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朱德：不可替代的總司令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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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上世紀50年代後期，多年來，某些影視片以及文藝作品，把我軍的主要創始人，曆史上被各界公認的“紅軍之父”，我軍永遠的總司令，共和國第一元帥 ——朱德，塑造成一個唯唯諾諾。平平庸庸，人雲亦雲，無所作為的人，一個軍中的擺設，甚至連他的下級和部將都不如。這不但醜化了朱老總。而且也是對我軍的貶低。因為，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一支英勇善戰所向無敵的軍隊，長期以來，居然是由這樣一個窩囊的統帥來指揮，那真是貽笑大方。
　　朱老總，從我軍設立總司令一職起，直到1954年10月撤銷，一以貫之，一直擔任這一崇高的職務，從來沒有更換過，以後也不會再有。所以我才稱其為我軍永遠的總司令。而總政委一職，則數易其人，多次易手。為什麽?很簡單，因為他是造詣高深的軍事指揮的行家裏手，因為他是我軍無可替代的駕馭戰爭的巨擘。
　　
　　朱老總與遊擊戰運動戰
　　
　　在殘酷激烈的戰爭年代，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敵強我弱，我軍作戰的主要戰略戰術原則是采取遊擊戰和運動戰。而這一作戰原則的提出者和創始人首推朱德。我這決不是標新立異，危言聳聽，這是由毛主席的著作所證明了的。毛選四卷第一卷(1966年7月橫排版)，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第 188頁，毛主席寫道：“我們的戰爭是從1927年秋天開始的，當時根本沒有經驗。南昌起義、廣州起義是失敗了，秋收起義在湘鄂贛邊界地區的紅軍，也打了幾個敗仗，轉移到湘贛邊界的井岡山地區。第二年四月，南昌起義失敗後保存的部隊，經過湘南也轉到了井岡山。然而，從1928年5月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樸素性質的遊擊戰爭基本原則，已經產生出來了，那就是所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很顯然，這個遊擊戰的戰略戰術原則 ——十六字訣，是由朱老總1928年4月28日與毛主席會師後，帶到井岡山上來的，所以才有“從1928年5月開始”這種情況發生。毛主席還指出，在此之前“當時根本沒有經驗”，說明在朱老總未到以前，他是不知道這一戰略戰術原則的。聶帥於1986年12月1日在紀念朱德誕辰100周年的講話中闡明“朱德同誌通過實踐，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打法，然後上升到理論，提出了有名的十六字訣，得到了毛澤東同誌的肯定。”他的話，有力地印證了毛主席在上麵的敘述，證明朱德是遊擊戰“十六字訣”的創始人，毛主席是肯定者和應用者。此外，當年井岡山時期的老將領和老戰士，也多有記述。例如楊至成、何長工、宋裕和、範樹德、龔楚等。他們曾經回憶說：“朱毛會師後，原來井岡山的同誌們紛紛奔走相告，說‘這下好了，來了個會打仗的’，又說‘朱軍長有一個禦敵的十六字訣’。” 參加南昌起義，時任南昌軍官教育團總務處處長的趙鎔老將軍，在1983年6月14日接受中央文獻研究室黨史工作者的訪問時，他說：“你們寫朱德同誌的傳記，有一件事提醒你們，就是關於‘十六字訣’的問題。一般都認為‘十六字訣’是毛澤東同誌提出來的，其實是朱德同誌最早提出來的，他是在許多地方做過試驗的。最早起源於1913年，他在滇南個舊戡亂、剿匪。”他又說：“我就曾問過他，‘十六字訣’不是您提出來的嗎?怎麽成了毛主席提出來的了?他說：隻要對革命有利，誰提的都一樣”。朱老總對這一問題的回答與他的一貫風格一樣，表現出極其博大而寬厚的偉人胸懷。
　　關於運動戰，毛選四卷第一卷，在同一篇文章的第214頁寫道：“‘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就是今天我們的運動戰的通俗的解釋。”也就是說，它是運動戰的戰略戰術原則。而這一原則，是早在1925年，朱老總在蘇聯莫斯科郊外莫洛霍夫卡村秘密軍事訓練班擔任學員隊長和軍事輔導教員時，回答教官“回到自己國內怎樣打仗”的問話時就提出來的，他的原話是：“部隊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這是有明文記載的。而且，這句話是地道的四川方言，是朱老總用他自己的家鄉話來形象生動地表述自己的運動戰戰略戰術思想。毛主席把它寫在這裏，同樣也無異於告訴世人，這項著名的運動戰戰略戰術原則，其發明權是屬於朱老總的，他僅僅是接受運用並發揮。
　　上述史實，特別是毛主席自己的表述，白紙黑字，鐵證如山。 如此說來，對於我軍遊擊戰和運動戰戰略戰術的鼻祖是朱老總的結論，難道還有什麽可以值得懷疑的地方嗎?還有必要再去爭論不休嗎?
　　
　　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核心部分其源頭是朱德的軍事實踐
　　
　　毛主席的特長是軍隊政治工作，思想工作，組織工作，理論工作，還有政權建設和政府工作，他特別善於總結汲取和發揮，擅長寫作，這些也正是他作為總政委的分內工作。作為總政委，後來作為軍委主席(我軍自抗戰以後，就不設總政委一職，軍委主席實際上兼有總政委的職責)，他還參與部隊作戰行動方針的製定和戰略部署的研究。但是，他不是“萬能匠師”，他從來沒有替代過總司令的工作，他的工作範圍，沒有超出過總政委。擅長行動方針的製定與戰略部署的研究，並不等於會打仗，而且戰略決策也不是由總政委一人決定，他負責起草命令和指示是代表軍委，並不是他的個人意見。打仗光有戰略部署不行，還必須轉化為具體的軍事行動，必須善於戰場指揮，必須擁有豐富的戰鬥經驗和具體的軍事專業知識。比如熟知各種武器裝備的性能，殺傷威力和殺傷範圍，各種兵器兵力的火力分配和協同，各軍兵種的戰術配合與協同，各種戰術動作如何實施，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進行射擊投彈刺殺爆破土工作業等，如何具體組織部隊行軍、宿營、隱蔽、警戒、偵查、包圍、進攻、退卻、掩護等，還要熟悉部隊的各種條例條令等等。這些，作為總政委的毛主席，他是不熟悉的。例如，1928年3月由於誤傳毛主席被開除黨籍，任命他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他表示為難，說“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而這“軍旅之事”正是朱老總、彭德懷、劉伯承、林彪等軍事統帥與戰將的擅長。特別是朱老總，戰略戰術兼優，在戰爭年代，黨中央毛主席在軍事指揮方麵主要倚重於朱老總。事實上，在紅軍初創時期，在井岡山和中央蘇區時期，在軍事上，毛主席主要是向朱老總學習的，他善於學習善於總結善於運用善於發揮，他與朱老總合作，創造了許多輝煌的戰績，逐漸形成了一整套的人民戰爭思想。
　　可以毫不誇張地講，毛澤東軍事思想，其核心部分的源頭，是朱老總的軍事實踐，這也是“紅軍之父”的美譽歸於朱老總而不是毛主席的緣由所在。
　　上麵一節關於遊擊戰運動戰提出者的論述，就是這一結論很好的證明。所以，科學地講，準確地講，實事求是地講，“毛澤東軍事思想”應當稱作“朱毛軍事思想”。
　　
　　智勇雙全，軍政兼優的朱老總
　　
　　回溯當年，南昌起義失敗之後，朱老總一枝獨秀，率領南昌起義碩果僅存的一團勁旅，僅以八百壯士，與敵人巧妙周旋，殺出一條血路，然後秘密隱人老同學範石生部，弄得國民黨軍莫可奈何。他所率領的這八百位勇士，鑄成了我軍的第一支鋼鐵雄師，即後來井岡山上著名的紅四軍第二十八團，僅該團一個團隊，就產生了我軍的三位元帥，一位大將，這在我軍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獨一份”。我軍兩位有著赫赫戰功的著名戰將——林彪與粟裕，都是出自朱老總統率的這八百壯士內，這決不是偶然的。朱老總所諄諄教導的作戰方法：“有什麽武器打什麽仗，看什麽敵人打什麽仗，在什麽時間打什麽仗”，他們做到了“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林彪在東北解放戰爭中，在總結作戰經驗時，還多次談到江西中央蘇區反圍剿時的經驗，他提出的許多新的戰略戰術原則，還是植根於江西蘇區時代，而其源頭，正是朱老總。粟裕大將在他的回憶錄中寫到這一時期時，滿懷深情地描繪道：“進到石徑嶺附近，這裏都是懸崖峭壁，地形十分險要，隻有一個隘口可以通過，卻被反動民團占據了。這時朱德同誌突然出現在隊前，他一麵鎮定地指揮部隊疏散隱蔽，一麵親自帶領幾個警衛人員，從長滿灌木的懸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敵人的側後發起進攻，敵人驚恐萬狀，紛紛逃跑，給我們讓開了一條前進的道路。當大家懷著勝利的喜悅，通過由朱德同誌親自殺開的這條血路時，隻見他威武地站在一塊斷壁上，手裏掂著駁殼槍，正指揮後續部隊通過隘口。”粟裕大將總結道：“鐵的事實告訴我們：真正的革命英雄，不是別人，乃是百折不撓，大義凜然的朱德同誌和陳毅同誌。”
　　從範石生部出走後，緊接著他又率部發動了湘南暴動，集結起近萬人的大部隊於1928年4月浩浩蕩蕩殺上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合，共同開創了中國革命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割據新道路。朱老總上了井岡山，使得井岡山上革命軍的兵力增加了十倍，超過了萬人，引起了敵人的恐慌和注意，開始對井岡山進行較大規模的圍剿，但都被朱毛領導的工農革命軍一一擊破。這些戰役戰鬥的戰場指揮者不是別人，正是朱老總。
　　湘南暴動，是我軍初創時期的最大暴動之一，其規模超過秋收起義，朱老總是我黨我軍唯一的參與領導了兩個大暴動的高級領導人。
　　他率起義軍餘部轉戰粵閩贛邊，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隊伍保持不散，而且屢戰屢勝，除了他具備高超的軍事造詣以外，更是與他對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視分不開的。他在艱苦的轉戰過程中，不忘黨的宗旨，在關鍵時刻，領導了著名的“贛南三整”。經過“贛南三整”，即安遠天心圩的思想整頓、大庾的組織整編、崇義上堡的軍事整訓，使部隊獲得了新生。隨朱德轉戰的陳毅說，如果沒有總司令領導“贛南三整”，這個部隊肯定會垮台。“贛南三整”前後20天左右，與毛澤東領導的 “三灣改編”在時間上相近，在做法上類似，同“三灣改編”一樣，對以後的整黨建軍產生了深遠影響。
　　現在有的電視劇，把朱老總描繪成一個不重視政治思想工作的人，不但是對朱老總本人的歪曲，也是對我軍成長壯大曆史過程的嚴重歪曲。
　　
　　第四次反圍剿中的朱老總
　　
　　蕭克老將軍在談到井岡山的鬥爭時說過：“而展開軍事鬥爭，打破國民黨軍一次又一次的‘進剿’和‘會剿’，在井岡山時期主要是朱德指揮戰鬥。”(蕭克：《朱毛紅軍側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5期。)
　　其實，在後來的中央蘇區的曆次反圍剿和長征中的軍事指揮方麵，特別是戰場指揮，主要的也是朱老總。毛主席是總政委，他擅長的是政治工作，他也是軍事家，但他是軍事戰略家，他不是戰場指揮家，他不到前線指揮戰鬥。如果像某些影視作品那樣，毛主席萬能，那還要總司令幹什麽?毛主席兼任好了!
　　關於第四次反圍剿，現在還有人說是“毛主席的影響”，甚至有人說是“周恩來指揮的”。我們來看看事實：
　　1978年11月10日，在中央文獻研究室為收集軍史資料訪問何長工老將軍時，談到中央蘇區反圍剿，何老提高聲音，氣憤地說：“我們要特別強調總司令在這第四次反圍剿鬥爭中的作用。有的書上說，由於許多幹部受到毛主席的戰略思想的影響，所以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他們為什麽不提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朱總司令呢?離開了總司令誰去指揮?你把總司令擺在一邊，誰下命令?第四次反圍剿把總司令放在一邊行嗎?在講第四次反圍剿時，許多人不提總司令，我說他們別有用心，割斷曆史。”
　　第四次反圍剿，當時毛主席已被撤銷紅軍總政委的職務，而李德等人尚未來得及直接掌控軍事指揮權，周恩來剛剛擔任總政委，對部隊和敵情尚不十分了解。所以，重任自然就全部落在了朱老總的肩上。朱老總不負眾望，以他一貫的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指揮紅軍打了一個漂亮的殲滅戰，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蔣介石哀歎“此次挫折，淒慘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
　　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是曆次反圍剿戰役中取得戰果最大的一次，消滅敵人三個師，繳槍萬餘支，大炮40門，新式機槍300餘挺，這是前所沒有的。戰後，紅軍學校開辦了“機關槍訓練班”，朱老總親自到訓練班講話，鼓勵學員。劉伯承校長指示紅軍學校俱樂部主任兼特科大隊政治委員趙品三編寫了一本《機關槍教程》作為訓練班學員的教材。1959年，軍博開館時，趙品三前往參觀，在紅軍館內的櫥窗裏還見到了這本當年他親手編寫的教材。
　　順便提一提第五次反圍剿中的朱老總：
　　第四次反圍剿勝利之後，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全麵控製了中央蘇區的黨政軍大權。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後，在初戰黎川失利後，李德提出“以堡壘對堡壘”的口號，采取“短促突擊”等錯誤的戰法，致使廣昌戰役再度失利。戰至8月，北線和東線相繼被敵突破，西線與南線吃緊，中央蘇區四麵告急。李德無計可施，稱病躲避，朱老總毅然重又擔負起指揮重任，收拾殘局。朱老總乘機部分改變錯誤的打法，指揮紅一、九軍團等部，發揮運動戰的特長，在東線取得溫坊大捷的勝利，殲滅李延年兩個師四千餘人，繳獲大批武器彈藥。這是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唯一的大勝仗，使苦戰一年的紅軍得到最大一次補充。但是，局部的勝利已無法改變全局的敗勢，到九月下旬，中央蘇區已經縮小到隻有瑞金、會昌、於都、興國、寧都、石城、長汀數縣的狹小地區，不得不實施大規模的戰略轉移——長征。
　　鐵的事實證明，朱老總的軍事才幹是第一流的，他不需要接受別人的“影響”，倒是別人從他那裏學到了許多東西。
　　當前，某些“曆史”片刻意把“朱毛紅軍”塑造成“毛周紅軍”，企圖改寫曆史，這與“文革”中故意把“朱毛會師”描繪成“毛林會師”有異曲同工之妙!
　　
　　四渡赤水的軍事指揮者是朱老總，四渡赤水並不神奇
　　
　　遵義會議之後，中央紅軍繼土城戰役之後又經曆了四渡赤水的軍事行動，其目的是改變過去硬碰硬的打法，采取避實就虛，尋找敵人薄弱環節，機動作戰，以求取得戰場主動。當時擔任中革

軍委主席和紅軍總司令的朱德是這次軍事行動的實際指揮者。
　　1932年，中央規定：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中革軍委，關於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決定權。朱德擔任的職務都是擁有決定、指揮戰役實權的職務。早在1934年12月18日通道、黎平會議決定轉兵貴州時，軍隊指揮的實權已經從李德的手中轉移到朱德總司令和周恩來總政委手中。遵義會議決議規定：“仍由軍事指揮者朱德、周恩來負責軍事，周恩來是中央委托的對軍事下最後決心者，新任政治局常委的毛澤東協助總政委的工作。”
　　1935年1月下旬，中央紅軍首渡赤水，2月18日，完成了二渡赤水的行動，3月4日，朱德提議設立了前敵司令部，朱兼司令員，他提議毛為前敵政治委員，這時毛澤東才參與對軍事行動的直接領導。1935年3月11日，中央成立新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毛澤東才成為主要的軍事領導人之一。3月 16日，紅軍完成第三渡，旋即於3月21日東渡赤水河，是為第四渡，至此，整個四渡行動宣告結束。從1934年12月18日黎平會議到1935年3月11 日新的三人小組成立，近三個月的時間裏，朱德身為總司令、中革軍委主席，既負責作戰計劃又負責下達作戰命令和戰鬥部署，而且有權製定行動方針供周恩來審批，毛澤東僅協助周恩來。因此，在三人小組成立前，朱德在四渡赤水的領導集體中居舉足輕重地位。三人小組成立後，中央對作戰方針的審批權從周恩來手中轉到以毛為核心的三人小組，行動方針的製定由毛朱周負責，通過後則由毛周王負責，而貫徹行動方針，製定作戰計劃，頒布作戰命令和戰鬥部署仍是朱德的職責。可以說，三人小組成立後，毛、周側重於決定行動方針，朱德側重於具體指揮。可見，在三人小組成立前後，朱德都是主要指揮者。從時間上看，朱德參與領導了四渡赤水的全過程，特別是一渡與二渡時，毛澤東尚未取得軍事行動領導權，是由朱德全權指揮的。二渡之後，成立了三人軍事小組，毛澤東才參與領導了三渡與四渡。所以，現在有人說朱德在四渡赤水過程中隻是協助毛澤東指揮是不符合事實的。
　　由於朱德早年曾在雲貴川一帶作戰，對這一帶的地形與民情十分熟悉，對贏得四渡赤水行動的勝利也是至關重要的，敵人的電報中曾經分析道：“紅軍除朱、羅 (炳輝)在滇軍做過事外，餘多不熟悉地理民情”，可見地理民情對於作戰成敗的重要性。此外，情報工作的成功也是此次作戰取勝的重要原因。土城戰役，由於不明敵情，對敵人的兵力判斷有誤，戰役結果很不理想。四渡赤水前，四方麵軍將廖承誌帶來的密電碼破譯法送交給中央紅軍軍委二局電報隊，可以及時截獲敵人的電報並且破譯，能夠準確掌握敵軍調動的情況(見傅鍾及鍾夫翔回憶錄)，從而做到避實就虛，贏得戰場取勝的主動權，達致軍事行動獲得圓滿成功。
　　其實，當時中央紅軍各部隊由於不了解最高決策層的情況，對於隻走路不打仗，而且多走路走彎路，致使部隊極其疲勞困苦意見很大，牢騷很多，甚至許多高級指揮員也頗有怨言。1935年5月12日的會理會議上，林彪就寫信提出“走弓背”的指責，要求更換前敵司令部領導，其它一軍團和三軍團的部分領導，也有類似意見。所以，在中央紅軍剛剛勝利完成長征到達陝北時的1936年所撰寫的回憶錄——《親曆長征》105篇文章裏，找不到一篇頌揚四渡赤水的，1952年李伯釗編劇的話劇《長征》也沒有提及此事。隻是到了1964年以後，蕭華把它編進“長征組歌”的歌詞裏，先是寫為“聲東擊西出奇兵”，1975年才進一步改為“四渡赤水出奇兵”，此後，“四渡”才大大的有名，甚至被神化。
　　由以上事實可見，四渡赤水並不像現在有人所說的是什麽“神來之筆”，“得意之作”，好像很神秘，而隻不過是遵義會議後采取機動靈活，避實就虛的新戰法的結果。說白了，就是躲著強敵走。它所體現的，是集體智慧，民主決策，是實事求是的精神。
　　順便提一句，《親曆長征》裏麵收集了12首紅軍部隊當時傳唱的歌曲——真正的“長征組歌”，其中沒有任何一首歌是歌頌哪個領導人的。可是，卻偏偏有一篇文章《大雨滂沱中》，現場記錄了1935年6月25日中央紅軍和中央領導人冒雨在兩河口召開歡迎第四方麵軍領導人大會的場麵。大會首先由朱德致歡迎詞，然後張國燾致答詞，張國燾在講話結束時喊了三旬口號：“紅軍萬歲!”“朱總司令萬歲!”“共產黨萬歲!”這個“朱總司令萬歲!”在這105篇回憶文章裏，是唯一針對領導人個人的。
　　
　　朱老總最早提出抗日持久戰
　　
　　早在全麵抗戰爆發的前夕，1937年4月12日，朱老總就在延安中央大禮堂舉行的西北青年救國會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針對國民黨的速勝論和黨內某些人的急躁情緒，提出了抗日持久戰的戰略思想。他在講話中明確指出：“抗日戰爭不是一兩次戰爭就能解決的，戰爭的時間必會長久，戰線必定會很寬。”他又利用抗戰爆發後到南京參加蔣介石召集的國防會議的機會，於1937年8月11日在會議上發表了重要演說，進一步指出抗戰的取勝之道是：“實行持久戰，開放民主，動員民眾，在敵後發動遊擊戰爭。”他的遠見卓識，使得與會的國民黨將領們為之耳目一新。他還就當前戰局的進展發表了預見性的論斷，指出： “日寇近日就會進攻上海”，在座的國民黨將領們對此半信半疑。結果，隻隔了一天，會議還未散，就爆發了“八·一三”淞滬抗戰，與會諸將領盡皆歎服備至。不久以後，蔣介石就接受他的建議，在廬山開辦了抗日遊擊幹部訓練班，聘請了八路軍將領作教官。與此同時，朱老總在八路軍總部出版的《前線周刊》上發表了專著《論抗日遊擊戰爭》，全麵而詳盡地闡述了怎樣從戰略高度上以及在具體戰術上開展遊擊戰爭，以達成持久抗戰並最終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的目的。 1938年11月，延安解放社為該書出版了單行本。這本書，成為根據地軍民發動抗擊日寇的軍事行動的最好教材。在華北抗戰中，搞得日寇頭痛萬分的“麻雀戰”、“地道戰”、“地雷戰”等遊擊戰戰法戰術，都從這本書中吸取了營養。
　　朱老總的這一對日持久抗戰的戰略指導思想與毛澤東完全一致，稍後，毛澤東於1938年5月發表了他的著名論著《論持久戰》。
　　
　　抗日戰場上的朱老總
　　
　　朱老總是在1940年5月離開太行前線回延安的，他先到洛陽與衛立煌談判，然後再轉道返回延安，他是帶著一份給予邊區人民和黨的豐厚禮物載譽而歸的。朱老總自己也即興賦詩一首——《出太行》借以抒懷：
　　群峰壁立太行頭，天險黃河一望收。
　　兩岸烽煙紅似火，此行當可慰同仇。
　　1937年9月，朱總司令與彭德懷副總司令親率八路軍主力三萬兩千人開赴山西太行前線，開辟華北抗戰，在武鄉縣建立了八路軍前線總部(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統一指揮我軍華北敵

後的抗日戰爭。他還被國民黨當局任命為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東路軍總指揮，指揮八路軍三個師和國民黨的四個師，授陸軍上將軍銜。在他和彭德懷的領導與指揮下，八路軍首戰平型關，設伏雁門關，夜襲陽明堡，斬獲甚多，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八路軍威名天下揚。華北各地，黃河兩岸，到處燃起了抗日的烽火。到朱老總離開前，不足三年，八路軍主力已經迅猛發展到二十二萬人，地方武裝和遊擊隊數十萬，華北各地建立了至少十一處比較鞏固的抗日根據地，給侵華日寇以沉重的打擊，給全國人民以極大的振奮，給我全軍將士以極強的鼓舞，朱老總與彭總在各根據地和全黨全軍中的聲望如日中天，八路軍聲威大振。抗日戰爭發展到後期，我軍已擁有正規軍近百萬，民兵遊擊隊二百多萬，成為一支不可戰勝的大軍。這些成就，與朱德，彭德懷在華北的正確指揮與領導是密不可分的。在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日戰爭中，縱觀華北抗戰全局，在我全黨全軍中，朱老總和彭總的功勳是數一數二的，是無可比擬的。華北抗戰的開展與八路軍的大發展，為日後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搶占東北的決策與三大戰役的擘畫
　　
　　日寇一投降，蔣介石立即電令八路軍、新四軍“原地待命”，卻急令蔣軍“積極推進，勿稍鬆懈”，內戰陰雲密布。1945年8月28日下午，朱老總在送走赴重慶談判的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從機場返回之後，馬不停蹄，立即趕往延安中央黨校大禮堂作報告，指出：“我們要積極向東北發展，東北大有文章可做。”9 月14日，根據朱老總的提議，中央果斷作出決定，把原先準備派往南方的十萬部隊和兩萬幹部轉為派往東北，並陸續將二十餘位中央委員調到東北工作。緊接著，他又與劉少奇聯名致電毛澤東、周恩來，明確提出“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在得到複電同意後，立刻以中央名義電示全黨全軍遵照執行，並且充滿信心地指出，按此方針“即能保障中國人民的勝利”。
　　三大戰役在中國乃至世界軍事史上，都有著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的勝利，標誌著蔣介石20多年來在中國的統治行將結束。那麽，當時作為中共中央主管軍事的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的朱德，在偉大解放戰爭的戰略決戰中，是如何對三大戰役進程作出科學預見和指導呢?
　　在三大戰役之前，朱老總就部署、謀劃了石家莊攻堅戰，關注、支持了臨汾攻堅戰，幫助和指導了華野濮陽整軍，並條分縷析地提出了對長春實行攻堅與長圍。朱老總對這些戰役的宏觀指導則為三大戰役的全麵鋪開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實踐範式。
　　他立足於全國戰場，從戰略戰術方麵對三大戰役的進程作了全麵的預示。這表現在：
　　1　預見三大戰役尤其是遼沈戰役的具體進程，並第一個指出中原戰場是決戰的戰場。
　　1948年8月23日，朱老總在中央戰況匯報會上，就解放戰爭第三年的任務、戰略決戰的地點、時機和條件等問題發表了看法。他說：“中原戰場是決戰戰場。自古以來誰在中原取得勝利，最後勝利屬於誰的問題就能解決……”
　　2　對東北和濟南等戰場形勢作了分析總結，並預示1948年是決定勝負的一年。
　　1948年10月1日，他在中央戰況匯報會上對各戰略區進行了分析。他說：“過去我們是怕東北的敵人進關，因為進關後，不管增加到哪裏對我們都是不利的。現在敵人已不可能進關，我們可以在東北將他們消滅。”他認為“打下濟南，對我們很有利，可以利用它原有的工業基礎進行生產。山東交通也很便利，有鐵路、運河，對今後支援大兵團作戰，是一個重要的大後方。同時我們可以騰出十萬餘人，再加上補充幾萬俘虜，足以對付南麵的敵人。”
　　東北、華東戰場的進展一如朱老總所言，1948年10月14日至15日，東北野戰軍主力經過31個小時激戰，攻克了北寧線上的戰略樞紐錦州，取得了遼沈戰役決定性的勝利。
　　3　對中原黃淮地區戰場作出預見，並預示1948年冬解決東北問題。
　　1948年10月16日，朱老總在中央戰況匯報會上指出：“現在打下錦州，他(指蔣介石)要撤也撤不出來了。錦州在戰略上意義很大，是關內與東北聯係的補給與轉運基地……”，“目前主要作戰在東北，形勢對我們有利，可以打幾個好仗，在今冬解決東北問題。”“山東現在已經抽出很大力量，粟裕和許 (世友)、譚(震林)可以會合打大仗(指華野內線部隊配合作戰)。”
　　早在1948年4月30日中央在城南莊召開的書記處擴大會議上，朱老總率先支持粟裕提出的“華野三個縱隊暫不過江，集中兵力先在江北打幾個大仗”的重要建議，征得其他中央領導的同意，改變了原先的部署。他又親到豫東前線傳達中央的決定，並指導作戰部署，極大地鼓舞了華野部隊的士氣。隨後，華野取得了豫東戰役的全勝，證明了朱老總一貫戰略指導思想的正確性。
　　戰事的經過，樁樁件件印證了朱老總的預見。1948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軍在遼西地區全殲了由沈陽西援錦州的第九兵團廖耀湘部5個軍 10萬餘人。11月2日，再克沈陽、營口，迫使錦西、葫蘆島之敵海運南逃。至此，遼沈戰役全部結束，東北全境獲得解放。緊接著，即11月6日，華東、中原兩大野戰軍聯合發起淮海戰役。在淮海戰役進行之際，揮師入關的東北野戰軍和華北軍區第二、第三兵團也聯合發起平津戰役。淮海戰役和平津戰役的發起、進行和結束，同樣在朱老總預見之列。
　　4　對淮海戰役及全國決戰進行預測，並預示傅作義部最終將被殲滅。
　　 1948年11月26日，當戰略決戰全麵鋪開之際，朱老總在中央戰況匯報會上說：“我們正以全力與敵人進行決戰。二十年來的革命戰爭，向來是敵人找我們決戰。今天形勢變了，是我們集中主力找敵人決戰。東北決戰已把敵人消滅了，現在，正在徐州地區進行決戰，平津決戰也即將開始。”“在徐州地區，黃百韜兵團被殲後，我主力已南下打黃維兵團，黃維、李延年、劉汝明三部解決後，徐州敵人也跑不了……在華北方麵，傅作義比較聰明，但他的家當隻有這麽大……他很可能固守平津，但其結果仍逃不出被殲的命運。”
　　朱老總在三大戰役發起前夕和進行過程中，以高超的軍事謀略和精妙的指揮藝術對全國各戰略區尤其是華北、東北、中原、華東所進行的科學預見和戰略指導，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進程。

--------趙於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