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瓜幹
學習， 學習， 再學習， 生命不息， 學習不止。
永難忘的思念
寫在 “夫妻老婆店”兩位恩師和摯友的祭日
剛言
不知誰曾在追思悼念親朋會上說過這樣一句話：“for closure? Is it too sweet to lose someone? Is it too dear to last? No, I want them around forever!”
董斯美【男】1929年 – 2013年12月14日，享年84歲
卓慧容【女】1931年10月12日 – 2012年 1月3日，享年80歲
我從來沒有試圖總結過任何人的一生。但是，董、卓兩位老師駕鶴西去，我確怎麽也抑製不住自己,想寫和說說這兩位一生的經曆和與他們的忘年交，想讓大家都知道董、卓兩位老師的為人。寫這篇懷念文章是對兩位記憶捕捉，抒發感懷。往事情誼，思念無盡。
報紙訃告和逝者略傳
【美國】維加斯新聞報 時光隧道 2012/01/20
卓慧容女士逝世
在拉斯維加斯享有盛名的卓慧容女士（英文名Edna Zhuo）於2012年元月3日因年老體衰，在中國昆明安詳離世，終年八十歲。遺體於2012年元月12日在昆明火化，遵其遺願，一切從簡。
卓慧容女士祖籍廣東珠海，1931年10月12日生於上海。早年就讀於上海滬江大學。曾在北京阿聯駐華使館、北京師範大學工作。1982年赴美，在拉斯維加斯內華達大學任教，並擔任本地美中友協主席多年。卓慧容女士一生勤奮，治學嚴謹，桃李滿天下。拉斯維加斯建市100周年，卓慧容女士被評為200位卓越女性之一，被冠以“中美親善大使”稱號，亦曾隨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訪問中國，參加中美建交30周年紀念活動。
大約卓阿姨離去兩年後，董叔叔駕鶴西去，享年84歲。又是一位至交，親朋摯友，老師和情同父般的長者離開了我。他悄悄的離開，據他的外甥講，董叔叔走地很平靜，沒有任何痛苦得去了。His passing was on Dec 14, 2013。 (說來也很巧合，他去世之日年月日具有著連貫數碼12, 13, and 14在內). 他也是在我爸爸去世5個月後走完了他的人生。
我仍然記得十分清楚2012年1月23日是大年初一。每年的春節我會照例給他們兩位打電話拜年。電話是董叔叔接的。還未來得及拜年他即問你我知道不知道卓阿姨去世的消息。我真是有些晴天霹靂之感，heart-breaking，speechless。當年卓阿姨的vibrant and exuberant人生和音容笑貌似乎就在眼前。簡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的眼淚也一陣陣的淌下來。更不必提董叔叔了。除了emotional外，他在電話上哽咽地無法繼續講話。不得不把電話交給他的外甥。
講不完的故事
想動筆談寫他們二人的這個話題，早已醞釀許久。先是未敢提筆，一是會一泄難止。二是我不具有栩栩動人的文筆。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斷斷續續地寫了幾頁。最後我想還是在我記憶猶存，能說能寫的情況下把我對二位的感受記錄在案。否則的話，就該像昆德拉曾說過：“。。。。。。即記憶與遺忘的鬥爭。“ 不論文筆多麽的草略，對二位的敬拜和情緣是透明的。這倆位伉儷在1982年來美國前是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原北京師範學院】英語係老師。為什麽不用“教授”掛上他們倆的credentials？那就看下文慢慢說來。這兩位與我們家的兩代人的至交是人生中有太多值得回憶的往事啦。慢慢遠去的記憶,盡管有可能像褪色的老照片一樣會越來越淡，但是卻永遠一直在那裏。董氏是北大西語係畢業，對英美文學特別是文豪莎士比亞著作有著相當的研究。他其實對“美學“非常感興趣，據說要不是因為抗美援朝朝鮮戰場需要英語翻譯，他服從組織分配的話，在北大一畢業就被”邀請“上了韓戰的話，他就會去大名鼎鼎的當年美學專家學者朱光潛教授那裏做研究生的。從網絡上可以查到錢嗣傑寫的一本書：《“紅色新聞兵”的開城歲月》中還列出董氏為當時朝鮮戰爭和停戰談判中的所做的英譯中宣傳工作的貢獻。他在師院當時教英文的泛讀 (extensive reading) 和語法。直到他離開中國前一年多才得到被評審教授資格，而得到副教授職稱。卓氏在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裏度過了她的學生時代。她先後畢業於聖約翰大學（St.John's University）。她家在49年解放前是上海的大資本家。對西方文化、教育和社會有著非常廣泛的了解和經曆，這也是由於她出生於西化很強的家庭，受的教育從小到工作也全是exposed 西化，從吃穿服飾，她是很自然而然地帶有強烈西方韻味的，既當時講的所謂帶有“洋味兒“。卓氏是教英語精讀（intensive reading）和口語。卓氏在離開國內前也僅給評職稱為講師。從他們兩口子教書的範疇，基本上把英語教學的主課大部分內容給包下來了。文革中外語的重要性是無足輕重，更無法比數理化學習了。外語係全是本著毛澤東的“五·七指示”來進行教育，俗稱“開門辦學”。1966年5月7日，毛澤東閱林彪五月六日報送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後發出了一段指示：“。。。。。。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就這樣十年文革中大約有四至五年的時間他們的外語係就被“瓦解”成小組的形式到北京的城近郊區縣去教那些中小學的英語教師或代課老師，當時叫“教師進修、開門辦學”。這些人中有不少的連26個英文字母全認不全，水平參差不齊，但是不執行偉大領袖的指示，可知道那時是什麽後果嗎？什麽樣的罪惡和處罰嗎？這種去教進修的任務，唯一的好事是董氏和卓氏兩口子不用分開，他們兩位自然就形成了“小組”現在叫“團隊”。他倆人自稱“夫妻老婆店”，加上他們無兒無女，全身心地投入到“開門辦學”中了。先開始他們在門頭溝區教育局下邊的教師進修學校給中學英語老師講課有快兩年的時間，有許多的中學英語老師也就是他們的學生了受益於他倆的授課。那時沒有教材，沒有語音設備（錄音錄像等）也沒有複印機，他倆就把自己家文革沒被給抄家和砸壞的一台舊式英文打字機帶上，從門頭溝區教育局借來鋼板油墨，自編、自打、自刻和自印英文教材。當然都得帶有政治色彩的教材，象教什麽“閃閃紅星”。。。。。。為了幫助那些沒有任何英語底子的“學生”們發音，卓氏就挨個為他們一對一的補課，吃小灶。由於卓氏的英語口語和聽力全是頂呱呱的，沒有語音設備就“嘴對嘴的”的口型示範，她反反複複地糾正學生發音，朗讀。在門頭溝搞開門辦學就住在老鄉家中。與這家多子女家庭關係非常融洽。在他們離開門頭溝後老鄉還跟他倆口子有來往。其中有一段十分emotional也多少帶有戲劇性的故事。他們住的老鄉家有不少個孩子，知道董氏和卓氏無兒無女，就非要把他們倒數第二的一個男孩送給他們。他們推卻又有些舍不得這個難得的得子機會。大約是在四人幫粉碎前後一兩年，老鄉真把他們的兒子給送到他們城裏家來，當時這個男孩有6-7歲吧。他倆和老鄉還有這個孩子全好奇、興奮極了，最大願望是期待這個新家庭一切全可以work-out。董叔叔在一個周日（那時每周六天工作僅有周日休息一天）到我們家來，興奮地告訴爸爸，他們得到這個孩子的前前後後，還講孩子是個“正數“不會是“負數”。。。。。我還清晰記得他那天真幼稚模樣。我們全家期待很快可以見到他們的“兒子”。大約一個月後的一個周末，董氏和卓氏又來我們家，很是掃興地告訴我們，孩子在這兒住了兩周後，就天天叫哭喚著“回家，回家”。這兩位根本沒有任何養兒育女的先期經驗，更是不可能，也沒時間受著這種“感情糾纏”。最終孩子又返回了自己家鄉—門頭溝去了。真是那個理兒嗎“不屬於你的，永遠也得不到”？在門頭溝的開門辦學結束後，他倆位又被派到崇文區教育局的教師進修學校去開門辦學。那大約是在1974—1975年他們在崇文區210中學教課。說來也巧，我們家在這時也因換房搬到崇文區天壇東裏，距離董叔叔和卓阿姨開門辦學的地方很近，騎車不過10分鍾就到我們天壇新家了。那一年多時間裏，他兩口子基本上逢周六晚上下了班就直接來我們家吃晚飯，而大多數時間每周六晚上又全吃餛飩。要問為什麽呢？因為這給我們六個人（我們是家父母和哥哥及我，再加上他們兩位）一個極好的談天說地的機會，我們圍坐在桌邊一塊包餛飩一邊山南海北的聊天。文革給中國人留下的最壞的後遺症就是人與人間的沒有任何互相信任感，甚至互相告密的惡略手法成為發展人際關係的步驟。而當時我們家能有這麽一個單元房子，關上門後盡情的暢所欲言，無憂無慮地沒有恐懼感是多麽難得的。記得卓阿姨第一次來我們的新家時，第一句話就是“這回可有了自己的獨門獨院了,可以隨便信口開河”。至今我在北京住過的所有房子，天壇的房子給我的最深回憶就是我們一家人與他們兩口子共同渡過的美好時光。1976年10月四人幫粉碎後，國內開始一個政治氣氛比文革期間相對寬鬆的時代。外語的重要性也逐漸顯現出來，自學英語的人之多。四人幫粉碎後的那個夏天，我們放暑假了，董氏和卓氏也放暑假。那時候，英語學習已經是熱火朝天，如火如荼的鋪開。有北京人民廣播電台英語廣播講座，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申葆青主持的《Radio English on Sunday 星期日廣播英語》，電視英語像彭文瀾的English on Sunday，後來的Follow Me，許國璋英語三冊。。。。。。。閱讀物也開始大量普及，當時的《英語世界》，《英語學習》，電視晚報英語專欄，等等是我們訂閱的必讀物。而我們當時是lucky enough（走運極了），有著得天獨厚的教育條件—即最佳英語老師在家裏手把手地教我們。董叔叔在那兩個暑假期每周有兩三天的時間騎車到我們天壇家來給我們哥倆還有他的一個侄子一塊補習英語。那時最熱門的英語教材(英英教材）就是《新概念英語》。第一冊太簡單，董叔叔為了pushes 我們，他就用第二冊的後半部分教我們三人。他給我們的嚴格要求之一就是，每學過一篇課文，下一次上課時必須要把他們給逐字逐句的背誦出來。他的理論就是我們出生在北京，北京就是我們的家鄉，沒有機會和適合環境、恰到好處與英文聽者說者有效地交流。在沒有條件生活在真正的國外語言環境下，唯獨把自己裝備好能去有效的表達學習辦法，就是“強製”背書。從背誦中理解語言，句法和語言結構，它本身就是幫助理解思維和文化行為的一種體現。用這種方法練習模仿語言結構，講話的意思。以便在生活和工作中我們可以努力了解別人的文化背景和價值觀念，減少接觸中的誤會。那時我們學習外語，沒有像當今強調這是一種“communication”方式。實際上在跟他們倆口子學習時他們就指出了美國人看你講話，就是看你溝通的本事。中西方在文化上的差異就可以通過語言學習潛移默化地體會出來。對我們來說，也就是反映communication skills 的高低了。我80年代末到美國後，董叔叔還告訴我一個真實的故事。他們倆在Las Vegas定居後，突然有一天接到從三番市來的電話，此人稱是當年在門頭溝他們教過的學生李某（忘記了董氏告訴過我他的名字）。他已經在加州通過律師執照在做移民律師事務。想來看看二位老師。結果他在周末就一個人開車到Las Vegas來看望他們。見麵後他首先感謝董叔叔那時候叫他們上課背書。若不是那時候的背書方法，他相信他不會有在美國工作的今天。那時打下的基礎，使他有感今天的communication技巧。
他們兩口原來是住在宣武區的南橫西街的舊師專宿舍樓。住在五層樓本是一家人住的兩室一衛的單元房裏。結果被劈成兩家人合用。他們一家兩口人僅有一間12-13平米房子，既當書房、又當臥室又當起居室又當餐廳。他們與另一家三口人共用廚房、洗手間和窄窄的過道。可想而知，作為堂堂知識分子出身的他們，就是有藏書的愛好。書，特別是他們存儲的書很多是洋裝版。大、厚、沉和占地方是這些書的特點，當然也占去不少他們房間麵積，而且當老師的不坐班，當兩口子全在家時，是多麽難能在這麽一間鬥室裏兩人同用一張書桌來備課和作研究。很多時間董氏就去他家旁邊的北京衛生學校地下室圖書館裏貓著。一旦他們兩人中的一位有他們客人、學生來訪，那另一位也就自覺的離開家到外邊“閑逛”。從1977年到1982年他們來美之前，他們兩口子也是大忙人而且大大風光了一陣子。出國熱潮，許多人為培養自己的孩子從小就學英語的興趣，許多公派出國考試英語的要求，研究機構急於想短平快的給自己的研究人員創造學英語口語的機會，各種夜/業大英語專業教學需要真正的英語有識之士授課。。。。。各式各樣demand英語人才的機會全表現出一個明顯要求--英語的重要性和真正有“四會“英語老師是多麽奇缺呀。當時赫赫有名的許孟雄教授（中國人民大學英語教授，著名翻譯家，英語教育家）十分看好器重董叔叔。許教授的若幹大作英譯中的字詞典全有董叔叔傾注的心血。80年代，有人讚譽《英語世界》“是一所沒有圍牆的大學”。按照清華老校長梅貽琦的說法，“所謂大學者，非謂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英語世界》的確稱得上是一所一流的大學。一期期雜誌翻閱下去，當時英語界的泰鬥、翹楚、領銜者、實力派幾乎應有盡有，董斯美的大名曆曆在目。【參見’大學者， 有大師之謂也 ——讀《英語世界》舊刊（1981—1999）有感之二】。陳羽倫是當時《英語世界》主編。他在1987年底特聘董叔叔為該刊“駐美特約編輯“。並問此名義是否妥善。1988年一月一日即寄給董氏鮮紅緞子封麵燙金<聘書> 二字樣的聘書。來年（1988年的8月14日）突然陳總編和他的兒子出現在他們Las Vegas家門前。原來他在UNLV沒能找到董、卓二位。陳主編在國內與他們倆根本沒見過麵，這是第一次在美國與他們聚在一起。他對兩人留下了及深刻印象。陳主編當場即問他們何時回國，他想讓他倆給他的讀者們開講座。在他倆風光之時，或說是在in high demand，也可以講是他們在國內事業pinnacle之時，我也受益匪淺。得到不少機會參加他們給其他單位舉辦的英語口語班，象參加卓阿姨為北京xx醫院舉辦英語口語培訓 (參見下邊1979年黑白照片)，和為衛生部病毒研究所出國人員英語培訓班，類似各式各樣的機會。董叔叔帶我參加美國原版電影放映，例如看“roots”【根】等等。這當時應該叫“蹭”（占便宜）了不少機會。因為我既不是外語係的staff，也不是被培訓單位的工作人員，更重要的是他倆口子為我爭取機會，還想辦法幫我不用交費。由於卓阿姨口語的純清，她幫我們把英語教材錄下音以便我們可以練習聽力和模仿發音。我當時靠爸爸的一位老朋友從香港買來一台手動英文打字機，當時沒有學習打字的教材，卓阿姨親自指點我一步一步的開始。她通常不看我是怎樣打字和用鍵盤，而僅僅是在一旁聽我敲擊鍵盤的力量和聽我的速度，來手把手地教我改進。必須承認，我與哥哥的英語啟蒙、edified和熏陶，打下牢固基底，懂得美國的文化背景知識，對於後來在美國生活學習上，以至於工作事業上取得的進步，與他們二位給我們倆的義務英語文化教育息息相關。沒有他們倆的influence和encouragement也許我這輩子根本不會有這麽大的unrivaled in courage（勇往無敵）精神選擇隻身一人踏上我後半生來美國學習、工作、定居和生活之路。
精辟語言
他們兩位經曆了新舊中國的生活，度過中國知識分子所度過的坎坷經曆，吃過苦，受過難，但也風光過。。。所以他們的酸甜苦辣融匯在了他們觀測評判中國的現狀和未來的經典語言中。董氏在文革中期就預言：“隻有資本主義能救中國。。。。”此話在今天聽起來未必是驚天動地，如雷貫耳的反響，但是看今天中國提出的理論和所走之路“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中國”不正是董叔叔當年所提出的預測嗎？毋庸諱言，他就是沒用“社會主義”四個字而已了。我父親在2003年12月與他們倆位的聖誕及新春問候中做了一首詩再次引用他的精彩話語。此詩收集在父親寫的《夕照水珠集》一書中。
2003年12月父親給董叔叔和卓阿姨祝新春的詩一首
董氏在中國那時候的另一個真實感受就是人之最大的不自由是心靈上的不自由。“一個人最大的痛苦是想擁有自由而沒有自由。”[ 湖南臨湘市委原副書記、市長龔衛國曾經訴說過]。卓阿姨常常呲的董叔叔別老胡說八道，說他心直不懂明哲保身之道。所以董叔叔也許是有一種天真幼稚，純淨真摯的期望,就develops一句口頭禪叫“還我自由身“。 他向我們講過，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美國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在致國會谘文中向國會提出宣布了四項「人類的基本自由」,第一項就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發表言論和表達意見的自由【The first is freedom of speech and expression --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恐怕他到美國來也是有著這種motivation吧。我第一次從卓阿姨處聽到”老小孩‘及“人越老越自私”的概念，（這並不意味不孝敬老人）。她常表態的就是老來到頭最好就是少麻煩人。另外一個是中國的文化的“客套”虛偽性。我們有人幫買了東西，買主和受益者似乎總愛在還錢上虛情假意，卓阿姨曆來是在一開始就先講清楚，“給是給，送是送，借是借”。聽起來這個理論有點分地太清楚，似乎顯出小氣吝嗇，但細細想來不無道理。要不然美國法律上都存在prenuptial agreement。 有一個故事我還記憶十分清楚。每一次上卓阿姨的口語課，她總把美國的一些風土人情、文化藝術和背景知識介紹到口語練習中。學習到“discrimination”（不公平的待遇，差別對待，歧視）一單詞時，她問我們知道不知道父親節和母親節的時間。中國當時根本不慶祝這兩個節日。也沒人能答出來。每年的三八婦女節象征性代替母親節就算是一種慶祝了吧。但是她告訴我們，大部分西方國家慶祝這倆個節日是在: 每年5月的第二個星期日慶祝母親節（Mother's Day）。父親節（Father's Day）是每年6月的第三個星期日。這裏介紹了文化背景使我們頓開眼界。跟著她趣味地開玩笑問大家為什麽父親節的慶祝要比母親節晚一個多月？這對gentlemen/fathers不公平了，也該算是”discrimination“的一種反映吧？我們大家在哈哈大樂中既學到了單詞也領會demonstration到範例知識。有著一種雙豐收感。 西方的etiquette （禮儀，禮節、儀式的習慣）是卓阿姨在上課時常常帶給學生的“額外”課堂話題。例如，她教給大家，在餐桌上喝湯時，要”It makes no sound”(別發出響聲)也就是“Don’t get slurped”（喝湯時發出吸溜吸溜的砸吧嘴聲）。我們吃完飯，有時打飽嗝也不在乎。而西方的習慣是要在打飽嗝後常說一聲：”Excuse me”。卓氏不光把英語教學看做工具課，而且當做文化課來傳授。 上她的課，興趣、享受和知識全融匯一起。
風雨同舟，共度難關
他們倆人一輩子是相扶相持，風雨同舟，相濡以沫。到美國後，既喜興奮又遇掃興。除了“還我自由身”是他們深感其樂外，還有就是他們的community celebrity status.我在一開始寫這篇回憶時，把過去的書信全給翻出來。他們寄來的社交活動的照片、通知和剪報，數不勝數。這裏不光是當地華人社團組織活動他們積極組織和參與，更重要的是他們接待了不少國內來訪的代表團，包括地方、文藝團體、大學和官方機構。下麵是他們1988年9月當地報紙報道在Las Vegas接待上海雜技團和魔術師來訪問演出的照片。 董叔叔對“Ladies First“的文化傳承是體現在了很多方麵。他的學生在文章中有所介紹（見下文）。我親眼目睹他是怎樣體現對待家中女士（lady）的。冬天每次在卓阿姨穿外套大衣時，他都提起她的大衣領和袖子幫助卓阿姨穿上。幾次在公眾場合，有人掩口而樂，有人帶有譏諷之意地講，他是“妻管嚴”。可想而知，文革中大眾眼中對男女舉止是多麽地intrusive。但董叔叔不管去什麽場合，拎提大衣的人總是董氏。他根本不在乎那些無知的嘲諷，始終如一。他總講，“Ladies First“如果對家人都做不到，更別提對外人了。
他們最frustrated時候是在來美後的第四年開始轉變身份（由訪問學者的身份變到work permit status再到綠卡）。大約從1986年底到1989年由於身份問題他們就不能夠工作了。焦慮地等候美國勞工部及移民局的審批。卓阿姨後來再1993年時給我來信談到他們經曆了“曲折、漫長、揪心的三年時間，真是艱辛難熬呀“。但是她講他們認為是worth it。經曆了移民局把上報的材料丟失拖延排期，又從新開始申報。。。。。。。一係列的意想不到經曆，但他倆個總是樂觀、不氣餒地麵對這些挑戰。他們倆真是風雨同舟。有許多事隻有家人才能一起共渡的，尤其是夫妻！此時是倍感家人親人的重要！既便在這種較大思想負擔、壓力狀況下，每一次來信他們倆都會講述國內組織的什麽代表團，不論是專業還是觀光旅遊的，又找到他們，他們全進地主之誼宴請這一批那一批來Las Vegas訪問的group。在綠卡一到手，他們辦了六桌酒席請中外好友，其中不少人是幫助和鼓勵他們渡過煎熬關的。在綠卡獲得後，他們幹的另一助人之事就是幫助許多人通過轉公民的英語考試。100道美國曆史問答題他倆不知道輔導了多少人參加準備考試的工作。還有讓我難忘的是，在那種懸念掛慮的日子中，他們仍然對學問認認真真，一絲不苟。凡是我給他們去信是用英文寫的，全會在複信時指出有些用詞、語法和慣用法上的問題。一次董氏指出像”congratulations, condolences and respects….”習慣上都要用複數。別忘詞尾加上“s”。 可以從二位多次的來信中看出他們內心也有著與我同樣的糾結和那一絲絲的悲涼感。那就是miss父母的強烈emotion。每次我寫信告訴他們我父母的狀況時，總在筆尖上落下一種the gamut of emotion (百感交集)和sentiment (多愁善感) 情緒。卓阿姨多次在回信中講到在她大學畢業後離開上海被分配到北京去工作（不是自由選擇的），父女抱頭痛哭，猶如生離死別。而實際上她再返回上海時，父親已經去世。在他們來美之前，卓阿姨回上海探望她九十多歲的老母親。她後來告訴我，似乎是心照不宣，這是與她媽媽告別，但更確切的講是永別。那是她最後一次見到媽媽在世的機會。 果然她母親在她到美國後不久也就離開了人世。那可謂是“每一次的見麵都可能沒有再見，每一次的離別都可能是生離死別。”
世交
與他們兩位的交情要倒回我們上一輩我父親和伯伯的年代。爸爸出生在雲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伯伯是當年龍雲部下的一個旅長。由於伯伯退役後做生意的原因，不光在滇南而且在昆明結交不少朋友。爸爸當時在西南聯大（昆明）上學。有一天，伯伯去見他昆明的一位朋友，就是昆明的大資本家董XX，他們好像是做紡織，煙卷生意。據講當年有名的雲煙“大重九”牌香煙就是他們家的生意之一。伯伯到那裏看到他家的書房擺了一張照片，是他們家的公子與我爸爸合照。伯伯就好奇地問董XX，他兒子的朋友是誰？這位董老先生立刻炫耀地告訴伯伯，這是他兒子的同學也是好朋友。學習多麽有成等等。伯伯接著再問董老先生--知道不知道他兒子的好朋友是誰，董老先生有點玩笑似地 “輕蔑”答道，好朋友就是他兒子的好朋友唄。伯伯反而笑了，他也自豪地告訴董老先生，他兒子的好友就是他的弟弟（我父親）。這一下子董老先生恍然大悟，似乎更是親上加親了。而這位照片上的昆明富家子弟其實是董斯美的哥哥董成美。董成美與爸爸更早認識，更熟悉也要比董叔叔要早多了。董成美念完先修班後，未能升入本科，他又報考北京師大，爸爸和另一同學陪同他一起報名去考試，就是“保駕護航”，把董成美夾在爸爸倆人中間，在答卷子時，爸爸他們把字體寫得特別大，以便讓董成美“左顧右盼”，可是，結果他們倆個“保駕護航”的都考上了，而董榜上無名。隨後，董決定去上海另想辦法。董到上海以後，來信告訴爸爸說他進了私立光華大學。到了1949年，董成美和他的弟弟董斯美兩位都從上海轉學到北大，前者學法律，後者學英語。 爸爸那時已經跟隨西南聯大從昆明遷到北京（北平）了。這樣才通過大董（董成美）認識了小董（董斯美）。據爸爸告訴我，“小董的性格與他的哥哥大不相同，初次見麵就顯出他是心直口快的人，他剛剛進北大，感覺銳敏，常常有些離奇的看法想法，與係裏的團支部發生矛盾，苦腦了，他來找我父親，爸爸去做了雙方的工作，把矛盾緩和下來，從那以後，董氏越來越和爸爸關係密切，成為交心摯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一部分北大學生先期離開學校，肩負起建設新中國的任務。爸爸也是其中之一。他奉調到政務院（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當薄一波主任的秘書。董叔叔畢業晚，離校後進入公安部門工作，他的社會關係中也就少不了要填上爸爸這層社會關係。1957年政治風暴中，他的單位找他談話，說你的朋友李某某是右派分子，你應該檢舉揭發，同時交代你自己的問題。董氏回答說，我不相信李某某是右派。這是否影響了他的工作調動，不得而知，肯定地說，他絕對沒有往這方麵去想。這年，他和卓阿姨結婚，給爸爸發來請柬，爸爸都沒有前去祝賀，事後多少年後悔不已。和他斷絕來往，這當然不止對董叔叔一人，幾乎是所有的親戚朋友，這是主動地很自覺地劃清界限，以免連累親朋好友。直到文革中，爸爸第二次被揪出來遇難，躲在當時宣武區槐柏樹街十一號的家中，“聽天由命”的關頭。有一天，媽媽在樓下偶然碰上董叔叔，他在騎車路過槐柏樹街十一號門前偶然撞見到媽媽，得知我們家的住址之後，不幾天就來家探望爸爸，在久別重逢，劫後餘生，感慨萬千之中，自然有說不完的話，訴不盡的冤，他雖然沒有被劃成分子，但工作上已經不能發揮作用。他常常提到魯迅和莎士比亞，爸爸有一部《魯迅全集》，文革中我們家房子由於失火燒損了一大部分，盡管未丟失，但是書全被水浸泡字墨全非，難已辨認。拿不出來看了。董氏則對莎士比亞著作很專注，也感染了父親。爸爸就想利用無業遊民的時間學習莎士比亞著作。意想不到的是，董氏居然從他們的學校圖書館借來了莎翁的部分著作，使父親得益良多。董氏夫婦沒有孩子，見到我哥哥和我兩人在上初中，非常高興，那時學校不能好好教書，多數是放羊式和政治式的教育，董叔叔就主動提出，他和夫人卓慧蓉可以幫助孩子加強英語學習。我們倆一聽，高興得跳起來。我當時在中學是被迫學習法語。作為孩子的好奇，也想學英語，這樣我們兩人就跟他們夫婦倆開始了“私教”英語。水平也是有很大的長進，使我們後來在國際人才市場上競爭中增添了實力。跟董氏見麵幾天後，也趕上過春節了。董叔叔邀請我們全家去他們家吃年飯。這是文革多少年來，我們全家第一次社交。也是我跟我哥哥第一次拜見卓阿姨。其實也是爸爸第一次認識卓氏。當房門一打開，卓阿姨第一聲對爸爸稱呼“李先生歡迎光臨”時，我跟哥哥至今都記得這是我們倆長這麽大以來第一次聽到國人稱呼“先生”。一種新奇、esoteric (深奧的)和西化感由此而生。那時除了稱“同誌”這唯一稱呼外，別無其他正式稱呼啦。卓阿姨做了那麽一大桌子的中西佳肴。文革當時請客吃飯是很少像現在出去下館子，也請不起，也不會有自由自在的時間享受和隨意所欲暢敘的餐館。可想而知，卓阿姨費了多少時間精力來準備這一頓飯。也是我跟哥哥第一次嚐到西餐佳肴，象薩拉油做土豆薩拉，色拉醬是她用花生油加雞蛋清攪拌而成。這是我們第一次吃薩拉，所以印象相當深。改革開放之初，董氏夫婦要辦出國手續，談何容易，他們那時是不允許隨便“自費“私自出國（這是當時國家政策規定，凡大學講師以上、醫院主治醫師以上的人才全不允許自費出國，非常罕見的case就是允許自費公派出國）。他倆正是大學教育行業中講師以上的人才，又是純真的無門無路的知識分子。我父母也幫了他們一點綿薄之力，媽媽從北京市高教局到北京市外辦找關係，爸爸找當時首師大的校長楊傳偉先生(他是爸爸在北大時的同學)，。。。。。。經曆了反反複複的折騰，最終是辦成了。也算是幫助他倆還了 “自由身”吧。我們兩家結下了深深的友誼，經過時間的考驗，曆久不衰。保持著朋友和親戚似的良好關係。我跟我哥哥到美國後在不同的時間還遠道去探望他們二位，感謝他們的教育之恩。2006年三月我去Las Vegas時，董叔叔親自開車從家到Mirage Hotel來接我去他們家。卓阿姨那時就告訴我，她的耳朵開始發背。她每天為了提高自己的腦子的記憶力，她要做至少半小時至一小時的word puzzle。那天晚飯我們從他們喜歡的一家中餐館order了晚餐。我去pick up。回來董叔叔還問我有沒有給小費。我告他給了大約15%的小費。他馬上給予極強的肯定。一再講我是“入鄉隨俗了”。有些中國人來美這麽長時間在餐館吃飯從不付小費更別提去pickup了。我感到十分興奮和激動與他們在一起度過了三小時，天南海北的暢談。懷念往事，難忘過去。他們養了一條很乖的小狗，他們倆稱自己為“狗媽媽，狗爸爸”。這次見麵使我感到他們增加了一份孤獨、多愁善感的心態。不料想這也成為我一生中最後一次跟他們見麵和麵對麵地敘舊機會。盡管之後我們仍然不斷電話聯係但是再也沒有見麵的機會。卓阿姨講他們Las Vegas 的家也算是把當年他們首師大英語係共事過的老教師們全接待了一遍。他們二人年輕時甚至到老全十分好客。Las Vegas成中國人來美的必經景點，凡是來自英語係的同事、同輩或晚輩，就會到他們家聚會。2002年聖誕節前我們互相祝賀時，卓阿姨告訴我最新消息，他們當年的8-9位首師大的同事及家眷在聖誕和新年間來Las Vegas reunion，他們來自不同國家，有的從美國其他洲趕來，有的從其他國家趕來（新加坡，加拿大等）趕來，而且全住在他們家。真是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卓阿姨後來告訴我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辦這樣”大型“的聚會。此話不假，當時他們兩位也已是70多歲的老人，其他人也是這把年紀。在聚會一年後，幾位同事就相繼去世。我們的深交也從最後他們兩位相繼去世後的遺物來證明這一點。據董氏的外甥告訴我，在他清理二位Las Vegas家產遺物時，發現我們家這三十多年來的通信、照片來往是所有他們朋友中最多的，而且他們兩位一直保留著。Vice versa! 我們家至今也還存有他們這30多年來給爸爸媽媽和我們兄弟兩的書信及照片。這次寫回憶文章就是有不少材料來自我們之間的通信。我注意到剛來美國後的前兩年是書信來往最頻繁，幾乎是每一個月就有兩三封信（要知道在1986到19 88年時還沒有email，internet的‘E’工具！）。董叔叔記得十分清楚爸爸媽媽的結婚紀念日正好和美國國慶節同一天（七月四日）。他在1988年的七月四日那天給我來信。第一句話就是美國全國都在為你們父母慶祝這個偉大的日子。盡管是幽默、樂趣，可是體現了忘年之交的深厚感情。
網文對董、卓兩位老師的評價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辦---民間曆史· mjlsh.usc.cuhk.edu.hk <漫長的路> 烙印——我的回憶與感悟 》卷三 --- 我的青年時代（三）—— 我的回憶與感悟 ----宋秀雲
該書中她是這樣描述兩位老師的：“卓慧榮老師是我很尊敬的一位老師，她從大學二年級開始給我們授課。卓老師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曾經是陳毅元帥夫人張茜的隨身翻譯，上海人。董斯美老師是她丈夫，董老師北京大學西語係畢業，教授我們語法課。卓老師的人特別好，親切、和藹。語言動作都很誇張，行為作派都很西化。記得她剛從外交部調來時，穿著一件很明亮的綠色毛線織的長衫，式樣別致、長過膝蓋，腳下穿著一雙西洋紅的長統靴子，嘴上塗得很誇張的鮮紅鮮紅的唇膏，十分的引人注目。後來，因為她格外的好說話，人很是隨和，學生們給她起了一個雅號“Old Rose”，她聽說了非但沒有生氣，反而說“老玫瑰”真的“很”老嗎？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董斯美先生特別有紳士風度，每當有女同學在旁邊，他都會禮讓先行。“Lady first!“。 在講台上，他的步伐真的像跳華爾茲一樣，一隻手拿著粉筆，抬著右臂，走到講台的一頭，一個急速敏捷的轉身，輕盈優美、華麗非凡，同時引得同學們竊竊偷笑。特有意思的是，私下與董先生交流說中文時，他常常若有所思，口吃得著實不輕。在課堂上講英文卻能侃侃而談，不但流利而且有聲有色。在英文雜誌上，至今還可以見到他的大作，而且接續不斷 。就是這麽一對夫婦，風趣、善良、敬業、有學問。當時兩位先生四十有餘，沒兒沒女。卓老師常說，你們就是我的兒女，很多同學都喜歡和他們一起說說笑笑，師生關係很是融洽、親切……”
【2006年3月5日在Las Vegas 參加美國ACHE學術會議，去董叔叔和卓阿姨家拜訪】。不曾想這張照片成了與他們二位生前最後的一次合影。時年董氏已經77歲。卓氏已是75歲。
【1979年7月北京xx醫院醫生留學學習班結業合影。結業之日全班做英語劇目表演】
90%班內學習的醫生們全通過WHO的英語口語和筆試考試去美國、加拿大或英國學習和做訪問學者。前排左一卓氏，前排右一董氏。
【1995年6月12日董叔叔和卓阿姨回中國時，來我父母家座客，正好我從美國回來參加北京醫院管理研究所學術會。這是他們離開中國十三年後第一次我們在北京團聚。左三卓阿姨，右二董叔叔】
寫到這裏，哀歎從中來，歲月相聚，物是人非，淚水撲簌，難以自禁。I wish我能有文豪那樣的筆杆子來生動地描繪我們共享的時代。可是我沒有。我寫不出象文豪那樣的文筆。但我想表達我對兩位亦師亦友的情意感。更多的真摯尊敬和懷念，留戀、難舍。難忘45年多與董叔叔和卓阿姨的友誼交情，盡管我們沒有任何血緣上的關係，非親非故，但是關係勝似親骨肉，我們的情誼更勝過血緣關係。他們兩人在我和我哥哥最需要知識的時候，伸出救援的手，無私無畏的把全部英語知識傳教給我們。一生一世用“謝謝“兩字來表達感恩似乎是inadequate(根本不夠)。寫下這些，是祝福夫妻老婆店的兩口子、恩師、摯友在天堂裏生活幸福，微笑每天。。。。。。我堅信“Death ends a life, not a relationship” (Morrie Schawtz) [“死亡結束人的生命，但絕不會結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些人雖然走了，但他們永遠活在人們心中！他們兩位就是具有這樣的quality。“天堂不再有淚水和痛苦。。。。“。生命有限，愛將永存。
最後讓我用Houston Chronicle 在悼念Dr Red Duke的話來結束對兩位的回憶："Rest in peace。。。。 Job well done. Life well lived。。。。”
（於2016年五月在美國NH家中第一稿。2017年7月4日，美國國慶--獨立節第二稿，2018年11月22日感恩節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