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衝及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本書簡介：《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委托項目，是金衝及教授研究中國曆史50年、連續寫作3年多而成的總結之作。全書共四卷，100多萬字，分平裝精裝兩種。全書從1894年的甲午戰爭中國慘敗寫起，曆經義和團……[連載內容]
毛澤東在文革中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他為什麽要那樣做？這是許多人覺得難以理解的問題。
毛澤東一直把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作為自己奮鬥的目標。他渴望在中國建立起一整套全新的社會製度，並且鑒於蘇聯的教訓，力求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但那時中國共產黨對什麽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並不清楚。“毛澤東和中央主要領導人很自然地按照戰爭年代經驗來設計社會主義的藍圖。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提出了以‘一大二公’為特點的人民公社構想。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融為一體，生活集體化，農村城市化，城市農村化，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限製資產階級法權，毛澤東認為，這就是現時可以實行的社會製度。”“‘大躍進’失敗後，他雖然糾正了一些具體措施中的錯誤，但對這種超越階段的設想仍然沒有放棄，真誠地堅持認為，自己設計的這一目標和手段是完全正確的，是可以實現的。”劉國光主編《中國十個五年計劃研究報告》，第286頁。這種很大程度上帶有空想色彩的社會主義構想本來是行不通的，但對此持有懷疑或不讚同的主張卻被他視為階級鬥爭的表現。這就使矛盾發展得更加尖銳了。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毛澤東越來越擔心：中國以後會背離社會主義道路，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這就是他常說的“出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複辟”。他最憂慮幾種現象：一是中央領導層中出現的重大分歧，特別是農村工作中“包產到戶”的主張得到不少中央領導人支持，被他認為是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表現，引起他對這些領導人的嚴重不信任。二是社會主義社會中出現的黑暗麵，特別是幹部嚴重脫離群眾的現象。他在一九六○年初就講過：“所有製問題基本解決以後，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係問題。”“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也是一種生產關係。在這裏，例如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態度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改進規章製度，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這種關係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於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34、135頁。一九六五年一月，他讀了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的第八機械工業部部長陳正人給薄一波的信。陳正人在信中說：經過蹲點，“開始發現了廠裏從不知道的許多嚴重問題。這些問題，如果再讓其繼續發展，就一定會使一個社會主義的企業有蛻化為資本主義企業的危險。”“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一部分老幹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後，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薄一波在信旁批道：“這是個問題，所以成為問題，主要是由於我們多年來沒有抓或很少抓階級鬥爭的緣故。”毛澤東把這個問題看得很嚴重，在信上批示：“我也同意這種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毛澤東在陳正人1964年12月4日給薄一波的信上的批注，1965年1月15日。“四清”運動中被誇大地揭出的種種問題，使他認為幹部蛻化變質的狀況有著相當大的普遍性，更增強他那種緊迫感。三是他認為文化教育領域內，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仍占著優勢。前引他對文藝工作批示中所說：“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便是一個例子。“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把鬥爭重點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不是偶然的。顯然，毛澤東這時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已十分嚴重。而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領導人和許多大區、省一級的領導人對此卻沒有作出相應的反應。這使毛澤東非常不滿。他對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說過：
(編輯：點兒)
文章摘自 《二十世紀中國史綱》 作者：金衝及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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