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去行政化需防止生出怪胎來

作者：紹璞

近日裏，教育去行政化炒得熱火朝天，北大校長率先表了態，願意摘掉自己副部級的烏紗帽。真是民意浩蕩，順昌逆亡。不過在其中還是聽到了一個不太和諧的聲音：一貫積極鼓吹教育改革的人大校長紀寶成反倒潑起了涼水，認為教育不能單獨取消行政級別，而是全社會都需同步配套，出版單位、報紙、研究院以及全國所有的事業單位和企業單位都應同時取消行政級別。他的雷人之語是：“當一個社會以行政級別來衡量所有人的社會地位時，取消高校的行政級別，就是貶低教育”。

此話一出，拍磚如潮，大罵紀某不肯放棄官本位，阻撓改革。其實人家是說在了正理上，眾人起哄之時，能夠冷靜權衡操作的可能性，預計產生的後果，才有可能不犯大躍進大呼隆的錯誤。

教育行政化在中國整個行政化體製中所占的比重應該說是微乎其微的。整個教育的投入要達到4%還是個未來的目標，你說它能大到哪裏去？企業行政化隨著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摘紅帽子、民營企業的發展和國有企業的改革，已經有很大的改觀，現存問題主要體現國有大型壟斷企業中，但畢竟在絕對數量上減了下來。目前，行政化體製最頑固的堡壘是全世界為中國獨有的事業單位——國外找不到對等性質的組織——無論總數量上，從規模上，從占有和耗費國家資源上，從供養的官員（或等同於官員）上，都是尾大不掉，居有半壁江山。教育問題、醫療問題、貧富差距問題、社會監督問題等等等等各種社會矛盾，無不與這個龐大的體係有著直接的關係。

在國外，所有這些社會組織都是非行政化的，不由政府管理，當然也不由政府直接掏錢供養，它們被稱為非營利組織（NPO）或非政府組織。它們向社會提供的公益性服務，由政府在市場上購買，誰服務得質量高，政府就購買誰的。同樣，社會上的富裕階層也可以在市場上購買這些組織對社會的公益服務，這被稱為慈善。沒有政府的無條件養活，公益事業也得進入市場競爭，民眾則是這種競爭的受益者而不是榨取利益的對象。由於這些組織的大量存在，很多社會矛盾得到自然緩解。這是一種非常成熟、有效的社會自我管理、自我修複的機製。

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中國就有學者將這種機製介紹進來，清華、北大都有專門的研究機構，十七大也首次將社會建設並列於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和文化建設，成為四大戰略目標之一，將事業單位與政府脫鉤納入社會組織已進入一些省市的社會建設規劃之中。但是，除了由於既得利益的重重阻力推進緩慢以外，還有一個關鍵障礙在於，從上到下，沒有一個權威的機構統籌這方麵的改革。目前，中國的能跟社會組織性質搭上點邊的三類民間組織管轄權在民政部門，而上述的事業單位幾乎滲透了任何領域，分散管理於所有的政府部門，民政部門根本無法企及，當然改革無力。

把整個背景搞明白以後，回過頭來再說教育的去行政化改革就十分清晰了。如果沒有對整個國家的非營利組織（或稱非政府組織、社會組織）管理建立一個係統的管理模式，沒有對其進行立法保護和限定，沒有製定一整套稅務監督機製和內部運行規章，沒有設立一個統籌管理的權威機構，單獨要教育去行政化，除非生出一個後患無窮的怪胎來，恐怕是沒有辦法推行下去的。

20100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