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必須大規模讓利於民
才能繼續保持執政黨地位
（2010年春節辛子陵在上海與朋友座談時的講話）
(Continued from Part I)
實行三大新 政，完成拉動內需的戰略轉變
迎接三年內必將深化的經濟危機 以胡溫為核心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必須亮明旗幟，表明與權貴集團決裂，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才能知所趨處，知所依歸。要發動黨內93%的健康力量，發動13 億人民的力量，形成絕對的政治優勢，治服權貴集團的反抗，用經濟和法製手段解決權貴集團的問題。蔣介石敗退台灣，政治上第一個大動作是甩掉官僚資產階級， 啟用黨內和本地才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蔣經國開啟報禁和黨禁，走民主憲政的道路，為國民黨中興奠定了基礎。不擺脫權貴集團的挾製，共產黨隻能在33萬 億GDP的陶醉中滅亡。
一年12萬起所謂“群體性事件”，這就是列寧說的那種人民大起義臨近的標誌。上層統治階級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了，下層廣大被統治階級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了。麵 對烽煙遍地的政治局勢，集訓縣委書記和縣公安局長，準備鎮壓是下下策。上策是平息民憤、化解民怨、挽回民心。沒有革命性的改革，就會有比改革更加難以承受 的革命。這是最後的機會了。
現在常提康乾盛世，我們看看 這兩位封建時代的政治家是怎樣治國安民，使一個滿族政權贏得合法性的，就知道共產黨的政權怎樣才能夠重新取得合法性，得到民心的認可。康熙在位的62年 間，不同程度地減免全國的租賦有 500多次，折合白銀達1.5億兩，相當於清朝四年多的財政收入。乾隆在位60年，曾先後五次免除過全國所有州縣的一年賦稅，執政期間免除的賦銀超過3 億兩。康乾時代的個人稅賦隻有當時英國個人稅賦的三十分之一。14 康乾兩朝向人民讓利多少呢？朝廷12年的財政收入。如果比照一下， 我們一年的財政收入是6萬億，12年就是72萬億的概念。不讓百姓富起來，老百姓不會承認你是盛世的。胡溫新政有過免除農業稅的創舉。為了重建政權的合法 性，胡溫新政的手麵要寬些再寬些，小恩小惠，救濟性的惠民政策是不夠的，要有大手筆，要敢於讓全國人民富起來。幹了這件事，你們就超過了毛澤東，也超過了 鄧小平。 對此，子陵貢獻三條建議，也可以叫救黨三策：
第一、兌現“耕者有其田”，穩住農村，穩住農民。 由於實行土地財政，地方政府與農民的關係空前緊張。所謂土地的集體所有製已經完全變質。它為地方諸侯掠奪農民的土地提供了法律保障。賣地的錢，各級政府得 90%以上，農民隻得5～10%。在土地問題上政府與民爭利，已經鬧得烽煙四起，民不聊生。2010年1月7日，江蘇省邳州市（縣級）河灣村，鎮政府派出 黨支部書記帶領200多人手持棍棒、砍刀，強行征用該村耕地，與前來護地的百餘村民發生衝突，護地村民一個被打死、一人被打成重傷。鎮政府用“以租代征” 的方式，導致河灣村3000多畝耕地中2500多畝被占用。鎮政府要將這塊地賣給邳州海天石化公司，這家公司有邳州市政府、人大、政協、財政局、國土局等 單位領導的大量股份。地方政府的財政和地方國企的發展，是建立在掠奪農民耕地、損害農民利益的基礎上的。
反對耕者有其田，堅持土地集體所有製的人,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防止農民失地，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是為地方官員霸占農民土地製造理由。在這種名義下已剝奪了 四千多萬農民的耕地。據民主建國會調查預測，2020年將有一億農民失去土地。地方政府新領導人一上台，首先要打農民集體所有製耕地的主意，這裏頭出地方 財政﹑出建設資金﹑出個人政績,出官員別墅﹑出灰色收入，而且阻力最小，成本最少，效益最大。所以,中央政府如不下決心從根本上解決，征地會愈演愈烈，直 到逼出李自成、張獻忠來為止。
我們聽聽農民的聲音。2007年歲末，黑龍江富錦市72個村4萬多農民向全國發表的《
公告》說：“中共各級組織和各級政府，應本著當年實現農民‘耕者有其 田’的革命理想和承諾，像當年帶領農民土改和像改革初期支持農民的土地經營權一樣，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支持和保護農民對土地的各項權利。中央多年來關心 農村、關心農民的優惠政策為什麽總落不實？為什麽總不能讓農民的處境有大的改觀？根子就在‘惠而不政’。把土地徹底給農民，才是最見效、最真實的惠民政 策。” “長期以來的所謂集體所有，實際上架空了農民作為土地主人的權利。富錦市各級官員和豪強以國家名義和集體名義不斷大肆侵占和私分農民土地，成了實際的‘地 主’，農民作為土地的主人，卻被迫成為租種‘地主’土地的農奴。”
15 陝西農民由七十多歲的馬連寶領銜，於2007年12月12日發出的《陝西省原黃河三門峽庫區約7萬農民向全國告訴收回土地所有權》的公告說：“我們擁有了 土地所有權，如果再爭取到自主辦教育，自主辦醫療的創業權，壓在農民頭上的新三座大山就會被推翻，農民的各項社會保障自己就基本解決了。近幾年，中央給了 農村、農民一些小恩小惠，
我們認為農民的土地權、創業權才是大恩大 惠，也才能從根子上解決農村問題，農民也才能和城裏人平等，才能參加分享現代化的成果。”
16 農民是通情達理的，不逼急了他們不願意鋌而走險。為了幾十萬地方諸侯的私利和九億農民對著幹，待到他們像火山爆發一般地起來“給你個說法”的時候，黨就真 的沒有退路了。
把地分給農民，給農民完整的產權，不是要農民在一畝地上致富，主要是製止地方諸侯搶地賣地的狂潮。實行耕者有其田，簡便易行的辦法是以農民承包地為基礎， 把產權給農民。農戶分得土地後，可以像承包時那樣繼續單幹，可以按市場價格出賣自己的份地，可以自願聯合起來組織土地私有﹑入股分紅的家庭農場，都是合法 的，都是光榮的。黨和政府在宣傳上不要帶傾向性，在政策上要一視同仁。
當然，解決地塊細碎和機械化矛盾的最好辦法是組建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紅為基本製度的家庭農場。要走好這條道路，關鍵是政府放開政策，讓農民自發地搞，自己 去搞，像私營企業那樣，自己推舉領頭人，自己選舉董事會，政府隻給政策，不派幹部。這種以土地私有﹑入股分紅為基本製度的家庭農場，與合作化、公社化根本 不同之處是把私有製原則堅持到底，任何時候，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許“動員教育”農民放棄土地私有權。農民的土地私有權受《
憲法》和《
物權法》的保護。憑 這個私有權，農民每年可以獲取25%至37.5%的地租收入。必須防止的更壞的結果是，在實現土地私有化的過程中，出現大規模的官商勾結，兼並鯨吞大片土 地，一方麵造成巧取豪奪田連阡陌的大地主，一方麵造成數量龐大的赤貧階層，這將導致農村社會極大的不穩定，甚至引發土地革命。要允許組織農民協會掌握分配 土地的實權。幹部的任務是掌握政策，保證分配的公平，隻當裁判，不下場踢球。在土改轄區有家族親友的幹部，實行回避製度。這是關乎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一 定要萬無一失。
溫家寶總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在土地問題上，我們絕不能犯不可改正的曆史性錯誤，遺禍子孫後代。一定要守住全國耕地不少於18億畝這條紅 線。”1996年以來，中央曾兩次提出必守的耕地總量紅線，又兩次失守。地方和中央博弈的結果總是地方勝利，紅線被突破。守住18億畝紅線最根本的辦法， 是實行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三門峽庫區失地農民說得好：“我們在農村非常清楚，不管政府用什麽法律什麽政策都很難管住土地。土地權利重新回到 農民手中，那些利欲熏心的壞勢力就不敢再輕舉妄動，因為你侵占的不再是什麽集體土地，而是老子的土地,是老子的命根子，老子就要拚命。農民的力量調動起來 了，政府保護土地的包袱就卸下來了。”
17 國家建設需用農民的土地，地價形成要靠市場機製。農民要成為有法人資格的賣方，行使參與權﹑要價權和談判權。除法定的稅收外，賣地的錢全部歸農民。政府要 考慮失地農民的可持續生計，安置失地農民為前置原則。
土地私有化會使農民富起來。如果一畝地能賣100萬元，一家有七畝地的農戶就有了700萬元財產。實行土地私有化的大政策,是要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 題,讓農民富起來，建立起中國的內需市場。對此，城裏人要多想想農民的犧牲和貢獻，不應該有意見。經過土地私有製改革，農民會找回土改後合作化前那種翻身 解放的喜悅。
第二、要在國民收入的分配上，在工資、住房、醫療、教育及各項社會保 障上，大幅度地向民生傾斜，要占到財政總開支的60%。2007年中國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上的開支，總共約6000億元，相當於財政總開支的15%；而在美國，2006年在同 樣三項上的開支約為1500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政府財政總開支的61%。俄羅斯聯邦和各聯邦主體、地方政府將三分之一的財政支出，用於教育、醫療、救濟 等社會公共領域。三分之一就是33%，也比我國高一倍。
既然標榜社會主義，那麽，我們沒有理由在民生上的開支比例低於資本主義美國。它占財政支出的61%，我們也應當占到。前年我們是60%就是36000億， 而不是6000億元。有了上規模的全民福利，失業農民工、失業工人、低收入者和貧困農民的窘迫境遇可立竿見影地緩解。
據2007年4月5日南方某媒體報導，湖北的一對農民夫妻因負擔不起萬餘元的醫療費投長江自盡。不久，福建的一對農民夫妻也因1859元的醫療費，在閩江 上演了同樣的一幕悲劇。這兩起事件代表性的反映出包括大多數農民工在內的底層人民悲慘的生存境況。外電評論：觸目驚心的現實，宣告當局所鼓吹的農村合作醫 療階段性的失敗。其條件之苛刻和保額之低，不具備社會保障功能。就像地方政府為顯示政績一樣，這是中國當局為應付輿論和國際社會所搞得世界級形象工程。
18 一位獲得過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說過，
一個國家的財政支 出，真實反映了該國的意識形態。領導人到底信奉什麽？到底是人民的政府，還是特權階層的政府，看看財政支出，可以一目了然。6萬億財政收入 怎麽切割？是先切下60%留給人民，再安排其它支出？還是倒過來？拿官員用車來說，10年前開支3000億元，說要試點改革，試點了10年，車更多了，現 在的開支是5000億元了。我們對官員的管理，就缺少意大利法律那個狠勁。意大利法律規定，禁止公務員公車私用。西西裏島墨西拿市市長朱塞佩 · 布讚卡，曾經讓公務車司機開車將他和妻子送到巴裏市港口，回來時又讓司機接他們回家。2002年2月，當地法庭以“侵吞公款”罪判處布讚卡13個月徒刑。 布讚卡以自己支付了往返汽油費為由，提出上訴。2003年10月21日， 意大利最高法院作出裁決，布讚卡因私與夫人乘坐公務車，被判六個月監禁，即日起在獄中服刑。
19 人家的司法很公正，你付了費了，減刑七個月，但公車私用就犯法，還得判半年。共產黨這也能，那也能，“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 ，就是管不住公務車。事關黨的生死存亡，不能再搞形象工程，必須動真的了。如果立下規矩，形成傳統，用在百姓工資福利方麵的財政開支占到60%，那才是真 正的以人為本，那才有真正的和諧社會。人民會對共產黨刮目相看。
第三、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和十七大精神，全民所有製企業要落實實名股份 製。必須從理論上統一認識，公民沒有股權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不是公有製經濟，是打著公有製旗號的權貴資本主義經濟。“堅持公有製經濟的主體地位”是發展權貴 資本主義的大騙局。名為公有製、國有製、全民所有製或集體所有製，一較真，一落實，實際上蛻化成一種“官有製”。在這種體製下就產生了前中石化總經理陳同 海那樣的官員。作為中國第一大企業的掌門人，他自命為“共和國長子”，貪汙2個億，生活極盡奢華，每日揮霍4萬元，他每月的交際費是200萬元。公然說： “作為共和國長子，我們不壟斷誰壟斷？”從貪汙劣跡、生活方式和精神理念來觀察，他都是個權貴集團的典型人物。
我非常讚賞陳誌武先生的主張，把國有企業股權分到公民個人身上，實現民有化。在理論上和法律上，國有企業本來就是全民所有製企業，國有企業不是政府所有的 企業，政府是受托方，是代理公民在管理這些企業和國有資產。差別在於，以前沒有把“全民所有製”中的所有者的名字具體落實，所有者是虛的、缺位的，通過設 立公民權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個人手裏，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體落實。
20 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增加老百姓的財產性收入，這是非常好的政策，但需要落實。把國有資產通過公民權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就是落實十七大的政策主張，也就是馬 克思說的在“
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製。”建 議從2008年國企總資產的42.55萬億元
21 中劃出20萬億為公民權益基金，分期分批地進行股權改革，將股票分發給約 4億城鎮居民。
第一批發給國有企事業單位在職和退休的工人、工程技術人員和正處級（含）以下的黨政幹部，每人5萬元股票。未分地的農民工享受城鎮工人同等待遇。
第二批發給黨政機關在職和離退休正處級（含）以下幹部，教育文化機關在職和退休副教授（含）、副研究員以下人員，每人5萬元股票。
第三批發給在役和複轉的軍隊正團級（含）以下官兵，每人5萬元股票。
第四批發給未參加過工作的城鎮居民，每人3萬元股票。
地方副市級（原地委專區一級副職，含）、軍隊副師級以上幹部暫不參加全民所有製股權改革，以縮小中高級幹部與廣大群眾的收入差距。
經過國企股權製度改革，城鎮居民每個家庭有了二三十萬元的固定資產，每年可有三五千元的紅利收入，真正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會真正找到當家做主的感覺。
將國有企業通過股票形式量化給個人，資本主義美國又走在了社會主義中國的前麵。美國的阿拉斯加州在1968年發現了儲量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這帶來了 一筆巨大的公共財富。在公眾的推動下，1977年議會設立阿拉斯加州的資源權益基金，全名叫阿拉斯加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政府建立經營石油和天然氣的企業，企業的收入給所有阿拉斯加州居民發放等額的現金分紅。1982年，全州40多萬居民每人都收到了第一張價值 1000美元支票的社會分紅。從那時起直到2005年，阿拉斯加州已經連續24年給全州公民分紅了。
22美國就是這樣悄無聲息地做著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事情。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的中國，理應比美國做得更 好。
實行這三項新政，將從根本上改善廣大工農群眾與黨和政府的關係，重建中國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重建執政合法性的社會基礎。如果胡錦濤、溫家寶有膽 略、有魄力實行之，他們就占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道義的製高點，在中共執政史上做出前人沒有做過的偉大貢獻。他們就一定能夠走出困局，改變形象，得到13 億人民的衷心擁護。中國的內需馬上會出現汪洋大海般的市場，漂亮地、穩當地渡過世界經濟危機。“胡溫新政”將要與“羅斯福新政”一樣青史留名，胡錦濤、溫 家寶會成為中國的羅斯福。
這種改變利益格局的大興大革，必然會遇到城鄉權貴集團的強烈抵抗。胡溫如果下決心挽救黨、挽救國家，要製定一個團結多數幹部的政策，向社會公布，這是消解 權貴集團的關鍵性一著。除買官賣官者堅決打擊外，由於經濟政策界限不清瀆職者，說清問題一律寬大處理。子女打著父母的名義在社會得到的好處，要和他們父母 本人劃開。一位CEO,他掌控的資產與他貪汙的資產不是一回事，這是兩個容易混淆但必須分清的概念。隻要他們不化公為私，不向國外和境外轉移財產，守護 好、經營好所掌控的資產，一律寬大處理，承認他們的經營能力，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各級領導幹部，隻要把自己和家庭問題說清楚，帶頭執行陽光法案，擁護和 執行三項新政，一律團結使用。
三項新政必須在公開、透明， 接受群眾和媒體監督的情況下實施。要防止權貴集團在推行新政中謀私，防止各級領導人成為權貴集團的工具，辦法隻有一條：民主。落實憲法第35條，把憲法規 定的民主權利給公民社會，開放報禁，給群眾結社自由，執行三大新政的中央及地方領導人和人民的結合才有互動的途徑和紐帶，才具有可操作性，這是推行新政的 關鍵。中央權力和權威的強化取決於新政的得人心和支持新政的社會力量的強大。推行新政的領導人對這一點要看明白，想清楚。作為一名老軍人， 以我對人民解放軍的傳統和素質的了解，這支軍隊人民子弟兵的本質沒有變，他們在抗洪、抗震救災中為黎民百姓的獻身精神證明了這一點。在關鍵時刻，他們會站 在代表和維護廣大人民利益的中央和地方領導人一邊的，絕不會去為權貴集團看家護院。
趙紫陽生前提出對權貴資本主 義必須有一種政策來進行遏製，三大新政就是遏製權貴資本主義，和平地化解權貴集團與人民大眾的矛盾的最好的辦法。趙紫陽用“遏製”這個詞， 而不用“打倒”、“消滅”一類的詞，表現了他主張用解決黨內矛盾或人民內部矛盾的方式方法，解決權貴集團的問題。
權貴集團應該看明白，想清楚，三大新政不動你們先富的這一塊，不動由於政策界限不清，你們半合法、半非法得到的財富，將來在民主法治的軌道上弄清是非解決 問題，條件是你們不能反對、抗拒新政，一反對就由內部矛盾變成敵我矛盾了，誰跳出來反對，先解決誰的問題。我建議實行這樣的政策，是希望達到趙紫陽設想的 結局：“
官僚資本家暴發了，但廣大人民生活也還改善了，生活過得去， 於是人民容忍了，以後這矛盾淡化了。”
23 但是，買官賣官這一塊要從嚴，這不是經濟問題，是政治問題。要以毒蛇噬手壯士斷腕的精神，把買官賣官分子從黨和政府的機體中剝離出去。一個鎮長10萬，一 個縣醫院院長30萬，這個風不刹住，這一條潛規則不破，這樣的人不清除，黨就死定了。
重新建黨建 政，向民主化轉型
胡溫如果做了前述三件大事，在世界性經濟危機中，救黎民於水火，解百姓於倒懸，會得到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在黨的威信極大地提高中，就可以放心進行政治體 製改革。用不著顧慮普選，多少個黨出來競選，多數選民還是會投共產黨的票。隨著報禁、黨禁的開放，貪汙腐敗會得到根治，這是一種自然的良性互動。在全民皆 大歡喜的政治氣氛中，妥善解決重新評毛、為“六四”平反、為“法輪功”平反等問題，實現全民大和解。在民主憲政中，黨以新的麵貌和新的政績，像瑞典社會民 主黨那樣，連選連任，出現在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當然，也要有由於政策失誤出現政黨輪替的思想準備，更要有修改政策重新贏得大選的信心。無論在朝在野，這 個在轉型中新生的政黨都是民主憲政的支柱，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
中國共產黨還清曆史舊債，卸掉了曆史包袱，必須改變黨的名稱，對黨進行脫胎換骨地改造。入了黨做了官的，許多人成了貪官。追求入黨的人們，很多是為了做官 發財。共產黨這個名稱，已經完全失去了道義的含量。在革命戰爭年代，共產黨代表民主、自由、平等，吸引了全國追求解放的民眾和要求進步的青年。建國以後， 黨逐漸變質了，前30年是專製獨裁，餓死3755萬人，後30年經濟搞上去了，出現了嚴重的、大麵積的、不可遏止的貪汙腐敗。“共產黨”這件衣服上沾滿了 血淚和汙穢。它不代表工人農民，也不代表資產階級，成為權貴集團自利性的組織，可以說已經人心喪盡。要堅決清理開除腐敗分子。共產主義這種烏托邦理論，恩 格斯晚年已明確否定。共產黨的名稱在理論上也失去了根據。鄧小平提出改名人民黨或社會黨，我支持鄧公的意見。改變名稱是黨自救，自贖。以前種種譬如昨日 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與空想社會主義告別，與暴力社會主義告別，與封建社會主義告別，與權貴社會主義告別，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
在黨的改造過程中，可以允許毛派分裂出去單獨組黨。保留一個左翼政黨，對照顧弱勢群體利益，保持社會利益的相對平衡和穩定有好處。中國的兩黨製隻能從中共 分裂中產生。隻有像毛派這樣的在野黨才能對執政黨起監督和製衡作用。要相信毛派會進步成熟起來，使自己在民主憲政中發揮建設性的作用，即使有了上台執政的 機會，也不會胡來；如果真的胡來，很快會被選民拋棄。趙紫陽曾提出建立反對黨的問題。這是民主憲政的基本建設。有了反對黨，執政黨發生重大錯誤時，才有替 補隊員，不會出現不管犯多大錯誤還得讓它執政下去的無可奈何狀態。
民主社會主義超越了意識形態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孰優孰劣的百年爭論，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優點捏合在一起，並消除了各自的弊端，兼顧了公平和效率，是 被實際生活證明行得通的辦法、政策和道路，是積極的中性化。人類的前途不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而是兩者的結合、交融，成 為一種新製度，這個新製度就是民主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就在這裏。民主社會主義道路正在成為人類共同認可的道路，將人類帶入一個和平發展的 新世紀。◎
辛子陵，
著名學者，傳記文學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大校，四級研究員。原名宋科，1935年生，河北安新人。1950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9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助教、軍政大學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軍事學院出版社社長、國防大學《當代中國》編輯室主任等職。在職期間和退休以後，為批判極左思潮，撥亂反正，有重要著述問世：（1）1974年根據鄧小平授意撰寫《林氏春秋的破產》，對南昌起義和兩軍會合作正確解說，重新肯定朱德、賀龍元帥的曆史地位，7月鄧小平主持軍委辦公會議討論批準此文，1975年2月18日在《解放軍報》頭版發表。（2）1983年應軍事科學院《軍事學術》雜誌之約，撰寫《恢複百團大戰的曆史地位》一文，全麵肯定百團大戰及其組織指揮者彭德懷元帥的曆史功績，以特約通訊員名義在增刊第5期發表。（3）1986年劉伯承元帥逝世後，受命代中共中央撰寫悼詞，中央一字未改照準，即是1986年10月16日胡耀邦總書記在劉帥追悼大會上所致的悼詞。（4）《毛澤東全傳》一、二、三、四卷，150萬字，1993年毛澤東百年誕辰前夕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在世界產生很大影響；同年12月台灣學英文化事業公司推出6卷本台灣版，風靡寶島；1996年7月利文出版社推出《毛澤東全傳》新訂本，北京新華內部書店設專櫃銷售。（5）《林彪正傳》，50萬字，公正評價林彪一生功罪，2002年2月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6）《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70萬字，首次由體製內人士對毛澤東一生作倒三七開評價，2007年7月由香港書作坊出版。（7）2008年在《炎黃春秋》發表《對資產階級認識的曆史變遷》、《合成一個新東西》等文章，在社會產生很大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