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刁民陳洪的博客zt

　　　　　　　　　　　　　　　　　　　　　　胡平

最近（注：寫於2006.12. ），中國出了個大名鼎鼎的“刁民”。這個刁民名叫陳洪，家住湖南長沙，自從今年7月28日建立“長沙刁民陳洪的博客，至今不過四個月，發表文章五十餘篇，點擊量已經超過100萬，評論超過29000條。陳洪今年48歲，1974年高中畢業，下鄉勞動4年，1978年進廠當工人，先後作過會計、供銷，當過車間主任、車間書記，1996年工廠被兼並下崗。陳洪下崗10年，每月領遣散費230元（大約是30美元）。靠打散工、印名片、開茶室、照快相難以為生，借高利貸開了間“超市”。殊不知“超市”一開張，派出所、城管、防疫站、稅務所，乃至居委會都以這樣或那樣的名義來收費，陳洪不堪重負，隻好把超市關掉。然後，陳洪湊錢買了輛摩的拉客。但城管不準在主要街道運營，他隻好每天17點以後拉客，直到深夜，日收入僅30元左右。“黑摩的”們聯合起來請求政府收回禁運成命，政府不理；到法院申訴，法院判敗訴。由於生活困難，老婆離婚而去，留下一個念大學的孩子靠他供養。從九十年代起，陳洪開始上網瀏覽，偶爾發表文章。2005年，陳洪開始建立個人博客，但兩次被人“黑”掉。這次他又建立起自己的博客，把過去寫的文章貼出來，又寫了一些新文章，引起強烈反響。10月份，《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周刊發表了對他的長篇采訪報道。《人民日報》的〈強國論壇〉網站邀請他做嘉賓與網友現場交流。

刁民即公民

“ 刁民”是個貶義詞.陳洪為何自稱刁民？陳洪首先為“刁民”一詞正名。陳洪說：“沒有人自願充當刁民。刁民一般都是權貴階層對不安於現實境況的低層人物的統稱.曆朝曆代稱‘為了生活抗捐避賦與權貴階層言語爭辯，而並不違反朝庭法度之人為刁民’。”陳洪認為，“刁民們的據理力爭和監督將使刁官劣紳貪欲受到一定的限製，所以，刁民隻是刁官、庸官、貪官、劣紳們的眼中釘。”陳洪宣稱：“我隻是為爭取和維護自己有限的的生存資源而以言語（文章）與地方官員爭辯，而並不違反中央政府公布的法令政策，所以，我應該說是國家的良民，但卻是刁官劣紳眼中的刁民。是呀，世無刁官，那有刁民？”由此可見，在專製統治者眼中的所謂刁民，其實就是敢於和善於維護自身權益的平民，也就是敢於和善於行使公民權利的平民。實際上，這些所謂刁民正是真正的公民。

陳洪指出，現在的改革早已蛻化變質，成了偽改革，所以他堅決反對。陳洪說：“對我們而言，改革意味著失業下崗，改革意味著我們昨天創造的財富和已有的福利被剝奪，意味著我們的生活負擔在加重，意味著權貴和富人們對公共財產和國有財產的瓜分與掠奪.這種‘偽改革’，我們憑什麽要歡迎？”

有人說，因為實踐證明共產主義那一套行不通，計劃經濟是錯誤的，所以必須改革。既然要改革，勢必要有人付代價，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宣稱：“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幾千萬老工人。”

陳洪一句話就把這種觀點駁倒了——“計劃經濟不是我們所創造，共產主義也不是我們的發明”。陳洪理直氣壯地質問當權者：“你們作為我們命運的主宰者就不應為你們昨天和今天的錯誤和失誤，負起你們應有的責任嗎？” 問題就在這裏：共產主義和計劃經濟都是你們共產黨搞起來的，因此你們共產黨應該為自己的錯誤承擔責任。要付代價，首先就要讓中共付代價.要下崗，首先就應該讓中共下崗。憑什麽要老百姓做犧牲？

如今，廠長書記解雇工人已經成了家常便飯。連那些西方的經濟學家們也覺得這很正常：本來嘛，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冗員太多，所以有必要減員增效。但是陳洪卻一眼看出其中的詭詐.陳洪指出，國營企業的廠長本來隻是“代表全民經營企業”，廠長並不是資本家，憑什麽現在“行使起資本家的權力”？雇主當然有權解雇受雇者，但是在中國，國營企業的廠長和工人的關係並不是雇主與受雇者的關係.廠子又不是你們廠長家開的，你們憑什麽有權解雇我們？

陳洪文章描述了下崗工人的悲慘狀況，絕大部分讀者都表示同情，但也有人不以為然。一位名叫郭峰的研究生寫信給陳洪說：“我不同意你的觀點.因為，國家、政府並沒有義務照顧我們這一代人一輩子。”

陳洪反駁道：“我們並沒要國家、政府義務照顧我們。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我廠由一個幾十人的手工業聯社，通過幾代工人的辛勤勞動和積累，發展成有幾千萬元資產的中型集體企業，在計劃經濟時代，企業每年創造的利潤全部上交國家，我們和全國的工人一樣，每月工資僅能維持生存。但在經濟高速增長、精英階層歌舞升平的今天，我們卻突然成了這個世界多餘的人，我們昨天所創造的財富卻突然變成了別人的財產.你說這公平嗎？” 陳洪說，當初我們年輕力壯，政府要我們一切聽從它的安排，要我們努力工作，隻付給我們很低的工資，但許諾我們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可是到後來，我們年老體衰，政府卻把我們一腳踢開，而我們過去創造和積累的財富則落入貪官汙吏之手。眾所周知，毛時代實行的是低工資高積累，當年的低工資是以鐵飯碗為前提的；也就是說，當年的工人的工資低，那實際上是讓工人買下了高額保險，如今共產黨把人家一腳踢開，等於是吞掉這筆龐大的保險費。

洞見與常識

中國經濟20多年的持續高速發展被許多人譽為奇跡。論者多半認定那是市場經濟的偉大成功。至於伴隨著經濟發展而產生的貧富懸殊，許多論者也都認為那是市場經濟的自然後果。譬如中國的勞動力低廉，一般人都認為那是市場供求關係所決定的，陳洪對此卻有不同看法。陳洪指出：“在中國，勞動力被當做一種純粹的自然資源在使用，他們既沒有集體談判工資的權利，更談不上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為常規的各種社會權利（福利、保障等等）。於是，作為分散的個體，在與資本的博弈中，他們的工資便成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壓縮的那一部分。”因此，“這是一種典型的政治過程，而不是簡單的市場過程。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這種博弈的最終結果，是中國底層勞動者的毫無保留的慘敗。中國的低工資更多的是國內分配嚴重不均衡的結果，它既非國際競爭的結果，也非自然稟賦所致。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競爭中贏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價優勢，也可以因為外匯儲備的擴張、貿易的增長而為國家贏得某種強大的形象……。”陳洪總結道，“或許，正是憑藉這種野蠻的力量，我們才能讓我國的經濟出現了奇跡。”

陳洪這段話使人想起清華大學教授秦輝的相關論述。秦輝認為，所謂中國模式或中國奇跡，其主要特點“除了低工資、低福利的傳統優勢外，中國更以‘低人權’的‘優勢’人為壓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資金和非再生資源）價格，以不許討價還價、限製乃至取消許多交易權利的辦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絕民主、壓抑參與、漠視思想、鄙視信仰、蔑視公正、刺激物欲來促使人的能量集中於海市蜃樓式的單純求富衝動，從而顯示出無論自由市場國家還是福利國家都罕見的驚人競爭力，也使得無論采用‘漸進’的還是‘休克療法’的民主轉軌國家都瞠乎其後。”

陳洪隻有文革期間上中學的一點學曆，卻能對一大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說不清的所謂中國模式和中國奇跡提出自己的一針見血的洞見。這並不奇怪。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去年10月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訪時就說到：“中國的現實問題是非常簡單的、是非非常分明的。如果非用西方學術來套，就相當於用顯微鏡看大街上的人打架，那是很荒唐的——明明是肉眼就看得清楚的。而中國的問題是一些人明火執仗地搶與偷的問題，我們需要的是基本常識，基本的道德感。”不要以為陳洪是工人的先知。陳洪能看清的問題，一般工人都是明白的。

不消說，陳洪的文章也為自己招來了敵人。有人發貼恐嚇陳洪：“你的博客會繼續封殺！如果你還執迷不悟你將會人頭落地！不是嚇你的！！”陳洪一眼就看出發貼者“不是一個普通人”。陳洪機智地反唇相譏：你這不是在給黨和政府製造麻煩嗎？“萬一我的博客被黑、被封，人家會說這是政府在阻塞言路，萬一我有個三長二短，世人會說，這是政府官員在殺人滅口。您不覺得這事情有點嚴重嗎？”

陳洪堅定地表示：“公務員是為人民服務的，理應接受民眾監督，所以，我有資格對公務員群體進行評論。評論不是造反，我也不認為是和政府過不去，如果因為我幾篇反映我自己心態、生存狀態的文章，而引起政府大廈坍塌的話，那也更不是我的責任。那樣的脆弱的政府能帶領我們走強國富民的路嗎？如此脆弱的政府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要麽是死亡，要麽是覺醒

陳洪如此強烈地批判改革，那決不意味著他想回到過去，留戀毛時代。陳洪說，在毛時代，工人辛辛苦苦地勞動，每月工資僅能維持生存，而農民的日子還更差勁。陳洪也並不為毛時代“工人階級領導一切 ”的口號所迷惑。他說那不過是一道“虛假的光環”，在當年，“我們除了領導自己所操作的機器外，我們領導過誰”？

事實上，正如陳洪所說，在80年代，工人曾經熱烈地擁護改革，對改革滿懷希望。陳洪說：“窮人本應該是改革的支持者、擁護者，也應該是改革的受益人。因為通過改革，可以使窮人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得到改善。”問題是，在中國的改革中，工人沒有發言權。“在中國，由所謂精英主導的改革過程中，政府官員和理論界精英包辦代替了一切。他們對改革政策製定的唯一壟斷性，對改革實施過程的絕對控製權，使他們成為了改革的最大利益獲得者。而作為沒有決策權、監督權的普通民眾來說，利益受到損害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對於這種形式的改革，我們當然要反對。陳洪引用一位網友的話：“長痛之後，要麽是死亡，要麽是覺醒！我們終於悟出了一個真理：沒有人民的憲政，就不會有人民的民主，沒有人民的民主，就不會有人民的政權，沒有人民的政權，就決不會有人民的利益——這是一條鐵的定律！”

鑒於國內的政治環境，陳洪當然不可能把什麽話都講的直白透底。他坦承他有他的寫作底線，有些問題隻能點到為止，有些話隻能那麽講.例如他寫道：“我隻想中央的親民政策能落實到實處，我希望官員能改變自己的作風.我希望下崗工人能尋找到養家糊口的職業，還希望教育、醫療、道路等公共資源能為全體國民共享。這才是我寫文章的最終目的。”乍一看去，陳洪對中共當局還是很信任的，他提出的具體要求並不高，在現行製度下也不是不可以解決的。這就和他在上述文字裏對改革的尖銳批判很不一致。其實原因很簡單。就像陳洪自己說的，“咱不能集會，不敢遊行示威，也沒處上訪”，隻能在網上寫點文章發發牢騷，還要小心翼翼，自我設限。在這種缺少有效抗爭手段的情況下，你除了盼望中共領導人發慈悲還能指望什麽呢？

這就回答了令很多西方觀察家困惑不解的問題.在很多西方人看來，中國經濟發展得很快很好，因而中國政府的地位也很鞏固，雖然貧富差距比較懸殊，但由於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窮人的境遇也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獲得改善，更何況胡錦濤政權還多多少少采取了一些旨在幫助弱勢群體的政策；因此，他們不理解中國政府為什麽要對維權活動如臨大敵，因為這些維權活動提出的要求都是很低的，並不具有挑戰政府合法性的意義，政府完全可以妥善解決。既然如此，為什麽還要殘酷打壓呢？

答案就在於，正因為維權活動要麵對政府的殘酷打壓，所以他們才不敢提出更高的要求。正因為中國民眾的基本人權遭到剝奪，十分缺乏集體抗爭的能力，所以他們才隻好降低目標。這反過來也就是說，如果中國人獲得了集體抗爭的手段，他們就絕不會滿足於僅僅是從權勢者的筵席上分得一點殘羹剩菜，他們必將對這場以改革為名的大搶劫大掠奪進行大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