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風雨雨六十年 中印關係在坎坷中向前發展

中國和印度互為重要鄰國，又同為發展中大國，兩國關係舉世矚目，超越了雙邊範疇，具有全球性意義。中國政府對發展中印關係始終抱有熱情，願意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印度建立麵向未來的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這項政策是一貫的、堅定的。同樣，中印關係風風雨雨六十年也告訴我們，互利才能合作，彼此尊重才能成為夥伴，這是建立穩定、成熟的中印關係的基本前提。風風雨雨六十年1950年4月1日，印度成為非社會主義國家中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相似的曆史和命運，友誼的曆史積澱以及印度獨立、果斷的建交舉措，讓深受帝國主義蹂躪之苦的中國領導人似乎找到了真正的朋友。為發展和維護中印友好關係，中國政府和領導人開創了中國外交史上，甚至在世界的國家交往史上的三個“絕無僅有”。1954年10月，即周恩來總理成功訪印後還不到4個月，尼赫魯作為政府總理第一次訪問中國。尼赫魯在中國受到盛大歡迎。訪華期間，毛澤東主席於10月19日、21日、23日和26日，先後四次會見了尼赫魯。這在新中國的外交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毛澤東所表達的友好願望是濃鬱的。在會談中毛澤東說：“我們所有東方人、在曆史上都受過西方帝國主義的欺侮。”“中國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欺侮有一百多年。你們的國家受欺侮的時間更長，有三百多年。”“因此，我們東方人有團結起來的感情，有保衛自己的感情。”“印度是一個有希望的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印度的每一個好消息都使我們高興。印度好了，對世界是有利的。”“尼赫魯總理這次來訪，一定會看出，中國是很需要朋友的。我們是一個新中國，雖然號稱大國，但是力量還弱。在我們麵前站著一個強大的對手，那就是美國。美國隻要有機會，總是要整我們，因此我們需要朋友。這是尼赫魯總理可以感覺到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在最後一次會談中，毛澤東還真動了感情。據當時擔任譯員的印度外交官白春暉回憶，那天，當月亮已經升起時，尼赫魯向毛澤東告別，毛一直將他送到他的車旁。在握手時，毛澤東忽然吟出詩人屈原的兩句詩，說：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剛剛成立的新中國，是多麽希望有這麽一位“新相知”啊！1959年，因印度慫恿、支持十四世達賴發動分裂祖國的武裝叛亂，中印關係迅速惡化，印度國內反華浪潮甚囂塵上。為了消除誤解，重拾中印友好，5月16日，中國政府以駐印大使的名義向印度方麵遞交了一份題為《中國駐印度大使潘自力對印度外交部外事秘書杜德的書麵談話》的文件。書麵談話重申了發展中印友好關係是中國政府從國內和國際戰略需要出發的既定方針。說：“總的來說，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是如此，今後一千年一萬年，我們相信也將是如此。”中國人民的敵人美帝國主義，……“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於美國，西方又樹敵於印度。西藏叛亂的平定和進行民主改革，絲毫不會威脅印度。你們看吧，‘路遙識馬力，事久見人心’，今後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國的西藏地方與印度的關係究竟是友好的，還是敵對的，你們終究會明白。”“……幾年來，特別是最近三個月，我們兩國之間吵架，不過是兩國千年萬年友好過程中的一個插曲而已，值不得我們兩國廣大人民和政府當局為此大驚小怪。……印度朋友們，你們的心意如何呢？你們會同意我們的這種想法嗎？……朋友們，照我們看，你們也是不能有兩條戰線的。是不是呢？如果這樣的話，我們雙方的會合點就是在這裏。”這樣一篇毫無外交辭令的談話，是朋友之間的肺腑之言。可以說，在各國外交史和外交文件上是絕無僅有的。1962年10月，中國邊防部隊被迫自衛反擊。反擊作戰勢如破竹，僅用一個月就全麵占領了傳統習慣線以北的中國領土。為了充分表達中國政府對於停止邊境衝突、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最大誠意，11月20日，總參謀部向前線部隊下達“停止追擊”的命令。並宣布，中國邊防部隊自12月1日起，回撤至1959年11月7日存在於中印雙方之間的實際控製線，再後撤20公裏，以脫離接觸。中國的決定讓世界“大吃一驚”，稱中國的“勝利大撤軍”在國家關係的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中國政府發展中印友好的誠意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堅持自己的“大國戰略”的尼赫魯又是如何回應的呢？1954年，北京友好之旅的熱烈氣氛還沒有散去，尼赫魯回國後立即下令印度軍隊全線占領麥克馬洪線。1959年，印度慫恿、支持十四世達賴發動叛亂；在中印邊界西段向中國提出全麵的領土要求；中國大使朋友間的肺腑之言反而遭到了印度外交部的憤怒斥責，稱他使用了“不禮貌和不適當的語言”。中印關係從蜜月走向對抗。1960年，尼赫魯政府下達執行“前進政策”的命令，印度軍隊在中印邊界西段、中段全麵向北推進，在東段越過所謂的“麥克馬洪線”，進占麥克馬洪線以北地區。1962年，印度執意發動“把中國軍隊趕回去”的“裏窩那”作戰計劃，中印邊界戰爭爆發。1962年12月，中國政府以單方麵停火和回撤以宣示自己的和平誠意，張皇失措的尼赫魯政府不僅不幡然悔悟，反而稱的停火回撤是“中國政府的陰謀”，並極力爭取美國的援軍事助，叫囂要報這“一箭之仇”。從此中印關係進入了長達十幾年的冷戰、對抗。許多人對中印關係惡化感到惋惜，提出了許多假設。如果尼赫魯能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中國尋求朋友的強烈願望，如果印度能夠以善意來理解中國發展中印友好的戰略意圖，如果印度在得到中國明確反擊信號時能懸崖勒馬，中印關係的曆史將會改寫。但曆史沒有如果。1976年中印兩國恢複大使級外交關係。鄧小平對恢複和發展中印關係傾注了極大的熱情。他在多次接見印度代表團時反複指出：“我們兩國是近鄰，不相互了解，不建立友誼是不行的。”“中印兩國不發展起來就不是亞洲世紀。真正的亞太世紀或亞洲世紀，是要等到中國、印度和其他一些鄰國發展起來，才算到來。”對於邊界問題，“如果你們認為現在解決的時機尚不成熟。那麽，在其他方麵可以進行正常化。印度毋需擔心來自中國的戰爭威脅，因為缺氧，我們無法穿越西藏。我們也不認為，你們方麵會威脅中國。即使你們在邊界上的部隊比我們的多，我們也不感到受威脅。因此，我不理解人們為什麽談論中國或者印度的威脅。”在中印兩國領導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印關係迅速得到恢複和發展。1996年11月，在日益友好氣氛中江澤民主席實現訪印。江澤民主席稱這次訪問是為了“增進了解、加深友誼、建立信任、促進合作”。中國政府和輿論對這次訪問給予很高評價和期盼，稱這次訪問開創了中印關係的新階段，中印友好甚於50年代的蜜月。然而，友好——敵對的怪圈似乎還沒有遠離中印關係。1987年，印度在非法侵占的中國西藏門隅、洛渝、下察隅三個地區，宣布成立所謂“阿魯納恰爾邦”。對此，中國政府予以嚴厲譴責，拒絕承認。1998年5月，也就是江澤民主席訪問印度的友好之旅一年半後，印度以“中國威脅”為借口進行了核試驗，中印關係再次嚴重受挫。合作比對抗好，夥伴比對手好。中印關係大起大落的50年之後，這一觀點逐步為印度各黨各派的政治家所接受。21世紀，中印關係迎來了快速發展的十年。其一，兩國高層交往進入一個曆史上從未出現的新時期。簡單回顧一下本世紀以來兩國最高層交往就很能說明問題。2000年5月印度總統納拉亞南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2001年1月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李鵬委員長對印度進行正式友好訪問；2002年1月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對印度進行正式訪問；2003年1月印度人民院議長喬希對中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2003年6月印度總理瓦傑帕伊訪華；2003年11月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對印度進行正式友好訪問；2005年4月溫家寶總理成功訪印；2006年7月印議會人民院議長查特吉訪華；2006年11月胡錦濤主席訪印；2008年1月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訪華。如此頻繁互訪，極大地增強了彼此互信，也標誌著中印關係已進入全麵發展的新階段。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中印邊界問題特別代表簽署的《解決中印邊界問題政治指導原則的協定》，為和平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確定了指導原則。其二，兩國的重大的國際事務中對話與合作不斷加深。中印兩國領導人在亞歐首腦會議、亞非峰會、八國集團同發展中國家對話會、東亞峰會、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等重要國際場合多次見麵，交流情況，協調立場，重申兩國長期友好、互利合作的決心和信心。在國際反恐、金融危機、氣候變化、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等許多重大的國際問題上，中印兩國都持有相似或接近的立場。其三，兩國經貿關係的快速發展為兩國關係奠定的現實的基礎。上個世紀，兩國發展關係主要是基於國際鬥爭的政治需要，經貿關係發展緩慢。1995年，雙邊貿易額隻有11億美元，1999年雙方貿易額19.7億美元。進入21世紀後，隨著雙邊關係的改善，雙邊貿易得到快速增長。2006年雙邊貿易額248.6億美元，2009年超過500億美元，十年之內，增長了25倍，中國已成為印度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同時，印度也成為對華發起貿易摩擦案件最多的國家之一，直至2009年，印度在WTO仍然有10餘起針對中國的未結反傾銷案。大國之間的關係出現波瀾起伏是正常的，因為大國的戰略利益涉及麵更廣，影響更深遠，特別是中印兩國都是正在“崛起”的大國，利益的衝突、交錯、重疊是不可避免的。總之，經曆了60年的風風雨雨之後，中印關係正在朝著現實、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互利合作是中印關係發展的大趨勢李鵬委員長在2001年1月訪印時多次強調：“中印友好具有充分的理由”。確實，從大局上看，從主流上看，中印友好具有充分的理由。中印兩國人民有著悠久的傳統友誼；中印互為重要鄰國，又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持相同或相近的立場；兩國領導人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國不對印度構成威脅；中印兩國都在進行全麵經濟改革，都麵臨發展經濟，增強綜合國力，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艱巨任務，都需要有一個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和睦相處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中印兩國對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都承擔著重要責任。中印兩國的長遠戰略利益應該是一致的，而不是衝突的。既然有如此充分的理由，那麽，中印關係為什麽會出現如此的坎坷呢？1954年毛澤東與尼赫魯的談話很能說明這一問題。毛澤東在充分表達了中國需要朋友這一願望後說：“我們在合作方麵得到一條經驗：無論是人與人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國與國之間的合作，都必須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損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損害，合作就不能維持下去。”起源於英國殖民者損人利己的安全戰略，是導致中印關係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印度的安全戰略（或大國戰略）要追溯的英國的殖民統治時期。在英國的殖民統治時期，英印政府的戰略重點在南亞、印度洋。而一個令英印政府放心的、安全的北部邊界是其推進印度洋戰略所需要的。為此，英國統治集團內的“前進派”以沙俄南下為假想敵，提出了英印北部邊界態勢的兩種戰略構想。第一，在印度北方，扶持一個受製於英印政府的“緩衝國”。這一方案被認為是最理想的。1904年，英印軍隊入侵西藏和1914年英印政府操縱的西姆拉會議就是這一戰略意圖的具體體現。但由於中國政府的拒絕和1907年的《英俄條約》的限製，該戰略意圖受阻。第二，在印度北部地區確立一條盡可能遠離印度城市的安全邊界。長期以來，中印兩國之間存在一條自然形成的習慣邊界，在西段中段大致沿喀喇昆侖山脈至空喀山口至司丕堤河。東段的大體沿著喜馬拉雅山南麓和布拉馬普特拉河北岸平原交接線。傳統習慣線以北地區長期以來歸中國行政管轄。顯然，這條傳統邊界不符合印度安全戰略邊界的要求。英國前進派戰略家提出了數十種北部邊界方案。其中在邊界西段的1864年的“約翰森線”、1891年的“約翰·阿爾達線”、1898年的“馬繼業—竇訥樂線”和邊界東段的1914年的“麥克馬洪線”是這些邊界方案的典型代表。按照這些設想，英印政府的北部邊界將遠遠越過傳統習慣線，向北擴展12萬平方公裏。英印政府所謂的戰略安全邊界僅僅是英國個別戰略家的安全構想，從未成為英國政府在中印邊界上的邊界政策，也從未和中國政府達成任何協議。因此，傳統習慣線直到1937年以前都得到中英兩國政府的默認，並在兩國國家出版的地圖上標明，而且大體上是一致的。印度獨立後，尼赫魯政府全麵繼承了所謂的北部安全戰略。所不同的是過去英國假想的北方威脅是沙俄，現在是中國。過去改變北部邊界新劃法的僅僅是英國戰略家的設想，現在尼赫魯政府宣稱，按照這些文件，印度的北部邊界是確定的、不能談判的。過去中印邊界的新走向僅僅是英國政府已經過時的內部文件或研究報告，現在尼赫魯政府不僅把這些文件落實到了印度的官方地圖上，而且進行了全麵占領，造成中印邊界的既成事實。正是由於尼赫魯的安全戰略，才人為地製造出了一個12萬平方公裏的中印邊界爭議地區，進而導致中印邊界從分歧到戰爭。上個世紀80年代初，印度政府在對待中印邊界問題的態度上有所改變，從邊界問題不能談判到承諾通過談判和平解決中印邊界爭端，這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一是由於尼赫魯總理在印度擁有崇高威望，他在中印邊界問題上話說死，事做絕，為後任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增加了很大的難度。二是曆屆印度政府從未真正改變以“中國威脅”假想敵的安全戰略，致使近30年的中印邊界談判迄今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中國人民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的決心始終是堅定的，中國政府從未也不可能承認印度單方麵造成的中印邊界“既成事實”。正如溫家寶總理在2010年3月14日答中外記者問時強調的：“在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大問題上，即使是在很窮的時候，我們也是錚錚鐵骨。”中印邊界問題隻有在尊重曆史和互諒互讓的基礎上才能順利解決。印度不確定的國內政治因素是影響中印關係穩定另一個重要原因。由於曆史原因，印度國內民族矛盾、教派矛盾、種姓矛盾等始終是製約印度國內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印度是一個多黨民主製的發展中國家，黨派之爭異常激烈。印度人民遭受三百多年英國殖民者的統治，民族主義情緒十分強烈，民族主義是最能獲得民眾擁護的旗幟。因此，每當國內出現重大不確定因素，政策出現重大轉向時，一些政治家出於國內政治鬥爭的需要，向中國放狠話，宣揚“中國威脅”，為自己撈取政治上的好處。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威脅論”是印度官方和輿論的主要基調，直至以“中國威脅”作為其核試驗的借口，以博取西方國家的同情。但事與願違，印度的“中國威脅論”遭到國際輿論的譴責。1999年1月，印度政府不得不公開收回“中國威脅論”。幾十年來，中國政府都以保持中印邊界的現狀和安寧為自己的基本政策，在中印邊界保持有限的邊防部隊。與此相反，印度不斷向中印邊界增兵，印度邊界兵力是中國軍隊的7倍。即便如此，中國也不認為印度軍隊構成威脅，在中印之間的天然屏障麵前，幾萬甚至幾十萬軍隊都不可能給對方構成實質性威脅。21世紀頭十年，“中國威脅論”雖然沒有多大的市場，但“中國威脅”仍然是印度政要的常用政治術語。2009年6月9日，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表示，印度在國際舞台上會繼續與中國加強關係，但在彼此的領土爭議問題上，印度絕不妥協，會繼續加強邊境防務，因應可能發生的“安全威脅”。與之相呼應的，印度宣布將向所謂“阿魯納恰爾邦”（中國藏南）增兵6萬，同時向其東北邊境部署2個中隊蘇-30MKI戰鬥機。時隔不久，即6月16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市與前來出席“金磚四國”領導人首次會晤的印度總理辛格舉行了會晤，雙方表示，在解決中印邊界問題以前，不采取不利於邊界安寧的任何行動。這種相互矛盾的對華宣示，反映了印度政要因國內政治需要對中國采取的矛盾心態。此外，印度奉行“靈活的不結盟”政策，即在兩大集團的博弈中奉行有傾向性的不結盟。這一政策確實為印度撈取了不少好處。但隨著各大國集團博弈格局的演變，印度的外交政策，特別是對華政策就會出現大的波動。印度不確定的國內政治態勢，靈活多變的外交政策，導致印度對華政策的頻繁搖擺，加大了兩國關係的不確定性和兩國人民的不信任情緒。縱觀中印建交六十年，友好合作始終是主流，是大趨勢。中印關係的健康、穩定發展對兩國有利，對亞洲有利，對世界有利，現實要求我們在２１世紀將中印關係推向一個新的階段。但同時也應該看到，中印兩國政治製度不同，還存在領土爭端、貿易摩擦、意識形態和國際戰略的差別，這些都有可能為中印關係發展增加新的變數。中印關係的曆史告訴我們，隻有互利才能有穩定的合作，隻有互相尊重才能有和平的邊界。我們由衷地希望，中印的互利與合作，將成為21世紀中印關係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