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熟果子的博客
青澀果子
袁家倜語：我現在很獨立，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這在以前老袁家的女人裏，是沒有的。現在的生活讓我很快樂。
她曾是購物不花錢，出門有保鏢的千金大小姐；“文革”抄家後，她被下放農村，成為勞動婦女；改革開放後，她靠買原始股起家，成了天津西餐廳的女老板。袁世凱84歲的孫女，至今仍在打拚。
來到天津，位於中心市區南部的五大道，素有“萬國建築博物館”的美譽，這裏至今還保留著300多座風格各異的小洋樓。在其中的成都道上，有一座並不起眼的四層英式洋房，是袁氏家族目前在中國大陸唯一的房產。洋房上掛著“蘇易士西餐廳”的牌子，其經營者是袁世凱的孫女，已84歲高齡的袁家倜女士。
袁家倜是袁世凱目前在世的孫輩中，年齡最大的。她精力旺盛，69歲開始下海經商，如今還在商海“打拚”。老人家皮膚細膩，看上去十分年輕，舉手投足間，還留有舊時大家閨秀的味道。
“袁家的封建殘餘我沒有繼承，唯一可能保留了點的，就是生活上的考究。”袁家倜的著裝講求特色，塗的指甲油是香港的，抹的化妝品是倩碧等大牌，戴的首飾工藝精細，連洗發水、沐浴露也很講究。她說自己琴棋書畫沒有天分，唯一的愛好就是購物。
袁家倜底氣很足：“我現在很獨立，無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這在以前老袁家的女人裏，是沒有的。現在的生活讓我很快樂。”袁家倜在天津做了24年的政協委員，無論是招商引資還是扶貧救災，她總是衝在最前麵，為天津的經濟發展做了不少貢獻。
談起過往，袁家倜反而慶幸自己經曆了非同尋常的大起大落。“這對我是極大的改造和曆練。半個世紀的巨變反而救了我，刺激了我的求生欲，讓我學會自力更生。否則我早像袁家大多數子孫一樣，養尊處優，靠遺產寄生，然後抽大煙，找樂子，窮困潦倒而亡。”
祖母是朝鮮人
袁家倜是袁世凱四子袁克端之女。袁世凱一生正式娶進門的有一妻九妾，共有17個兒子、15個女兒、22個孫子、25個孫女，袁家兒孫共計79人。
袁家倜的父親袁克端，是袁世凱的四姨太吳氏所生。吳氏是袁世凱三位朝鮮姨太太中的一個。當年，她本是作為丫鬟，隨朝鮮王妃的妹妹金氏陪嫁到袁家的。哪曾想，本以為來做“正室”的金氏，卻和她的兩個丫頭，同被袁世凱收為妾。她們三人都是朝鮮族，嫁到一個陌生的封建家庭，語言不通，又不懂得中國的封建禮數，在袁家受盡了淩辱和折磨。
袁世凱喜歡纏足的女人，他所娶的太太和姨太太，除了這三位是“天足”，其餘都是裹足的。三位女子來時都已成年，無法裹足，無奈隻得仿照從前京劇中的花旦、武旦“踩寸子”的辦法，做出纏足的樣子，來取悅袁世凱。吳氏還算幸運，死在袁世凱直隸總督任上，少受了一些罪。其他兩位直到袁世凱去世，才離開 “寸子”，最後連路都不會走了。不僅如此，滿懷醋意的大太太還經常趁袁世凱不在家，對她們非打即罵，甚至進行虐待。
袁世凱去世後，他的現金被分為17股，給了他的每個兒子。每人一股，計12萬銀元。15個女兒，每人分到嫁妝費8000銀元。姨太太隨各自兒女生活，不分現金。但袁世凱生前的金銀細軟、瑪瑙玉器、綢緞裘皮，各房太太均分了一些。
在天津勝利路大營門，原有一個大院，六座大樓。解放前，袁世凱的大部分姨太太及其子孫們，都聚居在此。1924年袁家倜便出生在這裏。當時，祖父袁世凱已去世8年。
袁家倜沒有見過祖父，但她多少也有所耳聞：“父親很害怕祖父，他們以前每天要給祖父請安，每天幾乎都是公式一樣的問答，有時惹惱祖父，甚至會被用皮鞭和木棍抽打。”袁世凱偶爾會在兒子請安時，讓他們陪同吃飯。據說一次，二兒子袁克文吃得很飽，袁世凱遞給他一個熱饅頭，他不敢說不吃，偷偷將饅頭塞進袖筒，竟燙掉了一層皮。
袁家倜說，袁世凱雖然對兒子們很嚴厲，但對女兒們卻比較“嬌縱”。“祖父有著‘女兒為重’的思想，家裏的男孩都有小名，但女兒他都不允許起。他認為女兒是別人的人，同時也是他攀親家的工具。袁家的子女都是包辦婚姻，幾乎全都與當時的滿清王爺和軍閥後代結了親。比如曹錕的兒子是我十四姑父，黎元洪的女兒是我九嬸，這都是祖父促成的，包括我的父母也是如此。”
與世隔絕的大小姐
袁家倜的母親是天津最有名望的大鹽商何仲瑾的女兒，“母親家裏在天津光出租的瓦房就有好幾千間，當時兩家聯姻，讓很多人羨慕不已。然而……”
談起自己的父母姐妹，袁家倜不堪回首。她的父親畢業於天津新華書院，字寫得相當有水平，古硬質樸，自成風格。然而作為大總統的兒子，袁克端從小養成了吃喝揮霍的習性。他當過張作霖大元帥府的參議，但連班都不會上，之後又在開灤礦務局當掛名董事，每月分300元銀元。袁世凱搞洪憲帝製時，他還刻了 “皇四子”之印，自比雍正。可惜好景不長，1916年袁世凱去世時，這個兒子，一夜間由“皇四子”變成了尋常百姓，他難以接受，大受刺激，從此精神失常。
袁克端的後半生，主要靠典當遺產和股票為生。他們夫妻兩人都是煙鬼，有大煙癮。由於揮霍無度，後來家境很窘迫。1951年袁克端去世。
袁家倜兩個姐姐命運也很悲慘。“很多書上都寫袁克端有兩子一女，其實我還有兩個姐姐，她們也是封建禮教包辦婚姻的犧牲品，婚後受虐待而死，很淒慘。所以我對舊社會，沒有任何懷念。”
袁家倜童年時期，曾有過13年優越的生活。在她4歲時，被無子女的二姑媽過繼到門下，來到了江南水鄉無錫。“二姑媽家是一個新式家庭，二姑父曾留學美國，是中國較早接受實業救國思潮的民族工業家。他在無錫辦有絲綢廠，是當地的首富。”袁家倜在二姑媽的教育下，開始學習英文，了解經營，並考取了上海中西女子高中。
“我們當時住的房子，現在是無錫的博物館。房子共3層，每層8間，隻有姑父、姑媽和我3個人住，可傭人就有37個。司機、管家、保姆、清潔工，屋外還有網球場和遊泳池。”
袁家倜上的是教會學校，她說自己當時最怕的，就是上曆史課。“隻要一提到袁世凱，我簡直就無地自容。”
“那時我進學校，汽車的窗簾都拉著。8點上課，我7點50分進校，汽車要一直開到學校裏麵。他們怕我被綁架，給我帶一個保姆，一個男保鏢，一個司機，3個人送我上學。等我上課的時候，保鏢要在外麵守著，司機回去，到點再來接我們。”
袁家倜後來回想，“你說這樣的生活叫什麽？叫幸福？我覺得不是。就好像是沒有自由的行屍走肉，你和社會根本沒有聯係。”袁家倜直到上初中都不會買東西。 “那時我買東西都是姑媽領著，帶著保姆、保鏢，到百貨公司看好，車就運回來了，他們會去賬房拿錢。究竟東西什麽價格，我一概不知。我們出門身上從來不帶錢。”
但不能否認，在無錫的日子，是袁家倜最快樂的時光，她可以上街，可以和鄰居家的男孩一起玩。然而，袁家倜17歲時，因二姑媽出國，她又被送回天津的家。
在什麽狀態下都能活
回到死氣沉沉的袁家，袁家倜開始被進行“早晚請安、吃飯不得‘過河’”等封建禮數的管教，“家裏人不讓我上學，因為大學男女同校，他們在家裏給我請了漢文先生。我念了4年古文，現在詩詞歌賦，都還會一些。”
雖然袁家當時已走向沒落，但她說，“講實話，那時候即便很難，隨便賣點家裏的東西，生活還是過得比普通人好，家裏依舊連廚子、仆人、老媽子一共幾十號人。”袁家倜的父母都不工作，她的叔叔伯父們也如此，一起過著渾渾噩噩的生活，“一個個麵黃肌瘦，吃得再好也不行。”
在姑媽家接受了西式教育的袁家倜，壓抑得喘不過氣來，“袁家封建殘餘到了後期，青年人有點正義感的，都接受不了。”不久，袁家倜成家了，嫁給了當時天津民族工商界頗有名望的“元豐五金行”的老板丁先生。
“我愛人也是個資本家，他當時自己創辦了3個企業，我們還有個貿易行，年底收錢都是我親自過目，”但不久，隨著政策形勢的變化，她的命運發生了逆轉。
1956年開始公私合營，袁家的特權被取消了，他們再也不能不帶錢就隨意買東西了。這些細微的轉變，對袁家倜來說，“也是個適應和改造的過程 ”。“我還記得第一次數錢的時候，非常困難，覺得那麽髒，總不想數。我從坐四輪汽車改坐三輪人力車，又從三輪車變為擠公共汽車。最初，我丟了兩回手鐲，兩回戒指，都是金的，皮包也丟過，讓人扒走了。”
接踵而來的“文革”，更讓她感到了“真正的末路”。袁家倜接到最後通牒，全家到農村去接受改造。她當時已有三兒一女，大女兒已經在甘肅祁連山插隊。她和丈夫帶著三個兒子，一床鋪蓋，告別生活了幾十年的小洋樓，來到天津西郊大寺王莊子。
袁家倜走時，頭都沒回，她當時想，可能再也回不來了。
農村對袁家倜和她的全家來說，遙遠而陌生。荒涼的土地，坎坷的土路，低矮的土屋和呼叫的北風，讓一家人不知所措。“為了驅蚊蟲、趕毒螞蟻，我學會了抽煙；沒有吃的，隻能把捏不攏的散窩窩頭和著野菜吃；經過鍛煉，後來40斤的土豆，我背起來就走。”袁家倜突然發現，她的意誌力竟如此堅強。
在農村時間久了，袁家倜開始動起腦筋：“那裏生活非常貧窮，一天勞動下來，隻有一個工分，而一個工分才1毛5分錢。我想到丈夫曾擔任過天津市工商聯五金工會主委，又是幹生意出身，大膽向村裏提出了開辦五金小工廠的建議。”在農民們的支持下，袁家倜辦起了當地第一個鍍鋅廠，她當工廠會計，丈夫當廠長。在他們的努力下，小工廠越來越紅火，給農民們帶來不少實惠。工廠開張的第一年，村裏的工分就提高到8毛5分錢。“這大概是來到農村的第3年，從此我們最苦的日子過去了。”
袁家倜一家在農村幹了整整8年。1973年，堂哥袁家騮受周恩來總理邀請回國。根據周總理的批示，袁世凱第三代後人逐漸恢複自由。1978年，袁家倜回到天津，住進了位於天津成都道40號的小洋樓。她百感交集，“8年的改造，我認識到什麽？並不是錢的重要，而是一個人生存的本領，你要在什麽狀態下都能活，這是一種能力。”
袁家騮建議開西餐廳
在袁世凱的第三代中，有一人改變了整個家族的麵貌，讓袁家後代揚眉吐氣。他便是世界著名高能物理學家、美籍華人袁家騮，袁世凱二兒子袁克文之子。袁家騮曾獲全美華人協會傑出成就獎，他的妻子吳健雄博士，是世界上首顆原子彈研製人員中唯一的女性，被稱為“中國的居裏夫人”。
這位堂哥對袁家倜的人生也有很大影響。“堂哥的父親袁克文，是民國時期的四大公子之一，天性風流，才華橫溢。可惜晚年敗光了家產。堂哥出國的路費和鐵皮箱子，還是我和二姑媽送去的。”袁家倜還記得堂哥在船上站得筆直，一動不動如雕像般的身影，她當時也立誌“要像哥哥一樣”。
1987年初，袁家倜來到了深圳。已經63歲的她，被這個地方深深吸引，在深圳一幹就是6年。“我參與了當時國內最大的度假村建設項目，成為深圳第一批創業者。”6年後，袁家倜在深圳買了一些原始股票，賺了70多萬元。袁家倜印象很深：“當時深圳不讓匯款，我就用大皮包把錢裝著，帶回了天津。”
一個老人，有70萬元的養老金，晚年可以盡享天倫了。但袁家倜卻決心要在天津再幹一番事業。在袁家騮和吳健雄的建議下，她開了一家西餐廳。
“人家都說大餐廳火5年，小餐廳火3年，我的餐廳一下開了15年。”如今已年過八旬的袁家倜，還是老板，還在拚搏。“現在競爭很激烈，要想常盛不衰，大要關注國際和國內的經濟形勢變化，研究西餐的發展，及時更新菜肴，小要管理各項賬目和各類人員，檢查廚房食品、衛生……”她分析了“蘇易士”不垮的秘密， “特殊之處是沒有外債。房產是我的，資金是我和兒子湊的，就我一個獨號，不開分號。有多少大企業想和我合作，我都不。為什麽，一變味就完了，開分店多是好，但隻要一家出事了，說倒全部倒。”
越老越要爭取經濟獨立
2003年，袁家騮去世後，將他和妻子的畢生積蓄，全部捐贈中國，這讓袁家倜非常受觸動。“我有時甚至說他摳門，請他吃個烤鴨，他會批評我三天。他和吳健雄在美國，中午就吃方便麵，錢放到口袋都不知道花。哥哥在我這裏住了7年，樓下是餐廳，這讓他特別高興，說這是他最奢侈的生活。”
“我照顧堂哥7年，他沒給我一分錢遺產。他說，那樣就把我害了。袁家活生生的例子太多了，花花公子都窮困潦倒，隻會花錢不會掙錢，揮金如土。”
談起自己的兒女，袁家倜說，“我不養閑人，因為我還在工作呢，從依靠家族到後期自己置辦一草一木，我完全是自己拚出來的。兒女們也要自己奮鬥，現在他們都有車有房，自食其力。”
袁家倜在天津薊縣先後共資助了20多個孩子，每批培養到小學畢業。現在，第二批已經培養到五年級了，每個孩子一年5000元。
采訪時，袁家倜的小孫女跑來告訴奶奶，她大學畢業正準備出國深造，今天接到了團中央和中組部消息，被選中去陝西做賑災誌願者。袁家倜肯定地告訴孫女，“不出國，也要先去災區！”
袁家倜把鄧穎超在一次婦聯會上的話，作為座右銘：“女同誌越老越要爭取經濟獨立，越老越要爭取政治地位。我現在體會很深，女人老了，要是沒有地位，那就是被人遺忘的角落；要是沒有經濟基礎，問兒女要錢，不是很可憐？女人半邊天，我既有政治上的榮譽又有經濟上的獨立，我是雙贏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