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作者陳冠中談中國現狀 (excerpt)
(2010-03-13 08: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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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
陳冠中:香港作家,現定居北京,七十年代創辦《號外》,著有《什麽都沒有發生》、《我這一代香港人》、《香港三部曲》等。
周保鬆: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大陸出生,八十年代移民香港,學術興趣在道德和政治哲學。
主持:杜婷
中文twitter直播:閭丘露薇
主持人: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媒體的報道,包括很多西方媒體,認為今天的中國已經如何強大,如何在國際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盛世》中關於此的描述雖略有誇張,但很多人看完的感覺就是現時的中國。事實真的如此嗎?
陳冠中:
西方現在對中國真的很有好感?這隻是感覺,我不是政治學家,對於中國的政治經濟知道或確定的人不是很多。特別是下半年大家的感覺似乎很好。西方的輿論不知道為何說要向中國學習。這個感覺是有。大陸的官方媒體說:“西方媒體在捧殺中國”,其實中國媒體也這樣,所以有這個感覺要寫小說,08年確定如何寫,看到八五九零後的青年人的心態展現,覺得可以去寫。
雖然小說是2013,但是其實是在說09年,這不是預言小說,中國到底如何,2010如何過關,沒有人知道。是否出現問題,也不知道。選擇2013,是為了寫2009,把年代放在2013年,可以看2009年更加清楚,可以把一些感覺放大,看得更加清楚。特別是對於境外的讀者,可以把對內地的感覺傳遞出去,對於內地的民眾來說,由於沒有文本來討論,現在有這樣的文本,可以討論。
周保鬆:
雖然是小說,或者以為是科幻,但是如果對中國的國情有了解,可能比報告文學更具有思考。除了感覺,還有反思。這是更加重要的。世界看到中國上升,可能看不到中國問題,你住在北京很長時間,可以談談你的觀察。
陳冠中:
住了九年多,之前也住過,當時就想寫,但是沒有完成。05年的時候,台灣的一個刊物讓我寫大陸,但是寫的非常不滿意。因為中國的事情非常複雜,需要矛盾的語言才能夠說清楚。就好像唐朝的歌女,需要同時唱兩首歌才能說清楚,所以想到了小說作為一個載體。
中國肯定是一個大國了,問題是成為怎樣的大國,對世界有怎樣的影響才最重要。如果真的成為小說中的中國,知識份子如何自處?我的2013不是大亂的中國,是一個物質豐富的中國,大部份人很開心。為了盛世,可以用強力,把法律放在一邊,到底是怎樣的盛世呢?李歐梵的書評寫到了西班牙宗教迫害年代,耶穌回到地球,找到大法官,法官問你回來幹嗎,現在人們很好了,你不需要回來宣揚自由。最後耶穌微笑離開。現在也是這樣,人們到底是不是隻需要快樂,不需要自由呢?
中國的自由是政府給你的,政府可以收回的,但是是否已經是最好的選擇了呢?沒有答案,隻是一種提問。其他的文本沒有辦法表達,隻有這樣,把不同的聲音放在一起。有一個讀者說,我把所有的人放在了大門外,雖然不能夠進入這個大門,但是能夠聚集。若讓所有人進門這就超越了寫小說所能做到的。
主持人:小說裏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就是“消失的一個月”,很多讀者的第一個聯想就是“六四”。其實還有很多,拿最近來說,比如劉曉波被判11年,在大陸的主要媒體上是沒有人會報道的。一個朋友做了一個測試,在地鐵上問十個人,知不知道劉曉波是誰,結果大多數人都說不知道,隻有一個人說:“我是商人。”,意思就是說這些東西和我沒有關係,不要再談啦。
周保鬆:
我在大學教書,很多內地學生,第一堂課我一定讓大家看64紀錄片。可以看到他們非常震驚。他們知道的很少,或者不知道。如果不知道,盛世隻不過是讓自己覺得滿足,和大國有反差。集體失億是可怕的事情,比如劉曉波,不讓談,感覺就會淡。
對曆史的反思就是深化對問題的理解。盛世到底怎樣,這樣的盛世是否值得追求?我們需要思考。自由為何對我們重要?自由不是獨立在幸福以外,自由就是幸福的一部分。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是否是可以被犧牲的權利,小部份的權利被壓迫是否可沒有感覺?資訊不自由,是否幸福?如果生活在盒子裏麵,是否幸福?
陳冠中:
幸福和自由不對等,剩下沒有自由的幸福,世界是否可以自然持續?在內地可以看到,官話套話越來越厲害。曆史上曾經有過,八十年代進行過反思,認為影響了中國的發展。巴金說了,說真話,但是這些年又回來了,沒有了說真話的自由。
八十年代也比現在好,為何現在回頭了。比如現在的政協,都是說套話的,政府、媒體,包括香港政府。為何隻要用的詞、字語不同,就不高興。我們知道,如果隻有正麵的反饋,沒有負麵的反饋,是非常糟糕的。中國隻有一個聲音,喪失了糾正錯誤的能力。所以自由非常重要。
周保鬆:
劉曉波判十年,有些人認為是應該的,認為維持穩定是首要的。如果給了自由,就會混亂,亂了大家就沒有辦法活了。所以維持穩定是最高目標,包括言論自由,資訊自由都可以犧牲,這是經不起推敲的。看看周邊的國家,如果憲法保障了自由,是否出現了社會不穩定呢?
陳冠中:
大陸喜歡看台灣的新聞,給我打掃衛生的阿姨最喜歡看台灣新聞。她覺得台灣原來有這樣的自由,原來可以把前總統抓起來。但是精英們卻把台灣作為一個壞例子,告訴大家民主的亂象,這是沒有說服力的。台灣政權交替,並沒有亂。以前內地可以談漸進民主,現在不行了,是脆弱還是強大?
周保鬆:
台灣經驗恰恰給大陸,香港很好的經驗參考,從一黨到民主,基本沒有流血。當然過程中會有一些亂象,黑金政治等,但是現在,如果看看去年的選舉,非常和平,和平地轉移政權。所以很多國家的研究,民主製度的好處恰恰在於有利於政權的穩定性。這是很大的成就。
主持人:經常可以看到一個說法就是民主導致低效,這也是一些學者認為民主製度不適合中國的原因,二位怎麽看?
陳冠中:
這是一個普遍說法,在學校教育中已經存在。高效,就是沒有反對的聲音。但是我們也知道,過去也有很多錯誤的決定,政府有相對比較大的權利,比如三峽工程,現在發現有後患,決定本來就是有利有弊,民主製度下並不是說不能夠做到大事情,隻不過民權比較高。
周保鬆:
我們判斷一個社會好不好,不是用效率,而是其它的價值判斷。比如確保各方的利益公平對待,看民主是否有效率,議會辯論不是沒有效率,要看社會長遠的發展。政治決策的時候,如何讓各方的觀點都考慮進去,如果沒有考慮進去,會有怨氣,消極對待,甚至影響執法的合法性。比如高鐵的爭論,如果有一個程序,大家可以公平表達,那是否可以平衡各方?民主和效率並不矛盾。
主持人:《盛世》中還有一類角色,就是知識份子,如何看今天中國的知識份子?
陳冠中:
49年以後,大部份的知識份子是和政權走在一起的,是沒有力量的。56年有點聲音,改革開放初期有點點企圖心,大部份都是跟體製走的。這是因為體製有錢,讓知識份子拿到很多的好處。有些人就埋頭做自己的事情,不站在對立麵,這批人很多。站在對立麵的話不好,而現在越來越多人選擇為政府說話。有些不需要說,可以獨立生存的,比如作家,但是也願意和政府走在一起。比如參加書展,政府包了費用,結果政府要表態,他們隻能夠表態,因為吃了別人的手軟。比如莫言在法蘭克福書展上退席,他不需要這樣做,但是他這樣做了。
在我們不在意的時候都在發生,比如作家的采風團到了新疆,發生了75事件,結果要跟著政府說,逃避不了,因為都拿了政府的好處。
周保鬆:
知識份子維持獨立批判對一個社會非常重要,獨立批判性是威權獨裁最害怕的,這是解決不了的。但是現在的中國,市場經濟之後,空間多了,但是政府給你很多經濟上的利誘,讓你不批評政府。
知識份子要獨立,必須要有物質的基礎,要離開體製,當然不容易。另外在盛世之下,大家的感覺很好的時候,你在精神上維持冷靜、批判、堅持價值,更不容易。還有認同感,如果大家都不和你在一起的時候,要堅持很難。
陳冠中:
在盛世做獨立的知識份子太難了。比如是否拒絕你有興趣的學科研究費用?拿了錢,批評就不好意思了。比如頭銜,政協掛名等等,這樣多的好處,很難保持獨立性。現在政府是用錢,因為錢很多,已經流到了海外,有中國背景的商人買下了海外的媒體,比如台灣。香港一直不少。原來錢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主持人:如何看待年輕人的愛國情緒,就像小說中韋國這個角色?
陳冠中:
韋國這個角色,我寫的時候擔心極端,結果讀者說身邊很多。清華的同學說很多同學都是這樣,出賣同學,為了討好校方。韋國這個角色是中國文學界沒有寫過的,終於登場了。我原本以為隻有在精英大學才這樣,但後來發現很多就是這樣。比如入黨為了買保險,但是入黨是需要表現自己正確的,精英學生會這樣做,但是他們畢業後做投資,於是投資銀行也有黨員了,比如高盛。
85/90後是非常奇特的。08年他們的聲音出現。一方麵愛國忠於黨,一方麵壓力很大。他們的機會也不多,進入好的大學,找工作也難,因為要看家庭背景。找到好工作,未必買到房子。為何他們還這樣愛國愛黨呢?其實和北京出租車司機聊天的矛盾性很相似,一方麵對這個政權不滿,同時又讚同政府馬上攻打台灣。
我嚐試理解,好像70年代的香港,不完美,但是也不想別人批評,所以為香港說話。或許85/90後和我們當時維護香港有點點相似,可能他們願意看到一個未來的中國。
周保鬆:
香港大學裏麵的內地學生,我不太覺得他們忠黨愛國,基本上比較自由主義,有批判性。他們對政治現實的無力感,比香港學生要強,他們很批判性,但是覺得無法改變,所以逃避,選擇明智的,有實用性的東西,比如大部分選擇商科,自己未必有興趣,非常務實。如果中國最精英的學生如此現實,選擇遊戲規則裏麵最大的好處,不在乎社會責任、倫理,這很可惜。
陳冠中:
相信很多人知道現實是怎樣的。所以當他們可以集體發泄,於是就極力地表現狂熱,或許這是一種心理過程,比如在民族主義的名義下。其實在五六十年代的人身上也是這樣的。這些人在社會中下層,他們關心大事,但是思維還是文革的一套,很狂熱。
觀眾提問:如何看重慶打黑?google的離開代表西方價值的離開。手機體係的控製,新疆網絡控製,實際比小說中的更加強大了。為何八十年代會有理想主義出現?因為世界外圍認定西方價值是對的。但現在在向超穩定的方向走。
陳冠中:
書出了之後,發現很多成為了現實了,比如嚴打,人民民主專政,我看到了都以為自己在夢裏麵。這讓我心裏麵毛毛的。有的人說和換屆有關,但是永遠繞不過的,就是用毛的思想來做卡位的方法。是不是這樣,但是問題是之前兩屆換屆是沒有這樣的。
觀眾提問:香港政府要加強國情教育,商界要年輕人抓緊機會,但是說到中國的政治問題,就用一國兩製的理由,不鼓勵談。如何看香港的知識份子,年輕人如何在盛世中自處?
陳冠中:
我們現在被要求選擇性地認識中國。加深認識中國我非常讚成,特別是香港人,兩方麵需要加強,首先香港也是一個很中國化的社會,甚至很多地方比內地還要中國化,但是對當代中國我們是缺乏了解的,比如風土人情,49年後的曆史,特殊的黨國文化我們也不了解。黨國文化也是慢慢來到香港的東西。
香港人到內地,一直是為了賺錢,過生活,大陸和台灣的知識份子都是把對方看成療養的地方,都不想看對方的政治情況,隻想看風月,休養一下。做生意的人也不想知道太多,因為知道太多了不好過。
香港有非常重要的功能的,比如我的書隻有在香港出版,比如這場討論會隻能在香港舉辦。比如《十月圍城》這部電影,在大陸反應非常好,香港人終於看懂了大陸了,知道拍怎樣的電影給大陸看了,反攻大陸成功了,因為這已經不是香港電影,是大陸電影。
周保鬆:
香港可以做些什麽?寫盛世就是香港人做的一件事情,思考中國如何反思,雖然在國內不出版,但是很多人會看到。這是香港人在做。今天的講座隻有在香港可以。香港是一個自由的平台。大學裏麵,我多次公開說過,香港的大學要有這樣的視野,要有曆史的視野,不是爭取多少的排名。我們的大學是幫助內地培養人才。現在在香港的大學還是不承認中文的學術論文,這是說不過去的。我們可以培養大陸的學生,現在我們的研究生八成來自內地,好好培養這些學生,他們會回到內地,如果做好這一點,雖然不轟轟烈烈,但是也在推動中國的進步。
呂大樂寫的我的2047,提出了香港在97之後的發展,都定位在這樣的思維,把大陸作為假想敵,所以隻要不變就可以了,但我們發現,這樣的思維是錯誤的,香港不單單麵對大陸,也麵對自己,要麵對轉變。我們希望建立的香港,不再是以前的經濟主導的社會,年輕人提出的是新的。
我們需要對我們的經驗作好好的反思。如果加入大陸的因素,一方麵要和內地融合,比如高鐵的爭論,另一方麵,我們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普選,但這不是中央想要看到的,他們要一個商業的香港,而不是一個民主的香港,我們需要找到一個平衡點,找到香港政治的自主性。
陳冠中:
香港離不開大陸,還有台灣,東南亞。大陸變得好,大家才有機會。所以不能說,大陸的事情不是我們的事情。大陸的事情當然是依靠大陸的民眾,知識份子來爭取,現在已經是時候,在香港,提出多點的思考空間,找到一些更好的道路。內地香港之間有張力,也有身分區隔。
周保鬆:再一次推薦陳冠中的這本書《盛世》。
結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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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冠中:《盛世:中國,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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