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格羅弗·克利夫蘭1885年當選為美國第22任總統，屆滿後謀求連任失敗，四年後再次競選成功，第二次入主白宮，成為美國曆史上迄今為止唯一的“隔任”總統。
格羅弗·克利夫蘭在他的第一任期內受到了公眾的一致好評，但在1897年第二任期後離開白宮時，他已經失去了美國人民的信任和愛戴。一般認為，格羅弗·克利夫蘭政績平平，有曆史學家稱其為“虎頭蛇尾”的總統。
格羅弗·克利夫蘭總統對高關稅持強烈的反對態度，他有個基本觀點是，政府從人民那裏獲得的金錢（稅收）超出政府實際運轉所需的費用是不公正的。他認為高關稅提高了產品價格，加重了消費者的負擔，而且多餘的金錢存放在國庫裏會減緩經濟的發展。格羅弗·克利夫蘭曾經說過，“美元的超額稅收隻能慫恿國會通過一些揮霍浪費的法案”，目前的稅率是“難以辯護的敲詐和對美國公正和正義的背叛”,也是“不必要的稅收的罪惡,不公正和混亂的根源”。
作為一名中國公民，我從小接受的是“納稅光榮”的教育，常聽到國家稅收的本質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仔細想想也是，中國這麽大，科、教、文、衛、災、國防……要花錢的地方太多了，國家通過稅收來組織財政收入，以實現公共服務是很自然的事情，以至於看到100多年前的格羅弗·克利夫蘭對高關稅如此強烈的反對態度，一度讓我難以相信這是一個美國總統的立場。
可是，現實中的一些事情又令人困惑，改革開放三十年，國力日益增強，政府手中可支配的資金越來越多，但教育和醫療這兩項原本應由政府主要承擔的公共服務卻飽受病詬。與此同時，政府機構總是在膨脹、精簡、再膨脹、再精簡的過程中進行著編製改革，而且公務員的待遇變得越來越好，以至於公務員成為中國最熱門的職業，成千上萬的人趨之若鶩。不能要求100多年前的慈禧太後能有同時代美國總統那樣對稅收的認識，但今天是否有人認真考慮過這樣的問題：從人民那裏獲得的金錢（稅收）超出政府實際運轉所需的費用是否合理與公正？
在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被視為是社會製度優越性的體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集中力量”首先是集中財政的力量，而財政力量的根源來自稅收，來自億萬的納稅人。集全國之力幫助地震災區盡快從災難中恢複值得稱頌，但以財政的力量刺激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在全球經濟危機的狀況下，則一定要注意遵循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避免預埋風險。銀行的政策性放貸導致政府承擔風險，最終其實是由納稅人埋單的例子並不鮮見——大筆一揮，抹掉多少農民工辛辛苦苦的血汗錢！過去總講沒有足夠的錢來改善民生，可是有沒有計算過因為政府的失誤而導致的浪費有多少？“美元的超額稅收隻能慫恿國會通過一些揮霍浪費的法案”，重溫100多年前一位美國總統的話語，不能不令人感慨其治國理念之深遠睿智。
說到底，稅收是一個人民和政府的關係問題。
美國的立國精神在《獨立宣言》中得以充分體現：“我們認為下麵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幹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
基於這樣的立國精神，格羅弗·克利夫蘭對高關稅持強烈的反對態度似乎可以理解，但作為美國總統——政府的最高行政長官，格羅弗·克利夫蘭的立場就不能不讓人深思政府該如何行政的問題。
要知道，格羅弗·克利夫蘭所處的年代，正是美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快速過渡的時代。南北戰爭後的一段時期內，美國政府執行高關稅政策，保護本國工業的發展，保護數以百萬計的工作崗位，當時的共和黨便一直在不遺餘力地維護高關稅政策，1890年10月, 格羅弗·克利夫蘭第一任期後的共和黨總統本傑明·哈裏森曾督導政府頒布了以提高進口稅率為主旨的《麥金萊關稅法案》，該法案將進口稅率平均提高到貨值的50%。這一新稅率的實施，有效地限製了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產品的輸入，促進了美國大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可以說高關稅的政策在客觀上對美國成為世界一流的工業化國家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拋卻黨派政治、階級利益的因素，格羅弗·克利夫蘭對於高關稅的認識即使今天看來也具有前瞻性。當時的共和黨紐約黨魁布萊恩稱克利夫蘭1887年12月發表的新年谘文為“自由貿易宣言”，指責克利夫蘭為犧牲美國工業家的利益來鼓勵英國工業家。布萊恩甚至斷言：克利夫蘭的政策將使得美國工人無法與歐洲工人的低廉勞動力競爭，並使得農民遭受重大的損失。為重返白宮，共和黨向工人和農民發出呼籲：拋棄民主黨和克利夫蘭政府，讓更明智的人為美國當家，並聲稱共和黨是“窮人的忠實朋友”。
後人對格羅弗·克利夫蘭的評價褒貶不一，即使支持他的人也認為，他的愛國主義美德贏得了半個國家的尊敬和另外半個國家的憎恨。在美國邁向世界主要強國的進程中，而且高關稅的政策明顯對於這一進程起到了促進作用，即便如此，格羅弗·克利夫蘭能保持清醒頭腦，立場堅定，“不屈從於有組織的暴力,也不向公眾的喧囂低頭”。在我心目中，這位一百多年前的美國總統應該是一位立誌為人民服務的公務員。
一百多年前的美國和中國今天的發展階段頗有幾分類似：經濟（工業）高速發展，城市化進程加快，大企業謀求壟斷，農業及農民麵臨挑戰，勞工為改善惡劣的勞動條件而努力，環境及資源保護……針對這一曆史時期出現的問題，美國政府采取了一係列改革措施，有效地製止了因過度發展而產生的許多錯誤。研究這一時期的美國政治對今天的中國具有現實的借鑒意義，而格羅弗·克利夫蘭總統對待稅收的立場無疑值得我們深思——至少應該明白，盡管改革開放使得中國在某些方麵用30多年的時間走完西方國家上百年的道路，但在更深刻的層次方麵，比如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問題等，中國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作者 繆青 公司職員 《聯合早報網》
www.zaobao.com/forum/pages/forum_us090621d.shtml
格羅弗·克利夫蘭在他的第一任期內受到了公眾的一致好評，但在1897年第二任期後離開白宮時，他已經失去了美國人民的信任和愛戴。一般認為，格羅弗·克利夫蘭政績平平，有曆史學家稱其為“虎頭蛇尾”的總統。
格羅弗·克利夫蘭總統對高關稅持強烈的反對態度，他有個基本觀點是，政府從人民那裏獲得的金錢（稅收）超出政府實際運轉所需的費用是不公正的。他認為高關稅提高了產品價格，加重了消費者的負擔，而且多餘的金錢存放在國庫裏會減緩經濟的發展。格羅弗·克利夫蘭曾經說過，“美元的超額稅收隻能慫恿國會通過一些揮霍浪費的法案”，目前的稅率是“難以辯護的敲詐和對美國公正和正義的背叛”,也是“不必要的稅收的罪惡,不公正和混亂的根源”。
作為一名中國公民，我從小接受的是“納稅光榮”的教育，常聽到國家稅收的本質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仔細想想也是，中國這麽大，科、教、文、衛、災、國防……要花錢的地方太多了，國家通過稅收來組織財政收入，以實現公共服務是很自然的事情，以至於看到100多年前的格羅弗·克利夫蘭對高關稅如此強烈的反對態度，一度讓我難以相信這是一個美國總統的立場。
可是，現實中的一些事情又令人困惑，改革開放三十年，國力日益增強，政府手中可支配的資金越來越多，但教育和醫療這兩項原本應由政府主要承擔的公共服務卻飽受病詬。與此同時，政府機構總是在膨脹、精簡、再膨脹、再精簡的過程中進行著編製改革，而且公務員的待遇變得越來越好，以至於公務員成為中國最熱門的職業，成千上萬的人趨之若鶩。不能要求100多年前的慈禧太後能有同時代美國總統那樣對稅收的認識，但今天是否有人認真考慮過這樣的問題：從人民那裏獲得的金錢（稅收）超出政府實際運轉所需的費用是否合理與公正？
在中國，“集中力量辦大事”被視為是社會製度優越性的體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集中力量”首先是集中財政的力量，而財政力量的根源來自稅收，來自億萬的納稅人。集全國之力幫助地震災區盡快從災難中恢複值得稱頌，但以財政的力量刺激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在全球經濟危機的狀況下，則一定要注意遵循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避免預埋風險。銀行的政策性放貸導致政府承擔風險，最終其實是由納稅人埋單的例子並不鮮見——大筆一揮，抹掉多少農民工辛辛苦苦的血汗錢！過去總講沒有足夠的錢來改善民生，可是有沒有計算過因為政府的失誤而導致的浪費有多少？“美元的超額稅收隻能慫恿國會通過一些揮霍浪費的法案”，重溫100多年前一位美國總統的話語，不能不令人感慨其治國理念之深遠睿智。
說到底，稅收是一個人民和政府的關係問題。
美國的立國精神在《獨立宣言》中得以充分體現：“我們認為下麵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幹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
基於這樣的立國精神，格羅弗·克利夫蘭對高關稅持強烈的反對態度似乎可以理解，但作為美國總統——政府的最高行政長官，格羅弗·克利夫蘭的立場就不能不讓人深思政府該如何行政的問題。
要知道，格羅弗·克利夫蘭所處的年代，正是美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快速過渡的時代。南北戰爭後的一段時期內，美國政府執行高關稅政策，保護本國工業的發展，保護數以百萬計的工作崗位，當時的共和黨便一直在不遺餘力地維護高關稅政策，1890年10月, 格羅弗·克利夫蘭第一任期後的共和黨總統本傑明·哈裏森曾督導政府頒布了以提高進口稅率為主旨的《麥金萊關稅法案》，該法案將進口稅率平均提高到貨值的50%。這一新稅率的實施，有效地限製了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產品的輸入，促進了美國大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可以說高關稅的政策在客觀上對美國成為世界一流的工業化國家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拋卻黨派政治、階級利益的因素，格羅弗·克利夫蘭對於高關稅的認識即使今天看來也具有前瞻性。當時的共和黨紐約黨魁布萊恩稱克利夫蘭1887年12月發表的新年谘文為“自由貿易宣言”，指責克利夫蘭為犧牲美國工業家的利益來鼓勵英國工業家。布萊恩甚至斷言：克利夫蘭的政策將使得美國工人無法與歐洲工人的低廉勞動力競爭，並使得農民遭受重大的損失。為重返白宮，共和黨向工人和農民發出呼籲：拋棄民主黨和克利夫蘭政府，讓更明智的人為美國當家，並聲稱共和黨是“窮人的忠實朋友”。
後人對格羅弗·克利夫蘭的評價褒貶不一，即使支持他的人也認為，他的愛國主義美德贏得了半個國家的尊敬和另外半個國家的憎恨。在美國邁向世界主要強國的進程中，而且高關稅的政策明顯對於這一進程起到了促進作用，即便如此，格羅弗·克利夫蘭能保持清醒頭腦，立場堅定，“不屈從於有組織的暴力,也不向公眾的喧囂低頭”。在我心目中，這位一百多年前的美國總統應該是一位立誌為人民服務的公務員。
一百多年前的美國和中國今天的發展階段頗有幾分類似：經濟（工業）高速發展，城市化進程加快，大企業謀求壟斷，農業及農民麵臨挑戰，勞工為改善惡劣的勞動條件而努力，環境及資源保護……針對這一曆史時期出現的問題，美國政府采取了一係列改革措施，有效地製止了因過度發展而產生的許多錯誤。研究這一時期的美國政治對今天的中國具有現實的借鑒意義，而格羅弗·克利夫蘭總統對待稅收的立場無疑值得我們深思——至少應該明白，盡管改革開放使得中國在某些方麵用30多年的時間走完西方國家上百年的道路，但在更深刻的層次方麵，比如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問題等，中國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作者 繆青 公司職員 《聯合早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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