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雖然富強了， 還需要補文雅和紳士教育這門課

王魯湘：追求國富民強一直是現代中國人的夢想，然而有些學者也指出，國富了不一定民強，民強了也未必代表民眾的生活實現了現代化。那麽我們需要國富的終極目的是什麽？現階段又該怎樣實現這個目的？關於這些問題，我們非常榮幸地邀請到了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著名學者甘陽先生。

甘：這個我要補充一下，我的說法是，清華、北大的學生，一年級第一學期進來的時候的優秀程度，超出哈佛、芝加哥，但是他有一個麻煩，就是一年比一年糟糕，這個大學教育，就說美國，比如芝加哥大學的學生剛進來的時候，一年是什麽都不懂的，傻傻的，四年以後是一個絕對的精英被打造出來，我們的大學教育沒有起到打造精英的一個作用，而且現在就說大學的最大問題是什麽，是它的浮躁，不是說我們學生的素質不行，而是說他在這一個學習氛圍之下，變得非常地浮躁，浮躁到，就說到畢業的時候，可能連人家州立大學都不如，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所在。

王魯湘：實際上這個原因還是在整體的大環境。

甘：對。

王魯湘：所以這個大環境如果沒有根本性的變化的話，要求我們的大學生們靜靜地坐在圖書館裏頭去深刻地花很長時間去研讀幾本經典，大概也比較困難。

甘：我覺得不是不可能，實際上現在，我覺得最近幾年情況有相當大的變化，我覺得你剛才講，就是實際上有兩個環節，這也是我待會兒要講的一個，就是說一個是大的氛圍，一個是比較具體的製度，這兩個方麵是相輔相成的，因為你具體製度的建設可以去扭轉大環境給你造成的這個負麵影響。

當教育的使命隻剩下就業，當文雅成為曆史的向往。我們需要反思：什麽是民之雅？怎樣從民強實現民雅？甘陽放言：富強與文雅。

甘：我今天這個題目，從富強走向文雅有點困難，因為感覺到有點不大合時宜，現在金融海嘯，就業困難，你還談什麽文雅，人家說，你甘陽是不是在香港吃飽了撐的。但是我也給一個解釋，因為香港現在的這個恐慌，金融的恐慌比大陸大，但是香港出來一個說法，叫做經濟蕭條，就業困難的時候，正是讀書的好時候，這個話是有道理的，為什麽呢？你是說就業很好的話，你不要讀大學，你就去找工作了，你就業情況很好，你比如說澳門，澳門前幾年開了幾個很大的賭場，誰讀書啊，因為他中學畢業，到賭場裏麵做個發牌員，就有很好的一份錢，你大學畢業熬到4年畢業以後，你還找不到比它更高的薪水，澳門那個賭場開了以後，引起了一個很大的問題，父母親辛辛苦苦、勤勤懇懇、老老實實工作一輩子，他這個兒子，本來都希望他們讀書，好好地，中學畢業，就在裏麵做個發牌員，薪水比他老爹老媽還高，當然了薪水一高，就看不起他的父母親，然後說這個消費方式都不一樣，當然我們現在說迫使它這個，因為我們現在，據說是中央是要關這個，是要控製這個賭場。那麽你現在想，如果賭場一關門，或者一裁員，那這些人反正還年輕嘛，假定說他沒有工作了，假定學校是有獎學金的，甚至還有生活費，那他可不是讀書好時候嘛，所以說香港現在很多廣告都說了這句話，就說工作不好找的時候，是讀書進修的好時候，香港人很會做廣告，所以我想就是說，我要說明一點，我今天提出這個問題，從富強走向文雅，我並不是要唱什麽高調，我不是一個喜歡唱高調的人，我基本上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我所提出的問題，基本上也還都是比較現實的問題，因為純粹我個人偏好的東西，我一般不會講，我知道我個人的想法和整個社會的想法是不一樣的，我如果在做這種公共演講的時候，我講的是社會大眾所想的一個問題。

經濟危機來襲，正是讀書好時機，是閑談還是忠告？為何經濟崛起未必帶來文化的崛起？香港高等教育的成功經驗何在？

我想講的一個，基本提出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改革30年了，我們現在都在總結改革開放30年，經濟成就的巨大無與倫比，不管它有多少問題，比方說貧富差距的問題，但實際上從總體人口去貧致富的速度，可能是人類史上所沒有的。但是另外一個方麵，就是這樣一個現代化，同時這30年的模式問題確實非常地多，我們可以把它叫做，就是剛才我和王魯湘談的時候，我談的一個問題，它是一個非常，可以說是什麽呢，是一個單一的現代化，基本上這30年，特別是90年代以後，基本上隻有經濟一個層麵，就是除了掙錢，我們到90年代以後沒有別的話語，我們所有人的關心隻有經濟，關心的問題隻有經濟，談的隻是掙錢，而這樣是一個比較低級的一個社會，這樣一個，即使你經濟發展非常好，它並不能被人所敬重，因為我想一個文明社會最重要的產品是什麽東西？是人。是你這個社會，你這個文明所培養出來的人，是一個非常有素質、有氣質、有教養的公民和人，還是一個腦滿腸肥的、毫無教養的、非常粗魯的腰纏滿貫的人，這個實際上並不複雜，我們不要說澳門，還有很多石油輸出國，我們知道他們靠石油可以非常非常富，他們受人尊重嗎？一個文明社會，特別我想講的是像我們中國這麽大的一個文明，單純的富裕並不能夠受到人們的尊重，尤其像我們這樣一個幾千年文明的國家，我們對我們的人，需要提出一個更高的要求，中國崛起，這是必然要求一個文化的崛起，而並不僅僅是經濟的崛起，因為經濟的崛起是並不足以的。

大家都知道猶太人就不一樣，猶太人很能掙錢，但是猶太人在相當長時間，在歐洲的形象，就像我們剛才講的澳門和石油輸出國一樣的，莎士比亞的名劇《威尼斯商人》，大家都知道，大概在中世紀的，猶太人在西方人的心目當中就是兩個，一個他是不信基督的，第二就是他是個放高利貸的商人，莎士比亞這個劇是16、17世紀，這個時候，一直到那個時候，猶太人在歐洲人的心目中就是這樣一個形象。

猶太人到18、19世紀以後，大規模的、大量的科學家、藝術家、音樂家，人才輩出，你比方說他這個，我舉一個例子，研究西方思想史或者特別是藝術史的人都知道，西方有一個叫瓦堡學院，現在是在英國，從前是在德國瓦堡的，它是在二戰時間，因為迫害猶太人，它全部遷到英國去，那個遷移過程非常非常驚心動魄，因為打個比方就好像是，突然一個晚上，上海博物館整個遷掉了，是一個非常秘密但是非常成功的一個文化的一個轉移，而這個瓦堡本人就是一個猶太人的長子，因為猶太人家庭基本上是長子繼承財產，所以他的這個老二、老三、老四就是做其它事情，但這個瓦堡本人，他從中學的時候，他就不喜歡做生意，他和他弟弟就做了一個交易，他就說我把家族繼承權讓給你，就是給他的老二，但是有一個條件，這個條件就是以後我要買多少書就得買多少書，你這裏要無條件地，不管再貴的書，從哪兒運來，所以他做成了這個，所以這就是瓦堡學院最有名的就是這個瓦堡圖書館，我舉這個例子就是說，隻有出了這樣的人，就是說不是以掙錢做生意為最高的人生理想，這樣的民族才會是一個有意思而且有創造力，而且能夠在其它創造性領域裏受到人們尊重。

我覺得人類有一種天性，比方說我們看到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偉大的音樂家，偉大的科學家，我們都會肅然起敬，這個沒有什麽道理好講，你就是會起敬，如果沒有這一點，我覺得這是人之為人的一個根本規定所在，是人不同於動物所在。所以這個一點我覺得是我們下麵需要考慮的一個問題，也就是說我們以往的改革的30年，我們基本上沒有太多的工夫，我覺得80年代的文化討論，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剛剛開始，就轉上了經濟，1994年的時候，上海那些學者，王曉明、張汝倫他們曾經試圖提出人文精神的問題，但是馬上就被打掉了，這個也很可以理解，大家就是覺得你發什麽神經啊，就是說大家都在這樣，而且你們擺什麽高尚，所以他有些提法，我確實我也有一定保留，比如說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我很不以為然，我所關心的不是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我是關心整個民族的一個文化素養，文化素質，知識分子不要覺得自己了不起，我覺得他那個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隻是隱含了一種知識分子的自以為是，這個東西讓人不舒服。

前30年，比方說我基本覺得我們現在的一個現代社會，雖然我們現在富裕的程度已經相當可觀，但我們現在是一個比較相當地粗鄙，粗野，粗魯，一個不大有教養的一個社會。下個30年，我們應該提出這個問題，就是我覺得前30年這個是不可免的，我覺得不要太過求全責備。所以剛才王魯湘問我說，實際上我要說的，90年代以來，我基本不談文化問題，我不談文化，因為我覺得確實不是時候，但是現在可能是時候，因為現在的富裕程度實際上有時候超出我們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