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張班溫暖如春,過去到現在班裏大事小情哪裏能沒有張班在那兒操心,在那兒張羅?飯局是張班攢的,周到的張班曾經在微信裏,電話裏無數次跟我說:“你坐地鐵從你哥家過來很方便,在一條地鐵線上。下地鐵往東不到五分鍾就到了某某橋,就在橋下,老遠能看見倆紅燈籠。”在張班的提醒裏:往東,某某橋和紅燈籠一直就是仨關鍵詞。對張班我們是信服的,那是百分之一千的信服,從沒產生過任何懷疑。
跟張班確認了無數次的地鐵站以及出口,我是信心十足認定自個兒可以輕輕鬆鬆找到餐館兒的。可等我到了地麵上就蒙圈啦:張班說的那座橋在哪裏呀?哪邊是東呀?那倆紅燈籠在哪兒呀?我問路人,看來現在這老北京人真不多啦,就沒人知道那座橋。好不容易把方向“東”搞明白啦,我就開始往東走,可是在我心靈最深處隱隱覺得五分鍾之內我是不可能到達目的地的。我撥通了張班的電話,“張班,看不見你說的橋,燈籠之類的呀。”
“你往東。”
“我在往東。”
我開始給他羅列我眼睛所能看到的各種建築物。“你就到那個烤鴨店正下方打輛車過來吧,用不了五分鍾。”我看著斜對過的烤鴨店,又跟張班確認清楚,張班打著保票說錯不了。
這條馬路很繁忙,我費半天勁才走過去,在烤鴨店門口仰著脖子瞄了半天確定我在正下方,又信心十足啦,開始招手打車:還有五分鍾我就可以看到親人們啦!那真是心潮澎湃,激動萬分。
我拉門進車,從師傅那眼角眉梢,麵部表情,一看就知道是老北京人,但那一臉對我的不待見不耐煩讓我立馬覺得幹了虧心事兒似的。顯然他今兒氣兒不是很順,也許他天天氣兒都不順。我卑微地巴結著報了我要去的地方。
“下車!”語氣堅定。我茫然地看著他,話都說不出來。
“方向反啦!”我本想再多問幾句,但看司機那凜然的神色,乖乖下了車,出租車絕塵而去。
又撥通了張班的電話。“你往東。”
“可你讓我等車的地方就不是往東,司機不帶我。”
“你往東。”
接下來就是我那屈辱的問路之旅,好多人一見我靠近,還沒等我沒開口,或者先躲開,或者直接說“不知道”,問題是我還啥都沒問呢,你咋知道你不知道呀?
好不容易問到兩個老北京人,大致使我在方向上有了點兒正確清晰的認識,但一個說幾分鍾就到,一個說還有兩站地。難道他們一個是鬆鼠變的,一個是老牛變的?我這匹小馬還得自個兒試深淺?
那條路上基本看不見出租車,我就隻能依靠我健步如飛的十一路啦。估摸著走了十幾分鍾,我以為要到了,可是還是沒有看到橋,沒有看到燈籠,雖然我在往東走。
“我對麵是某某賓館,我應該往哪邊兒走?”我又一次撥通了張班的電話。
“你往東。”我曆來分不清東南西北,對老北京這種指路方式一直就沒明白過。這時聽到張班的“你往東”,我恨不得把我的手通過電話伸過去掐住張班的脖子,殺氣騰騰地對他吼,“再說一句你往東,我就代表月亮消滅你!”
可是他是我們敬愛的張班呀,我做了一個深呼吸,盡量保持心平氣和柔聲細語,完全忽略他的“你往東”,開始按我的方式詢問,“我是向左向右,還是向前向後。”感覺張班還是特別想說“你往東”,但他也感覺出這個“你往東”對我幫助不大,就沉吟片刻,“向前走。”
我就這樣連問帶蒙,跌跌撞撞地又走了十幾分鍾。謝天謝地,我終於看到了那座橋!那倆紅燈籠是在看到餐館兒之後看到的。我覺得我都熱淚盈眶啦。
領導就是領導,在飯桌上那是絕對不承認自個兒指路方麵的有待提高,我將了他一軍,“回頭你送我到地鐵站,看看是五分鍾,還是二十五分鍾。”當然後來我就後悔啦。
張班在十分肯定我沒喝過純生啤酒,雖然我辯解我喝過,但他聽都不聽一定要嚐嚐的時候就已經喝多啦。還是那句話:領導就是領導,大事兒上不含糊,帳還是結啦,雖然大著舌頭。
張班執意要送我去地鐵站,要證明五分鍾能到。我真後悔呀,因為他家在反方向,那真是五分鍾就能走到,我怕我還得把他送回來。而且張班打著晃兒,大著舌頭,一臉慈祥地微笑著和你說著車軲轆話,你不能笑,還得處處提防他會摔倒。而且張班多金,雖然也這歲數啦,但還是風韻猶存,玉樹臨風。萬一有那不開眼的要劫財劫色咋辦呢?好在我們綁架了另一位領導一路同行,張班的安全問題就不歸我管啦。
張班一直慈祥著,微笑著,和藹可親著,慈愛地看著我們和我們說話;說話還有意中間停頓著;在努力保持直行雖然做不到;在努力口齒清楚雖然也做不到。所有這一切症狀都是一個喝大了的人在拚命掩飾自個兒喝大了的事實。
三十分鍾我們走到了地鐵站,當然不能說張班指路有誤差,實在是我們三個聊天兒太開心歡樂啦,不舍得走快。
驚聞同學們趁著過節又要聚會,隻想溫馨提醒各位老同學:張班指路,您需謹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