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龜是不是應該保持有“貴族精神”

劉再複：中國貴族精神的命運(ZT) 2009-04-14 12:47:53

2009年04月01日 [世紀大講堂]

王魯湘：歡迎走進《世紀大講堂》，這裏是思想的盛宴，這裏是學術的殿堂。在西方的文明發展中，貴族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貴族不僅意味著一種地位和頭銜，也意味著社會的行為準則和價值標準，一種我們稱之為貴族精神的東西。那麽中國是否存在著貴族精神，如果有，它在中國的曆史和文化中扮演著什麽角色，它的興盛帶來了什麽，它的缺失又會導致怎樣的結果，在當代社會，我們應該如何詮釋它？有關這些問題，今天我們非常榮幸地邀請到了著名文化學者劉再複先生。大家掌聲歡迎。

王魯湘：劉先生，我知道1989年離開北京，離開中國以後，就好像一直在世界各地做一種文化的漫遊。那麽您已經有多長時間沒有再回北京了？

劉再複：19年了，整整19年。

王魯湘：那這麽多年沒有回到北京，回到北京以後的這個強烈的這種感受是什麽，這種時間的這種，時間差帶來的這種感覺？

劉再複：去國19年了，這次借著你們這個鳳凰的翅膀，能夠回到北京，而且就昨天一天，我也看一下北京了，變化真大，像我住在建國門外，完全另外一個世界，完全認不得了。

主持人包括你那個社科院很熟悉的大樓，外表完全變了。

劉再複：完全變了。

王魯湘：對。

劉再複：這真是百年之裂變。變化很大！

王魯湘：那麽作為一個文化學者，您這麽多年一直在歐美進行這種遊覽，包括進行一些文化的深層次的一些思考，有人說過，說實際上一個人出家、遠遊，其實最終的目的是為了回家，是為了感受到家裏頭的某種親切性，或者說為了更深刻地認識自己的家園。那麽通過這麽多年在歐美的這樣一種遊曆的話，您感覺到就是反過回來，反過頭來，再看自己的家園，看自己的家鄉，您有什麽新的領悟？

劉再複：過去讀《荷馬史詩》，一個是《伊利亞特》，一個《奧德賽》，我把它讀成人生的兩個基本經驗，基本模式。《伊利亞特》基本上是人生的出發，出征。

王魯湘：向外。

劉再複：《奧德賽》基本上是個回歸。

王魯湘：回家。

劉再複：盡管我現在還是個過客，但我這次畢竟是個回歸，所以挺高興。

劉再複：看中國，在自己的地方看，有時候不太清楚，到外國回來再看，感到中國現在是非常有活力。

王魯湘：包括像貴族精神這個問題的思考，可能都是在歐美，特別是在歐洲進行遊曆的過程中間，然後有一隻眼睛反過頭來看向自己的家園的時候，在對比中間產生的一個靈感，是吧？

劉再複：也有，比如歐洲，整個貴族的傳統，一直沒有中斷，到了法國革命以後，打斷一下，它有個貴族的係譜，所以他們形成了一些貴族的精神，到現在還繼續下來。這方麵對我也有一些啟發。大國的崛起，不光是一個物質的問題，不光是個經濟的問題，它有時候還是人文的問題，精神上的問題。所以我講這個題目，跟在海外看的有關係。我在出國以後，大概將近走了30個國家，有好處，把視野打開了。視野打開以後，再看我們這個國家，會看得更清楚，當然也更低調。這麽一個大國，能夠到今天也不容易。

王魯湘：對。好，那麽現在我們就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劉再複先生進行演講，他今天演講的主題是《中國貴族精神的命運》。大家歡迎。

劉再複：我今天所講的這個題目是《中國貴族精神的命運》。大家知道我是研究新文學，就是現代文學，另外我也研究一些文學理論。那麽在思考“五四”這樣一個偉大的啟蒙運動，我一直評價很高，“五四運動”的文化領袖，這些文化的改革者，他們是充滿慈悲心的，他們對我們中國的下層的勞苦大眾非常關心，所以他們當時做了一件大事情，我們知道明治維新，它當時有一個重要口號，說是版籍奉還，那麽“五四運動”做了件什麽事呢，是文字奉還，就是文字不能壟斷在少數人的手裏，也應該讓多數人都能夠掌握，“五四”以前的文和言是分開的，所以現在要把文和言統一起來。所以要用白話文來寫文章。所以它做的事情是一種文字奉還的一個偉大的工程。

另外還有，“五四運動”從思想史來說，它有兩點，它帶有曆史的合理性，它有兩個大的發現，一個發現我們固有的傳統文化資源已經不足以迎接現代社會的挑戰了。這是一點重要的發現，它當時抓住孔夫子作為代表，但是這在當時是一個重要的發現。第二個，它發現了在我們中國的大文化的傳統裏麵，邏輯文化和理性文化的闕如，就是不足，這兩個大的發現，使得“五四運動”永遠帶有曆史的合理性，永遠不可抹煞。

肯定這兩個大的發現之後，我對“五四運動”也做了一些反省，其中有一個方麵是當時“五四運動”由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所提出來的，要推倒貴族文學，建設國民文學。這個建設國民文學當然是好事情，但是推倒貴族文學，有問題。提出這個口號有兩個概念的錯位。一個概念錯位，就是他們沒有分清貴族精神和貴族特權的界限，也可以說沒有分清貴族階級跟貴族文學的區別。什麽叫做貴族，我們翻開《辭典》它一定會告訴你，貴族就是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裏麵，那些在政治上經濟上擁有特權的階層，所以貴族特權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你要對它推翻，它帶有曆史的合理性。

劉再複：但是貴族精神，貴族文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就像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他把國王送上斷頭台，推翻了貴族政權，那開始他激進的一些年頭，當然最後，他把貴族的精神，貴族的文化留下來。所以在法國，最高的勳章，最高的獎章，都叫做騎士勳章，這個騎士就是次等貴族，騎士是代表侯爵，公爵去替國王打仗的，文化精神跟貴族特權是不同的。所以這是一個大的概念的錯位。

另外一個概念的錯位是什麽呢？就是貴族精神的對立項搞錯了，貴族精神的對立項不是平民文學，不是國民文學，貴族精神的對立項是奴才精神，是流氓精神，痞子精神，而不是平民精神，這是很大的概念的錯位。我們這個平民，平民很多都有貴族精神的。你像《紅樓夢》裏麵的那個晴雯，

她身為下賤，心比天高，所以那個賈寶玉的《紅樓女兒誺》裏麵就說“其為質則金玉不足喻其貴”。很高貴的，精神很高貴的，貴族精神講的是人格的貴賤，是人格的高貴，這一點是不能夠輕易否定的。五四運動就發生這兩個概念的錯位，所以我們今天我探討貴族精神的時候首先從“五四運動”的反省開始。

那麽第二個問題，我想談一下就是什麽是貴族精神，什麽是貴族精神。這個貴族精神，其實我們來看西方的思想史，西方的文化史，社會史，你就會發現，很多大的哲學家，思想家，都對貴族精神不斷做定義，在這個定義裏麵很多是衝突的，很多是不同的看法的。從亞裏士多德到但丁，到尼采，羅素，托克維爾，他們這些對貴族都不斷進行定義。但是我把他們的定義歸納一下，我把貴族精神歸納成幾點。最基本的，就是它的核心的精神幾點。

貴族最重要一個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這是尼采道破的。這個尼采是很天才的，他是19世紀最後一年去世的，他好像預感到20世紀這貴族將會死亡，也就是貴族精神將會滅亡，他很天才，預見到這個，所以他當時就高舉貴族主義的旗幟，所以他在《善惡之彼岸》這本書和《道德係譜學》都寫得非常好，他對貴族進行定義，那麽定義當中，最重要的一個基本精神就是自尊的精神，就是對人的一種自由意誌，對人的個人的尊嚴的一種充分的肯定，尼采他這點有一點是有道理的，他認為上層人跟下層人，他的道德準則跟精神準則是不相同的，所以他的道德標準和精神標準是不同的。他鼓吹說，就是上等人，就是所謂貴族要向下等人開戰的，他是貴族主義者，很偏激，但是他所說的這條自尊的精神，這是對的，貴族很講究自尊，我們知道貴族有一個最基本的行為模式，就是決鬥，普希金、萊蒙托夫，這些貴族偉大的詩人，他們就是決鬥而死，那麽這個決鬥的行為語言，說明什麽理念呢，就是說有一種東西是比我生命更加重要的，這就是我個人的尊嚴，這就是自尊。所以這點是貴族非常重要的最根本的精神。

還有另外一個，這是講原則精神。就是說一方麵我們要強調自尊，強調個人的自由意誌，強調個人的尊嚴，但是貴族他知道，我們是生活在社會裏麵的，人與人是相關的，既尊重我們自己，還要尊重別人，所以我們跟別人的關係當中要講規則，講原則，要講遊戲規則，這是貴族非常重要的一個精神。

所以決鬥的時候，比如說我們20米內，你拿著手槍，我拿著手槍，到有一個人倒下為止，一個人死為止，但是你不可以違背規則，你一旦違背規則，首先你就是失敗者了，所以要嚴格遵守規則。

就是說，除了自尊之外，還有個自律，英國它的貴族傳統很發達，所以它產生了一種遊戲公平原則，就是費爾潑賴，魯迅先生寫《論費爾潑賴應該緩行》，那時候他是比較激進的，當然在當時有他的道理，後來80年代初，王蒙寫了一篇文章，就是《論費爾潑賴應該實行》，認為公平原則還是要實行的。要有遊戲的規則。所以我們剛剛所說的，說貴族精神的反麵，它的對立項，它不是平民精神，而是流氓精神，痞子精神。流氓最糟糕的就是不講原則，不講規則，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魯迅先生在定義流氓的時候說，凡是沒有一定理論線索可尋的，都可以把他稱為流氓，就是沒有原則，不講原則，不講遊戲規則，都可以稱為流氓。所以第二條就是原則精神，這是屬於自尊之外的自律。

那麽第三條就是他的低調，低調。凡是貴族，他的精神裏麵一定是低調的，這個低調是什麽？就是自尊，自立之外，還要有個自明，貴族雖然擁有財富，擁有土地，有錢，但是他自明，因為他有比較高的學養跟修養，知道世界有多大，曆史有多長，我們自己的位置，個人的位置，有限性在什麽地方，他自己知道，所以不敢唱高調。

其實比較有力量的人都應該是低調的。所以魯迅先生說，那個貓是比較有力量的，所以它不叫，而老鼠是沒有力量，所以它吱吱叫，大象也是這樣，大象是很有力量的，所以它的耳朵是覆蓋著的，兔子沒有力量，它耳朵是翹起來的。凡是財大氣粗的人都不是貴族，凡是貴族一定是財大而氣不粗，這種低調是學養跟修養形成的一種精神。我們中國有時候有一句話說，皇帝話少，皇帝，按照托克維爾的定義就是說是第一貴族，所以他呢不能講太多的話，也要低調才行，所以皇帝話少，不能講太多。

第四一個呢，貴族的精神是淡漠名利，不要把名利看得太重，這一點是中國南朝時期的沈約在《高士讚》裏麵特別提出來的，他當時談到貴族有好幾個，他包括把隱士都放進去了，他貴族比較寬泛的一個定義，那麽也包含著貴族，因為沈約本身他是一個貴族，他對貴族下了幾個定義，比如避世，避言，就是要離俗世，俗人的社會遠一點，再一個，他一定要淡漠名利，要安於比較清貧的生活，比較質樸的生活，不要大塊吃肉，他把爭名奪利看成是一種恥辱，所以這也是貴族精神很重要的一個。

這四點是我概述貴族精神的核心內容。貴族精神它有曆史的積澱，特別在歐洲，貴族曆史傳統比較久，那麽經過長期的積澱以後，它就形成了這樣一種貴族的精神，貴族精神形成以後，它本來是貴族主體創造的，那麽後來慢慢形成人類共同的一種財富，大家覺得這種精神不錯，變成公認的一種優秀的精神遺產跟精神境界。騎士精神，他也慢慢形成他自己的一套精神，比如我們一談騎士精神，一定是慷慨，一定是正直，一定是尊重婦女，扶持弱者，我們講文學史，思想史，它一定講騎士精神會講到這幾點，也形成它的一個共同的優秀的遺產。

像俄國的思想家別爾嘉耶夫，在反省俄羅斯的國民性的時候，他認為，他說俄國國民性上有個很大的弱點，他說追求神聖，但不追求正直。那為什麽呢？他說因為我們缺少歐洲的騎士傳統，騎士精神。其實我們中國也有這個問題。

我們中國也是追求神聖，隻是我們不是東正教的背景，我們是孔夫子的背景，我們是追求當聖人，但是不太崇尚追求正直，這是我們的一個值得反省的一個問題，因為你要當聖人，不太容易做到，不太容易做到就不得不戴麵具，戴麵具就虛偽了，可是虛偽是對人性腐蝕最厲害的一種東西，所以“五四運動”反對舊道德的時候有點道理，就說你這舊道德變成偽道德了，變成虛偽了，我們也是缺少歐洲的這種騎士傳統，不是崇尚正直。崇尚正直跟崇尚神聖是不同的，所以這個跟過去我們的文化傳統缺少騎士傳統是有關係的。

貴族的精神表現在文學上，有幾個又非常重要的特點，貴族文學是貴族精神的一個載體，也可以說貴族精神的一些精華都在貴族文學裏邊充分呈現出來了。那我們看到中國的文學，特別是西方的文學，它的貴族精神表現出來的有幾個重要現象，幾個特征吧。我把它概括成六條。

劉再複：我們大家可以看一看，西方的文學跟中國文學裏麵的貴族精神，是不是能夠離開這六條。第一是品格的高潔。比如普希金和屈原，屈原是典型的貴族，他的《橘頌》，也典型地表現自己的高潔。普希金有很多詩都表現高潔精神，非常像。這種品格的高潔是貴族精神在文學當中一個很重要的表現。

第二是“精神的雄健”，精神雄健，也是貴族表現出來一種精神，比如像我們中國的嵇康，嵇康他也是貴族，嵇康精神的雄健，有幾個行為語言，除了他的文字語言，他的行為語言表現得非常突出，所以魯迅非常崇尚嵇康。我們知道當時他寫那個《與山巨源絕交書》，他當時就是不去當官，山濤要介紹他去當官，他氣得要命，就跟他寫絕交書了。那我們知道鍾會，鍾會當時是司馬氏王朝的一個炙手可熱的一個寵臣，那權力非常大的，當時想拉攏嵇康，所以那天就要去帶著幾個人就要看望嵇康去。結果嵇康看見他進來了，連眼珠都不轉過去，種會很生氣，後來要走的時候，這個嵇康就說了一句話，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會就回了一句話說，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很生氣，後來這導致他最後上斷頭台。你想嵇康當時隻要敷衍一下，他就可以當大官，但是他就不能敷衍，行為語言他表現出來，就是精神非常雄健，最後他要上斷頭台之前，他彈了《廣陵散》，他隻說了一句話，說從今之後，這《廣陵散》可能以後再也沒有人會彈了，這也是一種精神的雄健。後來拜倫，20歲左右就在上議院獲世襲職位，是一個很典型的貴族，繼承爵位的貴族，後來他投身希臘了民族解放的戰爭，他的詩文跟他的行為語言都是驚人的雄健。

第三是心氣的高傲，貴族文學，像屠格涅夫，在俄國的文學裏麵，屠格涅夫是貴族文學的一個很典型的作家，他寫過《貴族之家》，寫過《父與子》，都是非常好的貴族文學，我們看到《父與子》裏麵的主角，巴紮諾夫，你看他的氣質，那是非常高傲的一種氣質，心氣非常高傲，就他所有的表現，都表現血液的深處有一種不可征服的驕傲。

第四是理想的卓越，這理想的卓越，比如說俄國的貴族的詩人，就是十二月黨人，像薇拉？妃格念爾的自傳，《俄羅斯的寒夜》，這是典型的俄國的女貴族詩人，你看她所寫的詩。那所謂十二月黨人，他本身是貴族黨，那貴族他有一種理想，為這理想而獻身，所以羅素在西方哲學史裏麵，特別開辟了一章，拜倫，他把拜倫寫進了西方的哲學史。分清貴族的造反跟農民的造反的區別，他認為貴族的造反，是有理想的，農民的造反，缺少理想。貴族常常表現理想的卓越。

第五是道德的完善，道德的完善表現得最典型的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還有就是《複活》，所以其中的三個男主角，彼爾，列文，聶赫留朵夫，他們所追求的目標就是道德的完善。第六種是藝術形式的精致，像我國南朝，我剛剛說沈約對四聲八病的界定，還有法國古典主義三一律一種審美要求，都是藝術精致。那麽這些都是貴族精神表現在文學上的一種表現。

王魯湘：非常感謝劉先生精彩的演講。大家都聽得入了神，我也在聽的過程中間，做了一些筆記。在這裏的話，有幾個問題跟劉先生請教一下。我們知道從19世紀的中葉開始，中國的一些先進的一些人物就提出了強國的這個夢想，就是說我們這個國家和西方相比，最主要的就是我們瘠弱、瘠貧，然後我們現在要強國，所以因此我們中華民族的強國夢做到現在，應該說已經做了150多年了，一直是強國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在這100多年中間，曆史進步的一個主要的一個動力，可以說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有一個強國夢。但是強國的這樣的一個理念，導致的社會的實踐，它會是一個不同的路徑。那麽在西方的話，它不是由強國夢導致了社會的一個，作為一個導向性的東西，它是從民富，從民富就是，由老百姓一個一個地富起來，由民富然後指引著整個社會向前發展，它這個導向的標誌是不一樣的。當然我們現在經過改革開放30年，我們認識到了這個民富的重要性，所以我們現在也同時提出了兩個目標，就是把國強和民富，把它放在一起，國強民富。但是那一天，我在和那一位搞憲法的學者，我們在這裏也是《世紀大講堂》討論的時候，我突然想，光有這兩個目標不夠，應該在這兩個目標的中間，並列地甚至可能是擺在前麵的，要還提一個目標，叫人貴。

劉再複：對。

王魯湘：就是人貴，民富，國強，應該這麽擺。就是首先把人的尊嚴放在第一位，把生命的尊嚴放在第一位，然後我們尊重每一個老百姓去追求財富、創造財富的這樣一種合理性，然後最後自自然然地我們的國家就會強大，是吧？

劉再複：對。

王魯湘：所以您這裏頭的話，就是提到這樣一個貴族精神的時候，我覺得在我們中國長期的一個缺失，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首先我們其實沒有對人的尊嚴有足夠的認識。

劉再複：我覺得這個問題是非常重要。其實魯迅在青年時代，他是天才，他很早就提出一個命題了，說立國先立人。

王魯湘：立國先立人。

劉再複：立國先立人，這個非常重要的命題，中國有句古話，就是人存政舉人亡政息，關鍵是人。過去一些朝代，它後來不行的時候，都是發生一個大的問題是斷後，後繼無人。所以關鍵是人，人的精神素質，人的精神境界，人的生命質量，這是關鍵。我們一個國家要強大，它能持久地強大，能不能持久，能不能健康地強大，這關鍵是人是不是健康，人本身的生命質量怎麽樣子。這一點我們如果能夠充分地意識到了就非常重要。比如說我們現在，我們現在社會充分發展了，有一條非常重要的，你必須要講規則。中國的發展是先打球以後再畫籃球場的。先搞現代化運動，然後慢慢才定規則，時代大轉型的文化準備，心理準備，各種準備都不夠，應該承認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有很高的契約的意識，很高的這種守規則的意識，包括人的尊嚴意識，既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要尊重我們所有的協議，所有的契約，所有的規則。如果不是這樣子，將來我們這個經濟越來越發展，那我們這方麵將會漏洞百出。

王魯湘：好，下麵這裏有一個網友，委托我向劉先生提一個問題，有一個網友，他的網名叫三代人，他提一個問題說，西方人有一句諺語，造就一個暴發戶，隻需要一天，造就一個貴族，至少需要三代，而中國也有一句古話，叫做富不過三代，第一代創業，第二代守業，第三代就敗業。曆代財富擁有者都沒有走出這樣一個怪圈，那麽如此一來，中國豈不是永遠不會有貴族精神嗎？

劉再複：他是一個比較悲觀的論點，有兩個問題，一個問題，說暴發一天就可以完成，不要把創業看得那麽容易，我們應該尊重今天我們中國先富起來的這部分人，中國從鄉村時代進入城市時代，是真正進入一個經濟的時代，進入經濟的時代是一個非常不容易、非常艱難的時代，一部分人暴發出來，成為先富起來的人，我們仍然要非常尊重他。這一點，我們中國文化裏麵常常有偏見。重農抑商，我們常常有這種東西，我在海外以後，改變了這個觀點。我在美國看到，真正的精英都是在商業社會裏麵，而且許多文化規則都是在巨大的商業活動當中學會的。我曾經講過，中國人將會在未來的巨大的商業活動當中學會妥協。

王魯湘：對，理性。

劉再複：理性，談判，講價錢，談判。所以這個暴發也不是那麽容易的，不是說一天就可以完成的，所以我們要尊重他們的，現在他們企業上的成功，對這種成功者，我們要給予一種敬意。但另一方麵，其實有個問題就是說，我們成功者以後，我們如果迷失心靈的方向，不知道富了怎麽辦，其實是個很大的問題，所以我最後的演講講了富了以後怎麽辦，富而好學，富而好禮，這套東西要成為一種自覺，應該說現在富人最重要的覺悟，應該是富了以後，我要造就社會，而且要從精神上去提升。

王魯湘：好，現在就是我們請在場的老師和同學，有什麽要向劉先生提出來的，要和劉先生溝通交流的，現在可以舉手。

提問：劉先生，您好，聽了你的講座，我們很有收獲，我想提這樣的一個問題，提到貴族，人們一般會想到有兩個先決條件，血統與物質，那麽我們應該如何看待貴族他本身所具有的物質與他貴族，他所具有的精神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呢？謝謝。

劉再複：這個後天要獲得這種精神，好像沒有什麽特別的辦法，隻有一種辦法，就是要靠不斷地增加新的學養跟新的修養，所以我認為這種修煉是必不可少的，包括我現在所講的這種感悟，感悟其實有個閱曆而悟跟一個憑虛而悟有不同，你需要有閱曆，也需要有修煉，所以這種東西可能沒有別的捷徑，隻能靠修煉，靠不斷地讀書，就是富而好學這條路。

王魯湘：另外還有，我們現在理解的貴族，以為都是吃喝玩樂的公子哥，其實殊不知出身於貴族之家，小的時候比平民子弟難過得多，難受得多。他要受到比平民子弟嚴格得多的這種訓練。

比如我舉一個例子，就是康熙訓練他的太子，當時候就住在我們這個北大的這個暢春園，就我們西門外麵，不是暢春園還留下了一個小的那個，一個紅的那個小門嘛，當時這是康熙在這個地方，一年中大部分時間住在這個地方，那麽太子也就跟著他在這個地方，這個太子太辛苦了，太子早上3點鍾要起床，你們現在有早上3點鍾起床的嗎？3點鍾起床，然後漢文師傅，就是教漢文的這個老師教他讀《禮記》120遍，120遍，然後這個時候康熙就早朝下來了，因為康熙的早朝是5點，就是太子比皇帝還早兩個小時起來讀書。

早朝他下來了，下來以後，就來到太子讀書的地方，檢查他今天的早上讀的功課，檢查完了以後，康熙又去辦別的事了，太子繼續在漢文師傅的指導之下，讀《禮記》，讀到大約9點，接下來以後，就是滿文師傅來接手了，滿文師傅把這個《禮記》的東西再翻譯成滿文，因為他是滿族還要用滿文嘛，還有蒙文，要通，就是滿漢蒙三種文字，要把《禮記》要通一遍。然後到了11點鍾的時候，可以吃中飯了。吃完中飯以後休息一會兒，到了下午1點鍾左右的時候，幹什麽呢，到了1點鍾左右的時候，就是做一個貴族子弟必須要有的騎馬射箭，就開始練騎馬射箭，小太子，這個騎馬射箭到下午大概4點鍾的時候，康熙又下朝了，康熙會回來陪著他的太子一起搭弓，騎馬，射箭，然後要到大概6點多鍾吃晚飯，這就是一個小孩子，他要成為一個貴族，每天必須如此。

提問：劉老師，您好，我有個問題想請教您，就是人家說歐洲文化是一種貴族文化，它很平和，讓人有一種非常好的感覺，好像是歐洲文化才是真正的貴族文化，相比之下，美國文化給人一種暴富文化的感覺，讓人家覺得它特別張揚，而且急功近利，就這兩者而言，從這個概念上來講，我們如何評價中國文化呢？您認為中國文化是一種什麽樣的文化呢？謝謝。

劉再複：美國文化跟歐洲文化確實有很大的差別，很多歐洲人確實瞧不起美國文化，美國幾乎是個沒有曆史的國家，才200多年的曆史，人文傳統最雄厚的是兩個地方，一個是歐洲，一個是中國。你剛才說的對，歐洲比較崇尚貴族精神，美國人他好像天生的就是有一種平民精神，是個相當平民化的一個國家，它是移民國家，相當平民化的國家，那我們中國，應該說我們20世紀，也相當平民化，“五四運動”這一點起了很大的作用，1949年的革命，實際上是平民的勝利，帶給平民很大的利益。

劉再複：盡管我寫過《告別革命》這本書，但是我在香港就講，凡是革命過的地方，都比較平等，它就沒有那種貴族跟平民的那種等級的概念，比較少雇傭的概念，這是長處，曹雪芹當時有一種觀念很了不起，要打破貴族跟平民之間的界限，很了不起，而且莊子那個時候，齊物論就已經占領這個地球上平等思想的製高點了，很了不起的，20世紀，我們這個平民與貴族的界限完全打破了，這是我們的長處，這個長處帶來的短處，就是貴族精神就是慢慢失落掉了，就是說忘記貴族精神，它也有一些非常好的東西，就是我剛剛講的，所講的那些，像自尊，自律，自明這些東西也非常重要的東西，這也不可以丟失。

我們中國經曆過三個貴族的時代：第一個貴族時代是西周的氏族貴族時代，第二個是兩晉南北朝的門閥貴族時代，第三個就是滿清的部落貴族時代。我們最典型的貴族時代，實際上是西周的貴族時代。這個貴族時代，我們經曆了大概五六百年的時間，很長的時間。那麽當時這貴族有幾個特點，第一必須要有姓氏，平民他是沒有姓氏的，隻有貴族才有姓氏，姓氏是一種血緣的標誌；第二個就是土地，就是分封土地，諸侯占領土地；第三個他有軍隊，兵車，基本上有三個這個特點。

所以當時的貴族分得很清楚，分五等，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這五等。在這個貴族社會裏麵，有一種貴族精神，那個貴族時代，很講風度，很講文化，我們過去講文學史的沒有注意這一點，其實《詩經》當時就是貴族交往的一個文本，一種道德的文本和文化的通行證，這個《詩經》在當時非常重要。也就是說當時貴族的生活裏麵，比如說聚會，宴會、聚會，甚至外交的交往場合，諸侯的交往，都需要首先要念詩的。那個時候要求在這場合裏麵，你讀詩，如果讀了，跟你身份，氛圍，場合不相符合，那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左傳》裏麵就記載一個故事。公元前500多年，那時候晉平公那時候剛掌握政權，所以當時要大宴諸侯，他規定，這些諸侯來的時候，一定詩必類，就是說他們所讀的詩，一定要跟我這一次的這個大的宴會氛圍、身份一定要相合。結果那天來了一個齊國的大夫，叫做高厚，他讀的詩，被認為不類，不符合當時的場合，所以那時候晉平公下麵一個大臣，叫做荀偃，就拍案而起，他說有諸侯異誌矣也，號召其它諸侯國要同討不庭。所以很嚴重，差一點打仗，所以那個時候把這個讀詩讀得好不好，看成很嚴重的事情，看作是一種精神的文本跟一種道德的文本。這一點我們過去的文學的教科書裏麵沒有注重這一點。如果要了解《詩經》，我給在座的推薦三本書，一本一定要讀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變》，其中有一本談《詩經》的，還有就是錢鍾書先生的《管錐編》，還有一個就是一定要讀《左傳》，我們就知道，在第一個貴族時代裏的精神是怎麽樣的，那時候其實是有一種貴族精神的，是有一種道德文本的，這是第一個時代。

但是我們第一個時代，後來因為戰爭太殘酷，最後由秦打敗了六國的貴族政權，就是用中央集權的製度，用郡縣製代替分封製，所以當時中國一個很大的轉變，從秦代開始，貴族時代就已經結束了，就基本上已經終結了。到了後來漢代，到了漢代，到了漢武帝，進一步把諸侯削弱，用中央的文官製度來代替分封諸侯，貴族製度就進一步瓦解，這是我們第一個時代，是被戰爭所瓦解的貴族時代。

那麽第二個時代是在兩晉南北朝。這個兩晉南北朝，應該是我們中國的貴族製度又一次複辟。特別是到了東晉，到南北朝的時候，那時候講門第，講出身，講血統，講得非常厲害，那時候姓氏一定要相同，姓氏不同，是不可以通婚的。當時有一個曆史背景，就是五胡亂華，很多胡人都跑到江南去了，所以一定要看血統，選拔官員一定要看血統，怕另外一種血統跟我們相混了，所以那時候講門第。魯迅先生有一篇文章，叫《論他媽的》，那個時候如果罵他本人是不疼的，一定要罵他的祖宗，罵他媽的，那才是罵疼他了，那時候血統是非常厲害的。這個時候出現貴族文學另外一個高潮，就跟《詩經》相對應的，第二次的真正的貴族文學的一個高潮，那個就是由謝靈運，還有沈約，陸機等，還有當時的一些皇帝，像蕭統蕭衍，他們這一批帝王貴族也大玩，這個應該說大玩貴族的時代，大玩形式，大玩聲律，大玩辭彩，是玩貴族的時代。四聲，平仄都是那個時候發明的，為唐詩的高度的發展就創造了形式上的基礎，功勞很大。那時候真正為藝術而藝術，我認為這個時代，是真正玩貴族的時代。

但是這個時代是被科舉製度所打垮。隋朝建立科舉製度，到了唐朝的時候，科舉製度充分發展，所以那時候不講血統了，你寫詩寫得好，就可以當進士了，講才華，所以社會動力就從上層轉入從下層上來了，這是很大的一種變化。那時候你的出身好，你的門第強，但如果沒有才氣，也不行的。所以那時候呢，白衣卿相代替那個貴族的世襲，就更厲害了。

我們知道在第一個時代的後期，在戰國時期，像蘇秦這種白衣卿相已經代替世襲貴族了，到這個時候，更多地出現白衣卿相了，有學問，詩詞寫得好，就可以當狀元宰相了。第二個貴族時代，就被這個打掉了，瓦解了。宋明之後，雖然也有貴族，隻是宮廷裏麵一小部分，作為整個的時代，它已經結束了。但到了清代，又出現了一個貴族時代，這個貴族時代就是從滿洲過來的，就是滿族，就是愛新覺羅貴族，他們又在中國取得政權，形成了部落貴族的一個時代。

這個部落貴族的時代，它當時的等級也分得很嚴的，那時候大概這個世襲的位子就有九種，一共有二十七等，他們的爵位分得很清，第一等是公，這個公爵分三等，第二是侯，分四等，第三是伯爵，四等，那麽第四是男，也四等，還有第五是子，也是分四等，下麵還有一個輕車都尉，分兩等，還有一個都旗尉，分兩等，還有雲旗尉，分一等，還有恩旗尉，一共二十七等。所以那時候也是貴族社會，貴族統治。那麽在這個，在這個部落貴族時代，我們的漢族，漢族裏有一些人，他如果立了很大的功勞，他也封他們爵位，但基本上是八旗子弟，是滿族貴族，是滿族貴族，所以這又是經曆了一個時代。但這個第三個時代，我們知道是怎麽垮掉的，是被我們革命打掉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洲的貴族政權。

所以我們這個中國的貴族時代，就變成一個，形成一個特點，就是什麽呢，一個就是比較早就瓦解，第二個就是它沒有長期形成它的一個強大的貴族傳統，所以也沒有形成，我們現在可以查考的長期的貴族的係譜，缺少這東西，這跟歐洲有種不同。所以我們也沒有形成像歐洲那樣比較能夠概括得比較清楚的，明顯的這種貴族精神的核心價值。

劉再複：雖然中國貴族傳統較早瓦解，但是在中國長期的社會裏麵，富和貴，這兩個大概念是分得很清楚的。比如說我們看《孔雀東南飛》，這一點劉大傑先生很早就指出來，文學史上沒有寫過，他另外談魏晉思想，魏晉思想的這本書裏麵談到了，像《孔雀東南飛》，我們知道它是一個很重要的悲劇了，主角焦仲卿的妻子蘭芝，是很好的媳婦，為什麽她的婆婆不喜歡她，非得把他們分開呢，我們注意讀這個《孔雀東南飛》，這個女子其實她家庭很富有，可是她的出身比較差，不是貴族出身，她的婆婆嫌她的出身不夠高，跟我這門第不相配，所以最後就逼著她的兒子，把媳婦趕走了，形成了一個很大的悲劇。可見當時富和貴是分開的。

從《紅樓夢》裏麵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富和貴在當時分得非常清楚。我們知道賈寶玉和探春他們在建立詩社的時候，開始的時候，他們建立詩社的時候曾經說，我們這樣建立詩社了，我們每一個人都要一個名號，那麽賈寶玉說，那你們幫忙我取一個筆名吧，那他們有的人就跟他開玩笑說，要不你就叫做無事忙吧，或者是叫做絳洞花主吧，他都不滿意，後來薛寶釵很聰明，她就給他起了一個名字，她說我給你起一個名字，叫做富貴閑人，賈寶玉說，那就由你吧，他其實很高興。他就是一個富和一個貴和閑三者兼得，所以薛寶釵說，你已經大富大貴了，再加上閑散，那太了不得了。這個閑散就是精神貴族，那麽後來我們的辛亥革命把貴掃掉了，我們1949年的革命，把地主這富也掃掉了，我們文化大革命把這個閑散的掃掉了，所以富貴閑人後來就沒有了。所以我第四個問題就要談一下，就是說我們貴族製度，貴族時代瓦解以後，我們在20世紀出現了我們的一些重要精神現象。

我現在講貴族時代結束以後，我們的20世紀出現了幾個重要的精神現象。那麽第一個現象就是“象牙之塔”的瓦解和逍遙精神的消失。我把象牙之塔作為一種象征性的東西來談，跟閑散、逍遙有關，它是一種象征性的東西。20世紀到現在，我們一直把象牙之塔看成是負概念，看成是個不好的東西，象牙之塔這個概念，最先的產生是在1925年、1926年之間，那時候魯迅先生翻譯日本的文學家廚川白村兩本書，一本《苦悶的象征》一本《出了象牙之塔》，後來象牙之塔這個名詞，就開始在我們現代文學，現代文化裏麵流行了。廚川白村，很可惜，在關東大地震的時候，他才40幾歲就被地震埋掉了，死了。

但他這個人很有才華，他當時提出文學是苦悶象征這個命題很精彩，另外出了象牙之塔，它這個中心的意思是什麽呢，他希望我們作家能夠走出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頭上去關懷社會，這跟魯迅的整個的思想很相通，所以魯迅很喜歡，就把它介紹過來了。當時中國處在一個苦難的時代，在受帝國主義壓迫，需要作家去投入社會，他們提出的東西，是很合理的，就是要走出象牙之塔。但是後來把這東西走向極端了，把這個象牙之塔變成是很不好的東西，結果一方麵作家走向十字街頭了，但走向街頭以後，再回不到這個象牙之塔了，變成是一種不合法的東西，不合理的東西。

其實這個精神，那個象牙之塔就是一個作家，一個思想家精神創造的私人空間，必須要有一種象牙之塔的。有一個象牙之塔，有一個精神的空間，這跟關懷社會並不矛盾，我們一方麵可以關懷社會，但是我們一方麵還要進行很認真地從事精神價值創造，那精神價值創造的時候，必須要有一個沉浸狀態，一個麵壁狀態，這樣我們的藝術品，我們的作品，才可能精致，才可能有深度，所以這個東西本來並不矛盾的。後來我們把它對立起來了，把它對立起來就是整個的象牙之塔現在就沒有了。魯迅先生當時還可以躲進小樓成一統。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就不可能了。所以連放任山水的自由這些都沒有了。

周作人有一本書叫《自己的園地》嘛，也是想說有個自己的象牙之塔，但是後來這自由園地就沒有了。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就是象牙之塔的瓦解。那麽這個象牙之塔的瓦解，我隻是用一種象征性的語言來說明。其實還說明像賈寶玉這種閑散的精神沒有了，沒有逍遙的自由，比如我們當逍遙派，是不是可以呢？其實也可以讓我們有個逍遙的自由，可以當逍遙派。我們有一些作家，他很關心社會，熱烈地擁抱是非，這很好，我們應該是很尊敬他們，但另外一方麵，如果有一些作家選擇，我要抽離社會，抽離是非，在一個象牙之塔裏麵，在這逍遙狀態裏麵進行很精致的精神價值創造，也應該是可以的。但是我們這個象牙之塔沒有掉了。這樣影響了我們文學作品的精致化，這是我們這個20世紀出現的一個現象。

那麽還有一個就是社會生活，第二點，社會生活的習俗，語言，還有審美趣味的粗鄙化。

我這樣說，是不是太本質化，大家可以討論，我們在反省20世紀精神現象的時候，應該承認一點，20世紀出現許多語言上的粗鄙化。我曾經寫過一篇論文，叫《論語言暴力》，就是到處出現語言暴力，特別是六七十年代，充滿著語言的暴力，連我所在社會科學院，那是高級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應該是非常高度文明的地方，可是我們說話的時候也是聲嘶力竭，整天是批倒、批臭，踩上一萬隻腳，叫你永世不得翻身，都非常粗鄙。我現在想起來非常慚愧，怎麽當時會這個樣子，但那是風氣，是個潮流，我們自己成為風氣中人，成為潮流中人了。所以我到香港的時候，提出要告別語言暴力，特別是暴力性的命名，比如說是叛徒，公賊，內奸，黑幫，不可以隨便命名，這種東西都是語言的一種粗鄙。我們中國是一個禮儀之邦，不能夠連禮儀之邦的表麵功夫都沒有，我們講話要文明，要高雅。

另外在生活的習俗上，出現了某種粗鄙化的東西，生活習俗。這個生活習俗當中，就是我們如果說是19世紀，我們中國有個陋習，那是什麽陋習呢？就是抽鴉片。我們從20世紀到現在，特別是經濟潮流覆蓋以後，我們現在又形成新的一些陋習，比如說講排場，講吃喝，講排場這些東西，新的一種陋習，社會生活的也在趨向著鄙俗化，比錢財，爭重利，這東西也是世俗生活的一種鄙俗化。這種東西就是缺少這種貴族高雅的、高尚的、高貴的一種追求。這種東西後來影響了文學。我認為文學最重要三個要素，第一個是心靈，第二個是想象力，第三個是審美形式，跑不了這三個，所以文學的事業是心靈的事業，我們有一些作品，比如說《封神演義》，情節那麽吸引人，為什麽不是好的文學作品？

因為它沒有切入心靈。所以《封神演義》它就不是一流的作品。所以這個文學它一定要切入心靈，要抓住心靈，這是心靈事業。可是我們現在由於精神的鄙俗化，文學出現什麽呢，文學變成身體文學，而不是心靈文學，表現身體，表現身體的功能，而且不僅是表現上半身的身體，也表現下半身文學，下體文學，充分地鄙俗化了。甚至現在有一些作品，包括很多小說，不寫性就不行了，我是思想很開放的人，文學不寫情愛，那沒人看的呀，那當然是很合理的。但是呢不一定那麽人為地每一篇小說都加上些性佐料，就使得作品顯得很俗氣，像這種現象，我覺得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過去精神鄙俗化，有時候還可以理解的。下裏巴人整個壓倒陽春白雪，那下裏巴人也有很多文學作品是很好的。那麽陽春白雪，我們也應該尊重。但現在呢就進入到一種鄙俗化。就是貴族精神的對立項--痞子精神、流氓精神更泛濫了。

我對痞子文學並不全盤否定，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說，一個口號好像是天生合理的：我是流氓我怕誰。這種東西它就是精神的鄙俗化。流氓、痞子，最不講原則了。我不反對世俗生活的充分發展，我很喜歡香港，我認為香港是地球上世俗生活發展到極致的非常了不起的一個社會。所以我們今天中國世俗生活的發展，我也是非常高興，非常支持的，但是嵇康說了一句話非常好，說我們應該外不殊俗，內不失正，他的貴族精神，外邊跟世俗的生活你不要搞特殊，好像我表現特別清高，拿出個架子，不要這樣子，所以不要殊，特殊的殊，俗就是世俗社會的俗，外不殊俗，但內不失正，你內心裏要堅持你的心靈原則，你的社會原則，這才行。流氓缺少一種東西，就是沒有敬畏。

劉再複：愛因斯坦這點值得我們學習，因為愛因斯坦是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Time雜誌前年評20世紀三個最偉大人物，一個是愛因斯坦，一個是甘地，一個是羅斯福，三個，那麽愛因斯坦應該說是最偉大的科學家，也是最偉大的理性主義者，可是他晚年皈依上帝。我們知道，對愛因斯坦來說，重要的不是上帝存在不存在的問題，重要的不是這個。重要的是人需要不需要有所敬畏，有所敬畏，才能遵循心靈的原則。

最後還有一點，就是貴族時代結束以後，還發生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富了以後，人富了以後不知道怎麽辦，這也是一個新的精神現象，一個人擁有財富了以後怎麽辦，特別是我們今天中國發展得非常快，應該說我們中國現在不僅是百年之裂變，甚至是千年之裂變，一部分人就先富起來了，那麽這一部分人很多是我們社會的精英，我們不要小看這些人，他們很多都是社會的精英。那麽這一批人富了以後怎麽辦，所以我們今天講貴族精神就是富了以後，會不會朝貴的方向前進，繼續往前走，這是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說也是我今天演講的背後的一個自己的一個心靈的願望，就是希望這批人富了以後，他們往高貴、高雅、高尚的精神境界上去提升。

所以孔夫子在學而篇裏麵，在《論語》學而篇裏麵講了兩句話，我們大家注意，非常好，他說要富而好學，富而好禮。我們現在很多人就是沒有這種貴族精神，或者說我們缺少一種更優秀精神的支撐，我們往往是富而好利，富而好賭，富而好淫，富了以後失去了心靈的方向。那麽在這點上，我覺得有一些人是值得我們來作為借鑒的，甚至可以作為效仿的。一個是西方，我們要注意這個現象，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也許是猶太人，我們知道西方最有錢的人都是猶太人，二戰的時候，他們受的傷害太厲害了，所以他們進行深刻的反省，所以二戰了以後，他們把大量的財富都用到社會當中去，就是反饋社會，就是辦博物館，辦藝術館，辦學校，大量地投資到這邊來，反饋到社會，為這個社會提高社會的審美情趣，提高社會的精神境界做出他的貢獻。這一點在西方社會，在二戰之前，應該說本來哈默就是非常大的貢獻，

哈默是第一個跟列寧相見的大企業家，第一個到了共產主義國家，列寧接見他。哈默帶了一個頭了。到洛杉磯，我們看到哈默的那個藝術館，很動人，他把全部的資產都買了畫，放到這個博物館裏麵去。我到現在一直很有印象，一進去看到那個，他買了莫奈的，還有，特別是梵高的那個巨畫，9000萬美元。洛杉磯有沒有哈默這個藝術館，這個博物館，有和沒有，大不相同。我認為它整個影響到洛杉磯這個城市的精神境界，特別是年輕一代的精神境界。還有現在我們，值得我們注意的，就包括最近這些年，美國的首富第一、第二的，比爾。蓋茨，還有巴菲特，

他們兩個的表現值得我們注意，在2005年，6月25號，巴菲特宣布一個事情，當時可以說是震撼全世界的，他宣布把他自己的，他已經超過，他的財富已經超過了比爾。蓋茨，他宣布把他自己420億美元的85％反饋社會，其中大概有300億加入比爾。蓋茨的基金會，他們都做社會的慈善事業，社會的教育事業，藝術事業。這就是他們的一個從富走向貴。所以我們過去說，這個富人要三代換血成貴族，他們不用三代了，他們從自己這一代開始，就往高貴上麵走。我們過去，我的家鄉，我現在一直感激一個人，就是陳嘉庚先生，

他是我們福建的一個華僑，那個時候，他就在馬來西亞，在新加坡，他當時成為一個很富有的一個華僑，後來他把這個他的財富，辦了廈門大學，辦了集美學校，很多閩南這些學校。很多受他的影響，很多華僑把很多資金都注入我們的家鄉，費孝通有一次在人大會堂裏麵的演講，那時候我也在場，他說現在閩南所以會人才輩出，很重要的原因是陳嘉庚先生起了作用，就是他把他的財富應用他的教育事業上去了，起了很大作用，所以這也給我們樹立了一個榜樣，就是從富走向貴的一個，我們一個非常好的楷模跟榜樣。把我們的故鄉，變成為我們中國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文化的搖籃。我到現在對他還是心存感激。

那我今天所講的這個基本內容就是這些。那麽我最後想講一句，就是我今天所講的內容，除了對於我們個人，包括我們對一個民族，我想我們今天，如果能夠心裏麵多想一種，往高尚、高貴、高雅這方麵去提升，我想我們就是一個大國的崛起，除了說我們物質的極大豐富以後，財富極大了以後，我們在精神上進一步提升，那麽我想我們的中國將會更加美好。

王魯湘：非常感謝劉先生精彩的演講。您在剛才的演講中間講到中國經曆過三個貴族時代。

王魯湘：我們知道就是所有的貴族，包括中國的貴族，還是西方的貴族，其實都是軍功貴族。

劉再複：軍功貴族。

王魯湘：就是在馬上立戰功，然後被然後封爵，然後封領地，封土地，然後成為了可以世襲的這種貴族。但是在西方的話，它就是因為那種對私人財產的這樣一種高度的尊重和一種法律，私有權的意識，所以他這個貴族是不可以斥奪的，他的財產是不可以隨便剝奪的。但是在中國的話，沒有後麵這一條，你的祖先可以在馬上取得軍功，然後封得貴族的封號，甚至封得領地，但是君子之職可能不到五世，三世就被奪了。

劉再複：對。

王魯湘：所以這樣的話，使中國的貴族很難有所謂百年之家，但是一個社會總是要有一種高貴的精神來支撐它的，沒有貴族或者我們的貴族在漫長的幾千年的曆史中間，隻有中間這麽三個像孤島似的存在的這個曆史空間，那麽顯然你很難解釋這麽一個社會它的精神支柱是怎麽樣地維係下來的。我覺得代替高級貴族，高等級貴族的是從春秋戰國時候的低等級的貴族，所謂君子，所謂士，就是後來演變成儒家的這一塊，就是他們所代表的一種精神，以及到後來就是農村裏頭的這種鄉紳，這樣一個傳統就成為了中國社會中間的一個勉強可以說是代替貴族傳統的一個傳統。另外還有一點，就是那些沒落的，已經在曆史的時空中間已經消失的貴族，他們的精神通過道家的這樣一種學說，通過道家的這樣一種精神，然後在精神的層麵，學術的層麵，然後被保留下來，也被一部分知識分子所繼承。

劉再複：對，所以後來就是到了孔子的時候，他那個“有教無類”這個很了不起，但是那個時候，已經他是開始分君子、小人了，這個君子、小人之分，已經不是傳統的，不是傳統中的血統之分了，不是門第之分了，是道德之分。

王魯湘：道德之分。

劉再複：後來實際上是我們道德的這種，以道德為核心的這樣的一個文化的傳統。所以說與儒家所代表的，再加上道家的一種補充，互補。所以我當時講中國的文化這個血脈是分兩脈，一脈就是重人文，重秩序，重教化的，這基本上是儒家這個傳統，還另外一個是，重自然，重自由，重個體生命，基本上是道家這個傳統，這兩個互補，形成了我們中國基本上的一個文化的支撐體係，這支撐體係就替代了歐洲這種貴族的精神係統，所以我們支撐下來。

王魯湘：對，就是實際上在中國的鄉村中間，延續上千年的耕讀傳家的傳統，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個比較樸素的一個貴族傳統。

劉再複：比較樸素的貴族傳統。

王魯湘：在“耕”中間有讀，讀聖賢之言。

劉再複：所以那時候陳獨秀批的那個貴族文學，就是所謂選學妖孽桐城謬種。

王魯湘：謬種。

劉再複：其實那是鄉村文學。

王魯湘：鄉村士紳的，對。

劉再複：但是其實他們帶有一點貴族性，所以曾國藩說他們桐城派這種文學，是氣清誌潔，品位很好，可是不能界定為貴族文學，陳獨秀的界定不是很準確。

王魯湘：不夠很準確。

劉再複：但是後來我們整個鄉村士紳這個階層也消滅了。

王魯湘：消滅了。對。就是一點這個，就是我們前不久，就是看到章詒和女士寫的一本回憶錄性質的一本書，叫做《往事並不如煙》。我讀了那本書以後，我突出的感覺，倒不是說那裏頭具體的一些是是非非，包括裏頭到底一些人物的命運，當然也很感動人。但是讀那本書，我最最強烈的一個感覺，就是其實在20世紀50年代的時候，在中國還有一點點的這種人群中間，是保留著一點貴族精神的。

劉再複：是，你說得很對，所以後來在香港出版了她的《往事並不如煙》，其實改了個題目，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出了，叫《最後的貴族》。

王魯湘：叫《最後的貴族》。

劉再複：因為它有個審美的東西，它是要講一種審美的趣味，講精致的。我到盧浮宮大概去了五次，六次了，就是看不完，所以說讀不完的莎士比亞，應該說看不完的盧浮宮，兩萬多件的藝術品，它最重要特點就是精致，每一部作品，每一個作品都不一樣，非常精致。貴族的審美取向，一定是追求精致，追求高雅的，我們過去的問題是，把追求高雅看成是一種負麵的東西，其實不對的。

王魯湘：其實最高的高雅，那個儒家的孔子和道家的老子、莊子，已經都給我們定義了。

劉再複：對呀。

王魯湘：是吧，儒家是君子比得於玉，是玉，不是寶石，不是黃金。

劉再複：是。

劉再複：孔夫子甚至連食不厭精，連吃飯都要精致，不正不食，連這個都要講究點規則的，所以他也是有貴族氣的。

劉再複：盡管我們的貴族傳統，貴族時代比較早就終結，中斷了，但是我們仍然出現三個貴族文學的巔峰，三個偉大的個案，一個是屈原。

王魯湘：屈原。

劉再複：一個是李煜，李後主，一個是曹雪芹。

王魯湘：曹雪芹。

劉再複：很了不起。

王魯湘：對。

劉再複：而且曹雪芹的《紅樓夢》裏麵那種貴族精神，跟平民精神它又是打通的，他有最高的一種貴族精神氣質，最高貴族精神。那他所寫的詩，他所用的風箏，吃飯什麽，全都是貴族化的，但是他對平民又有大慈悲心，大同情心，這一點比尼采了不起。

王魯湘：對。

劉再複：當然尼采他提倡貴族主義，可是他是向下等人開戰的，可是曹雪芹對下等人，特別是那些高貴的，像丫鬟，這些他都很尊重的，所以完全打破這個貴賤尊卑這樣的界限，就是不二法門，所以這一條很了不起。所以我們在我們的貴族文學裏麵，我們可以開掘出一種比西方更了不起的一種貴族精神跟平民精神能夠相通的一種貴族精神。

王魯湘：有一位叫一介草民的網友，他有一個問題，他說我覺得中國的有錢人，應該聽一聽劉老師的演講，知道自己該去追求什麽，但是劉老師，我恐怕此生都是一介草民了，那麽貴族精神對我來說有什麽意義？

劉再複：我們剛剛所說的貴族階層，其實在經濟地位上分他的貴賤，但是另外還有一個東西很重要是什麽呢，是人格上的貴賤，就是精神上的貴賤，這其實是最重要的。我們一個草民，不管他社會地位多麽低，就像晴雯，她身為下賤，可是心比天高，可以人格非常高尚、非常高貴，這個不是社會地位，不是說草民，或者是將軍、皇帝這些地位可以決定的。我認為這一點恰恰是真正的自由意誌。什麽叫自由意誌呢？自由意誌就是自我確立，這是基佐的《歐洲文明論》裏麵所講的，他對貴族有個定義，他說貴族最重要是要自我確立，就是羅馬貴族變成歐洲貴族以後，歐洲貴族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自我確立，自我確立什麽呢？就是重要性來自我自身，不是來自皇帝，也不是來自他人，所以也不是來自這個環境，不是來自（其它），一切都是決定了我自己，所以我愛說一句話，就是心靈狀態決定一切，即使草民，我們精神狀態可以決定一切，我們精神可以很富有，很高貴，所以這不用悲觀的。

好，現在就是我們請在場的老師和同學，有什麽要向劉先生提出來的，要和劉先生溝通交流的，現在可以舉手。

提問：謝謝劉先生的講座，非常精彩。在20年之前，我就聽說你的名字，也看了你當時出的一本書，風靡一時。我是上海人，對生活也比較考究，我覺得上海城市它有一種就是有種貴族的一種傾向，就是那裏本地人有這樣的一種傾向。就是我現在想，就是貴族精神，你講了很多溢美之詞，但是我那個時候就有疑問，我覺得貴族是不是還有一些沒落的東西，還有一些不理想的東西，或者對於我們現在來說，應該摒棄的那些東西，我想這方麵聽聽你的回答。謝謝你。

劉再複：任何一種精神，包括比較優秀的一些精神，它都會產生一個變形的問題，變形，變質的一個問題。所以你剛剛談的這個問題其實非常好，而且很值得再研究，就說貴族精神，包括騎士精神，這些後來都會產生一些變質的。比如說為什麽會產生堂吉訶德，他就是騎士精神變形了，所以他那個騎士精神，你比如說原來你是個崇拜女子，扶助弱者，但是後來你慢慢就是為了表現自己，已經失去他原來的真誠，所以他就會變形。你像這個紳士風度，我有時候更喜歡美國人這樣的，我並不喜歡英國人那種紳士風度，講得過分的時候，他真正是會像擺架子，有時候表現了一種姿態，美國人比較隨便，所以我說美國人從民族性格來說，他比較坦率，比較天真。

另外這個貴族精神，我們講的是它的一些核心的價值，而貴族裏麵他也有偏見，貴族階層本身往往是分化的。比如《紅樓夢》裏麵，那賈寶玉他是有貴族精神，包括他的父親賈政也是有貴族精神，但是像賈赦，他真正是世襲一等將軍，可是他呢，根本就是身上就是有流氓氣的，那像賈蓉，基本上是個人渣，完全沒有貴族精神了，完全沒有了。人是可以有缺點的，但不可以讓人惡心，像這個賈蓉就讓人惡心，所以他那種東西，應該說他離貴族原始精神，核心精神是很遠的，那個東西有時候就很難界定它為就是貴族精神了。應該說是走向它對立麵了，就是它的痞子精神和流氓精神。這樣解釋行不行。

提問：謝謝教授非常精彩的演講，我在您的演講中受益很多。我想問您，西方的貴族精神和中國的貴族精神有什麽區別？而且這個區別它又在哪裏呢？謝謝。

劉再複：西方形成了貴族傳統，騎士傳統，它那些基本的要義，就是我剛才所說的這種自尊、自律、自明，這幾個東西是非常清楚的。那麽我們中國沒有形成這麽一個傳統，中國的鄉紳文化，就是地主鄉紳文化這東西，它是雜羅在一起的，所以雜羅在一起的時候，我們必須把它分辨出來，比如說像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裏麵其實也有貴族精神，但是也有平民精神，富貴不能淫，可以把它放到貴族精神裏麵來，那麽貧賤呢，應該說是比較平民化的東西，貧賤不能移，它本來應該是平民必要的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必須加以分析，中國的文化傳統裏麵，恰恰很多是屬於這種儒家的道家的，特別儒家道德精神。必須要經過分析，把它抽離出來，我們中國這個貴族精神，現在還很難像西方這麽很明顯地概括出它的幾個核心價值。

王魯湘：對，好。人人皆可謂聖賢。非常感謝劉先生精彩的演講。貴族是一個在曆史中已經消失的人群，但消失的東西並不見得就會消亡，畢竟由絕大多數的普通人創造的物質財富，經由少數人加以提煉，成為一種精致的生活方式，生活態度，生活觀念，生活質量，生活品味，這個都是我們人類的精華，這個精華我們稱之為貴族精神，它高居於人類精神的金字塔之尖，如果它缺失了，就是精神高度地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