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無狂想地
曼舞飛絮的羈旅，小小的足跡漂泊在文字裏，隨心而來，隨緣而去，隨意而遊，隨喜而嬉，天地一痞。
轉載自 時代教育-教育家
怎樣的教育才算“好的教育”？
筆會：您從小進的啟明、振華，長大後上的清華、牛津，都是好學校，也聽說您父母家訓就是：如果有錢，應該讓孩子受好的教育。楊先生，您認為怎樣的教育才算“好的教育”？
楊絳：教育是管教，受教育是被動的，孩子在父母身邊最開心，愛怎麽淘氣就怎麽淘氣，一般總是父母的主張，說“這孩子該上學了”。孩子第一天上學，穿了新衣新鞋，拿了新書包，欣欣喜喜地“上學了！”但是上學回來，多半就不想再去受管教，除非老師哄得好。
我體會，“好的教育”首先是啟發人的學習興趣，學習的自覺性，培養人的上進心，引導人們好學，和不斷完善自己。要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中受教育，讓他們潛移默化。這方麵榜樣的作用很重要，言傳不如身教。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師長的影響，由淘氣轉向好學的。爸爸說話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報》評論一篇接一篇，浩氣衝天，擲地有聲。我佩服又好奇，請教秘訣，爸爸說：“哪有什麽秘訣？多讀書，讀好書罷了。”媽媽操勞一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總要翻翻古典文學，現代小說，讀得津津有味。我學他們的樣，找父親藏書來讀，果然有趣，從此好（hào）讀書，讀好書入迷。
我在啟明還是小孩，雖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姆姆的愛心感染，小小年紀便懂得“愛自己，也要愛別人”，就像一首頌歌中唱的“我要愛人，莫負人家信任深；我要愛人，因為有人關心。”
我進振華，已漸長大。振華女校創始人狀元夫人王謝長達太老師毀家辦學，王季玉校長繼承母誌，為辦好學校“嫁給振華”貢獻一生的事跡，使我深受感動。她們都是我心中的楷模。
爸爸從不訓示我們如何做，我是通過他的行動，體會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訓的真正意義的。他在京師高等檢察廳廳長任上，因為堅持審理交通部總長許世英受賄案，寧可被官官相護的北洋政府罷官。他當江蘇省高等審判廳廳長時，有位軍閥到上海，當地士紳聯名登報歡迎，爸爸的名字也被他的屬下列入歡迎者的名單，爸爸不肯歡迎那位軍閥，說“名與器不可假人”，立即在報上登啟事聲明自己沒有歡迎。上海淪陷時期，爸爸路遇當了漢奸的熟人，視而不見，於是有人謠傳楊某瞎了眼了。
我們對女兒錢瑗，也從不訓示。她見我和鍾書嗜讀，也猴兒學人，照模照樣拿本書來讀，居然漸漸入道。她學外文，有個很難的單詞，翻了三部詞典也未查著，跑來問爸爸，鍾書不告訴，讓她自己繼續查，查到第五部辭典果然找著。
我對現代教育知道的不多。從報上讀到過美術家韓美林作了一幅畫，送給兩三歲的小朋友，小孩子高高興興地回去了，又很快把畫拿來要韓美林簽名，問他簽名幹什麽，小孩說：“您簽了名，這畫才值錢！”可惜呀，這麽小的孩子已受到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價值觀的教育難道不應引起注意嗎？
筆會：您是在開明家庭和教育中長大的“新女性”，和錢鍾書先生結婚後，進門卻需對公婆行叩拜禮，學習做“媳婦”，連老圃先生都心疼自己花這麽多心血培養的寶貝女兒，在錢家做“不花錢的老媽子”。楊先生，這個轉換的動力來自哪裏？您可有什麽良言貢獻給備受困擾的現代婚姻？
楊絳：我由寬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錢家做“媳婦”，從舊俗，行舊禮，一點沒有“下嫁”的感覺。叩拜不過跪一下，禮節而已，和鞠躬沒多大分別。如果男女雙方計較這類細節，那麽，趁早打聽清楚彼此的家庭狀況，不合適不要結婚。
抗戰時期在上海，生活艱難，從大小姐到老媽子，對我來說，角色變化而已，很自然，並不感覺委屈。為什麽，因為愛，出於對丈夫的愛。我愛丈夫，勝過自己。我了解錢鍾書的價值，我願為他研究著述誌業的成功，為充分發揮他的潛力、創造力而犧牲自己。這種愛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覺的相互支持。
我與錢鍾書是誌同道合的夫妻。我們當初正是因為兩人都酷愛文學，癡迷讀書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鍾書說他“沒有大的誌氣，隻想貢獻一生，做做學問。”這點和我誌趣相同。
我成名比錢鍾書早，我寫的幾個劇本被搬上舞台後，他在文化圈裏被人介紹為“楊絳的丈夫”。但我把錢鍾書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價值。我賴以成名的幾出喜劇，能夠和《圍城》比嗎？所以，他說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我不僅讚成，還很高興。我要他減少教課鍾點，致力寫作，為節省開銷，我辭掉女傭，做“灶下婢”是心甘情願的。握筆的手初幹粗活免不了傷痕累累，一會兒劈柴木刺紮進了皮肉，一會兒又燙起了泡。不過吃苦中倒也學會了不少本領，使我很自豪。
錢鍾書知我愛麵子，大家閨秀第一次挎個菜籃子出門有點難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場。兩人有說有笑買了菜，也見識到社會一角的眾生百相。他怕我太勞累，自己關上衛生間的門悄悄洗衣服，當然洗得一塌糊塗，統統得重洗，他的體己讓我感動。
詩人辛笛說錢鍾書有“譽妻癖”，鍾書的確欣賞我，不論是生活操勞或是翻譯寫作，對我的鼓勵很大，也是愛情的基礎。同樣，我對錢鍾書的作品也很關心、熟悉，1989年黃蜀芹要把他的《圍城》搬上銀幕，來我家討論如何突出主題，我覺得應表達《圍城》的主要內涵，立即寫了兩句話給她，那就是：
圍在城裏的人想逃出來，
城外的人想衝進去。
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
人生的願望大都如此。
意思是“圍城”的含義，不僅指方鴻漸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就是對自己處境的不滿。錢鍾書很讚同我的概括和解析，覺得這個關鍵詞“實獲我心”。
我是一位老人，淨說些老話。對於時代，我是落伍者，沒有什麽良言貢獻給現代婚姻。隻是在物質至上的時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輕的朋友，男女結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雙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賞吸引、支持和鼓勵，兩情相悅。我以為，夫妻間最重要的是朋友關係，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該是能做得伴侶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侶。門當戶對及其他，並不重要。
筆會：楊先生，您覺得什麽是您在艱難憂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質，最值得驕傲的品質，能讓人不被摧毀、反而越來越好的品質？您覺得您身上的那種無怨無悔、向上之氣來自哪裏？
楊絳：我覺得在艱難憂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質，是肯吃苦。因為艱苦孕育智慧；沒有經過艱難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麽坎坷。有了親身經驗，才能變得聰明能幹。
我的“向上之氣”來自信仰，對文化的信仰，對人性的信賴。總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說的：有念想。
抗戰時期國難當頭，生活困苦，我覺得是暫時的，堅信抗戰必勝，中華民族不會滅亡，上海終將回到中國人手中。我寫喜劇，以笑聲來作倔強的抗議。
我們身陷上海孤島，心向抗戰前線、大後方。當時凡是愛國的知識分子，都抱成團。如我們夫婦，陳西禾，傅雷，宋淇等，經常在生活書店或傅雷家相會，談論國際國內戰爭形勢和前景。我們同自願參加“大東亞共榮圈”的作家、文化人涇渭分明，不相往來。
有一天，我和錢鍾書得到通知，去開一個不記得的什麽會。到會後，鄰座不遠的陳西禾非常緊張地跑來說：“到會的都得簽名。”鍾書說：“不簽，就是不簽！”我說：“簽名得我們一筆一劃寫，我們不簽，看他們怎麽辦。”我們三人約齊了一同出門，把手插在大衣口袋裏揚長而去，誰也沒把我們怎麽樣。
到“文化大革命”，支撐我驅散恐懼，度過憂患痛苦的，仍是對文化的信仰，使我得以麵對焚書坑儒悲劇的不時發生，忍受抄家、批鬥、羞辱、剃陰陽頭……種種對精神和身體的折磨。我絕對不相信，我們傳承幾千年的寶貴文化會被暴力全部摧毀於一旦，我們這個曾創造如此燦爛文化的優秀民族，會泯滅人性，就此沉淪。
我從自己卑微屈辱的“牛鬼”境遇出發，對外小心觀察，細細體味，一句小聲的問候，一個善意的“鬼臉”，同情的眼神，寬鬆的管教，委婉的措辭，含蓄的批語，都是信號。我驚喜地發現：人性並未泯滅，烏雲鑲著金邊。許多革命群眾，甚至管教人員，雖然隨著指揮棒也對我們這些“牛鬼蛇神”揮拳怒吼，實際不過是一群披著狼皮的羊。我於是更加確信，災難性的“文革”時間再長，也必以失敗告終，這個被顛倒了的世界定會重新顛倒過來。
筆會：楊先生，您一生是一個自由思想者。可是，在您生命中如此被看重的“自由”，與“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卻始終是一物兩麵，從做錢家媳婦的諸事含忍，到國難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麵前深自斂抑、“穿隱身衣”，“甘當一個零”。這與一個世紀以來更廣為人知、影響深廣的“追求自由，張揚個性”的“自由”相比，好像是兩個氣質完全不同的東西。這是怎麽回事？
楊絳：這個問題，很耐人尋思。細細想來，我這也忍，那也忍，無非為了保持內心的自由，內心的平靜。你罵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決不還手。若你拿了刀子要殺我，我會說：“你我有什麽深仇大恨，要為我當殺人犯呢？我哪裏礙了你的道兒呢？”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禦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隱身衣”，別人看不見我，我卻看得見別人，我甘心當個“零”，人家不把我當個東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個透。這樣，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張揚個性。所以我說，含忍和自由是辨證的統一。含忍是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學會含忍。
筆會：孔子“十五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那一段話，已進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成為一個生命的參照坐標，不過也隻說到“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期頤之境，幾人能登臨？如今您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覺嗎？能談談您如今身在境界第幾重嗎？
楊絳：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今身在境界第幾重。年輕時曾和費孝通討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時間跑，地球在轉，即使同樣的地點也沒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現在我也這樣，感覺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葉子的變化，聽鳥的啼鳴，都不一樣，new experi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day。
樹上的葉子，葉葉不同。花開花落，草木枯榮，日日不同。我坐下細細尋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沒有一天完全相同，總有出人意外的事發生。我每天從床上起來，就想“今天不知又會發生什麽意外的事？”即使沒有大的意外，我也能從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體會。八段錦早課，感受舒筋活絡的愉悅；翻閱報刊看電視，得到新見聞；體會練字抄詩的些微進步，舊書重讀的心得，特別是對思想的修煉。要求自己待人更寬容些，對人更了解些，相處更和洽些，這方麵總有新體會。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鮮感受和感覺。
我今年一百歲，已經走到了人生的邊緣邊緣，我無法確知自己還能往前走多遠，壽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淨這一百年沾染的汙穢回家。我沒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隻在自己的小天地裏過平靜的生活。
細想至此，我心靜如水，我該平和地迎接每一天，過好每一天，準備回家。
一群披著狼皮的羊！很對！大部分國人如此！
以前都把老師叫先生的呀，“先生”對應“學生”。叫“錢鍾書先生”的也不少，百度維基上都是這麽叫的。
大學裏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不論男女一般都是稱“先生”的。
他們的女兒、英年早逝的錢瑗教授不幸趕上動亂時代，要不然也是一代大家。
將女性稱為先生，主要還是限於五四之後的那幾代傑出女性。如宋慶齡、林徽因、冰心、許廣平、張愛玲、楊絳等等。能被稱為先生，有幾個條件：一是傑出，二是具有知識分子背景，三是年齡較大，四是屬於自由開明人士。因此，稱女性為先生，是時代的產物和特色。
稱傑出女性為先生是特定時期的特定產物，這幾代傑出女性也樂於被人稱為先生，學界之中普遍有此稱呼以示尊重，這是約定俗稱的，今日的人還是尊重並沿用這稱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