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雪絨花》、《草帽歌》、《紅河穀》……朋友，當你唱著這些優美的歌曲時，是否會想到一個名字――薛範？當你知道這一名字時，是否還會想到他是一個重殘病人？半個世紀中，在中國百姓中傳唱的許多優秀外國歌曲，幾乎都是由薛範譯配的。
決不讓命運扼住自己的咽喉
上一世紀50年代，薛範正和幾位輪椅上的朋友在上海人民廣場一隅交談。這時，從西邊走來幾個年輕人，其中一人譏諷地嘲道：“噢喲，殘疾人介開興 做啥？叫我老早死掉算了。”憤怒、羞恨、傷心，在薛範心頭交織在一起。殘疾人難道就沒有生的權利？沒有笑的自由？血氣方剛的薛範更堅定了一個信念：決不讓 命運來掐著自己的咽喉。活著，就要不比健全人差，就要和他們一樣履行義務、享受權利、服務社會、貢獻力量。
事實注定，一個殘疾人想要取得一點成就，比常人艱難得多。兩歲時的一場小兒麻痹症使薛範下肢嚴重殘疾、脊柱扭曲。到了上學年齡，他和正常孩子一樣，走進 了課堂。刻苦，使他門門功課都很優秀。高中時，他迷戀無線電，能自己裝配五燈電子管收音機。畢業那年，老師勸他放棄工科，報考俄語專業，將來從事文學翻 譯，像奧斯特洛夫斯基那樣用筆為祖國建設服務。於是，他報考了上海俄語專科學校，並被錄取了。然而，待他興衝衝報到時，卻被拒絕於校門之外。原來，那時重 殘人是不能上大學的，尤其是外語類學校。醫生在薛範的體橋格檢查表上，忘了填上“肢體殘疾”這四個字，學校以為他是正常人，依據考試成績而發榜了。
命運，又一次扼住了他的咽喉。但薛範知道，怨天怨地、自暴自棄，隻會走向死亡。被悶棍迎頭一擊的他，終於從消沉中走出，踏上了漫長而又艱辛的自學之路。
他通過廣播自學俄語。1953年，他譯出第一首蘇聯歌曲《和平戰士之歌》。隨後，他一發而不可收，譯配了許多蘇聯歌曲。1956年，蘇 聯著名作曲家索洛維約夫和歌詞作家馬都索夫斯基共同創作了膾炙人口的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翌年莫斯科舉行的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節上，這首歌一舉獲得 歌曲大賽金獎。時刻關注蘇聯文化動向的薛範從《蘇維埃文化報》上看到了世界青年聯歡節的盛況，這時他的手上正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原譜，於是趕緊譯配 起來。但整整花了兩天時間，他還沒有將譯文拿出。有幾處譯文，改來改去，總覺得不盡如人意。那晚，他放下手中的筆，去欣賞一場歌劇。回來的路上，突然從一 戶人家窗口飄來悅耳的鋼琴聲。薛範停下手搖車仔細聆聽，是肖邦的《降E大調夜曲》。淡淡的路燈、簌簌的梧桐葉、靜靜的夜空、悠悠的琴聲……一切那麽浪漫， 那麽富有詩意。回到家中，已是午夜一點了，他全然沒有一點睡意，拿起未完成的譯稿，竟然文思如潮，很快譯完。當年9年，上海的《廣播歌曲》刊登了由薛範譯 配的這首歌曲，隨之各省上市音樂刊物紛紛轉載。伴著《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薛範，走進了人們的視野中。
很多首歌曲是他跪在床邊完成的
盡管薛範以他的出色成就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中國翻譯家協會會員，但是他始終沒有享受一個健全人的待遇――沒有 工作單位，沒有公費醫療。在計劃經濟年代，每一位過來人都清楚，一個沒有單位的“社會人”，生活是何等地艱難，更何況重殘人。逢年過節，居委會也會送來一 些禮品，以示政府對殘疾人的關心。每到這時，薛範心裏最不好過。不收吧，等於不給人家麵子，拒絕政府的關愛；收下吧，實在有悖自己的意願。他不誇需要別人 的同情和憐憫，他渴望的是理解和尊重他願意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勞，服務社會。
他需要購買原譜和有關資料，這靠譯歌得來的一些稿費是遠遠不夠的。他還要生活，還要治病，年邁的父母用微薄的工資支撐著他。困難時，他 連寄一封信的錢都沒有。這一切，沒有阻撓他在翻譯的領域勤耕。沒有錢買樂譜，他就搖著輪椅到電影院，邊聽邊記，回家後自己畫譜。沒有錢買資料，他就借來一 個字一個字地抄寫。因為脊柱扭曲不能久坐，他就跪在床邊，將床當工作台，畫呀寫呀。很多首歌曲就是在這樣常人難以想像的困難中完成的。
上世紀60年代，中蘇關係緊張，一切關於蘇聯的資料都無法得到，譯配蘇聯歌曲的工作自然無法進行下去。在漫長而又艱辛的自學路上，除了 俄語，他還學完了大學中文係、曆史係所有的課程。厚實的文學修養和功底，使他改以寫劇評、樂評、書評、影評為主業。1972年，廣播中開始教授英語、日語 和法語，他趕緊跟著學，為以後翻譯英國歌曲、法國歌曲、日本歌曲等打下了基礎。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感覺敏銳的薛範深信，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蘇聯歌曲肯定還會被介紹到中國來。於是，他搖著輪椅直奔上海圖書 館，查找1960年代以後的蘇聯雜誌。很長一段時間，他都在這裏遨遊，中午隻啃帶去的麵包。那時電力供應緊張，圖書館經常停電，電梯開不了，他就坐在地 上，雙手撐著台階，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挪上去。見者無不動情，不巧的是，1964年至1970年的蘇聯雜誌，上海圖書館還沒有。他打聽到北京圖書館有，便 毅然拖著殘體，隻身一人北上。他先搖著電瓶車到火車站，再請人將電瓶車隨火車托運。到了北京後，他搖著電瓶車，找到家居紫竹院的朋友。那時北京圖書館還在 北海那一帶，每天他就搖著電瓶車，從紫竹院到北海，再由北海到紫竹院，一路上幾乎耗盡了全部精力。
2000首歌曲，每一首都是一個故事，每一首都流淌著他的熱血。
歌曲翻譯是一門特殊的藝術性工作
藍色的封麵上，是一羽黃色的鵝毛筆，左上方黑體標出“歌曲翻譯探索與實踐”幾個大字。這是薛範的新著，也是國內出版的第一本關於外國歌曲翻譯的理論書。將50年的心得匯成這樣一本書，薛範說：“是為了下一代，為了讓更多的優秀翻譯歌曲走向大眾。”
曾經，他歎息歌曲翻譯後繼無人。他扳著手指算過，全國上下沒有一個專門從事歌曲翻譯工作的。不是沒有外語人才，而是沒有地位、沒有錢 財。今天在我們國家，翻譯一首外國歌曲是50至80元。但外國歌曲資料，則幾乎是空白。薛範說，他的歌曲原譜，主要靠在美國的一位朋友幫助購買。一本歌譜 5美元，換算成人民幣40多元，可見翻譯一首歌就是幾元錢的收入。專門刊登歌曲的雜誌，現在全國大概隻在北京有一家。大多數作品都難以發表。沒有名、沒有 利，生存都難，誰願意去做？薛範說：“我不能要求別人和我一樣，但要求自己必須一心一意。因為這是一種責任。我更相信，隻要人們還喜愛外國優秀歌曲，就會 自有翻譯人。”
68歲的薛範話語不多，但與記者說起一些歌壇之事，卻激動起來。有一年，意大利聲樂家貝基來中國講學，一位男高音當場用意大利語演唱了 一首歌。沒想到聲樂家在點評了音色和技巧後，問了一句：“您是用哪國語言唱的？”這一問，令這位男高音十分尷尬。在一次高層次的演唱會上，兩位女歌唱家演 唱西班牙歌曲《鴿子》。又沒有想到，兩位墨西哥人在聽完後，問身旁的中國觀眾，她們是用中文演唱的嗎？薛範說，一些演員自以為用什麽什麽語言演唱，其實自 己都不知在唱些什麽，觀眾則更不知他們在唱些什麽。任何一首歌曲，歌唱者隻有對其語言和內容真正掌握和理解了，才能完整表達它。任何一首外國歌曲，隻有在 被譯成母語後，才可能得以廣泛傳唱。蘇聯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加拿大歌曲《紅河穀》、印度歌曲《流浪者》、日本歌曲《北國之春》、墨西哥歌曲《睡 吧，小寶貝》、美國歌曲《雪絨花》等等，無一不是在被譯成中文後，在中國傳唱而受到人們喜愛的。
在薛範譯配的2000首歌曲中，不僅有大量的俄蘇歌曲，還有法國、意大利、南斯拉夫、朝鮮、英國、印度尼西亞、巴西、古巴、阿根廷、泰 國、土耳其、西班牙、羅馬尼亞、烏克蘭、波蘭、捷克、保加利亞、德國等國的歌曲。世界優秀歌曲在薛範的筆下匯集到了中國，世界文化也由此開始碰撞、溝通、 融合。
相會“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在音樂中遨遊，領略世界風光，是薛範最為愜意的時刻。而一次次地與樂迷們相會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是薛範最為幸福的時候。
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曾經迷倒多少人？
在北京，一群蘇聯歌曲愛好者聞聽薛範將來京參加北京電視台的一檔節目，興奮地奔走相告，自籌資金、自借場地，專為他組織了一場歡迎會。 百多位歌迷，一遍遍地唱著《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著《海港之夜》，唱著《我心兒不能平靜》……一位位歌迷，走到他麵前，深深地鞠躬，感謝他為他們帶來美 妙的精神食糧。
在大連簽名售書時，一位中年婦女突然抓住薛範的手放聲大哭。她斷斷續續地說，在北大荒，是薛範編譯的一本歌曲集，伴她度過了最為孤寂、最為艱難的時刻。
在杭州，一次民間性“薛範歌友聯誼會”，竟然將活動場地擠得裏三層外三層。很多中老年歌友，相互攙扶著而來。
……
“您的歌，伴著我們的青春和困苦，伴著我們的人生和幸福。”“您的每一首歌都是一朵鮮花，您使我們擁有了一座春天的花園。”“您的歌曲，影響了我們整整一代人。”“我是唱著您的歌長大的。”……天南地北的歌友，將心中的讚詞，獻給了他們所尊敬的人。
從1953年譯配第一首蘇聯歌曲起，薛範這一生譯配了700餘首俄蘇歌曲。1995年，俄羅斯聯邦政府授予薛範“榮譽證書”。1997 年11月10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親自將一枚“友誼勳章”佩在薛範的胸前。1999年10月5日和6日，中俄兩國政府分別授予薛範“中俄友誼獎章”及證 書。
一個殘疾人和2000首歌曲，一組多麽懸殊的數字，一個多麽強烈的反差。薛範，以他瘦弱的病殘之軀，為社會建築起一座龐大的精神寶庫。
（摘自《訪問上海文化名人》，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版，定價：3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