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同情富士康自殺員工 中國白領境遇受關注

富士康員工孫丹勇因丟失一部蘋果手機樣機自殺一事,連日成世界媒體關注的熱點.在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的今天,他的悲劇讓人們看到中國白領光鮮外表下的脆弱. 最近網絡爆紅的一篇文章《白領隕落，黑領崛起》，短短幾天，在Google上搜索，媒體及網民轉貼就高達十四萬次多，跟貼無計其數。這篇文章揭露了一個事實：不到十年，眾人追捧的“白領”及“金領”就落到“過勞族”或“號哭族”的地步，而與“官權”沾邊的黑領，哪怕是黑領手下的司機和保姆，都可能大發橫財，“眾星捧月”，可謂中國社會一大奇觀。 這裏，白領被定義為：“體麵的工作、優雅的修養、豐富的精神體驗。從某種意義上講，白領簡直成為時尚的代名詞”，並證明了“知識可以改變命運”。而黑領是“就職於政府和官有壟斷企業的那個龐大群體。”白領——曾經的社會菁英 上世紀八十年代，上海出現第一幢涉外寫字樓、聯誼大廈，全玻璃幕牆！當時曾讓多少沒見過世麵的上海人“彈眼落睛”！聯誼大廈就在延安東路高架邊上，多少人以能在裏麵工作為榮耀。 這裏麵的白領可謂是社會菁英、時尚的代言。他們收入豐厚，消費能力強，接觸的又是上流人群，自然令人羨慕。“白領”還一度成為一種身份標簽，象征著地位、品位、智慧和能力。 寫字樓裏的中高層主管被稱為金領，是社會菁英高度集中的階層，年齡在二十五歲至四十五歲之間，受過良好教育，有一定工作經驗、經營策劃能力、專業技能和一定的社會關係資源，收入年薪在十五萬到四十萬之間。這個階層不一定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但擁有一個公司最重要的技術和經營權。近年過勞自殺案例增多 但進入二十一世紀，白領的光環不再。一位來自德國的廣州“海歸”說：“中國白領的工作強度，已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中國的寫字樓是世界上最累的寫字樓。” 二零零三年末的一個夜晚，深圳金融界的高級職員吳華軍（化名），輕輕吻了吻熟睡中的妻子和女兒，然後悄悄地走到自家陽台上，飛身跳下……人們紛紛猜測，這位收入豐厚、家庭幸福、正值盛年的男人為何要選擇這種方式結束生命？ 零五年九月十四日，三十六歲茅廣軍的屍體被人在中科院高能所二十八號的樓下發現，他跳樓自殺。很多人難以相信，這個人緣極好，前途光明的中科院理論物理所的博士後，又是德國洪堡學者和日本STA學者的學生，而且在三十二歲時就成為正式研究員，會選擇這樣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 零六年五月九日，百事（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負責長沙建廠項目的經理朱鴻自殺墜樓身亡，他生前的同事說，遺書透露碩士畢業的他在工作中遭受巨大壓力，自己盡心盡力，但心弦始終繃得太緊，這天終於斷了。公司封殺了這一事件的細節，傳媒都沒發消息，而百事員工也對此諱莫如深，唯恐招惹是非，但私下無不扼腕歎息。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他們的死或許有些意外，但絕不偶然。據新浪網上不完全統計，零三年以來，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均發生這樣因無法承受生命之重，而選擇結束生命的個案，而自殺的人大多屬於高收入與高學曆人群。 中國首家職業顧問機構可銳公司零六年對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白領職場生涯作抽樣調查，結果顯示：上海白領感覺壓力大的占67％，北京占45％，廣州占46，深圳占64％；因此考慮過自殺的，上海占23％，北京占12％，廣州占8％，深圳占10％。瀕臨崩潰 號哭減壓 有數據顯示，中國約有70％的白領處於“亞健康狀態”。北京易普斯企業諮詢服務中心，對中國大陸一千五百七十六名白領開展的關於工作壓力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每年有45％的人覺得壓力較大，有21％的人覺得壓力很大，有3％的人覺得壓力極大而瀕臨崩潰。 據調查，零二年，廣東省二十五至三十五歲之間的未婚白領達一百五十多萬人，占總數的1∕3。作為“社會菁英”的白領們為何難覓良緣？“交友麵窄”、“工作太忙”是白領們難入圍城的主要原因。若在Google上搜索“白領減壓”四字，可得到七十多萬詞條，顯然，如何減壓已成為他們工作之外的首選生活內容。 幾年前，初現京城的“周末號哭族”，在外界一片“丫有病吧”的評語中，很快銷聲匿跡；可今天，“號哭族”應運重生，大旗所至一呼百應。《中國產經新聞》五月四日報導：周末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場成為一些上班族新的減壓方式。用“哭”消除焦慮、調節心情的都市白領，因此有了一個代名詞：“號哭族”。 北京一些“號哭吧”因此一直長盛不衰。南京一家已開六年的哭吧老板羅俊說，六年來，“哭吧”客流量一直維持在日均十人左右，“顧客的層次比較高，以白領、商人或者大學生為主，女性占八成以上。他說，越來越多的白領花錢買哭，這暴露了他們的脆弱和壓抑。 網上更有評論說：“從寫字樓出來的就是白領？可有一群偽白領幹得比驢都累，吃得比豬都差，起得比雞都早，下班比小姐都晚，裝得比孫子都好，掙得比民工都少，看著比誰都好，其實勉強解決溫飽。他們不過是一群聽起來很爽，看起來很美，卻幹著辛苦活兒，拿著血汗錢兒，受著臉麵與金錢雙重熬煎的窮人。其實就是脂肪肝和早衰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