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精神貴族維權代表： “殉道者”林昭

殉道者”林昭

錢理群

還不隻我一人
指責這種淩人的盛氣
他們是不是
你的夥伴，你的同誌
“為什麽
不能用
柔和的調子”
為什麽
非得搬出
這麽一大堆
嚇得壞人的名詞假如上帝需要我成為一個自覺的殉道者，我也會發自衷心地感激施賜於我這樣一份光榮。

——林昭：《致〈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信》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和五月一日，四十年前的這兩個日子，是應該永遠刻記在中國現當代曆史和每一個中國人心上的：四月二十九日，是我們民族的“聖女”林昭受難的日子；而在五月一日這一天，劊子手來到林昭家中，向她的母親索取五分錢的子彈費，同時也就將自己釘上了曆史的恥辱柱——永遠地！

林昭早就說過：“民間本在傳說死刑犯受槍彈費由自己出錢，而一顆子彈的價值一毛幾分，我就自費購買了也沒關係”。可見這樣的結局她是有精神準備的：她比我們任何人都懂得這個體製。但她仍然關心“死法”問題。她說：“能把血流在光天化日之下，眾人眼目之下亦雲不幸之幸矣”，而“林昭的血都是一點點一滴滴灑在無人看見的陰暗角落裏的”，要求“光天化日之下”的“死”，“而竟不可得！”（《致〈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信》，以下引文如不專門注出，均引自此文）

同樣是民族的良知的魯迅（他是給林昭以精神影響的前驅者之一，林昭曾用自己的血將魯迅的詩句“我以我血薦軒轅”寫在監獄的牆壁上），在三十年前（1936年4 月7 日）的“深夜裏”，也寫過這樣的文字：“我每當朋友或學生的死，倘不知時日，不知地點，不知死法，總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邊，在暗室中畢命於幾個屠夫的手裏，也一定比當眾而死的更寂寞”。魯迅同時指出，“‘成功的帝王’是不秘密殺人的”，這是“自信還有力量的證據，所以他有膽放死囚開口”，“大家也明白他的收場”；“到得要失敗了”，這才“秘密的殺人”。魯迅因此而憤言：“我先前讀但丁的《神曲》，到《地獄》篇，就驚異於這作者設想的殘酷，但到現在，閱曆加多，才知道他還是仁厚的了：他還沒有想出一個現在已極平常的慘苦到誰也看不見的地獄來”（《寫於深夜裏》）。——魯迅寫的是國民黨的監獄，“暗暗的死”的，大都是反抗的革命者。而現在，“暗暗的死”的命運，卻落到了當年的革命者和林昭這樣的追隨者身上，而今天的監獄正是以“革命”的名義建立起來的。對這樣的結局，魯迅雖有所預料——他就預言過自己可能被勝利了的革命者所殺的命運，但他如活到林昭的時代，身臨其境，大概也會覺得更加“殘酷”而“驚異”吧。

但這卻是魯迅所絕對想不到的：還要將這樣的“暗暗的死”向死者的母親明示，並索取“報酬”。因此，林昭的妹妹在日記裏所記下的母親的反應，是真正驚心動魄的：“當我哥哥在‘四一二’事變詈難後，我一直將實情瞞過你外婆，對她說你大舅舅去蘇聯學習，她有些懷疑，但一直盼望著。他們這些凶手也沒有上門來向她要子彈費呀！子彈費，哈，哈，哈，這是最大的諷刺，這個政權竟向我要子彈費，讓子彈穿過我親愛的大女兒的胸膛，上帝懲罰我也未免太過分了，世界難道真的沒有天理、人道和律法了嗎？”“是誰殺了她？不是敵人殺了她，而是我幾十年緊緊追隨的理想的化身，是我害了她，我真是後悔莫及呀，我為什麽從小灌輸給她那麽多的正義感，那麽多的自由、民主、真理獻身的信念？罪魁禍首是我，我害死了自己的親身女兒------”（彭令範：《日記一頁》，文收《走近林昭》，明報出版社，2006年出版）——這是一段不能回避的曆史：懷著“自由、民主、真理獻身的信念”和“正義感”，“舅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卻被國民黨政府殺害；“母親”將舅舅的信念和遺誌傳給了“女兒”，女兒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但卻在革命勝利以後，因為堅持舅舅的，母親的，也是自己的信念，而被“新政權”以更加殘酷的方式所殺害。

這一切，是怎麽發生的？這裏包含了怎樣的曆史教訓？

（一） 林昭的道路

林昭在獄中回憶自己的人生道路時，首先強調的是“母係的長親”對自己的影響，稱他們為“愛國心熱，正義感強，拯民願切的熱血青年”，“慨然獻身以為先導”。這當然首先是她的舅舅許金元，大革命時期為中國共產黨蘇州黨組?母涸鶉耍?八囊歡?筆鹵浜螅???諛暇???灞蛔霸諑櫬?鋶寥氤そ?小Ｋ?牧硪晃惶鎂誦砭趺褚燦?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文化、出版工作。而林昭的母親許憲民，在中學讀書時就追隨其兄參加革命，並獲得“紅衣女郎”的稱號。抗戰時期，她又任國民黨專員，在蘇州從事地下秘密工作，不幸被捕，受盡折磨而堅貞不屈，被譽為“蘇州巾幗英雄”。以後，又積極支持共產黨地下工作，為其提供電台和收發場所。如回憶者所說，林昭從小在“大舅父的召喚和母親的感染”下，就對革命和革命政黨有著“奇特的親情”（參看陳偉斯：《應共冤魂語，投書寄靈岩——林昭三十年祭》，文收《走近林昭》）。她後來在中學讀書期間，就參與籌組共產黨的地下外圍組織，並一度參加了蘇州地下黨中學生支部，因此而被列入國民黨的黑名單（《林昭年表》，收《走近林昭》）；在1949年以後，立刻參加革命工作，這都不是偶然的。

林昭的獄中回憶，還談到她在教會學校景海中學讀書時，曾在美國傳教士帶領下，“受洗進教”，並說到自己“在教會學校形養成了做事喜歡講究效率，諸事喜歡痛快的習慣”。這也同樣構成了林昭的一個重要的成長背景。而有意思的是，對於林昭，“進教”與參加“革命”是並行不悖，而且是十分自然的。在她的理解中，“革命”與“宗教”（基督教）在觀念和信仰上存在著根本的相通：都是追求人性的完善——林昭說過，“後人他年研究林昭”時，最應該注意的是她“靈魂深處的那份人性”，這一份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劇的根本原因”——，都是追求愛，特別是同情弱者的博愛，追求思想的自由、獨立，人的解放，人與人的平等，並且都具有為追求真理而獻身的精神。在某種意義上，對於少年、青年林昭和她那一代人，“革命”就是他們的“宗教”。

值得注意的是，後來，林昭考入北京大學，她理解的“北大精神”，也首先是這樣的革命傳統。在1957年春所寫的刊載在《紅樓》第三期的《種籽——革命先烈李大釗殉難二十周年祭》一文裏，她有過一段深情的闡述，很能說明她的革命觀，此文未見於有關林昭的文集中，不妨將其主要部分抄錄如下——


“在圖書館，在資料室，當我從那些紙張已經變黃的報刊中找尋著閱讀著李先生的遺作，我感到和解放前開始接觸魯迅雜文時同樣的心情。我分明看見了一雙目光四射的鬥士的眼睛，和一顆沉毅、勇猛的鬥士的心。

盡管是今天，在明朗的陽光下，在寧靜的屋子裏讀它們，還使我的心激動地撞擊著胸膛：

‘禁止思想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監獄，刑罰，苦痛，貧困，乃至死殺，這些東西都不能鉗製思想，束縛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著你的禁止越發強大，你怎麽禁止他，製抑他，絕滅他，摧殘他，他便怎樣生存，發展，傳播，滋長——。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網開三麵’地把我們解放出來，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衝決，使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賴那權威的恩典，給我們把身上的鐵鎖解開；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從那黑暗的牢獄中，打出一道光明來！”

那第一個遵著遙遠的火光，走進沒有路的地方，直到倒下，還以自己的鮮血為後來者劃出一條道路的人，將永遠、永遠為我們所崇敬。隻要這條路存在一日，走在路上的後來者將不會忘記他們的姓名！”


這裏，還要補充一個事實：影響林昭對北大傳統的理解和感悟的，還有時為北大校長的馬寅初。據回憶者說，林昭讀過馬寅初先生於1927年所寫的《北大之精神》的演講，並特別欣賞這樣一段話——


“回憶母校自蔡先生執掌校務以來，力圖改革，五四運動，打倒賣國賊，作人民思想之先導。此種雖斧鉞加身毫無顧忌之精神，國家可滅亡，而此精神當永遠不死。既有精神，必有主義，所謂北大主義者，即犧牲主義也。服務於國家，不顧一己之私利，勇敢向前，以達其至高之鵠的”。（參看馬嘶：《林昭的人性光輝》，文收《走近林昭》）


爭取思想的自由和解放的“鬥士”和獻身者，殉道者：這就是林昭心目中的革命先驅者的形象；為追求真理而犧牲，“雖釜鉞加身毫無顧忌”：這就是林昭所理解的北大精神。而且她是自命為“後來者”的，她很快就以自己的行動，加入了這樣的“永遠”為後人所“崇敬”的先驅者的行列。

應該永遠為今天的北大人所懷想的，還有後來馬寅初校長和林昭，都把自己對北大精神的理解，化作了實踐：1959年，當遭到有組織、有計劃的圍攻，馬寅初坦然發表聲明：“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些批判者投降”。我們今天已無法知道林昭是否看到她的老校長的大義凝然之言，但她自己也在獄中發出錚錚誓言：“不論是處在看來如何優劣懸殊寡不敵眾，乃至幾同束手的局麵之下”，我也絕不放棄鬥爭！

因此，盡管以後殘酷的現實的教訓，使她對自己青少年時期的選擇有了許多反省和反思（這是我們在下文所要詳盡討論的），但她從未有過任何的懺悔。她在獄中回顧這段道路時，這樣寫道：“這個年青人開始追隨共產黨的時候，‘共產黨’三字還隻意味著迫害，逮捕，監禁，槍殺等等，而並不意味著什麽‘信任’，‘可靠’，‘提拔’乃至如‘五一九’戰友當年所指斥的‘米飯與肉湯的香味’！故這丹心一點就是青年的激情而非政客的理性！”而“當時據著全國執政地位的國民黨”則是“安撫無術而隻鎮壓有方”，“當初這個青年——這個少年便也是上過城防指揮部黑名單的學生之一”。林昭顯然對自己的“丹心一點”，那樣的青年的反抗精神和激情，那樣的“丹心為國，肝膽相照”，“熱血”沸騰的年青時代，是一直心存懷想的。她之所以一再將自己稱為“年青的反抗者”，不僅是因為她這時的年齡隻有三十多歲，更是表明了對青少年時代的反抗精神和激情的一種堅守。而她在獄中仍不忘“三十七年前”舅父犧牲的日子：“死者已矣，後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淚”，“我知道您——在國際歌的旋律裏，教我的是媽，而教媽的是您！”（《家祭》，1964年4月12日，收《林昭詩集》）林昭對從舅父那裏傳下的精神傳統，是十分珍惜的。

當然，林昭和革命，特別是和革命的中國現實形態之間的矛盾，衝突，以至最後的決裂，更是不可忽略和否認的。

如林昭的妹妹所說，林昭“有強烈的正義感，鬥爭心，熾烈的愛或許過分的恨。這是革命者和英雄人物的個性”，林昭還是“革命極端主義者，沒有中間道路，沒有妥協，沒有調和”，同時又是一個“浪漫主義者”（彭令範：《我的姊姊林昭》，文收《走近林昭》），因此，她和革命是應該有天然的親和力的。但她又柔弱而多愁善感，泛愛而有潔癖：這都是革命者之大忌，在中國是被稱為“小資產階級情調”的。像她那樣，一麵參加革命工作，寫著《走社會主義光明大道》這樣的革命文章，一麵卻在私人通信中寫著“今宵歸夢何處，故園芳草青青。秋風深巷裏，寂寞起三更”這樣的詩句（《1952年10月2 日給倪竟雄的信》，收《林昭詩集》），自會有格格不入之處。於是，要遭到批評，“幫助”，乃是必然的；卻又激起了更大的煩惱和痛苦，有詩雲：“惡名素著，壞事齊歸，百身莫贖，百口何辨。誰知清夜流血，衷心更比黃蓮苦”（《1952年3 月13 日給倪竟雄的信》，收《林昭詩集》），敏感的她顯然把自己的痛苦誇大了。而這樣的誇大本身，大概也是“小資產階級情調”吧。

林昭在獄中回憶中談到的三大創傷或許是更為嚴重的：一是“在農村工作時期所受到的惡意報複，無理打擊”，二是“在民報工作時期負病未得公費治療”，三是“肅反當年由於所謂‘人生觀消極，戀愛觀不正確’這莫名其妙的罪名而被加於莫名其妙的組織處分”。這都是從個人的境遇中接觸到革命的陰暗麵。因為肅反中的實際感受，而開始對中國革命問題的反思，則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們在研究許多“右派”（例如林希翎、譚天榮、劉奇第等）的經曆時都有類似的發現。而對林昭來說，最讓她羞愧難言的記憶，卻是她在“大義滅親”的號召下，曾以不實之詞檢舉過母親，據說她後來在給母親的信中表示了懺悔，並發誓說：“今後寧可到河裏、井裏去死，決不再說違心話！”（參看陳偉斯：《應共冤魂語，投書寄靈岩》，收《走近林昭》）這裏所說的“大義滅親”涉及到所謂“革命倫理”的一個重要方麵，強製和家庭“劃清界限”曾是我們那個時代許多人都經曆過的精神苦痛（參看拙作：《“遺忘”背後的曆史觀和倫理觀》，文收《六十劫語》），這或許正是林昭對中國革命的反思的一個重要契因。

盡管有著這些心靈的陰影，但一九五七年“五一九運動”以前，林昭就其總體的精神狀態而言，仍然沉浸在革命所帶來的歡樂中。這集中體現在她發表在《紅樓》一九五七年第二期署名“任鋒”的那首短詩：“世界是這麽廣大/ 友情是這麽真誠/ 生活是這麽美好嗬/ 我們又這麽年青！”（《黃昏》）而且還有這樣的詩句：“你看歡樂的隊伍狂潮般從身邊湧過，/ 對脫下鐐銬的自由人民睜著笑眼。/ 啊，我的祖國，亞東威嚴的醒獅，/ 她不也正睜著自豪的笑眼看世界！”（《石獅》，收《林昭詩集》）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林昭對她已經感受到的社會主義中國的陰暗麵的回避和遮蔽；恰恰相反，在據說是林昭起草的《紅樓》第二期《編後記》裏，這樣寫道：“我們希望在《紅樓》上聽到更加嘹亮的歌聲。希望我們年輕的歌手，不僅歌唱愛情，歌唱祖國，歌唱我們時代的全部豐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們的歌聲像熾烈的火焰，燒毀一切舊社會的遺毒，燒毀一切不利於社會主義的東西”。對文學批判功能的強調和呼籲，顯然表現了林昭和她的朋友內在的懷疑精神和批判激情。同一期發表的林昭的《姑娘說——調侃“獎章詩”的作者》，正是對流行的對詩歌、文學、愛情與勞動、政治關係的庸俗化理解的質疑和調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林昭對時代主流觀念的質疑，這對她以後思想的發展，自然是至關重要的。

但林昭對5月19 日北大出現了第一批大字報，由此引發的“五一九民主運動”，和大多數北大學生一樣，應該說是沒有充分思想準備的。後來有人回憶說，林昭在運動初期持“中間偏右”的立場，大概是有道理的。（沈澤宜：《我和林昭》，文收《走近林昭》）她對運動一開始就提出的“取消黨委負責製”、“廢除政治必修課”、“取消秘密檔案製度”、“確保言論、出版、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等激進的政治要求可能不甚了然，但對她的友人沈澤宜、張元勳在《是時候了》一詩中所提出的“歌唱真理的兄弟們/ 快將火炬舉起/ 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燒毀一切/ 人世的藩籬”，“它的火種/來自——‘五四’！！！”的召喚，卻是會引起共鳴的，其基本思想正是林昭在前引《紅樓》第二期《編後記》裏所已經提出的。因此，當有人在《我們的歌》裏，指責《是時候了》的作者“仿佛是白毛女伸冤”，以教訓的口吻說：“真理的力量/並不在於/ ‘真理揭示者’姿態的/瘋狂”，並且表示“我們缺乏/ 你們那根/ ‘沉重的琴弦’/ 我們並不像你們/ 經常‘在背地裏/ 不平/ 憤慨/ 憂傷’。/ 要放火嗎/ 我們/ 也不打算”，林昭就以她特有的正義感，拍案而起，於5 月20 日夜，寫了《這是什麽歌》一詩。這首詩因為被新聞專業的一位同學抄錄在日記裏，而被保存下來；但《我們的歌》的執筆者卻至今還在撰文否認這首詩，因此，有必要將其全文抄錄如下——


這是什麽歌
這是什麽調子
“我們的歌”唱者
請原諒

我
（並且
瘋狂、歇斯底裏------
幾乎，就差一句
“反革命分子”

是啊，也許
你不曾有過——
那樣的日子——
背負著沉重的
歧視、冷淡和懷疑

在
凝定的孤寂裏
惘然徘徊
不知道哪兒有
不沉的水
不眠的長夜
一口口
獨自吞著苦淚
也許你
一直在青雲裏
什麽是不平、憤慨
憂傷
和你全無關係
所以你缺乏那根
“沉重的琴弦”
也怪不得你

教育關懷我成長的
也是
共產黨
我可從來沒聽說過
黨隻教我唱道
“咕咕咕，嘰嘰嘰
你真光明，真美麗”

如果，他真受過委屈
就讓那基調
“仿佛是白毛女申冤”
又有什麽不可以？
為什麽我們一定要去
“和昨天對比”
難道說
隻要比昨天好一點
就完全合理
對黨的
缺點
要不要“高聲疾呼”急雨
我沒有考慮
但是，同誌，對於你
如果有一陣急雨
當作你的清涼劑
我倒覺得那是
再好不過的事體

是時候了！
“要嚴肅地想一想”
應該怎樣正確地
幫助同誌
如果我們愛同誌
“首先想到的”
就會是親切的幫助
而不醉心於
指手劃腳的
滿臉義憤的
煞有介事的
自鳴得意

真理的力量
決不在於
維護真理者
姿態的傲慢
因為你
（即使你當仁不讓
舍我其誰）
畢竟不能代表真理



可以看出，此時的林昭，還是站在“黨”的立場上的；但她和那些“左派”不同之處在於，她不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隻是一片“光明”：她有著自己的“陽光下的陰影”的記憶（詩中的有關抒發，是很容易讓我們想起前引從林昭給朋友信中摘出的詩句的），因此，她也絕不充當“你真光明，你真美麗”的黨的歌手。更重要的是，她不承認黨就是“真理的代表，化身”，更不用說自命的“真理的維護者”的先天的“傲慢”。在她心目中，真理是高於一切的；而在真理麵前，是人人平等的，因而對一切真理的探索者都應該給予“同誌的愛”。這是她的基本立場和原則，也就是她在這一時期反複說到的“良心”所在。

但作為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團員的林昭，當然知道，黨團的“組織性”要求每一個成員將黨當作“真理”一樣無條件地“維護”，任何對黨的懷疑都是有罪的，更勿庸說公開的批判。於是，就產生了“組織性和良心”的矛盾。這其實是我們那個時代每一個要求“進步”的青年，都曾麵臨的矛盾。和林昭同為《紅樓》詩友的謝冕在幾十年後，還這樣回憶：“我承認我當日的思想充滿了矛盾。天真，輕信，不敢懷疑，而又不能不懷疑，懷疑之後是來自內心深處的痛苦。我有一種破滅感，又有更多的驚恐”（《懷念林昭》，文收《走近林昭》）。但林昭的不同之處，就是她的坦誠和無忌無懼；十年以後她在獄中還這樣陳述她一生堅守的說話、做事的原則：“我倒並不怕被別人罵幾句該死，隻經常心懷惴惴地惟恐到了什麽時候會弄得自己要罵自己該死。存在著這樣一份惴惴之心很有好處，它促令我隨時隨地——即使是在最艱難困苦的鬥爭條件之下——（都做到）應該做的事情一定要做，應該說的話一定要說！”“成敗利鈍在所不計，任多少人罵我該死也得，隻要我在上帝的真理和人類的道德麵前，保有一顆經得起審判的堅而不淄，磨而不磷的良心！”當年林昭正是堅守“應該說的話一定要說”的原則，於一九五七年5 月22日的夜晚，在“民主論壇”上，公開說出她所感到的“組織性和良心的矛盾”，以及由此產生的痛苦。據在場者回憶，當有人氣勢洶洶地問：“你是誰”時，林昭慨然回答：“我是林昭！‘雙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昭’！告訴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頭上也好，今天既然來了，也就沒有那麽多的功夫去考慮那麽多的事！”（參看張元勳：《北大往事和林昭之死》，收《走近林昭》）——這就是林昭！這是她第一次顯示她“敢說敢擔”的本色。

林昭這句話，一夜之間就傳遍全校。立刻有人反駁：“青年團的組織性就是良心”（《致林昭同誌》），有人支持：“你吐露出了真心的懷疑”，並引發了更深刻的反省：“同誌啊，我知道你那欲言又不敢的苦衷，多少人和你一樣，有著這種複雜的心情。捫心自問，在過去，我們曾多少次說出了違心的話，做了它（組織）馴服的奴隸。多少次壓抑了自己，傷害了別人。如今事過境遷已悔之莫及；有的事使我們如此羞慚、痛苦，有的事將使我們遺恨終身”。

——可以說，正是林昭的直言，喚起了北大學子對自身“奴隸”狀態，內在的奴性，以及在這背後的“對權力的畏懼”和“自私自利”之心的反省（杜嘉真：《組織性和良心——致林昭》）。這是一個從內心深處，擺脫精神奴役的枷鎖，追求思想的獨立與自由，恢複人的“良心”與本性的開始。

在激烈的論爭中，北大的學生迅速發生分化。林昭《紅樓》裏的詩友，就分裂為兩大派，並且分別開辟了“民主牆”和“衛道者論壇”，形成兩軍對立。而林昭卻以獨立的姿態出現：她既主動幫助主辦“民主牆”的沈澤宜、張元勳貼大字報，以示公開支持，又在“衛道者論壇”上的某些文章上簽名，表示讚同，一切以自己的獨立判斷為依據（參看沈澤宜：《我和林昭》，文收《走近林昭》）。她大概是期待通過這樣的不同意見的自由論爭，走上真正的思想和言論自由之路。這也是許多人的願望；但她和他們都太天真了。

以1957年6 月8 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麽》為信號，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發動了所謂“反右運動”，這是完全出於林昭和很多善良的人們意料之外的。一開始她幾乎被打懵了。於是，她出現在開除“右派分子”張元勳、李任《紅樓》編委職務的會上，並且作了批判發言，說：“我有受騙的感覺！”——張元勳在四十多年後對此有一個解釋：“‘受騙’，這內容包括地甚廣，似乎不僅僅是‘右派言論’，也包括以往的交往，似乎我終於在這十天內畢露原形，證明了昔日的假相”（《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當時的林昭盡管感覺到了“組織性與良心”的矛盾，但還保持著對“組織”的某種信任，因此，當以“組織”的名義，宣布她所信任的朋友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並且編排了她所不知道的許多“罪惡事實”，使她不得不信，特別是還揭發了許多私人生活的“不良言行”（這是曆來的所謂“群眾運動”和“階級鬥爭”的慣技），這更是有著道德潔癖的林昭所難以容忍的，於是就有了上當“受騙的感覺”。這其實是又一次的上當受騙，因此，八年後（1965年）林昭在獄中和張元勳相見時，就有了那痛心疾首的一聲高喊：“不要忘了告訴活著的人們：有個林昭因為太愛他們而被他們殺掉！我最恨的是欺騙，後來終於明白，我們是真的受騙了！幾十萬人受騙了！”（張元勳：《北大往事與林昭之死》）——這呼喊，是驚心動魄的。

而且，林昭自己也難逃羅網，連同她的批判發言，都被宣布為“企圖蒙混過關”的新的罪行。這樣的飛來橫禍，猛然一擊，反倒震醒了林昭，使她重新審視、思考一切，在人生道路上作出了新的抉擇，並且義不反顧地走上了不歸路。後來她在獄中這樣回憶道——


“反右——那腥風血雨、慘厲倍常的一九五七年，在許多人，也在這個年青人的生命史上，深深地刻下了一道烙印，劃出了一道鴻溝！——

“每當想起那慘烈的一九五七年，我就會痛徹心肺而不由自主地痙攣起來！真的，甚至隻要一提到、看到或聽到這個年份，都會立即使我條件反射似地感到劇痛！這是一個染滿著中國知識界與青年群之血淚的慘淡悲涼的年份。假如說在這之前處於暴政之下的中國知識界還或多或少有一點正氣流露，那麽在這以後則確實是幾乎已經被摧殘殆盡的了！------

“林昭在政治思想上與共產黨的決裂，就從那一時開始，而我也沒有任何可責備之處！‘偉大、正確、英明’或者諸如此類的先生們，梁山是給你們逼上的。這個青年曾懷著善良的希望等待著你們——找尋你們的那怕是一點點明智的流露，直到最後一刻。但在完全絕望之後，我當然不得不毅然抉擇反抗的道路！我可以懷抱著善良的希望，卻無法懷抱空虛的幻想！生活在現實之中怎麽可能靠幻想來過日子呢？而當時先生們的貴黨又造成了何其悖謬何其慘痛的鮮血淋漓的現實嗬！麵對著那樣沉痛的政治現實，麵對著那些慘痛的家國之苦難，麵對著那樣汪洋巨涯的師長輩和同代人的血淚，作為一個被未死滅的良知與如焚如熾的激情折磨得悲慟欲狂的年青人，除了義無反顧地立下一息尚存除死方休的和反抗者的誓言，並竭盡一己之所能，將這誓言化為行動而外，還有什麽是她更應該做的事情呢？！這其間應該受到嚴厲責備的，究竟是年青人還是執政者呢？！這又到底是林昭負了共產黨，還是中國共產黨負了林昭呢？

“真的，無論在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下，我攻擊反右那回臭名遠揚的醜劇，都從不強調什麽個人的委屈之類。個人縱有天大地大無大不大的委屈，總不過是中國大陸知識界與青年群那冤恨滔天的血淚汪洋之中一滴水罷！這場醜劇並不是專對林昭個人的。在我說來，倒更習慣於把自己這一滴水放在那個滔天的汪洋以內，不管怎麽地吧，事態的發展總是已經到了逼得人們不能不在根本的政治態度上有所抉擇的地步。------既然我不能容許自己墮落到甘為暴政奴才的地步而跟著共產黨去反右，則隻好做定了所謂的右派了！問題就是這麽尖銳而更嚴峻得絲毫不容回避，因為已經絲毫不存在回避的餘地！

“——先生們，林昭早已準備好了負責而且不惜負責到底！我很知道——毫不含糊地知道，反抗者在我們的製度下意味著什麽。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們的製度下，又將遇到什麽。”


就這樣，當大多數人（包括我自己）屈服於反右運動的淫威時，林昭反抗了！當我們低頭接受“改造”時，林昭昂首拒絕了！當我們沉默時，林昭發出了生命的絕唱！當我們放棄了對自由、民主的追求時，林昭在中國更高地舉起了民主、自由的旗幟！當我們屈辱為奴時，林昭成了頂天立地的大寫的“人”！

反右運動結束以後，林昭對“五一九運動”的骨幹之一的譚天榮說：“當我加冕成為‘右派’以後，我媽媽用驚奇和欣賞的眼睛端詳我，好象說，‘什麽時候你變得這樣成熟了’。我現在才真正知道，‘右派’這桂冠的分量。無論如何，這一回合我是輸了，但這不算完。‘他日若遂淩雲誌，敢笑黃巢不丈夫！’”（《譚天榮：《一個沒有情節的故事——回憶林昭》，收《走近林昭》》。

一九六四年，《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檢察院起訴書》裏，對林昭強加“一九五七年因反黨反社會主義而淪為右派”的罪名，林昭凝然駁斥，指出：“這是極權統治者所慣用的偽善語言，其顛倒黑白而混淆視聽可謂至矣！這句話正確地說，應該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熱血與未死之良知的激勵和驅使之下，成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運動的積極分子”。她昂然宣稱：“‘五一九’的旗幟絕不容其顛倒！‘五一九’的傳統絕不容其中傷！‘五一九’的火種絕不容其熄滅！隻要有一個人，戰鬥就將繼續下去，而且繼續到他最後一息！”

我在《麵對血寫的文字》一文裏說：“這段反駁詞寫在一九六四年，也即為‘右派’平反的一九七九年的十五年前，在那樣的時刻，林昭對‘五一九’民主運動的旗幟和傳統的堅守，不僅表現了非凡的勇氣，更表現了一種堅定的信念。我們說，北京大學的‘五一九’民主運動是五四精神的繼承和發揚，在現代中國民主運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那麽，林昭以‘年青的反抗者’的姿態，自覺地將‘五一九’開創的事業繼續下去，並因此而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她也就當之無愧地成為‘五一九’民主運動的傑出代表，‘五一九’精神的繼承和發展者”。

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成就了林昭。或者說，反右運動本身就培育了自己的“掘墓人”和“審判者”，這大概是其發動者所不曾料及的。

林昭早就有言：“在曆史的法庭上，我們將是原告”。

（二） 林昭的思想

林昭在獄中所寫的前引家祭舅父的詩中，還有這樣的沉痛傾訴：“舅舅啊——甥女在紅色的牢獄中哭您！”“假如您知道，您為之犧牲的億萬同胞，而今卻隻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饑餓的奴隸！”

這是一個曆史的追問：為什麽以摧毀“白色監獄”為使命的“革命”在勝利以後，又建立起了“紅色的牢獄”？——這使我們想起了魯迅的《失掉了的好地獄》。為什麽革命先烈為億萬同胞的解放而犧牲，在“解放後”所建立的新政權的統治下，億萬同胞又重新淪為“不自由的罪人和饑餓的奴隸”？為什麽為爭取民主、自由而走進革命的大門，卻又落入了專製的陷阱，失去了自由？

這同時是對每一個曾經參加或追隨革命的人們的良知的逼問：你敢於正視這樣的“革命發生異化，走到了自己的反麵”的現實嗎？在這樣的現實麵前，是麻木，默認，屈從，同化，自覺、不自覺地加入既得利益集團以求分得一杯羹；還是堅持原初追求民主、自由、真理、人性的美好的理想與信念，一方麵，對異化了的革命進行新的批判和新的反抗，另一方麵，又認真總結曆史經驗教訓，對革命本身進行科學的反思和自我反省，不惜因此而再度犧牲一切，以至生命？

曆史的無情檢驗表明：大多數人或被迫或自覺或半被迫半自覺地選擇了前者；隻有少數人走上了後一條荊棘路，而林昭就是其中覺悟最早、最堅定、最無私無畏的一位先行者。她的思想也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

“還我人權與自由”

在前文已經提到的《失掉的好地獄》裏，魯迅這樣寫道——


“我夢見自己躺在床上，在荒野的野外，地獄的旁邊。一切鬼魂們的叫喚無不低微，然有秩序，與火焰的怒吼，油的沸騰，鋼叉的震顫相和鳴，造成醉心的大樂，布告三界：地下太平”。——這是“人類”帶領鬼魂戰勝“魔鬼”以後，重新整飭的地獄：“當鬼魂們又發出一聲反獄的絕叫時，即已成為人類的叛徒，得到永劫沉淪的罰-----”。


林昭就是這樣的因反叛而得到“永劫沉淪的罰”的獄中鬼魂：魯迅的夢在林昭這裏繼續延申。

她還另有這樣的夢——


“一個變戲法的魔術家跳上跳下，不斷對我揮舞著魔棍，並指著一個木框子叫道：‘進去，進去！變成我的一張牌！——我正缺一張黑桃皇後！’但我叫得比他更響：‘我是個人，知道吧？不是誰手裏的一張牌！黑桃皇後！你讓我當金花菜老K，我也不幹！’”。


這樣的夢，自是意味深長。可以說，它揭示了壓在林昭心靈深處的兩個夢魘：新的奴役和新的精神欺騙、誘惑與控製的夢魘。

這當然是林昭的現實境遇，她所麵對的社會現實的一個折射。這也是林昭在獄中反複思考的。

於是，她提出了“極權社會”的概念。

她指出，這是一個“極權統治的警察國家”，“首先以秘密特務係統監視、控製，從而統治全黨。然後進一步‘以黨治國’，而將這特務化了的黨來監視、控製，從而統治全國”。也就是說，社會、國家的極權，不僅體現為“以黨治國”，更是以在“集中統一領導”即所謂“民主集中製”旗號下的“黨內生活的極端專製”，層層監視和控製為基礎的。林昭說：“我所在的並非書齋，我既不需要一般地討論曆史，甚至也不需要一般地議論現實”，她正是生活在這樣的“非刑殘害”的極端“暴行”，而又嚴密有效的“恐怖製度”中，這裏“不法律，不談人權，不談公義，甚至不談‘盜德’”，如林昭所說，是把專製的邏輯，推行到了“幹淨，徹底，全部”的極端，而這樣的秘密特務的“恐怖製度”正是極權統治的“物質基礎，或組織基礎”。

林昭又指出，極權體製是“以血與仇恨來維持統治權力”的。這就是作為治國之道的“階級鬥爭”的實質。林昭把這樣的階級鬥爭稱之為“在樓梯上打架”，它並不是以客觀存在的利益分野為基礎——恰恰相反是要掩飾這樣的分化與衝突；它是按照統治的意誌，人為製造的。其要害就是要煽動人與人之間的“仇恨”，誘發人性之惡，動物式的嗜殺性。這正是以追求人性的真、善、美為鵠的的林昭最感痛心的，她不惜以最激烈的言詞批判這樣的煽動“血和仇恨”的階級鬥爭邏輯，是包含著一種隱憂的：她已經敏感到新的空前的大殺戮的逼近和來臨，她自己也最後犧牲於這曆史上從未有過的“血與仇恨”之中。

林昭還提出了一個“極權寡頭”的概念，矛頭直指“個人迷信，偶像崇拜”。林昭指出，這是“在二十世紀時代條件與中國大陸社會條件下”所形成的，而且她明確地意識到，“認識這一點，對於認識今日中國大陸的政治現實之本質具有頗為重要的意義”。其時（六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在毛澤東的支持鼓勵下，“個人迷信，偶像崇拜”甚囂塵上，一個全民性的狂熱正在形成中。林昭在這樣的情勢下，提出她的批判，不僅表明了她少有的清醒，更顯示了一種罕見的勇氣。這也同樣包含著隱憂：她向沉迷其中的中共發出警告：“難道不是由於你們的曲意放任，才使獨夫習慣於不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甚至不考慮行為之後果嗎？”而且必然導致“旨在排除異己的傾軋鬥爭”，對少數“僥幸尚能比較正直善良比較開明通達比較能以民疾為念的一部分人士”實行“肅清”，以“高度統一”於毛一人，這就必然使“多少依然曾有過幾頁英勇鬥爭曆史的中國共產黨幾乎完全喪失了正義性，更喪失了生命力”。——這篇完稿於一九六五年的獄中書信，顯然已經預感到一年以後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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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還把批判鋒芒指向個人迷信、偶像崇拜的哲學基礎：“唯我主義的世界觀”。一方麵是完全“不尊重客觀存在”，“以主觀想望代替客觀世界”的主觀意誌決定論，一方麵是“極端妄悖的唯我獨尊”，“‘欲與天公試比高’的精神狀態”。而這樣的極端唯我主義和不受限製與監督的權力（林昭指出：“在極權製度之下，越是權力中心乃至權力中樞越是蠻橫放肆”）相結合，對一個國家民族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是可以想見的。林昭說，當一個體製容忍最高的權力執掌者“一貫地不尊重客觀，不把人當人”，“我懷疑它還會有任何的人情與人性的存在”。

但要維護這樣的極權體製，就必然實行“愚民政策”，培育“奴性”，實行精神欺騙與控製。這就是極權體製下，極為發達的另一套組織機構，即宣傳、輿論部門。其重視程度及重要性，恐怕也是曆史上空前未有的。也許因為林昭是學新聞出身的，因此，她對中國的新聞、報紙的實質有更多的關注、思考，更為尖銳的批判。她指出，中國的報紙是“整套特務恐怖統治機構的組成部分”，就其功能而言，除了“裝飾門麵”，不斷向國人散發“那些空虛、偽善、廉價而更為無聊的‘萬歲’呼號和愚民叫囂”之外，還是“禦用的情況中心”，通過所謂“內部（參考）資料”而提供國內情報，以“供捉風捕影”的內部整肅和發動“階級鬥爭”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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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林昭在書信中一再表示她的藐視：“你們的招牌甚至都不能獲得你們黨內秘密特務之下情上達的那麽一點最起碼的尊重，還怎麽能指望獲得廣大國人民眾的尊重呢？”但如前引她的獄中之夢所揭示的那樣，那體製的“變戲法”的精神“魔術家”對她的心靈投下的陰影，時時給她以巨大的壓抑感。那“進去，進去”的高喊，是一種誘惑，更是精神的控製，它是嚴峻的迫害以至肉體消滅的另一手，二者是相輔相成的。並不是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能夠擺脫、超然於這樣的誘惑及背後的威脅。林昭曾這樣描述在軟、硬兩手控製下的許多知識分子的卑瑣的生存狀態：或為“低首下心，奴顏婢膝，唯求分得半杯殘羹一口冷飯的‘民主人士’”，或為“悵吟式微，潛歌暴離，但望神兵一朝自天而降的‘社會賢達’”，或為“平時毅士橫議，恣談誌孝，一到考驗來臨，便噤如寒蟬，惟顧苟全性命的‘學界先彥’”，或為“上焉潔身自好，求其獨善，下焉寄人籬下，求食高門，而根本態度同為管自己在雲端裏看廝殺卻全不意識到作為一個中國人之民族責任的‘海外名流’”：表現形式不一，卻盡入極權體製之甕中，充當順民，以至幫忙幫閑幫凶。林昭仰天長歎：“彼蒼昊天！始祖軒轅！哀哀我中華民族寂寞在極權高壓統治之下的正氣，如今是隻不過維持在這一輩於慘重苦難滔天血淚中，以無比淩厲的殺身成仁的勇略毅力為還我人權、自由而作殊死決鬥的青春代身上呀！”——林昭顯然是意識到了自己的曆史責任而毅然承擔，但她並不想掩飾自己內心的寂寞。

她更感痛恨與痛心的，是極權體製對年青人的欺騙和利用。這裏也有著她自身的隱痛。她這樣寫道：用“所謂‘國家’、‘社會’、‘人民’等諸般崇高概念”，“迷惑“青年，“鼓舞”他們“慷慨無私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地將自己最最珍貴的青春歲月擲出”，“利用著我們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著我們善良單純的心地與熱烈激昂的氣質，予以煽惑，加以驅使”，“而當我們比較成長了一些，開始警覺到現實的荒謬殘酷，開始要求著我們的民主權利時，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慘毒無已的迫害、折磨與鎮壓”，這樣的對年青人的利用和鎮壓，都是最能顯示極權體製的非人道的本質的。

不難看出，林昭在這裏幾乎是在回顧自己的成長曆史。於是，就產生了一種刻骨銘心的自我反省：為什麽會被利用？這樣，林昭在反抗外在迫害的同時，更以同樣非凡的勇氣反省自己“政治上的幼稚”和應負的曆史責任。她說：“在嚴肅而沉痛的自我審判中林昭對自己的責備那是比別人之別有用心的提問更要尖銳而嚴厲得不知幾多”。這就意味著，林昭對極權體製的批判，最終引向了自我批判：這是標誌著她的批判的真正深入和她自身的成熟的。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麵對血寫的文字》一文中，稱林昭為“一位已經清醒、覺悟了的不被利用的‘青春戰士’”，並且說：“在這一點上，林昭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因為在她同時代以及以後，就發生了紅衛兵的青春激情被利用的悲劇”。在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的命運，同樣是先被利用，後被鎮壓。這有力地揭示了中國極權體製的本性並沒有變，也不會變，隻要這樣的體製存在，就會不斷重演這樣的曆史。問題是，年青人必須從曆史中吸取教訓，對青春激情被利用的危險保持必要的警惕：林昭在她的獄中書信中一再談及，就是為了警戒後人。

我們已經多處談到了林昭對文化大革命的某種預感和事前警告。這裏還可以再舉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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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她看到上海《解放日報》關於“風景區也要破舊立新”的論述以後，敏感到在“破舊立新”的革命口號下，“祖國文物古跡”被破壞的危險，立刻發出了“搶救文化”的呼籲，並且說，這是一個“正被非刑殘害的青年反抗者，北京大學中國文學係學生，在桎梏下以自己鮮潔的熱血向人們發出的迫切的呼籲”，這樣一種拚著一腔熱血來保護文化的精神，確實令人敬佩而感慨，因為在隨後的文化浩劫中，已經沒有多少人挺身而出了。

林昭當然不可能預見文化大革命的到來，她所做的，無非是對後來導致文化大革命的觀念，思維，以及極權體製的意識形態，組織基礎的銳利批判；她的這些認識，在中國的六十年代初的中國，不但被官方視為“反革命言論”，而慘遭監禁，而且恐怕也難以被一般人所接受，一定要通過文化大革命的血的教訓，才會被人們所體認。這大概也是一切先驅者的命運。

而我們更關注的，是林昭由此提出的思想命題和曆史任務。這就是前文已經引述的“還我自由與人權”的口號與目標。這是從她對中國式的極權體製的前述分析與批判中必然引出的結論，也就是說，這是建立在對體製的理性認識基礎上的，而非情感的衝動。我在《麵對血寫的文字》一文裏，曾經指出：“如果說‘五一九’運動中的主要口號是‘民主’和‘法製’，林昭則在堅持‘民主化’，特別是‘政治民主化’的同時，更進一步提出了‘人權’和‘自由’的概念”，這一點，“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中國曆史上自然是有著重要意義的”。這裏，我還要補充的是，在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毛澤東正在準備發動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就是試圖將他的階級鬥爭的治國邏輯和路線推行到領袖獨裁與群眾專政相結合的“無產階級全麵專政”的極端，來解決中國黨內與社會的矛盾；林昭對“人權”與“自由”的呼籲，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而在此之前的一九六二年，林昭和她的《中國自由青年戰鬥同盟》的戰友，就已經提出了“八項政治主張”，即“一，國家應實行地方自治聯邦製；二，國家應實行總統負責製；三，國家應實行軍隊國家化；四，國家政治生活實行民主化；五，國家實行耕者有其田製度；六，國家允許私人開業，個體經營工商業；七，國家應對負有民憤者實行懲治；八，應當爭取和接受一切友好國家援助”（引自黃政：《林昭被捕前後的一段往事》，文收《走近林昭》）。這都形成了對毛澤東路線的“反動”，可以說是提出了另一個治國路線與目標。在正常的政治環境下，至少是應該允許發表和討論的。但在中國，卻始終沒有這樣的環境和條件，相反，在極權體製下，隻能有一個聲音，一種主張，一條路線。最後，不但將林昭這樣的異見者監禁、殺害，而且在槍殺她的時候，還在她的口中塞上橡皮塞子，以扼殺她最後的聲音（參看彭令範：《我的姊姊林昭》，收《走近林昭》）。這當然是徒勞的，追求真理的聲音是壓不住的，林昭對“自由”與“人權”的呼喚，不是早已穿越時空，至今還在震撼和昭示著我們嗎？

最後，還要說到的是，林昭盡管在和極權體製的對抗中，滿懷義憤，始終堅持決絕的態度——她一再表示：“不怕你們把林昭磨成粉，我的每一粒骨頭碴兒都還隻是一顆反抗的種子”；但她又是充分理性的。她說她“一直認為，該否定的事物必須否定，然而不好簡單地否定”，“對一切（應）保持更好的理解的態度”。她還談到自身的矛盾，說她“對統治者”既“不抱幻想”，又“略存希望”，“而這希望的由來，說到頭，仍不過是基於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之國家觀念的立場”。她說“我總認為，東亞病夫之老大積弱的病根，歸根到一點，無非是：人們——各式各樣的人們，在長時期的封建統治專製壓迫之束縛與影響下，大都缺乏國家觀念。因為首先就缺乏天下為公，興之有責的政治自覺性”。這正是提醒我們：林昭首先是一個愛國主義者，這對理解林昭和她那一代人是至關重要的。林昭曾明確地把自己的“思想原則”概括為“祖國至上，自由萬歲”，“公義永存，青春必勝”，她的奮起反抗，正是源於她的為國家盡責、獻身的信念。同時，她在反抗時，又不能不時時考慮最大限度減少破壞，避免國家的動蕩，她說：“我們總算都是中國人！而也隻因為從這樣一種客觀事實出發，在林昭個人來說，除了在某些時候當作合法鬥爭的策略之外，確實也不能不從祖國的根本利益來深思而評慮許多問題”：既義不反顧地走上反抗之路，又多有顧忌、思慮，這樣一個林昭或許是更為真實與感人的。

而且還有林昭的悲憫：“我哭那些被你們作下之可怕的罪惡所糟踐，所逼迫，所誘惑與所殘害的不幸的靈魂”，“（我）不全忽略你們身上偶然有機會現露出來的人性的閃光，從而察見在你們心靈深處還保有著未盡滅絕的人性！在那個時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我哭你們之擺脫不了罪惡，而乃被它那可怕的重量拖著愈來愈深地沉入滅亡之泥沼的血汙的靈魂！你們看到這裏想來是無動於中的，但我寫到這裏時眼眶裏已經又湧上了灼熱的淚水！先生們嗬，奴役他人者必不得自由，這特別對於你們來說，是一條如何無情的確實的真理嗬！”

林昭把她的這樣一種感情，歸結為“天父所賦與的惻隱、悲憫與良知”，她還把自己的道路和路線，稱為“上帝仆人的路線，基督政治的路線”，把自己的思想概括為“民族意識和基督教精神”，這都表明了獄中的林昭對基督教的皈依。這當然不是偶然的。本文一開始就提到林昭曾在教會中學進教，基督教文化無疑是她的重要的精神資源；而據有關回憶，林昭於一九六一年五月曾與基督徒俞以勒同居一室，這也是一位偉大的女性，被稱為“入魔的基督徒”，當局隻要她承認“沒有上帝”就可以立即釋放，但她為了堅守自己的信仰而寧願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出獄以後還被判處監督勞動十八年。這位殉道者無疑給林昭以巨大的影響，她告訴林昭的妹妹：遍體鱗傷的林昭在獄中又在上帝這裏找到了自己的歸宿。（參看彭令範：《在思想的煉獄中永生》，收《走近林昭》）

林昭把自己稱作“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戰士”。

不做“另一種形式的奴隸主”

獄中的林昭還有更深的思考——


“這個青年既懷著由於愛文學所培養起來的靈魂深處那一份人性，又由於受到時代、家庭、師長、知識、職業等等種種方麵的影響，從少年時期甚或從童年時期起思想就一直比較複雜；於是，在義不反顧地毅然走上反抗道路的同時，不免對有許多問題想得更多或者說更深了一些，而這些所想的內容——這些思索，這些考慮，又全都圍繞著一個中心，即我們鬥爭之目的及意義。

“我們反對什麽是很清楚的，可是我們到底要建立什麽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為藍圖而具體地按著它去建設生活，可不是一件簡單輕易的事情。特別是要在這樣一個廣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國家裏來建設它，就更其複雜艱巨！誠然，我們不惜犧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這樣一種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辦法使它在血泊之中建立起來呢？中國人的血曆來已經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麵臨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世界風雲局麵，即使在中國這麽一片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之上，政治鬥爭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較為文明的形式去進行而不必定要訴諸流血呢？

“自由，誠如一位偉大的美國人所說：它是一個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體，隻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實而完滿的自由！何況——這一點不知那位偉大的美國人可也有些體會及之，反正事實就是：隻要生活中還有人被著奴役，則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不得自由！然則身受著暴政奴役切膚之痛再也不願意作奴隸了的我們，是不是還要無視如此悲慘的教訓，而把自己鬥爭的目的貶低到隻是企望去作另一種奴隸主呢？

“奴役，這是可以有時甚至還必需以暴力去摧毀的，但自由的性質決定了它不能夠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以權力去建立。——權力，可以作為一種輔佐，特別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之下，可是不能當作決定的因素；怎麽能夠想象：隻要憑借著政權的力量，就可以在生活中建立並確立我們所向往，所追求的東西呢？

“早在被捕以前許久，我就和自己的一些‘親密戰友’們討論過了。我認為，對於我們——中國青春代自由誌士的鬥爭來說，的確是一個‘路漫漫其修遠兮’的局麵。極權暴政必敗，這是毫無懷疑之餘地的，然而作為我們來講，去考慮政權問題還太早；從我們自身的主觀條件和所處的客觀形勢綜合考察，更必須對這問題持一種清醒，冷靜，通達而更明智的態度，否則就會迷失方向而喪失或至少降低了我們之艱苦戰鬥的意義。而且政權的歸屬誠然相當重要，特別是在中國的具體情況之下，可是，說到頭，我們所從事這場戰鬥之崇高的整體目的決定了我們不能泛泛地著眼於政權！——我們的戰鬥目的不應該，更不可能單單是一個政權轉移問題。即使來日可以指望的最好的大環境裏，對於我們來說，首要的問題恐怕也隻是應該考慮做事，而不是應該考慮作官！”


林昭在這裏所思考，所提出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後來顧準所關注的“娜拉走後怎樣”的問題。或者說是對她自己早年追隨的“革命”的一種反思。它是集中在兩個層麵的。

首先是“自由的性質決定了它不能夠以暴力去建立”，“即使是在中國這樣一片深厚的中世紀的遺址上，政治鬥爭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較為文明的形式去進行而不必要訴諸流血呢？”這就是要打破在中國根深蒂固的“革命就是暴力”的傳統觀念，提出了如何“走出‘以暴易暴’的怪圈”的問題。

林昭的第二個問題也同樣發人深思：“身受暴政奴役切膚之痛再也不願作奴隸的我們，是不是還要無視如此悲慘的教訓，而把自己的鬥爭目的貶低到隻是企望作另一種形式的奴隸主呢？”她所要質疑的，正是一直支配中國革命的主導觀念，即“革命就是把顛倒的曆史再顛倒過來”，給壓迫者以壓迫，對他們實行專政，被壓迫者則要“翻身”成為新的統治者，壓迫者。而隨即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以“財產與權力的再分配”為其目標的。許多因受壓迫而奮起反抗的年輕“造反者”，在掌握了權力以後，都紛紛成為新的“奴隸主”。這同樣是一個怪圈，我們在前麵一再提及的“搗毀舊地獄，又建立了新地獄”，“從追求自由的門進去，卻落入新的奴役”的革命悲劇，就是這樣產生的。林昭的可貴就在於她終於走出了這樣的怪圈，建立了全新的“完整而不可分隔的整體自由觀”：“隻要還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實而完整的自由”，不僅“被奴役者不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樣不得自由”。由此而確立的是一個全新的目標：反抗的目的不是為了“作官”，使自己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奴隸主”，而是為了“給一切人以自由”，不僅使被奴役者從不自由狀態下解放出來，而且也使奴役者從另一種形態的不自由狀態中解放出來，而自身在“不奴役他人”的狀態下，也就獲得了真正的自由。這就最終消滅了一切人壓迫人，人奴役人的現象，林昭也就最終堅守了自己年輕時候的理想。

這樣的理想無疑具有某種烏托邦的色彩。最讓人感動和深思的是，林昭是在身受空前的暴力迫害，並以自己的柔弱之軀進行拚死反抗的情況下，提出這樣的反對“以暴易暴”，絕不做“另一種形式的奴隸主”的思想和信念的。這一方麵，確實表明林昭已經超越了一己的苦難（而這樣的苦難竟是如此深重，慘烈），而具有“聖女”般的崇高情懷；但這同時也顯示了她麵對登峰造極的，漫無止境的暴力統治的無奈，在看不到實現自己的理念、追求、理想的任何現實可能性和希望的情況下，她隻有用一己的不屈反抗和犧牲，來證明自己，以及自己的理想、追求的價值，於是，她成了真正的“殉道者”。

但林昭還是把希望寄托於未來。她深信總有一天人們會來“研究林昭”，研究她和她的同代人的思想和命運。她說，之所以在獄中要蘸著自己的鮮血寫下這些思考，就是為“後人他年”的研究“提供某些旁證”。

在留給我們的四百行的長詩《普羅米修士受難的一日》裏，她這樣寫道——


人啊，眾神將要毀滅而你們
大地的主人，卻將驕傲地永生。
那一天，當奧林比斯在你們
的千丈怒火中崩倒，我身上的
鎖鏈也將同時消失，像日光下的寒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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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人啊，我將歡欣地起立，
我將以自己受難的創痕，
向你們證明我兄弟的感情：
我和你們一起，為著那
奧林比斯的覆滅而凱歌歡慶------
在澎湃如潮的灼熱的激情裏，
普羅米修士翹望著黎明，
他徹夜在粗礪的岩石上輾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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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黎明”還沒有到來，也許永遠也不會來。還要長久地“翹望”和“輾轉”。盡管無望，卻是表明，我們並不滿足和屈服於“眾神”（他們不斷變換各種麵具）統治的現狀，還在堅守我們的“人”的理想和信念。我們作絕望的反抗和新的思考、探索時，林昭將永遠和我們同在。

2007年4月12日——19日 觀察文稿（www.observechina.net），轉載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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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May 30,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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