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無狂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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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適

(2017-08-25 11:00:00) 下一個
From: 拾遺物語
作者:拾遺

 

中國文化中最深入人心的人格,便是君子。

何為君子?君子的標準是什麽?我們該怎樣做君子?

若求答案,毫無疑問,胡適是一個標杆。

陳丹青說胡適:“完全是學者相,完全是君子相。”

唐德剛說胡適:“謙謙君子,溫潤如玉。”

羅爾綱說胡適:“我還不曾見過如此一個厚德君子之風。”

錢鍾書說胡適:“統言之,胡適之品格絕高於魯迅、蔡元培等。”

世間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適。

 

 

▲胡適與江冬秀

君子言而有信、行而有義

1912年正月,郭沫若屏住呼吸揭開蓋頭,

發現新娘竟長著“一對露天的猩猩鼻孔”,

他立馬奮身奔出洞房,五天後離家出走。

郭沫若說:“隔著口袋買貓,交定要白貓,打開口袋卻是黑貓。”

張瓊華獨守空房68年,一生無子女。

1906年,魯迅被母親騙回老家完婚。

新婚晚上,他獨自睡進了書房。

第三天,他從家中出走,去了日本。

魯迅說:“她不是我的太太,隻是母親送我的一件禮物。”

1926年,魯迅赴上海與許廣平同居。

朱安獨守空房41年,一生無子女。

清末民初,喝過洋墨水或富貴顯達者,

紛紛追求“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之新觀念,

拋棄包辦婚姻與糟糠之妻遂成新潮流。

但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胡適卻是一個例外。

 

 

胡適13歲時,母親便做主給他定了婚。

訂婚後15年,胡適與江冬秀從未謀麵。

胡適內心也曾抗拒過、疑慮過、矛盾過,

但終因“不忍傷幾個人的心”而沒有推翻婚事。

“我深深懂得舊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

1917年,留美歸來的北大教授胡適迎娶了江冬秀。

史學家唐德剛說:“這位小腳、眼有翳、愛打麻將的女人,成了傳統中國社會最後一位福人。”

婚後,胡適寫了一首詩自我寬解:

“豈不愛自由?此意無人曉。

情願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這便是胡適——言而有信,行而有義。

 

 

君子周急不濟富

1919年,林語堂到美國哈佛大學留學。

沒想到留學期間,經費用盡,生活斷炊。

走投無路的他,隻好求助於北大胡適。

“能否由尊兄作保他人借貸1000美元,待我學成歸國償還。”

不久,林語堂就收到了胡適的匯款。

胡適說:“這是工資預支款,君歸國後,一定要回北京大學工作。”

哈佛畢業後,林語堂又赴萊比錫大學讀博。

 

他電報胡適:“再向學校預支1000美元。”

後學成回國,林語堂如約到北大任教。

他找到校長蔣夢麟,萬分感謝。

蔣校長感到意外:“哪兩千塊錢?”

林語堂這才知道:“學校根本沒出過這筆資助——那都是胡適個人的錢。”

而且這件事,胡適從沒有向外人說過。

胡適資助的不僅隻有林語堂,還有吳晗、羅爾綱、周汝昌、李敖、沈從文、季羨林、千家駒等一眾才子。

他不僅僅資助才子,也資助販夫走卒。

因為胡適交友從不論貧富貴賤。

 

 

一次,賣燒餅的袁瓞來胡適家閑聊。

胡適說:“我喜歡遊泳,可鼻孔長了小瘤,呼吸不便。”

袁瓞說:“好巧,我鼻孔也長了一瘤,恐是鼻癌。”

胡適立即提筆寫了封信,讓袁瓞交給台大醫院院長。

信中說:“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費用由我負擔。”

當年之民國,很流行一句話——“我的朋友胡適之。”

胡適之仗義疏財,由此可見一斑。

有一年,大學者陳之藩寄支票感謝胡適:

他留學美國時受過胡適400美元的資助。

胡適回信說:“你不應該這樣急於還此400元。我借出的錢,從來不盼望收回,因為我知道我借出的錢總是一本萬利,永遠有利息在人間。”

陳之藩後來說:“我每讀這封信時,並不落淚,而是自己想洗個澡。我感覺自己汙濁,因為我從來沒有過這樣澄明的見解與這樣廣闊的心胸。”

 

 

君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

胡適是倡導白話文的旗手,

而黃侃是反對白話文的先鋒。

一次,黃侃在講課中舉例說:

如果胡適的太太死了,其家人電報必雲: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

“長達11字。而文言僅需四字——妻喪速歸。”

胡適的回擊也令人叫絕。

課堂上,胡適對學生們說:

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發信,

邀我去做行政院做秘書,我拒絕了。

同學們如有興趣,可用文言代我擬一則電文。

學生寫完後,胡適選了一則字數最少的——“才學疏淺,恐難勝任,恕不從命。”

僅12個字,也算言簡意賅。

但胡適說:“我的白話文電文就5個字:幹不了,謝謝。”

學生們紛紛歎服。

 

 

胡適倡導白話文,遭遇無數譏諷和謾罵,

但胡適回擊總是溫文爾雅,從不進行人身攻擊。

羽戈說:“你看他,哪怕與政敵論戰,都是和風細雨,平心靜氣,連一句刻薄話都罕見,更不必說粗口了。”

1948年,胡適被迫離開北京時,

留在寓所的物品中有500多封信件。

往來的對象,幾乎涵蓋了國共兩黨主要領袖、軍政要人以及社會名流。

胡適雖然朋友遍天下,但從來不曾喪失立場——既不加入國民黨,也不加入共產黨。

無論是對待持不同學術態度的“異己”,

還是對待持不同政治態度的“友朋”,

他始終保持著一種“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風——不站隊、不妄議、不迎合、不謾罵。

這一點,民國能做到者,幾人哉?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新文化運動後,因政見不同,

魯迅與胡適交惡。

此後,魯迅在報刊上多次挖苦、諷刺胡適。

麵對魯迅痛罵,胡適從不應戰。

而對於魯迅的文章,隻要認為是好的,

胡適就會大力推薦,比如魯迅的《隨感錄》。

胡適便在演講中多次提到:“一夜不能好好地睡,時時想到這段文章。”

1936年,魯迅去世後,

作家蘇雪林給胡適寫了一封長信,

稱魯迅是“刻毒殘酷的刀筆吏,陰險無比”。

胡適回信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早年的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魯迅死後,胡適從沒發過一句惡聲。

當許廣平就《魯迅全集》出版事宜給胡適寫信,

請他“鼎力設法”介紹商務印書館時,

胡適“慨予俯允”,立馬出麵推薦,

並擔任了魯迅紀念委員會委員,為《魯迅全集》的出版奔波效力。

誅心是人類的通病,禍延千年,勿論中西。

能做到胡適般“惡而知其美”者,有幾人哉?

 

 

君子立論,宜存心寬厚

一天早上,胡適喉部有點發炎,

胡頌平說:“肯定是昨晚喝的酒不太好。”

胡適說:“不要怪人!連醫生也不敢隨便說的話,怎麽好怪人家的酒不好。”

這就是胡適一直倡導的:君子立論,宜存心忠厚。

何謂存心忠厚?就是“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

1936年,丁文江因煤氣中毒去世,

胡適撰文紀念他時說了一件事:

丁文江打牌,把輸贏看得太重,

當他手握好牌,手心便會出汗,

因此常被胡適等朋友取笑。

羅文幹說丁文江:“看錢太重,有寒傖氣。”

但胡適則反思——

“及今思之,在君自從留學回來,

擔負一個大家庭的求學經費,

有時候每年擔負到三千元之多,

超過他的收入的一半。

他從無怨言,也從不欠債;

寧可拋棄他的學術生活去替人辦煤礦,

他不肯用一個不正當的錢。

這正是他嚴格的科學化的生活規律不可及之處。

我們嘲笑他,其實是我們窮書生而有闊少爺的脾氣。”

這就是存心忠厚、有疑處不疑的胡適。

 

 

君子之德,莫美於恕

“寬容比自由更重要。”

這是胡適流傳甚廣的一句名言。

寬容之於胡適,已深入他骨髓。

作為新文化運動和“自由主義”之旗手,

胡適譽滿天下,也謗滿天下。

麵對別人的咒罵,胡適並不生氣。

有一次,他在給楊杏佛的信中說:

“我受了十餘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

有時他們罵得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

有時他們罵得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

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於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願挨罵。

如果有人說,吃胡適一塊肉可以延壽一年半年,

我也一定情願自己割下來送給他,並且祝福他。”

 

 

此前,胡適與魯迅兄弟談《西遊記》時,

說第八十一難應該這樣改最合佛教精神:

“唐僧取了經回到通天河邊,

夢見黃風大王等妖魔向他索命。

唐僧醒來,叫三個徒弟駕雲把經卷送回大唐。

自己念動真言,把想吃唐僧肉的冤魂都召請來。

他自己動手,把身上的肉割下來布施給他們吃。

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極樂世界,

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

放眼20世紀,能說這番話者,唯胡適一人。

耿雲誌說:“中國最不缺的是極端的力量,最缺的是胡適這種溫和而堅定,自由而悲憫的力量。”

 

 

君子不受虛榮、不祈妄福

1929年,胡適從北京到上海的旅途中,

意外碰見了老朋友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

赫定是瑞典國家學會十八名會員之一。

赫定說:“我想提名你做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

胡適果斷而婉轉地拒絕了。

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可沒有那厚臉皮。我是不配稱文學家的。”

後來,李敖寫了《播種者胡適》一文,

充分肯定胡適對國家、民族的貢獻。

胡適讀罷此文後,給李敖寫了一封信:

“說我在紐約‘以望七之年,親自買菜做飯煮茶蛋吃’,其實我不會‘買菜做飯’。”

“說我‘退回政府送的6萬美金宣傳費’,其實政府從來沒有送我6萬美金的事。”

“說‘他懷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監獄看他’,我曾幫過他小忙,但不曾到監獄去看過他。”

 

 

信中指出的錯誤,全是給胡適貼金的。

倘若胡適好虛名,完全可以緘口笑納。

但他卻毫不含糊,對多處貼金拒不接受。

胡適難道不好名嗎?

他給別人寫的信都要謄抄一份留下來,

其日記也明顯可以看出是為了日後發表,

顯然,胡適非常之“好名”。

但他之“好名”,有兩點非常值得如今熙熙於名者學習。

一是“君子好名,取之有道”。

“不接受來曆不明、言過其實的虛名。”

二是“成名後,就不要辜負這個名聲”。

“對名譽始終保持著一種警惕和反省。”

這就是胡適——不受虛榮、不祈妄福。

 

 

君子不隨眾、不盲從

1937年,羅爾綱趕時髦,

出版了《太平天國史綱》一書。

《書人雜誌》將其選入“中國最新十部佳著”。

胡適讀後,當麵批評羅爾綱:“做書不可學時髦。”

“你寫這部書,專表揚太平天國,

而太平天國之亂,讓中國幾十年不曾恢複元氣,

你卻隻字未提,這樣盲從做史是不對的。”

正因胡適的耳提麵命,羅爾綱後終成著名曆史學家。

胡適學術上的偉大,不在於他的著作,而在於他的治學之方法——“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讀古人的書,一方麵要知道古人聰明到怎樣,一方麵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樣。”

“世間有一種最流行的迷信,叫做‘服從多數的迷信’。人都以為多數人的公論總是不錯的。”

所以胡適覺得應該“大膽的假設”,

不大膽地假設、懷疑,就不會有進步和創新。

但大膽假設、懷疑之後,應該“小心的求證”,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

“沒有證據,隻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隻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奉為定論。”

胡適學術上的偉大之處,正在於此。

史學家顧頡剛說:“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於胡先生,而間接得之於辯證法。”

這種治學方法,也被胡適運用於做人做事中。

所以他從來不站隊、不妄議、不盲從,不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把別人的腦力當腦力。

 

 

君子不降誌、不辱身

1952年,胡適應邀到台灣講學,

他當麵對蔣介石說:

“台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

第一無人敢批評彭孟緝。

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

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

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

當時的台灣,連錢穆都沒膽這麽說。

1954年,台灣召開“國民大會”,

商議改選“總統”、“副總統”,

蔣介石假意推薦胡適做總統候選人。

胡適拒不接受:“我有心髒病,連保險公司都不願保我的壽險,怎能挑起總統這副擔子?”

有人問:“如果你真被提名甚至當選時怎麽辦?”

胡適答:“如果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認;如果當選,我宣布無效。我是個自由主義者,我當然有不當總統的自由。”

 

 

1958年,蔣介石邀請胡適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就職典禮上,蔣介石提出明確要求:“應擔負起複興民族文化之艱巨任務”,要配合當局“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

蔣介石講完後,胡適站起來,一開口就說:“總統,你錯了。”

然後逐條駁斥蔣介石,說學術與政治無關。

蔣介石怫然變色,氣得全身發抖。

蔣介石原來是去“致訓”的,結果成了“聆訓”。

蔣在當天日記中憤慨記錄:“今天實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橫逆之來。”

這就是“不受左右”的胡適。

“不降誌,不辱身,不追趕時髦,也不回避危險。”

學者王元化說:“我這輩子,最欣賞胡適這句話。”

 

 

君子之本,知行合一

1962年2月24日,一場慶祝酒會上。

胡適發表即席演講,不料講到一半,

突然心髒病猝發,倒地而亡。

整個天下,哭聲一片。梁實秋說:“但恨不見替人。”

但蔣介石心裏的石頭終於放下了,

他在日記中寫道:“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與民族複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

當年,胡適在贈言北大哲學係畢業生文章裏,

曾引用禪宗的一位高僧所言:

“達摩東來,隻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我這裏千言萬語,也隻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

 

 

之所以說胡適是君子的榜樣,

正因為他一生都在堅持——知行合一。

既告訴別人怎麽做,又做給別人看!

李敖說:“40年來,能夠一以貫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傳他所相信的,而且在40年間,沒有迷茫,沒有‘最後見解’的人,除了胡適之外,簡直找不到第二個。”

不由又想起了胡適欲改寫《西遊記》的結尾:

“唐僧動手,把身上的肉割下來布施給他們吃。

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極樂世界,

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

胡適,實實在在、的的確確就是這樣的一位唐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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