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前兩米.的博客
秋夜無雨
正文
2004年底，我在巴黎的日子突然變得閑散起來，時而跑到香榭麗舍大街的影院裏看電影。至今印象最深的一部是德國電影：《帝國的毀滅》。
該片細節取材於曆史學家約阿希姆·費斯特的《希特勒的末日》(2002)和希特勒最後的女秘書特勞德爾·瓊格的回憶錄《直到最後時刻》(2002)。令許多人不安的是，在這位女秘書的記憶裏，希特勒同樣是個有教養、受人尊敬的領袖。這位大獨裁者有著詩人一樣的多愁善感，他的辦公室裏不讓放花，因為花會凋謝，他不喜歡看到死去的東西。或許，正是因為被希特勒的這些人性化特征的遮蔽，直到戰後瓊格才意識到自己一直生活在“盲點”之中。
浪潮退盡，誰在裸泳
這部電影給了我極大觸動。一是人性化希特勒。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希特勒不是惡魔，隻是普通人。他的惡是眾人合力的結果。沒有誰天生就是獨裁者。或許，隻有透過《帝國的毀滅》裏由魔鬼還原為人的希特勒、《意誌的勝利》裏如癲如狂的人們以及《朗讀者》裏麵對法官理直氣壯的女看守，生活於今世的我們才能真正回望曆史的深處，體味個體在群體迷狂、巨浪撲來之時的無力與渺小，體味什麽是時勢造英雄也造獨裁者。正是基於這一認識，當曆史翻過這血腥的一頁，當活著的人們隻是簡單地在精神與肉體上將一個束手就擒的納粹頭子揪出來示眾，從曆史的廢墟中引渡到現實的廣場，讓他為一個時代的錯誤負全責，在我看來，這亦不過是為這段共犯的罪惡曆史找了一隻“替罪狼”。
和通常意義上的替罪羊不同的是，我所說的“替罪狼”的確是做過了許多壞事的。但是，具體到個人，在強大的“公意”(準確說是部分群體意誌)麵前，他亦不過是一個行刑者———獨裁者所擁有的權力，從來都是那些甘心放棄自己權力或者權利的人聚沙成塔授予的。而在他行刑之當年，台下曾經有多少熱鬧的喧嘩，多少幸福與狂歡的掌聲!許多旁觀者甚至還捐贈過磨刀石，親手捧接了行刑者遞過來的血和肉。在《意誌的勝利》裏，德國民眾當時是何其狂熱地追隨他們的領袖，並視之為從雲端降臨人世的救世主。隻不過浪潮退盡時，那些手捧鮮花、高聲呼喊的人們已經很少願意承認自己曾經裸泳其中。
另一個大的觸動則來自於影片的結尾：戈培爾夫人將自己的六個孩子全部毒死。之所以如此狠毒，是因為她深信沒有國家社會主義，人類就沒有希望和未來，她不能讓自己的孩子生活在那樣的國家。
路易斯·博洛爾說：“政治使人變得罪惡。”然而，政治不足以使罪惡變成毀滅性的大災難。它的另一個前提是“意識形態使人變得愚蠢”。而這意識形態，其核心價值就在於對國家的理解。回望20世紀的這段曆史，不難發現，當年迷信納粹主義的那一群人，不僅屠殺了猶太人、波蘭人、法國人、英國人……在他們選擇納粹主義理想並且甘願為之獻身的時候，殺害他們自己的斷頭台也已經豎起。
烏托邦與失樂園
應當說，追求夢想中的國度，並非納粹分子的專利。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陶淵明的桃花源，到莫爾的太陽城，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烏托邦。區別隻在於，有人願為烏托邦而生，有人願為烏托邦而死。具體到極權主義與烏托邦之關係，如秦暉先生所指出，罪惡不在烏托邦，而在於它是否與強製合流。
當我們重新翻檢中國人的心靈史，亦不難發現，那種“濃得竟也化解不開”的情感，首先是家國情懷，其次才是情愛。隻因中國曆史多災多難，以至於這種家國情懷的背後未免透著無限悲情。
1905年12月8日，以《警世鍾》和《猛回頭》聞名的陳天華在日本東京大森海灣蹈海而死，以“喚醒同胞”。事實上，對故國的淡淡憂傷與未來之國的強烈期許，即使是李叔同這樣的智者，在情感表達方麵的反差也盡顯無疑。對比“誰與我仗劍揮刀”、“二十世紀誰稱雄？”的《祖國歌》與《我的國》，他的《憶兒時》顯然少了“殺氣”，多了溫存。
在著名導演庫斯圖裏察的影片《地下》裏，那些從地洞裏爬出來的人，輾轉奔波，發現南斯拉夫解體後近乎號啕———“我的祖國，怎麽沒了？”同樣記憶猶新的是，上世紀90年代，在南斯拉夫解體後，一些帶著懷舊情緒的前南公民在網上建了一個南斯拉夫虛擬國家，訂立憲法，招納公民。仔細想來，誰人心中又沒有一個失樂園，一個複國夢？
有意思的是，當人們回望逝去的天堂時，你能聽到心靈的鍾聲，窸窸窣窣，款款而行；而在展望未來的國度時，所能看到的卻往往是全能理性的膨脹，是其與強力合流後的摧枯拉朽與房倒屋塌。而這，也是人類在20 世紀收獲的最大教訓。正因為此，世界終於從革命重新回到改良，從我說的“流血的20世紀”轉向“流汗的21世紀”。
少年時愛聽《梅花三弄》，時常動情於其中一句歌詞———“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這些年來，每當我看到或者聽到一些勇敢的人，無論是遭人憎惡、有進攻性的納粹分子，還是受人敬仰的愛國者，抑或普通公民，為了想象中的國家前程而不惜以命相搏、“仗劍揮刀”時，我總忍不住要感慨“問世間國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了。
誰為誰獻身？
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說到獻身，中國曆史上並不少有獻身者。最慘烈莫過於宋亡之時。1279年，南宋流亡政府在崖山被元軍圍困，雖有頑強抵抗還是最終兵敗。陸秀夫背負年僅8歲的幼帝投海，跟隨投海殉國的人達10萬人。《宋史·紀 (三)》詳細記載了當時一幕：“陸秀夫走衛王舟，王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負昺投海中，後宮及諸臣多從死者，七日，浮屍出於海十餘萬人。”其時人命，與螻蟻何異？
裴多菲詩雲：“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顯然裴多菲真正追求的是“自由”，而非“ 祖國”與“王國”。祖國也罷，王國也罷，都不過是人類發展過程中的寄身之所，隻有生命與自由才是貫穿人類始終的。如果“為祖國獻身”、“為君王殉葬”所爭得的隻是一種身心奴役或寂滅的狀態，那麽這種獻身究竟意義何在？
談到救國與獻身，民國時期有一段公案不得不提。1933年4月3 日，農學家董時進在《大公報》上發表《就利用“無組織”和“非現代”來與日本一拚》一文，提出“到必要時，我們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點，使軍閥慣用的手段，去榨他們的錢，拉他們的夫。反正我們的百姓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就拉他們上前線去死，盡其所有拿去供軍需，他們也不會出一句怨言。”對於這段話，胡適讀後非常憤慨，並對董文提出率直而嚴厲的批評：“老實說，我讀了這種議論，真很生氣。我要很誠懇的對董先生說：如果這才是救國，亡國又是什麽？……這樣無心肝的‘我們’牽著‘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的‘他們’‘上前線去死’，———如果這叫做‘作戰’，我情願亡國，決不願學著這種壯語主張作戰!”
也許真如董時進所言，胡適部分誤讀了他的悲憤。但胡適的立場是顯而易見的，即決不可以以集體利益或長遠目標之名讓個體白白送死，決不可以為了某個崇高理想而不擇手段。
刀劍與思想
1835年，年僅30歲的法蘭西青年托克維爾在充分考察了美國的政治製度後出版了《論美國的民主》(上卷)。在他看來：當今世界上有兩大民族，從不同的起點出發，但好像在走向同一目標。這就是俄國人和英裔美國人。美國人在與自然為他們設置的障礙進行鬥爭，俄國人在與人進行搏鬥。一個在與荒野和野蠻戰鬥，另一個在與全副武裝的文明作戰。因此，美國人的征服是用勞動者的犁進行的，而俄國人的征服則是靠士兵的劍進行的。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美國人以個人利益為動力，任憑個人去發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而不予以限製。而俄國人差不多把社會的一切權力都集中於一人之手。前者以自由為主要的行動手段，後者以奴役為主要的行動手段。
生活在19世紀的托克維爾無緣見證這兩種模式在後一世紀演變為兩個超級大國，以及主宰世界一半命運的納粹主義德國、軍國主義日本紛紛倒掉，但他天才般的預言卻得到了印證。而這兩種國度的分野，也正是我在《思想國》一書中著重挖掘的兩個概念：思想共和國與刀劍共和國。在小說《九三年》裏，雨果借戈萬之口區分了兩種國家形態：“老師，我們兩人的烏托邦區別就在這裏：您要義務兵役，我要學校；您夢想人成為士兵，我夢想人成為公民；您希望人擁有強力，我希望人擁有思想。您要一個利劍共和國……我要一個思想共和國。”而人類的真正希望就在於，經過千百年的磨難，終於意識到要真正的革命是從人人都是國家戰士的極權社會過渡到由自由人聯合起來的公民社會，從刀劍共和國過渡到思想共和國。
個人理想與國家理想
2008年國慶節，《南方周末》邀請了海內外的一些朋友，希望大家能結合自己這些年來的經曆，回答以下幾個問題：
1.你為國家做了什麽？
2.國家為你做了什麽？
3.你還能為國家做什麽？
4.國家還能為你做什麽？
了解我寫作立場和價值取向的讀者會知道我當時的回答不過是由著這個機會，重申自己對個人、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的理解。
政治何為？國家何為？談到對國家的理解，引用最多的恐怕就是美國總統肯尼迪就職演說時的那句話：“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麽，而應該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麽”。就在人們以飽滿的熱情四處傳播、讚揚肯尼迪的愛國主義時，身為美國公民的著名經濟學家弗裏德曼對此非常不以為然。
在弗裏德曼看來，從本質上說，政府仍不過是一個手段，一個工具。政府既不是一個給我們帶來恩惠與禮物的人，也不是使我們盲目崇拜和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靈。所以，弗裏德曼說：“除了公民們各自為之服務的意見一致的目標以外，他不承認國家的任何目標；除了公民們各自為之奮鬥的意見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認國家的任何理想。”否則，這種個體與國家職能的本末倒置必然會腐蝕一個國家自由的根基。
事實上，上麵這些問題在弗裏德曼看來甚至都是不需要回答的，因為“自由人既不會問他的國家能為他做些什麽，也不會問他能為他的國家做些什麽。而是會問：‘我和我的同胞們能通過政府做些什麽’，以便盡到我們個人的責任，達到我們各自的目標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護我們的自由。”
這話不難理解，就像我們從市場買回一把刀，究竟是用它殺人、自衛還是自殺，刀說了不算，關鍵還在於我們自己。
市場政治：用腳投票與用手投票
關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早在弗裏德曼之前，西班牙學者奧爾特加·加塞特便已經在《大眾的反叛》(1930)一書中發出警告：現代國家作為一種人造之物可能超出人類可以控製的範圍，變成了一台可以操控一切的龐大機器。
在加塞特看來，威脅文明的更大危險是：國家幹預、國家對一切自發的社會力量的越俎代庖，因為這等於取消了曆史的自發性，而從長遠來看，維持、滋養並推動著人類命運的正是這種自發性。當這種自發性被國家的幹預打斷，就不會有新的種子能夠開花結果。社會不得不為國家而存在，個人將不得不為政府機器而存在。就這樣，國家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又對人類生活推行進一步的官僚化，上緊官僚機器的螺絲釘無異於把社會改造成一個軍營。即我說的刀劍共和國。
可以想象，假如加塞特的預言在當時能被歐洲乃至世界重視，20世紀的曆史也許會被改寫。而那個時代，法西斯主義勢力正在各國抬頭。且不說個人主義傳統深厚的美國在30年代有人開始高喊“美國就缺一個墨索裏尼”，當時的中國同樣開始流行一本名為《當代三大怪傑》的書，書皮上印了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裏尼的像。那時候有一種思潮，“認為民主政治總是亂糟糟的沒有效率，獨裁政治強而有力，所以獨裁政治才是方向，包括張學良在內，他到歐洲旅行了一次，回來以後認為中國還是要實行法西斯。”(何兆武，《上學記》)在此之前，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時同樣孫中山將“二次革命”失敗歸咎於“我們中國人”自由太多，認為隻有采取集權的辦法才能革命成功，並由此以帝俄為師，漸開中國“以黨治國”、“一黨專政”之先河。或者說，國民黨後來之獨裁政治，便是始於當年“中國人自由太多”之判斷。今天回頭看這段曆史，“二次革命”失敗決非中國人自由太多，有曆史學家甚至認為孫中山在“法槌討袁”與“刀劍討袁”之間做錯了抉擇，過分迷信暴力革命。
如何限製權力？弗裏德曼認為最好辦法就是分散權力，而美國的聯邦製的好處就在於它不僅允許民眾參加選舉，還允許他們在不同的州裏選擇自己的生活。若幹年前，我在文章中談到現代文明不僅要有市場經濟，更要有“市場政治”。我所謂的“市場政治”，同樣既包括用手投票，也包括用腳投票。前者是民主，後者是自由。換言之，民主與自由是“市場政治”的兩塊基石。而在國家壓倒社會的時代，不僅公民用手投票的權利被剝奪，連用腳投票的權利也被剝奪。30年前，當停滯的中國重新啟程，誰能說隨之而來的成就不是因為人們不斷贖回了自由遷徙與更換工作的權利？
自由之邦：聖馬力諾的小國威儀
我的生命中充滿了奇遇。有一年，當我在歐洲隨團旅行，不經意間抵達聖馬力諾時，在我下榻的賓館裏，首先“接待”我的“地主”竟然是聖馬力諾總統G .F .Terenzi。
當時Terenzi先生正邀請該國的中小企業主共進晚餐，不知何故跑到酒店前台閑聊，見到我的第一句話便是“你是不是漢族”？隨後他和我說他對中國很了解，李先念和江澤民都接見過他。在知道我是記者後，Terenzi先生將我帶到了飯廳，並約好第二天上午接受我的專訪。正是借著這個機會，我第一次了解到這個世界上最小、最古老、最沒有可能被顛覆的共和國。
這是一次很倉促的采訪，此前我對這個國家幾乎一無所知。然而，桃花源總是在迷路時發現的。透過第二天的采訪以及後來的一些資料，我開始喜歡上這個國家，更驚訝於人世間竟會有如此迷你又迷我的“政治桃花源”。
聖馬力諾有9個政黨，每年4月和10月由大議會選舉產生兩名權力同等的執政官。他們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和議會首腦，任期半年，不能連任，三年後可再次當選。也就是說，在聖馬力諾每年能產生4位國家元首。如果以60年為一周期，且不考慮連任障礙，理論上一個人一生中可以有240次當選國家元首的機會。而議員為60位，五年一屆，平均下來60年就是720次機會。同樣是政治權力，和世界各國相比，聖馬力諾的“含金量”當屬最高，真有點中國人夢寐以求的“ 皇帝輪流做，明朝到我家”的意思。
西方人常說，“Small is beautiful.”(小的是美好的)。中國人多說“大國崛起”，其實小國也可以偉大，也可以崛起。最意味深長的一組數據是：全球最富有(人均)的10 個國家，8個是小國；“透明國際”評出的最廉潔的10個國家，前8位全是小國；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最高的20個國家，小國占了13個……具體到聖馬力諾，在這個麵積隻有60多平方公裏的小國，2005年人口統計是28880人，其中24649人為聖馬力諾國籍，整個人口數僅相當於中國稍大點的小區的規模。但在經濟上，據2002年的一組數據，2001年的人均G D P便達到了34600美元，遠超中國30餘倍。這是一個沒有鐵路、機場和港口，甚至也沒有紅綠燈的國家，但人均擁有兩輛汽車。全體公民享受公費醫療，實行小學和中學16年義務教育製。即便是這樣一個蕞爾小國，還劃分出9個自治市。政府成員由大議會任命，不設總理，外長起總理作用。你可以批評這個國家毫無抱負，不生產核彈頭這殺害人類的武器保家衛國，更不想謀求“大國崛起”，但在這裏人們安居樂業，每個人的生命都重如蒂塔諾山。
在Terenzi先生送我的宣傳冊上，有一句話很耐人尋味：“聖馬力諾一直有著充足的兵源。”這裏沒有官方報紙，隻有外交部及不同政黨主辦的幾種不定期發行的刊物，但我能想象，在這樣一個美好的國家，不用灌輸任何愛國主義，一旦遇到外敵入侵，該國公民都會奮起抵抗。
聖馬力諾是一個讓我非常感動而難忘的國家。據稱在公元301年，一位叫馬力諾的基督徒石匠為逃避羅馬皇帝的迫害，帶著一群石匠逃出了羅馬皇帝的控製區，從此藏身於距亞德裏亞海僅20餘公裏的蒂塔諾山頂，並且建立了由自由人組成的“石匠公社”，在此基礎上，漸漸成長為一個自由國家。拿破侖當年橫掃歐陸，雖然翻過了阿爾卑斯山，卻沒有登上蒂塔諾山，而是在1797年承認了這個國家的主權———因為拿破侖被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國的自由精神所折服，有了敬畏之心。聖馬力諾沒有像古羅馬一樣在空間上拓展自己的領地，但卻贏得了時間。
我時常在想，為什麽中國曆史許多敢於到南洋創業的人，一旦在外麵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被人殺害，中國皇帝的反應通常是臣民離開本土死了活該？為什麽春秋時期政治鬆弛、邦國林立，各國民眾卻收獲了前所未有也後所未有的自由？為什麽亞平寧半島上當年逃難的一群人能夠世代擁有自己的國家？在國家與自由之間，國家與社會之間，人們何去何從？如果國富民窮，“要大炮不要黃油”，大國崛起對於國民又究竟意義幾何？
那年秋天，我站在高高的蒂塔諾山山頂上，環視著這個人口不足3萬卻又自稱“兵源充足”的小國，我理解當地居民用腳投票與用手投票的榮耀，也第一次真切體會國家之於公民的意義，明了富蘭克林筆下自由之於祖國的內涵。
該片細節取材於曆史學家約阿希姆·費斯特的《希特勒的末日》(2002)和希特勒最後的女秘書特勞德爾·瓊格的回憶錄《直到最後時刻》(2002)。令許多人不安的是，在這位女秘書的記憶裏，希特勒同樣是個有教養、受人尊敬的領袖。這位大獨裁者有著詩人一樣的多愁善感，他的辦公室裏不讓放花，因為花會凋謝，他不喜歡看到死去的東西。或許，正是因為被希特勒的這些人性化特征的遮蔽，直到戰後瓊格才意識到自己一直生活在“盲點”之中。
浪潮退盡，誰在裸泳
這部電影給了我極大觸動。一是人性化希特勒。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希特勒不是惡魔，隻是普通人。他的惡是眾人合力的結果。沒有誰天生就是獨裁者。或許，隻有透過《帝國的毀滅》裏由魔鬼還原為人的希特勒、《意誌的勝利》裏如癲如狂的人們以及《朗讀者》裏麵對法官理直氣壯的女看守，生活於今世的我們才能真正回望曆史的深處，體味個體在群體迷狂、巨浪撲來之時的無力與渺小，體味什麽是時勢造英雄也造獨裁者。正是基於這一認識，當曆史翻過這血腥的一頁，當活著的人們隻是簡單地在精神與肉體上將一個束手就擒的納粹頭子揪出來示眾，從曆史的廢墟中引渡到現實的廣場，讓他為一個時代的錯誤負全責，在我看來，這亦不過是為這段共犯的罪惡曆史找了一隻“替罪狼”。
和通常意義上的替罪羊不同的是，我所說的“替罪狼”的確是做過了許多壞事的。但是，具體到個人，在強大的“公意”(準確說是部分群體意誌)麵前，他亦不過是一個行刑者———獨裁者所擁有的權力，從來都是那些甘心放棄自己權力或者權利的人聚沙成塔授予的。而在他行刑之當年，台下曾經有多少熱鬧的喧嘩，多少幸福與狂歡的掌聲!許多旁觀者甚至還捐贈過磨刀石，親手捧接了行刑者遞過來的血和肉。在《意誌的勝利》裏，德國民眾當時是何其狂熱地追隨他們的領袖，並視之為從雲端降臨人世的救世主。隻不過浪潮退盡時，那些手捧鮮花、高聲呼喊的人們已經很少願意承認自己曾經裸泳其中。
另一個大的觸動則來自於影片的結尾：戈培爾夫人將自己的六個孩子全部毒死。之所以如此狠毒，是因為她深信沒有國家社會主義，人類就沒有希望和未來，她不能讓自己的孩子生活在那樣的國家。
路易斯·博洛爾說：“政治使人變得罪惡。”然而，政治不足以使罪惡變成毀滅性的大災難。它的另一個前提是“意識形態使人變得愚蠢”。而這意識形態，其核心價值就在於對國家的理解。回望20世紀的這段曆史，不難發現，當年迷信納粹主義的那一群人，不僅屠殺了猶太人、波蘭人、法國人、英國人……在他們選擇納粹主義理想並且甘願為之獻身的時候，殺害他們自己的斷頭台也已經豎起。
烏托邦與失樂園
應當說，追求夢想中的國度，並非納粹分子的專利。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陶淵明的桃花源，到莫爾的太陽城，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烏托邦。區別隻在於，有人願為烏托邦而生，有人願為烏托邦而死。具體到極權主義與烏托邦之關係，如秦暉先生所指出，罪惡不在烏托邦，而在於它是否與強製合流。
當我們重新翻檢中國人的心靈史，亦不難發現，那種“濃得竟也化解不開”的情感，首先是家國情懷，其次才是情愛。隻因中國曆史多災多難，以至於這種家國情懷的背後未免透著無限悲情。
1905年12月8日，以《警世鍾》和《猛回頭》聞名的陳天華在日本東京大森海灣蹈海而死，以“喚醒同胞”。事實上，對故國的淡淡憂傷與未來之國的強烈期許，即使是李叔同這樣的智者，在情感表達方麵的反差也盡顯無疑。對比“誰與我仗劍揮刀”、“二十世紀誰稱雄？”的《祖國歌》與《我的國》，他的《憶兒時》顯然少了“殺氣”，多了溫存。
在著名導演庫斯圖裏察的影片《地下》裏，那些從地洞裏爬出來的人，輾轉奔波，發現南斯拉夫解體後近乎號啕———“我的祖國，怎麽沒了？”同樣記憶猶新的是，上世紀90年代，在南斯拉夫解體後，一些帶著懷舊情緒的前南公民在網上建了一個南斯拉夫虛擬國家，訂立憲法，招納公民。仔細想來，誰人心中又沒有一個失樂園，一個複國夢？
有意思的是，當人們回望逝去的天堂時，你能聽到心靈的鍾聲，窸窸窣窣，款款而行；而在展望未來的國度時，所能看到的卻往往是全能理性的膨脹，是其與強力合流後的摧枯拉朽與房倒屋塌。而這，也是人類在20 世紀收獲的最大教訓。正因為此，世界終於從革命重新回到改良，從我說的“流血的20世紀”轉向“流汗的21世紀”。
少年時愛聽《梅花三弄》，時常動情於其中一句歌詞———“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這些年來，每當我看到或者聽到一些勇敢的人，無論是遭人憎惡、有進攻性的納粹分子，還是受人敬仰的愛國者，抑或普通公民，為了想象中的國家前程而不惜以命相搏、“仗劍揮刀”時，我總忍不住要感慨“問世間國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了。
誰為誰獻身？
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說到獻身，中國曆史上並不少有獻身者。最慘烈莫過於宋亡之時。1279年，南宋流亡政府在崖山被元軍圍困，雖有頑強抵抗還是最終兵敗。陸秀夫背負年僅8歲的幼帝投海，跟隨投海殉國的人達10萬人。《宋史·紀 (三)》詳細記載了當時一幕：“陸秀夫走衛王舟，王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負昺投海中，後宮及諸臣多從死者，七日，浮屍出於海十餘萬人。”其時人命，與螻蟻何異？
裴多菲詩雲：“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顯然裴多菲真正追求的是“自由”，而非“ 祖國”與“王國”。祖國也罷，王國也罷，都不過是人類發展過程中的寄身之所，隻有生命與自由才是貫穿人類始終的。如果“為祖國獻身”、“為君王殉葬”所爭得的隻是一種身心奴役或寂滅的狀態，那麽這種獻身究竟意義何在？
談到救國與獻身，民國時期有一段公案不得不提。1933年4月3 日，農學家董時進在《大公報》上發表《就利用“無組織”和“非現代”來與日本一拚》一文，提出“到必要時，我們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點，使軍閥慣用的手段，去榨他們的錢，拉他們的夫。反正我們的百姓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就拉他們上前線去死，盡其所有拿去供軍需，他們也不會出一句怨言。”對於這段話，胡適讀後非常憤慨，並對董文提出率直而嚴厲的批評：“老實說，我讀了這種議論，真很生氣。我要很誠懇的對董先生說：如果這才是救國，亡國又是什麽？……這樣無心肝的‘我們’牽著‘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的‘他們’‘上前線去死’，———如果這叫做‘作戰’，我情願亡國，決不願學著這種壯語主張作戰!”
也許真如董時進所言，胡適部分誤讀了他的悲憤。但胡適的立場是顯而易見的，即決不可以以集體利益或長遠目標之名讓個體白白送死，決不可以為了某個崇高理想而不擇手段。
刀劍與思想
1835年，年僅30歲的法蘭西青年托克維爾在充分考察了美國的政治製度後出版了《論美國的民主》(上卷)。在他看來：當今世界上有兩大民族，從不同的起點出發，但好像在走向同一目標。這就是俄國人和英裔美國人。美國人在與自然為他們設置的障礙進行鬥爭，俄國人在與人進行搏鬥。一個在與荒野和野蠻戰鬥，另一個在與全副武裝的文明作戰。因此，美國人的征服是用勞動者的犁進行的，而俄國人的征服則是靠士兵的劍進行的。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美國人以個人利益為動力，任憑個人去發揮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而不予以限製。而俄國人差不多把社會的一切權力都集中於一人之手。前者以自由為主要的行動手段，後者以奴役為主要的行動手段。
生活在19世紀的托克維爾無緣見證這兩種模式在後一世紀演變為兩個超級大國，以及主宰世界一半命運的納粹主義德國、軍國主義日本紛紛倒掉，但他天才般的預言卻得到了印證。而這兩種國度的分野，也正是我在《思想國》一書中著重挖掘的兩個概念：思想共和國與刀劍共和國。在小說《九三年》裏，雨果借戈萬之口區分了兩種國家形態：“老師，我們兩人的烏托邦區別就在這裏：您要義務兵役，我要學校；您夢想人成為士兵，我夢想人成為公民；您希望人擁有強力，我希望人擁有思想。您要一個利劍共和國……我要一個思想共和國。”而人類的真正希望就在於，經過千百年的磨難，終於意識到要真正的革命是從人人都是國家戰士的極權社會過渡到由自由人聯合起來的公民社會，從刀劍共和國過渡到思想共和國。
個人理想與國家理想
2008年國慶節，《南方周末》邀請了海內外的一些朋友，希望大家能結合自己這些年來的經曆，回答以下幾個問題：
1.你為國家做了什麽？
2.國家為你做了什麽？
3.你還能為國家做什麽？
4.國家還能為你做什麽？
了解我寫作立場和價值取向的讀者會知道我當時的回答不過是由著這個機會，重申自己對個人、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的理解。
政治何為？國家何為？談到對國家的理解，引用最多的恐怕就是美國總統肯尼迪就職演說時的那句話：“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麽，而應該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麽”。就在人們以飽滿的熱情四處傳播、讚揚肯尼迪的愛國主義時，身為美國公民的著名經濟學家弗裏德曼對此非常不以為然。
在弗裏德曼看來，從本質上說，政府仍不過是一個手段，一個工具。政府既不是一個給我們帶來恩惠與禮物的人，也不是使我們盲目崇拜和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靈。所以，弗裏德曼說：“除了公民們各自為之服務的意見一致的目標以外，他不承認國家的任何目標；除了公民們各自為之奮鬥的意見一致的理想以外，他不承認國家的任何理想。”否則，這種個體與國家職能的本末倒置必然會腐蝕一個國家自由的根基。
事實上，上麵這些問題在弗裏德曼看來甚至都是不需要回答的，因為“自由人既不會問他的國家能為他做些什麽，也不會問他能為他的國家做些什麽。而是會問：‘我和我的同胞們能通過政府做些什麽’，以便盡到我們個人的責任，達到我們各自的目標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護我們的自由。”
這話不難理解，就像我們從市場買回一把刀，究竟是用它殺人、自衛還是自殺，刀說了不算，關鍵還在於我們自己。
市場政治：用腳投票與用手投票
關於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早在弗裏德曼之前，西班牙學者奧爾特加·加塞特便已經在《大眾的反叛》(1930)一書中發出警告：現代國家作為一種人造之物可能超出人類可以控製的範圍，變成了一台可以操控一切的龐大機器。
在加塞特看來，威脅文明的更大危險是：國家幹預、國家對一切自發的社會力量的越俎代庖，因為這等於取消了曆史的自發性，而從長遠來看，維持、滋養並推動著人類命運的正是這種自發性。當這種自發性被國家的幹預打斷，就不會有新的種子能夠開花結果。社會不得不為國家而存在，個人將不得不為政府機器而存在。就這樣，國家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又對人類生活推行進一步的官僚化，上緊官僚機器的螺絲釘無異於把社會改造成一個軍營。即我說的刀劍共和國。
可以想象，假如加塞特的預言在當時能被歐洲乃至世界重視，20世紀的曆史也許會被改寫。而那個時代，法西斯主義勢力正在各國抬頭。且不說個人主義傳統深厚的美國在30年代有人開始高喊“美國就缺一個墨索裏尼”，當時的中國同樣開始流行一本名為《當代三大怪傑》的書，書皮上印了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裏尼的像。那時候有一種思潮，“認為民主政治總是亂糟糟的沒有效率，獨裁政治強而有力，所以獨裁政治才是方向，包括張學良在內，他到歐洲旅行了一次，回來以後認為中國還是要實行法西斯。”(何兆武，《上學記》)在此之前，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時同樣孫中山將“二次革命”失敗歸咎於“我們中國人”自由太多，認為隻有采取集權的辦法才能革命成功，並由此以帝俄為師，漸開中國“以黨治國”、“一黨專政”之先河。或者說，國民黨後來之獨裁政治，便是始於當年“中國人自由太多”之判斷。今天回頭看這段曆史，“二次革命”失敗決非中國人自由太多，有曆史學家甚至認為孫中山在“法槌討袁”與“刀劍討袁”之間做錯了抉擇，過分迷信暴力革命。
如何限製權力？弗裏德曼認為最好辦法就是分散權力，而美國的聯邦製的好處就在於它不僅允許民眾參加選舉，還允許他們在不同的州裏選擇自己的生活。若幹年前，我在文章中談到現代文明不僅要有市場經濟，更要有“市場政治”。我所謂的“市場政治”，同樣既包括用手投票，也包括用腳投票。前者是民主，後者是自由。換言之，民主與自由是“市場政治”的兩塊基石。而在國家壓倒社會的時代，不僅公民用手投票的權利被剝奪，連用腳投票的權利也被剝奪。30年前，當停滯的中國重新啟程，誰能說隨之而來的成就不是因為人們不斷贖回了自由遷徙與更換工作的權利？
自由之邦：聖馬力諾的小國威儀
我的生命中充滿了奇遇。有一年，當我在歐洲隨團旅行，不經意間抵達聖馬力諾時，在我下榻的賓館裏，首先“接待”我的“地主”竟然是聖馬力諾總統G .F .Terenzi。
當時Terenzi先生正邀請該國的中小企業主共進晚餐，不知何故跑到酒店前台閑聊，見到我的第一句話便是“你是不是漢族”？隨後他和我說他對中國很了解，李先念和江澤民都接見過他。在知道我是記者後，Terenzi先生將我帶到了飯廳，並約好第二天上午接受我的專訪。正是借著這個機會，我第一次了解到這個世界上最小、最古老、最沒有可能被顛覆的共和國。
這是一次很倉促的采訪，此前我對這個國家幾乎一無所知。然而，桃花源總是在迷路時發現的。透過第二天的采訪以及後來的一些資料，我開始喜歡上這個國家，更驚訝於人世間竟會有如此迷你又迷我的“政治桃花源”。
聖馬力諾有9個政黨，每年4月和10月由大議會選舉產生兩名權力同等的執政官。他們既是國家元首，又是政府和議會首腦，任期半年，不能連任，三年後可再次當選。也就是說，在聖馬力諾每年能產生4位國家元首。如果以60年為一周期，且不考慮連任障礙，理論上一個人一生中可以有240次當選國家元首的機會。而議員為60位，五年一屆，平均下來60年就是720次機會。同樣是政治權力，和世界各國相比，聖馬力諾的“含金量”當屬最高，真有點中國人夢寐以求的“ 皇帝輪流做，明朝到我家”的意思。
西方人常說，“Small is beautiful.”(小的是美好的)。中國人多說“大國崛起”，其實小國也可以偉大，也可以崛起。最意味深長的一組數據是：全球最富有(人均)的10 個國家，8個是小國；“透明國際”評出的最廉潔的10個國家，前8位全是小國；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最高的20個國家，小國占了13個……具體到聖馬力諾，在這個麵積隻有60多平方公裏的小國，2005年人口統計是28880人，其中24649人為聖馬力諾國籍，整個人口數僅相當於中國稍大點的小區的規模。但在經濟上，據2002年的一組數據，2001年的人均G D P便達到了34600美元，遠超中國30餘倍。這是一個沒有鐵路、機場和港口，甚至也沒有紅綠燈的國家，但人均擁有兩輛汽車。全體公民享受公費醫療，實行小學和中學16年義務教育製。即便是這樣一個蕞爾小國，還劃分出9個自治市。政府成員由大議會任命，不設總理，外長起總理作用。你可以批評這個國家毫無抱負，不生產核彈頭這殺害人類的武器保家衛國，更不想謀求“大國崛起”，但在這裏人們安居樂業，每個人的生命都重如蒂塔諾山。
在Terenzi先生送我的宣傳冊上，有一句話很耐人尋味：“聖馬力諾一直有著充足的兵源。”這裏沒有官方報紙，隻有外交部及不同政黨主辦的幾種不定期發行的刊物，但我能想象，在這樣一個美好的國家，不用灌輸任何愛國主義，一旦遇到外敵入侵，該國公民都會奮起抵抗。
聖馬力諾是一個讓我非常感動而難忘的國家。據稱在公元301年，一位叫馬力諾的基督徒石匠為逃避羅馬皇帝的迫害，帶著一群石匠逃出了羅馬皇帝的控製區，從此藏身於距亞德裏亞海僅20餘公裏的蒂塔諾山頂，並且建立了由自由人組成的“石匠公社”，在此基礎上，漸漸成長為一個自由國家。拿破侖當年橫掃歐陸，雖然翻過了阿爾卑斯山，卻沒有登上蒂塔諾山，而是在1797年承認了這個國家的主權———因為拿破侖被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國的自由精神所折服，有了敬畏之心。聖馬力諾沒有像古羅馬一樣在空間上拓展自己的領地，但卻贏得了時間。
我時常在想，為什麽中國曆史許多敢於到南洋創業的人，一旦在外麵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被人殺害，中國皇帝的反應通常是臣民離開本土死了活該？為什麽春秋時期政治鬆弛、邦國林立，各國民眾卻收獲了前所未有也後所未有的自由？為什麽亞平寧半島上當年逃難的一群人能夠世代擁有自己的國家？在國家與自由之間，國家與社會之間，人們何去何從？如果國富民窮，“要大炮不要黃油”，大國崛起對於國民又究竟意義幾何？
那年秋天，我站在高高的蒂塔諾山山頂上，環視著這個人口不足3萬卻又自稱“兵源充足”的小國，我理解當地居民用腳投票與用手投票的榮耀，也第一次真切體會國家之於公民的意義，明了富蘭克林筆下自由之於祖國的內涵。
意識形態使人變得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