了4勺鹽，吃得大家皺眉瞪眼的，然後拚命找水喝。父親敢這樣惡作劇，也是因為他和潘光旦在清華時就是互相熟識的好朋友。

　　1925年，中國學生會要演一出英語的中國戲，招待外國師友，籌劃的責任落到父親和顧一樵身上。父親平時就喜歡話劇，他經常和顧一樵省吃儉用跑到波士頓市內的一個戲院裏看演出。顧一樵選了明朝高則誠寫的《琵琶記》編成話劇，劇本則由父親譯成英文，他還親自演戲中男主角蔡伯喈，冰心演丞相之女。

　　上演前，父親他們還特地請來波士頓音樂學院專任導演的一位教授前來指導。這位教授很是認真，演到父親扮演的蔡伯喈和趙五娘團圓時，這位導演大叫:“走過去，親吻她，親吻她！”但父親無論如何鼓不起勇氣，隻好告訴那位盡職的導演，中國自古以來沒有這樣的習慣，導演隻好搖頭歎息。

　　動蕩歲月

　　父親在美國呆了3年，獎學金還沒有用完就回國了。他急著回國，是因為我母親。母親自幼喪父，和她的叔叔們住在一起，在那個時代，不經媒妁而自由戀愛可是件驚世駭俗之事。眼看年紀一天天大了，家裏的叔父張羅要給她定親，父親在美國著了急，學習一結束趕緊就回國了。1927年2月11日，父親與母親在北京南河沿的歐美同學會舉行了婚禮。

　　結婚後，父親與母親在上海生活了3年，父親教書為生。在上海時，他們與羅隆基、張舜琴夫婦為鄰，這對夫婦時常在午夜爆發“戰爭”，張舜琴經常哭著跑到我家訴苦，每次都是母親將她勸回去。

　　那一段時間，父親與胡適、徐誌摩等人過從甚密，都是“新月派”的人，父親與徐誌摩管胡適叫“大哥”。後來各自忙各自的事情，來往不多。父親也是在那段時間，與魯迅先生爆發了著名的“論戰”。

父親生前不大提他與魯迅的是非，那時我們在台灣，魯迅與毛澤東的書一樣，都屬禁書，所以年輕時我並不知道他們有什麽“過節兒”。直到後來到了美國，我才陸續讀到他們當年的文章。有一次我問父親:“你當年和魯迅都吵些什麽？”父親回答很平靜，他說，他們之間並沒有什麽仇恨，隻不過對一個問題的看法不同，其實他還是很欣賞魯迅的。魯迅認為文學是有階級性的，而父親更強調文學的人性，比如母愛，窮人有，富人也有，不論階級，不管窮富，母愛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永恒的人性，這就是父親的信念。

　　1930年，父親又帶著我們全家來到青島教書。我就是1933年在青島出生的，但不到1歲時，因為父親被胡適先生邀到北大教書，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其實我對青島沒有任何印象，但1999年我特地到青島，回到我的出生地、當年我們生活過的地方，一看石碑上刻著的“梁實秋故居”幾個字，我還是忍不住潸然淚下。

　　北京的生活沒安定多久，1937年7月抗戰爆發，聞聽自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單”，父親當即寫下遺囑，孤身逃離北京。父親也是第一批從北京逃出來的學者之一。在天津的羅隆基家借住幾天後，父親又輾轉到了南京、重慶，自此與我們分離了6年之久。

　　1944年，母親隻身一人，帶著我們3個孩子11件行李，從北京南下，借助各種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慶北碚，與父親團聚。我還能記起到達的那一天，母親帶著我們站在屋子裏，有人去辦公室喊父親，父親進門後跟母親說了句什麽，然後父親緊盯著我們3個孩子，激動地說:“這就是我的孩子，這也是我的孩子！”

　　在很多人眼裏，父親是個“洋派十足”的人，這可能歸根於父親在美國留學時養成的一些習慣。但骨子裏，父親絕對是一個有很深中國文化情懷的人。他從美國回來立即拋開鋼筆用起了毛筆，直到抗戰結束後，才不得不又用起鋼筆。很多人問我:“你父親英文那麽好，是不是在家裏整天和你說英文？”恰恰相反，父親在家從來不跟我說一句英文，他隻說北京話，穿那種手納的千層底布鞋。從美國回來教書時，他口操英語，卻總是長袍馬褂，千層底布鞋，迭襠褲子還要綁上腿帶子，經常引得時髦男女竊笑。

　　抗戰結束後，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戰火並沒有就此熄滅，1948年底，形勢已經開始不穩，父親帶我和哥哥先從北京趕赴天津，想搶購船票去廣東。母親留在北京處理親戚的房產，準備第二天去天津與我們會合。不料當天晚上鐵路中斷，我們父子三人進退維穀。母親急電，囑我們立即南下，不要遲疑。第二天，我們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輪船，卻不知以後會怎麽樣。

　　當我們漂泊了16天到達廣州後，得知母親成了北京城最後起飛的兩架客機上的乘客之一。那時北京還沒有天安門廣場，就是把東長安街上的樹砍倒，作為臨時跑道，母親乘坐的飛機擦著樹枝尖起飛。我們一家人在廣州又團聚。

　　當時大姐文茜已從北大畢業，因為結婚嫁人，沒有同我們一起走。而哥哥文騏正在北大讀書，到了廣州後，哥哥覺得台灣沒有什麽好大學，最後決定回北京繼續上學。結果我們自此與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幾十載。當時沒有人會預料到分隔得那麽久，如果預料到那種結果，我想我們一家死也不會分開的。

　　漂泊台灣

　　初到台灣時，我們可以說是“無立錐之地”。離開大陸時，母親讓我們每個人準備一個小箱子，怕兵荒馬亂時一家人一旦分散，隻要抓住這個小箱子就還能有一點點生存的資本。那個小箱子除了幾身換洗衣服，幾本破書外，別無他物。

　　台灣那時也有“白色恐怖”，報紙、雜誌都是被控製的，父親在台灣時，交遊不廣，為了謀生，教書、寫文章。有一天，突然來了三五位便衣敲門，聲稱親眼看見竊賊逃到我家，要入室搜查。其實抓賊是假，這幾個人最後直接過來翻閱父親的文稿和書籍，想知道父親是否有“思想問題”。父親頗為震怒，要求當局調查，但最後當然不了了之。

　　我到美國留學後，與父母保持每周一次的通信。有一次父親遇到一位朋友，對方竟說他知道父親給我信中的一些內容，父親大驚，才知道往來信件也會被偷偷地檢查。

　　在台灣時，父母還遭遇過這樣一件事。那一年我的假期結束馬上準備返美，母親為了款待我，特地做鱔魚給我吃。突然聽到有人按門鈴，有一男子身穿軍裝戴著墨鏡，自稱是父親的學生。父親正準備起身迎接時，男子突然掏出手槍，對準父親，還把槍膛中的子彈退出來給父親看，表示是真刀真槍，不是開玩笑的。父親鎮靜地拍了拍來人的肩頭，讓他坐下來。那人真的坐下來，但仍以槍指著父親。我冒險從邊門溜出，跑到鄰居家借電話報警。

　　待我回來，強盜已經離去。他向父親要去了“歐米伽”手表、母親的假首飾和一些買菜錢。強盜臨走時曾威脅父親不可報警，否則會回來滅門。見我已報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過了一晚，連電燈都不敢開，還把窗簾都拉起來，請求警察保護。結果警察在我家客廳守了一夜。

　　那個“歐米伽”是父親過生日時，30位朋友聯合送的，父親很喜歡，好在我之前有心，把手表的出廠號碼抄下來，記在父親的記事本上。結果第二天警察就在當鋪找到了那塊表，立即人贓俱獲。父親去警局辦手續時正巧遇到那個強盜，他停下來對父親說:“梁先生，對不起您！”父親也有些難過。後來我們知道在當時的 “戒嚴法”下持械行劫，無論贓物多少，都一律死刑，何況他又是現役軍人，雖然母親後來替他求情，但也無助於事。

　　不盡的思念

　　到了台灣，父親又重新開始翻譯莎士比亞的工作。

　　父親翻譯莎士比亞劇本始於抗戰前，那時我隻有四五歲。後來因抗戰，顛沛流離，隻譯了10本，便停頓下來，因為翻譯莎士比亞是沒有錢的，為了我們一家，父親必須謀生，教書、寫文章。生活相對安定下來後，他又開始有計劃地翻譯。父親給自己規定，每天要譯兩千字。台灣的天氣很熱，那時也沒有冷氣，父親這個北方人對氣候頗不適應，他又很胖，非常怕熱，經常揮汗如雨。父親非常有毅力，如果因為有事未能完成預計的工作，第二天加班也要把拖下的工作補上。

　　翻譯莎士比亞，是胡適先生的建議，最初是父親與另外兩個人一起翻譯，但那兩位後來中途退出，隻剩下父親一人堅持。翻譯莎士比亞是件苦事，因為他全部用古英文寫作，我曾經向父親抱怨說，我根本看不下去莎士比亞的原文，父親笑著說:“你若能看懂的話，那就不是莎士比亞了。”

　　父親每譯完一劇，就將手稿交給母親裝訂。母親用古老的納鞋底的錐子在稿紙邊上打洞，然後用線縫成線裝書的樣子。沒有母親的支持，父親是無法完成這一浩大工程的。翻譯莎士比亞沒有收入，母親不在乎，她沒有逼迫丈夫去賺錢，而是全力以赴支持父親。這一點，在我小時候並沒有深深體會，長大結婚，有了家庭後，才能理解母親當年的不易。

　　父親喜歡吃，他不做，但喜歡品。到台灣、美國後，他時常念叨北京的小吃，什麽爆肚、炒肝、糖葫蘆之類，後來也有朋友從大陸帶一些老北京的小吃給他，父親嚐了後，總是搖頭歎氣:“不一樣，不一樣！”

　　我在台灣與父母一起生活了10年，因為哥哥姐姐的失散，成了“獨生女”。飯後，我們經常坐在客廳裏，喝茶閑聊，話題多半是“吃”。話題多半是從當天的菜肴說起，有何得失，再談改進之道，話題最後，總是懷念在故鄉北京時的道地做法，然後慨歎一聲，一家人陷於惆悵的鄉思之情。

　　父親與母親的感情很好，他們後來跟著我到西雅圖生活了一段時間，我時常在汽車的後視鏡裏很“嫉妒”地發現，他們還經常手拉手坐在一起。1974年4月 30日上午，父親與母親照樣手拉手到附近市場購物，市場門口一個梯子突然倒下，正好擊中了母親。母親被送到醫院進行搶救，因傷勢很重，需要動大手術。臨進手術室前，母親以一貫的自我克製力控製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進手術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預感，對父親說:“你不要著急，治華（注:梁實秋的學名為梁治華），你要好好照料自己。”幾個小時後，護士出來通知，母親已不治。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刻，父親坐在醫院長椅上開始啜泣，渾身發抖，像個孤苦無依的孩子……

　　中山公園的四宜軒是他們當初定情之地。1987年，我借到北京開會之機，專程到中山公園拍了許多四宜軒的照片，帶回給父親。但父親還是不滿足，說想要一張帶匾額的全景。可惜四宜軒房屋尚在，匾額早已無影無蹤。後來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許多，托人帶給父親。父親一見照片就忍不住落淚，隻好偷偷藏起來，不敢多看。

　　父母在世時，他們盡量不提哥哥、姐姐的事情，盡管他們心裏都明白對方的痛苦和思念。母親信佛，每天燒香祈禱，這樣她的精神才能支撐下去。就在去世後一個月，父親終於輾轉知道了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到西雅圖母親的墓地前，告慰母親。

　　1981年夏，我第一次回大陸探親，回到了兒時居住的庭院，卻已是物是人非。臨行前，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棗樹葉，上麵還有一個小青棗，讓我帶回台灣，送給父親。這棵棗樹是我們在北京時老棗樹的後代，老樹早已被砍去。我小心翼翼地把棗葉包好，回到台灣後，把在大陸的見聞一五一十地向父親匯報，其中包括姐姐文茜、哥哥文騏33年的經曆，講到激動處，時常與父親相顧而泣。那個棗和樹葉後來都枯萎了，父親把葉子留下來，放在書裏，珍存著。

　　1986年，我最後一次赴台探望父親。臨走時與父親在客廳中道別，父親穿一件藍布棉外衣，略彎著腰，全身發抖。他用沙啞的聲音不厭其煩地告訴我怎麽叫出租車，怎麽辦出境手續等，那一刻，他又把我當作他的沒出門的小女兒。那一次離家，我充滿了不祥之感。

　　1987年11月3日，父親因突發心髒病住院。當時，小量地輸氧已經不夠。父親窒息，最後扯開小氧氣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這樣死了！”此時，醫生終於同意給予大量輸氧，卻發現床頭牆上大量輸氧的氣源不能用，於是索性拔下小量輸氧的管子換床。就在這完全中斷輸氧的5分鍾裏，父親死了。父親強烈的求生欲望一直支持他到心髒停止，他留下的最後五句絕筆之一是:“我還需更多的氧。”沒想到父親留在人間最後的字跡，竟然是這樣的求生呼號。每想到此，我便有肝腸寸斷之感。（文章內容選自《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