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四年：荊襄九郡

有些事與樂曲不同。即便有誤，卻無法回顧。

桂陽太守趙範對自己的前途十分迷茫。

本年年初，劉備的軍隊南征四郡。

而此時王朝所任命的荊襄地區拯救者曹仁本身也在被拯救之列。

以周瑜為首的江東大軍正在輪番向他的南郡發起轟炸。

雖有神鬼之勇的曹仁最終也抵抗不住，由樂進接應撤退了事。

劉備軍初經大難。

但兩個原因使荊南四郡即長沙、武陵、零陵與趙範的桂陽仍然頂不住劉備攻擊。

一是本郡承平日久，主官戰鬥經驗和兵員素質都亟需考驗，無法與久戰之師的劉備相抗。

二是劉備雖然新敗，但赤壁之戰並無多大損失，又接收了劉琦的江夏舊部，本人又素得士眾之心，因此仍然保有一支相當規模的作戰力量。

劉備所派來接替趙範的是一位勇猛而剛毅的將軍趙雲。

趙範曾經試圖利用主場優勢用各種潛規則腐化瓦解之，其中甚至包括美人計。

但趙雲的私人道德之謹嚴高潔即使在日後的季漢王朝中也是模範一級，趙範的計劃沒有成功。

於是擔心受到反擊，倉皇而走。

事實上劉備並沒有想過收拾趙範。

雖然已南克四郡，但從劉備之後的一係列人事安排上就可看出四郡對他而言遠非全部，而隻是後勤基地和外交籌碼而已。

握有四郡，則在日後的事實占據中可以多數派占領上風。

四郡太守在名義上雖為漢臣，實際則已在劉表統治下各若幹年，沒有必要象宗室曹仁一樣死據南郡。

唯其如此，這些人才有在凜冽寒風中左右搖擺的機會。

時為建安十四年，即公元209年。

赤壁之戰剛剛結束，而兩家盟友劉備和孫權卻已心懷齟齬。

這種分歧此刻尚未引發嚴重矛盾，但最終在荊襄九郡領土爭端問題上將使兩家的關係出現深不可愈的傷口。

並以此為孫劉同盟反目的契機。

直到若幹年後才因彼此傷的太深而黯然收手。

而為時已晚。

江東損失了多員戰將，劉備也將在白帝城死去。

翻回頭說荊州問題。

如此重要的領土問題當初居然沒有成文的契約，雖然口頭協議也有法律效力，但在發生爭端時就給了雙方互相推搪的借口。

而且這個問題實際上無法可依。

倘若按照漢王朝的法律，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孫劉兩家最多擁有土地使用權而非所有權。

也就無所謂“借”或“還”。

漢王朝的丞相曹操便執這個觀點，倘若理想的話，孫劉兩家應當被消滅。

他們占據的漢朝領土也應被收回。

各打三十大板了事。

但事實證明這板子不是那麽好打的。

倘若是在明朝，則有些以道德衛士自居的官員寧可被打殘打死也選擇板子而不是策略的與政敵相鬥，可惜這裏乃是三國。

因此首先的問題是確定法理上的朝廷默認諸侯事實上占據土地。

但這恐怕也應有若幹限製。

第一、諸侯占據土地既已構成事實，則其占據的時間當有一個度。

如劉焉、劉虞、劉表等均據本州數十年。

至於劉璋之代劉焉，劉琮之代劉表，可以看成是對占據權的因襲。

第二、諸侯在所占據土地上應已建立統治秩序且這個秩序已經基本取代了王朝的統治。

第三則諸侯本人的占據權或統治權應得到王朝的確定。

那麽就荊州而言，首先劉表的事實上占據並無問題。

劉表既死，即位者便是劉琮。

引劉表傳，“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允為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眾遂奉琮為嗣。”

劉表之位來自王朝授予，在本地已垂數十年，形成事實占據。

則劉琮的地位就也無問題。

然而“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

劉琮已是降了的。

所以這個“事實占據”等同放棄。

劉備是時兵微將寡，雖然不讚成，卻也無力阻止。

劉琦雖係劉表長子，但卻非劉表嗣子，政治上繼承權是靠後的。

倘若劉琮束手，劉琦起兵占據荊州，則還可以作為事實上占據荊州的延續。

然而劉琦也沒能力。

所以這個權力已經沒有了。

劉表是劉表、劉琦是劉琦，劉表的事實占據荊州的時期結束了。

從這一點來說曹操不殺劉琮是對的。

倘若劉琮身死，則劉琦作為獨子，在劉備等親族的斡旋下也未嚐沒有法理上繼承劉表的希望。

但劉琮既在，這就無從說起。

劉琦就沒有在法理上繼承劉表這個事實占據荊州的權力。

他當時是江夏太守，充其量可以保有一郡。

然後曹操鐵騎南下，劉備劉琦均遁走。

曹操是王朝的丞相，代表著朝廷的意誌接受了劉表嗣子劉琮的事實占據荊州權。

荊州現在是朝廷治下，即所謂“不意李立為貴人。”

劉表傳注引搜神記，“建安初，荊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言自(中興)〔中平〕以來，荊州獨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並零落也。十三年無孑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雲：“荊州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係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穀去州數百裏，即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

後無幾，太祖平荊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荊州刺史。

這個李立的資格然則也無問題。

他隻是任期短，根底淺，尚未形成事實占據而已。

但法理資格是沒問題的。

從劉表這方麵說有劉琮的歸政，從王朝正統方麵說有朝廷的授予。

因此建安十三年時孫劉兩家對荊州其實均無占有權。

劉備與劉表有舊，且同為漢室宗親，然而是兩碼事。

曹操的謀事劉曄也是漢室宗親，並不因此而對荊州有繼承權。

而且法理上的博弈是沒希望的。

因為劉琮在朝廷手裏。

劉表這個權力弄不過來。

那就隻能形成新的事實占據以抗衡之。

說白了，就是用兵再搶回來。

於是從十三年往後，孫劉兩家均頻繁的對荊襄諸郡用兵。

引吳書吳主傳：

“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眾。仁委城走。權以瑜為南郡太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荊州牧，屯公安。十五年，分豫章為鄱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太守，屯陸口。”

同書周瑜傳：

“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淩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按陳，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陳。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
　　
吳錄曰：備謂瑜雲：“仁守江陵城，城中糧多，足為疾害。使張益德將千人隨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為從夏水人截仁後，仁聞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

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為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

又蜀書劉備傳，

“先主表琦為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病死，群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

同書引江表傳“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為公安。劉表吏士見從北軍，多叛來投備。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從權借荊州數郡。”

這幾段資料有點亂，慢慢分析之。

首先，從建安十三年到十六年，劉備和孫權基本在做兩件事情。

一、事實上搶地盤。

二、政治上積極尋求合法性。

先弄了個荊州刺史，然後互表為荊州牧和徐州牧。

大家一看，哎呀，荊州牧啊，那荊州還不名正言順是劉備的？

問題是這得報到上邊批準才成。

本朝雖然已默許某些強盛牧守事實割據，但表麵上還是要走朝廷這條路線的。

不然就不是割據，直接是反叛了。

但此時朝政的實際掌管者乃是曹操，劉備和孫權的這幾個表舉是否能夠通過實在成問題。

劉備和孫權也並非沒有對策。

對策就是質疑曹操的執政權是否合法。

倘若把曹操弄成一個權臣，脅迫主上把持朝綱，那麽一切上奏朝廷的奏章不被獲準的責任都可以推給曹操。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曹操因此而上了一篇奏章，後世稱為讓縣自名本誌令。

曹操筆力沉雄，三國中罕有人匹，這篇奏章寫的感人肺腑。

但同時期劉備和孫權則在戮力同心的聯手將曹操抹成篡逆之臣。

雙方不但從兵事上交手，於道德上也在互拚。

因為本朝的慣例是道德傾向可以影響法理判定。

這場暗戰漫長而焦灼。

當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終於代漢而自立時，劉備和孫權才終於等到遲來的勝利。

所謂習鑿齒評價劉備：“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己，纂統之主，俟速建以係眾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強禍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鹹陽之譬，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而孫盛評價孫權：“昔伯夷、叔齊不屈有周，魯仲連不為秦民。夫以匹夫之誌，猶義不辱，況列國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節，或臣或否乎？餘觀吳、蜀，鹹稱奉漢，至於漢代，莫能固秉臣節，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後，卒見吞於大國也。向使權從群臣之議，終身稱漢將，豈不義悲六合，仁感百世哉！”

這時候兩個人一度在道義上才占有優勢。

但即便如此，劉琮的在世也是劉備孫權兩家的重要隱患之一。

因為即便曹操是謀逆之臣，但劉琮的繼承權直接得自劉表，而劉表已死，遺囑沒有更改的可能。

倘若連劉表一起推翻，則不但工程量浩繁，而且實際上也並無好處。

連暫推劉琦假以頂缸的依據都沒了。

因此從法理上說，從建安十三年到十六年，孫劉兩家包括劉琦均沒有對荊襄九郡的占據權。

雖然做了不少努力，然而作用甚微。

正如曹丕代漢時群下曾提出數量壯觀的諸般祥瑞和勸進文書。

然而即使數量再多十倍，也擋不住蜀中或江東輕輕兩個字：篡逆。

因為事實昭然。

所以孫劉兩家爭端還要從事實占據說起。

王朝末年，荊襄實際並無九郡。

充其量隻有八郡，即南陽郡、南郡、江夏郡、長沙郡、武陵郡、零陵郡、桂陽郡、章陵郡。

所謂九郡也不過是今日約定俗成的稱謂而已。

而後八郡分被三方所分，各自增加建製。

如曹操分南郡以北立襄陽郡，又分南陽西界立南鄉郡，分枝江以西立臨江郡。

孫權分豫章為鄱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

劉備則除占據四郡長沙、武陵、零陵、桂陽之外尚分臨江郡為宜都郡。

一時建製之亂五光十色。

諸郡之中，長沙、武陵、零陵、桂陽四郡乃為劉備自取。

按蜀書先主傳：先主表琦為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

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

同時期周瑜則在南郡與被讚為有神鬼之勇的曹仁惡戰。

南郡地勢險要，為諸郡中兵家必爭之地。

兩家均有不得不休之心。

曹仁武勇將略隻此可見一斑。

當劉備已攻取南方四郡的時候周瑜傾江東之力僅僅剛將曹仁逼退。

因此從事實占據上說，劉備所得諸郡數量尚在孫權之上。

因而孫權表劉備為荊州牧。

名義上承認劉備對荊州的占有。

雖周瑜諸江東人而領諸郡太守者位份亦出其下。

但應當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劉備之所以如此輕易的攻克四郡，軍事上主要的因素還是因為周瑜的江東軍在抗著曹軍的荊襄主力。

因此攻克四郡縱不能說取巧，至少也是兩家共同努力的結果。

這是一個簡單的對應。

倘若說建安十四年的周瑜攻打南郡完全或首先是為已方利益因而劉備方無須領情，那麽數年之後關羽對魯肅所堅持的“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的說法也就變成空談。

因為即使赤壁之戰劉備毫無保留，首要的目的也仍是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勢力，因此江東方也不必為這種“戮力破魏”而領情而付出代價。

何況據《江表傳》，載劉備尚從周瑜處取得南郡的土地。

而江表傳所謂周瑜借南郡南岸於劉備，則亦不盡不實。

事情容或有，但難以想像是周瑜。

周瑜對劉備的印象很明確。

“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這正與曹操聽到劉備自領荊州牧時的驚愕遙相呼應。

周瑜的作用在這亂局中越加明顯出來。

即便江表傳所言周瑜分南郡地與劉備是實，但周瑜傳既雲“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魯肅傳又雲，“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惟肅勸權借之，共拒曹公。”

又江表傳“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從權借荊州數郡。”則借地之行源於孫權，充其量其中有魯肅推動。

然而南郡本是周瑜從曹仁手中力戰而得。

此戰戰事激烈，甚至周瑜本人也至於中箭受傷。

周瑜當然不可能將以血換來的土地輕易讓出。

是時周瑜剛剛取得赤壁之戰的勝利。

若幹年後，蘇東坡用他充滿浪漫胸懷的筆意重新描繪出當年風度翩翩的青年儒將形象。

周瑜之聲威已遠出同時代他諸位同僚之上。

八年以前，他與張昭同受命輔佐時尚年幼的孫權。

張昭威嚴剛直，但用兵之道則遠不如周瑜，且在赤壁戰前極力主降而遭失敗。

直到日後孫權稱帝之時，還向張昭提起當年的往事，“如張公言，今已乞食矣。”

這句半真半假的斥責令張昭頓時汗流滿麵。

三國時期曾有過一些身份特殊的人。

如董督荊州之關羽、荷國之重的諸葛亮、司馬懿和陸遜。

這些人雖然是時均非本集團內地位最高人物，但往往均掌握相當獨立權力，在其管轄範圍之內可以竟行已意，其權甚至可與君主相抗衡。

遠高於同時代其他臣僚，這些人我稱之為副君主級。

建安十四年，周瑜聲威已足以躋身副君主級人物，所差者唯管轄範圍及獨立權力。

因此周瑜對南郡的領土欲望可能出乎常人想像之外。

一年以後，周瑜黯然病故。

周瑜的英年早逝日後引動無數人的嗟歎，而卻並未改善其子弟的處境。

周瑜之子周胤不久便因罪奪兵。

即使諸葛瑾、步騭、朱然及全琮先後勸諫也未改善。

其侄周俊兵權也一傳而止。

又江表傳：“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鬆、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敘別。昭、肅等先出，權獨與備留語，因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為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鹹欲疑譖之。”

我們無法估量這“疑譖”的有效與否或程度深淺。

但同年江淮之間著名有才辯的士人蔣幹的確曾造訪周瑜，試圖誘說周瑜歸附曹操，然而被周瑜談笑之中婉拒。

建安十五年，周瑜曾經有一個遠征計劃。

引周瑜傳：“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並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

這個計劃的微妙之處在於其每一步均能對孫劉雙方勢力產生複雜的難以預測的影響。

而這影響甚至超過計劃本身的軍事意義。

事實上雖然周瑜提出這個目標，他的內心中也未必希冀計劃完成。

因為轉驅馳千裏而攻拔州郡，且不說軍事上的難易，後勤已先就成為大問題！

從地理形勢來看，指望江東往複運糧在效率上遠不如從荊州本地運糧，是時這個艱巨任務就將不動聲色的轉嫁到盟友劉備頭上。

倘若劉備照計行事，則於本身實力是重大的消耗。

倘若不從，則立時麵臨孫權周瑜兩麵夾擊的危險。

所以殷觀明確的告誡劉備千萬不要附和孫權和周瑜伐蜀的計劃。

因為這個計劃的必要和精妙就在於需要劉備方的配合。

一旦應手，則立入對方太極局中，借力打力，永不能回環。

不如不理，一了百了。

沒有荊州的配合，孫權和周瑜獨力是拿不下蜀中的。

即使是劉備得地利之便，日後取蜀還要借助漢室宗親，蜀中內應以及結盟反噬多般手段，絕非一蹴而就。

即便邀天之幸，一切全部如意順遂，孫權也不得不麵對另一個問題，即副君主級人物周瑜的生成。

以周瑜在軍界的地位和赤壁、南郡、伐蜀三重功勞，其威足以震主。

周瑜時年三十六，比孫權雖年長，卻遠在曹操劉備雙雄之下。

倘若一時有不臣之心，則對孫權而言後果無比嚴重。

作為一個政治家，必要的素質之一就是懂得適可而止。

好在，不久以後，這個問題便將隨著周瑜的死亡而終結。

建安十四年於公元為209年。

這一年中，日後成為鼎立三足的劉孫曹三家都在圍繞荊襄九郡或兵戎相見或鉤心鬥角。

雖然頗有難度，但任何一方均不肯放棄其對荊州的經營。

這裏是命脈之地。

對荊州的爭執沒有結束，相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