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 23日召開會議，決定今年9月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主要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研究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問題。近日，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許耀桐教授接受記者采訪，就十七屆四中全會進行了前瞻性分析。
我黨執政能力建設的來源
記者：在十七屆全會即將召開之際，讓我們先回顧一下十六屆四中全會精神。我黨的執政能力是從哪裏來的呢？
許耀桐：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在黨的建設史上具有重要的曆史地位。全會通過了《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這是在黨的建設史上第一次提出執政能力的問題。全會的主題就是黨的執政能力建設。過去講黨的建設，一般是四大方麵，即思想建設(其中著重包含理論建設和政治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製度建設，到十六屆四中全會時就加了一個能力建設，變成為五大建設。
十六屆四中全會不僅關注能力建設，提出了能力建設，而且還集中研究了如何提高執政能力建設問題，把研究成果匯集起來，專門作了一個決定。《決定》指出：“我國改革發展處在關鍵時期，社會利益關係更為複雜，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在機遇和挑戰並存的國內外條件下，我們黨要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繼續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這三大曆史任務，必須大力加強執政能力建設。這是關係中國社會主義事業興衰成敗、關係中華民族前途命運、關係黨的生死存亡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戰略課題。隻有不斷解決好這一課題，才能保證我們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曆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的曆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曆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這就是十六屆四中全會的基本精神，它很好地說明了黨麵臨著“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的能力這兩大曆史性課題”，強調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那麽，黨的執政能力究竟從哪裏來的呢？至少要強調三點：
一是從內容上看，黨的執政能力來自五個方麵。根據《決定》所說的，這五個方麵就是：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應對國際局勢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也就是說，黨的執政能力就是由這五方麵構成，它涵蓋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國際的領域。
二是從來源上說，這五大能力的源泉究竟蘊藏在哪裏呢，可以說是蘊藏在我們的知識學習中、工作鍛煉中、改革實踐中以及與人民群眾的緊密聯係中。這四個方麵的來源缺一不可，如果離開這四個來源，我們黨別說擁有什麽能力，恐怕而是變成了傻子、瘋子、聾子、跛子的問題。
三是從態度和精神上說，要獲得執政能力，還一定要講謙虛、務實、認真、開放進取、講求實效。沒有這樣的態度和精神，也不可能擁有執政能力。
十七屆四中全會再次聚焦黨建問題的四大現實背景
記者：從1994年9月的十四屆四中全會到2009年9月的十七屆四中全會，為何時隔15年，中央委員會再次全麵研究部署黨的自身建設的問題？請您為我們分析一下聚焦這個問題的現實背景。
許耀桐：實際上不應該這麽說，從1994年9月的十四屆四中全會到2009年9月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時隔15年後中央委員會再次全麵研究部署黨的自身建設的問題。當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後，在2001年9月時，也就是十五屆六中全會，就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接著在2004年9月，十六屆四中全會又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可以說，黨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也包括現在的十七大在內，在每一次黨代會的五年間，都會安排一個中央全會專門研究黨的自身建設問題，並且形成了相應的黨的建設的決定。這也不奇怪，黨要管黨，就要把自身的事情首先做好。
雖然在十四大以來的每一次黨代會後的五年期間，都會研究黨的建設問題，但每一次並非隻是形式上的安排，而是根據現實的情況和從解決實際問題的需要出發的。那麽，這次十七屆四中全會的現實背景是什麽呢？我認為主要有這麽幾個方麵：
一是從黨的思想狀況來看，還需要下大力氣進行科學發展觀的學習教育和貫徹落實，進一步用科學發展觀武裝各級幹部的頭腦。雖然我們已經進行了很長時間的關於科學發展觀的學習宣傳了，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幹部對科學發展觀的認識都是很清楚的，例如，對為什麽要科學發展，怎樣更好地科學發展，都還要下很大力氣來統一認識。有的幹部不學習、渾渾噩噩，素質差，例如有一個副局長這樣質問記者“你到底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
二是從黨的廉潔狀況來看，並不容樂觀。僅十七大召開以來的2008和2009兩年，就有陝西省政協副主席龐家鈺、最高法院副院長黃鬆有、廣東政協主席陳紹基、浙江省省委常委、紀檢書記王華元、深圳市長許宗衡、天津市常委皮黔生等6位副部級以上幹部出問題了。而廳局級以下的幹部，出了腐敗問題的也不在少數。可以說，腐敗已成為人們最深惡痛絕的政治弊端，最容易激起民憤。
三是從黨的規製狀況來看，缺漏還比較多。例如，幹部財產申報製度還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公車使用、公款吃喝、公費旅遊這些問題，也都沒有獲得很好的製度性解決。還有就是權力必須得到有效的製約問題，這更是根本的問題，現在一些地方的“一把手”仍然是“絕對權威”、開“一言堂”，甚至是盲目決策、瞎指揮，而受不到任何的批評、監督。
四是從黨的幹部提拔升遷的情況看，現在是一條正道和三條邪路並存。一條正道就是，真正是品德好、作風正，工作踏實、有能力，得到老百姓擁護，通過實踐得到證實確實是好幹部的被提拔重用了，這是體現了我們黨的“任人唯賢”、“德才兼備”的幹部路線。但是，除了這條正道外，不可否認，還是有一些人是通過其他三條邪路上去的，一是靠溜須拍馬、裙帶關係，從而得到上級的賞識，或者直接就是上級某個領導的親信，得到他的認可，得到他的指定而提拔的；二是靠拉幫結派，搞哥們兄弟關係，通過哥們義氣“拉票”幫襯，在所謂的民意測驗中得到“高票”而上去的；三是有的就是直接依靠金錢的力量，通過買官賣官上去的。這三條邪路必須堅決堵住。
總之，以上這些問題不解決，我們黨的建設就不能前進，甚至會發生危機。所以，需要通過十七屆四中全會來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
我黨一脈相承的黨建思維脈絡
記者：黨的建設一直被稱為“偉大工程”，源遠流長，其思維一脈相承。請您為我們分析一下我黨一脈相承的黨建思維脈絡。
毛澤東首先把黨的建設作為一個“偉大的工程”提出來，側重於革命黨的戰鬥力建設
許耀桐：黨中央三代領導人都關注黨的建設問題，這有一個不斷發展創新的過程，我們可以進行一個簡要的曆史回顧。1939年10月，毛澤東首次把黨的建設作為與武裝鬥爭、統一戰線並列的三大法寶之一。他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指出，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迫切地需要建設一個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建設這樣一個黨的主觀客觀條件也已經大體具備，這件偉大的工程也在進行之中。”在這裏，毛澤東首次提出了黨的建設“偉大的工程”這個命題。黨的建設“偉大的工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提出來，針對的主要是革命黨的建設，是要增強革命黨的戰鬥力，是為了建立新中國。
10年之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我們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但正如毛澤東所說的：“革命以後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 毛澤東提出“兩個務必”的命題，並形象地比喻為“進京趕考”，認為，中國共產黨進城掌握全國政權是“進京趕考”，表示“一定要考出好成績，我們絕不當李自成。”
鄧小平把黨的建設“偉大的工程”明確與“執政”聯係起來
毛澤東關於黨的建設“偉大的工程”的思想，在鄧小平那裏向前發展。在1956年黨的“八大”上首次提出，要搞好“執政黨的建設”問題。據考證，這是第一次把我們黨稱為執政黨而不是革命黨。此後，1962年鄧小平又再次指出：“我們黨成為執政黨，這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但是，執政黨也不是很容易當的。”“所以，我們每天每時都要注意執政黨的特點。”鄧小平關於“執政黨建設”的思想可惜被“文化大革命”打斷。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1980年2月，鄧小平提出了一個“執政黨怎樣才合格”的問題。
江澤民明確提出黨的建設的“新的偉大工程”，並初步把它與執政能力建設聯係起來
鄧小平提出的問題，為江澤民所高度重視。1989年12月，江澤民在中央召開的黨建理論研討班的一次講話中指出“我們的黨是執政的黨，黨的領導要通過執政來體現。我們必須強化執政意識，提高執政本領”。1994年，江澤民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命題，對黨的建設“偉大的工程”做了深入的闡述，提出了“新的偉大的工程”。在《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在當代世界風雲變幻的條件下，在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變革中，把黨建設成為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起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能夠經受住各種風險、始終走在時代前列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這是全黨繼續進行的“新的偉大的工程”。2001年7月，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指出：“我們必須繼續圍繞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建設一個什麽樣的黨和怎樣建黨這個基本問題，進一步解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這兩大曆史性課題，全麵推進黨的建設的新的偉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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