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蘭·羅素：婚姻與道德

2009年01月24日 @ 9:3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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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明某個社會所具有的特征的時候，不論這個社會是古代的或現代的，總要求助於兩個極其重要而又相互關聯的要素：一個是經濟的製度，另一個是家庭的製度。現代有兩派極有影響力的思想，一派認為萬事皆起源於經濟，另一派則主張萬事均發端於家庭或性。前一派以馬克思為代表，後一派以弗洛伊德為代表。我本人不附和任何一派，因為經濟與性二者間的彼此關聯，從因果關係來考察，似乎並不能表明一方明顯優於另一方。舉個例子來說，毫無疑問，工業革命已經給予並將繼續給予性道德以重大的影響，然而相反，正是清教徒的性德行，成為引發工業革命的雖是局部的、但卻是必要的原因。我並不打算將經濟的因素或性的因素置於首位，事實上，此二者不能被明顯地分開。經濟之於獲取食物，是有根本的關聯的，但在人類社會中，僅為獲取食物這種個人利益才需要食物的情況，是罕見的；他是為了家庭生活才需要食物，因此，當家庭製度發生變化時，經濟的動因也會隨之變化。如果像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所描繪那樣，國家從父母們身邊帶走他們的孩子並將其撫養成人，那麽，不僅人壽保險、而且絕大多數各種各樣的私人儲蓄，也差不多都得停止，這是顯然的；換言之，如果國家承擔了父親們本該承擔的撫養義務，那麽事實上，國家就會成為唯一的資本主義者，徹底的共產主義者主張一種言論，認為國家如果成為唯一的資本主義者，那麽，家庭——就我們所熟知的那種家庭，是不能存在的。即使這話顯得有些離譜，但還是不能否定存在於私有財產和家庭之間的密切的關係。由於這種關係是相互的，因此，我們不能說哪一個是因，哪一個是果。

　　可以發現，社會中的性道德是由幾個階段組成的。最初，有集中載明於法律中的明定的製度，例如，有些國家法律規定一夫一妻製，另一些國家法律製規定多夫多妻製。後來，法律不加幹預，而公共輿情具有了決斷力。最後一階段，在實踐上——倘若不是在理論上，聽憑個人自己去決斷。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並且在世界曆史上也沒有過任何一個時代，曾用理性的考慮以決定性倫理和性製度的，隻有蘇維埃俄國是例外。我並木是說蘇俄的製度在這方麵是完美無缺的，我隻是指蘇俄的製度不是迷信和傳統觀念的結果，而其他國家在各個時代，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它們的製度是迷信和傳統觀念的產物。從一般的快樂和幸福觀點出發，來決定什麽樣道德是最好的，是一個極端複雜的問題，其答案要依著許多情況而定。工業化取得進展的社會較之原始時代的農業社會，其性道德是不會相同的。醫學和衛生狀況良好的地方，死亡率大大降低，比起瘟疫疾病流行以致大量死亡人口難以增長的地方，性道德也是不相同的。或許是由於我們的知識增長的緣故，我們能夠指出，適宜於某種氣候條件的最好的性道德，和適宜於另一種氣候條件的最好的性道德，是如何的不同，以及在一種飲食習慣下的性道德，和在另一種飲食習慣下的性道德，又是如何的木同。

　　一種性倫理影響所及，有極其不同的種類——個人的、夫婦的、家庭的、國家的，以及國際的。在這眾多方麵中的某一方麵有良好影響的，在另一些方麵大有可能影響惡劣。在我們能夠決定我們所能想到的某種製度是木偏不倚之前，需要—一研究這諸多方麵。先就純粹的個人來說——這是心理分析所關注的影響。在這一方麵我們所要顧及到的，不僅應是為一種法規所訓導規範的成人行為，就是教導人們遵從法規的早期教育也不應忽視，在這一領域內，像眾所周知的那樣，早期禁忌的影響也許是奇怪的、無直接關係的。在本問題的這一部分，我們關注個人幸福的水準。我們所研究的問題的第二步，發生於我們關注男女關係的時候。很顯然，有些性關係比其他性關係更有價值。大多數人會同意，含有更多精神成份的性關係，比起純粹肉欲的性關係要更好些。的確，那個由詩人傳達給文明男女的普遍意識的觀點認為，與事雙方的人格愈是發揮作用，雙方的愛情也就愈有價值。詩人還教導人們，愛情越強烈，就要愈珍惜愛情；然而，這是一種很值得商討的說法。大多數具有現代意識的人一致認為，愛情應該是一種平等的關係，因為根據這個原則——而不是根據別的原則，譬如一夫多妻製就不能被認為是一種理想的製度。本問題的這一部分，自始至終都必須研究婚姻和婚姻之外的性關係，因為無論實行哪一種婚姻製度，婚外的性關係總是隨著婚姻製度的變化而變化的。

　　接著，我們將討論家庭問題。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域都存在著木同類型的家庭集團，但是父係的家庭占據著很大的優勢，而且父係的一夫一妻製家庭，逐漸比一夫多妻製的家庭更為盛行。自從公元前以來，西方文明中所存在的性倫理的最初因子，竟規範了那種程度的女性德行，即要求女性的貞操，以致沒有她，父係即無從確定，因為無從確定誰是真正的父親，因而父係的家庭也就不能確立。基督教堅持男子需要貞操而男子木予反對的原因，在於女性被要求保持貞操之外，還由於發自內心的禁欲主義，加以在最近，由於婦女的解放，女性的妒嫉心愈強，從而增加了要求男子禁欲的動因的力量。不過，這種禁欲的因子隻是暫時的，因為假如我們透過表象來判斷，婦女們寧願有一種製度，允許男女雙方都能獲得自由，而不願意有一種製度，將那種自古至今隻有婦女們受到的種種限製強加在男人身上。

　　但是一夫一妻製的家庭又有不同種類。婚姻的決定，或取決於雙方自己，或取決於雙方父母。在一些國家，新娘是買來的；在另一些國家，如法國，新郎是購買的。至於離婚，也有種種情況。信奉天主教的國家絕對不允許離婚，而依照舊中國的法律，哪怕妻子僅犯有饒舌的小過，丈夫也可把她休掉。性關係的恒久性與近似恒久性，發生在動物之中與發生在人類之中的是相同的，為了延續種類，雄性的積極參與對於撫育幼仔是必要的。例如鳥類，它們不得不持續孵蛋以保持蛋的溫暖，並且不得不在白天花費很多時間去覓取食物。對於許多種鳥而言，一隻鳥做兩類事是不可能的，所以雄鳥的合作是必需的。因此，大多數鳥類堪稱德行的模範。在人類之中，父親的通力合作對於後嗣的繁衍具有生物學上的極大益處，尤其是動亂的年代和在變動不居的群體中。但是隨著現代文明的日益進步，父親所扮演的角色也日益為國家所取代，我們因而有理由認為父親不久將不再具有生物學意義上的益處，無論如何，這在賺取工資的階級中是勢所必然的。假使這件事真像我們預想的那樣發生了，我們可以料定，傳統的道德觀一定會徹底崩潰，因為再也沒有任何理由去說明，為什麽母親們一定要她們的孩子有確定無疑的父係。柏拉圖希望我們能更進一步，即不僅由國家取代父親，而且由國家取代母親。我個人並不是十分稱賞這種理想國的人，也並不因為孤兒養育院令人興奮的印象而熱情讚揚這項計劃。不過，經濟力量的強有力推動將使這項計劃在若幹程度上被采用，這倒不是不可能的。

　　法律是在兩種不同的方式下和性發生關聯：一方麵去強化那個社會所擁有的任何種類的性倫理，另一方麵保護在性範圍內個人的一般權利。後者有兩個主要方麵：其一為保護女性和未成年人不受侮辱和有害的利用，其二在於防止花柳病。人們對於這兩件事，不曾純粹根據真相來處置它，因為如此，兩者的實行本來很可以發生效力的，結果卻不是這樣。對於前者，歇斯底裏他禁止販賣婦女為娼的運動，雖得以通過法律加以確定，然而專門藉此營業的累犯，仍可從容規避法律，反而給了他們敲詐百姓的機會。關於後者，那種認為花柳病患者是咎由自取、應得報應的說法，阻礙了在純粹醫學領域對最有效方法的采用，而將花柳病視為可恥的一般態度又使花柳病患者諱疾忌醫，因而得不到及時適當的治療。

　　再者，我們將接著討論人口問題。這本是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需要從各個方麵加以考察。諸如母親的健康問題，兒童的健康問題，以及大家庭小家庭對於兒童品性在心理上的影響問題。這些都可以稱之為衛生方麵的問題。於是又有經濟方麵的問題，既有個人的也有公眾的，這就是一個家庭裏或社會裏每個人的財富與家庭的規模或社會的人口出生率相關聯的問題。而與這個問題密切關聯的是牽涉到國際間的政治與世界和平可能性的人口生殖的問題。最後還有優生的問題，因社會各區域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不同，因而改良或減少其族係。不能根據某種固定不變的理由為一種性倫理辯護，或對其非難，除非將上麵列舉的各種觀點—一細加考察。改革者或保守派是一樣的，他們都習慣於研究問題的某一方麵或最多兩個方麵。能夠找出私人態度和政治觀點間有什麽關聯，尤其罕見。然而要指出兩者中這一個觀點要比那一個觀點重要，也是完全做不到的。所以我們不能預先保證一種製度在私人觀點上是好的；以政治觀點來看也是好的，或者依政治觀點看是好的，在私人觀點上也是好的。我個人的信念是，在大多數時代、大多數地方，難以言喻的心理的力量，會導致人們采用帶有大可不必的殘忍色彩的製度，就是在當今最文明的民族中，其情形依然如此。我還確信，醫學和衛生條件的進步，能使性倫理方麵發生變化，即私人和公眾雙方觀點都認為是好的，同時，前文已經述及，國家在教育方麵增加的任務，會逐漸使父親減少自有史以來那樣的重要性。所以，我們在批評時下流行的倫理觀時，有兩項任務：一方麵要根除常常潛存於我們意識中的迷信成分；另一方麵我們也要考慮到那些全新的因素，這些因素表明過去時代的智慧曾經愚蠢地替代了現時代的智慧。

　　為了獲得對現存製度的透視，我將首先研究以前存在的或現在仍然存在於不甚文明開化的人群中的製度。我將標明流行於現代西方文明中的製度的特征，最後再研究這種製度應該給予修正的地方，且研究希望這樣的修正能夠得以施行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