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居1980~1999汽車庫

海運局給了老爸兩個選擇替代文化大革命期間被上繳的小房間:陝西南路小洋房中的一個八平方米小間，廚房衛生間公用；安國路我老爸家後麵的小三樓底樓汽車庫改建的十五平米房間加上外搭建的六平米廚房。 

我兒子的爸爸鍾情於“上隻角”陝西南路的小間，我父母則偏向於樓下的汽車庫，理由簡單，離他們近，分得開，合得攏。從樓梯走到我父母家，轉彎處就能看到後麵小三樓汽車庫的屋內，如果裏麵燈火通明的話。我獨立生活能力差，孩子又小，這樣他們可以照顧我們。為此，女婿與丈人丈母娘結下了第一層疙瘩。 

說到汽車庫，在住進去之前萬萬不知道那麽的差。首先它隻有一麵窗戶，而且麵對著十層高的西樓，棟距近，一年四季見不到陽光吹不進風。其次它還麵對西樓的垃圾房，西樓每層都有個垃圾開口處，每戶人家把垃圾望裏麵一倒，通通掉進垃圾房。因此我家總是聞到股臭臭的氣味。

冬季關門關窗尚可忍受唯一的缺點-昏暗。從春天氣溫上升開始，日子就難捱了。黃梅季節更甚，潮氣從地麵滲出，滴滴水珠從牆上滾落下來，呆在家中如同桑拿浴。黃梅季節過後，小三樓的人家都要把家中所有的衣物拿出來在毒毒的日頭下暴曬一天，叫做曬黴。否則的話，遺留在衣服上的濕氣就會發黴長毛。床底下扔一粒豆，黃梅季節過後保證變成豆芽。

到了炙熱炎炎的夏季，我們一家三口幹脆個個三點式。夜裏有時候隻能睡在躺椅上，周圍點起蚊香，把半個頭露在門外，得點風，盡管是臭臭的風。 

苦夏總有台風雷雨，那更是艱辛。暴雨時，外麵的下水道排水慢或者堵塞的話，大水就會漫進廚房和房間。於是我們七手八腳地用臉盆把積水滔出去，基本上是無用功。

住房環境的惡劣，讓人心情很不好。下班後從遙遠的青浦乘廠車回家，雖然妹妹和母親為我們做好了飯菜帶著我們的兒子，可是一走進這麽個家，怎麽也開心不起來。兒子他爸因此常常抱怨都是你爸媽，上隻角不住讓我們住下隻角，洋房不住讓我們住延安窯洞。我雖然也非常不滿意這樣的環境，可是也不想讓他說我父母的壞話。再則，父母沒住過這樣的房子，開始並不知道環境的惡劣的。 

那時候沒有洗衣機沒有空調，每周工作六天，周日就像打仗一樣做瑣瑣碎碎的家務事。兒子他爸是典型的上海男人，會過日子會幹家務，就是抱怨太多。

這樣的日子侵蝕著家庭的和睦，當然這隻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而我在這幾年中開始了英語自學，最初隻是為了爭口氣，分在設計科的唯有我一個是工農兵大學生，我們的產品是機電結合的儀表，機械方麵比不過人家哈工大畢業的某某某某，電子方麵更不上人家清華上工大的某某某某，有人當麵說我托了文革時期工農兵上大學的福。我想自己要在這個科室裏呆下去，總得有點特長吧。老大學生的外語會看不會說寫，於是我就從這一門入手，上班路上和回家後晚上捧著英語書默念，一年半後竟然考了張英語專業的自學大專文憑。於是，廠裏的技術資料與外商信件來往就由我來做了，夏天家裏太熱，我常點上蚊香搬張小矮凳坐在門外的大院子裏，高板凳當書桌，路燈下俯案到深夜。

一九八八年，與兒子他父親分居，不久婚姻正式解體。我與兒子繼續留在汽車庫。 

後來儲了點錢，我讓人在水泥地上鋪了地板，抬高幾公分，下麵塞滿吸水的材料，還重做了家具。 這樣的話，遇到發大水的日子，我們大多能夠幸免。 

再後來，兒子大了，一個人睡一張床，我就睡沙發。那時我已經跳槽到一家英國公司做主管，出差住的都是五星級賓館。每每下飛機到家，在沙發上睡下，覺得和昨天真是天壤之別。 

英國上司來過我家，並不驚訝我的陋室。他很有信心地對我說：Ingrid,you will be very rich, soon(英格麗特，你將會很富有，很快的)。” 我笑笑，想：rich了又會怎樣呢？一九九四年時節，大多數人還沒買房的概念。 

我就職的英國公司上海代表處辦公樓還是很像樣的，我喜歡盡量地晚回家。 

一九九六年，兒子去了杭州讀大學。有年夏末的周日，又開始下暴雨發大水，鄰居們拿起臉盆抗洪救災，用磋衣板擋住門檻。我家的門檻高，水進不來。但是，我突然發現，廚房的地磚慢慢地滲出水來-地下水上漲了。我的心一下子亂了起來，萬一地下水漲到電源開關的高度怎麽辦？我可是無能為力的呀。算了，我把門一鎖，幹脆到辦公室幹活去了。 

不過那時經濟條件已經好了很多，家中裝了空調。冬天我總是把暖氣開的很足。冬天的垃圾房也沒那麽臭。客人來了，說，其實一個人住住也蠻到位的。 

我在小三樓的汽車庫房經曆了人生中低穀，也經曆了幸運的眷顧。一位資深的外企經理做客我家，說：Ingrid，你一定要買房子！

這時，已經是一九九七年了。
點這裏，來塗鴉畫廊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