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自治:給地溝油之類開藥方

整整十年前，我正受雇一家小報，曾策劃過在當時聳人聽聞的一個專題：《我們還能吃什麽？！》。十年之後，這種文章已經如煙似海一望無涯，被審醜精弄得疲力竭的讀者大眾連個救生圈都抓不到，從三聚氰氨奶粉到地溝油再到有毒疫苗，人們已經不相信任何信誓旦旦，隻希望早點知道NEXT又將會是什麽。

 

你可以說人格撕裂、人性扭曲，也可以說良心泯滅、道德畸變，甚至用社會潰敗來抨擊，這也許都沒錯，但卻無濟於事。從另一個角度講，無論你祭起孔孟之道還是搬來雷鋒精神，無論你怎麽唱紅歌跳紅舞重炒紅旗渠，在利益麵前所有這一切立刻變得蒼白無力。不是有那句人人都心領神會、馬克思在《資本論》裏引用的至理名言嘛：利潤“有100％，就會使人不顧一切法律；有300％，就會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絞首的危險”。

 

社會信譽、道德底線在全民一片抱怨聲中甚一日地擴大著它的垮塌範圍和規模，僅憑這一點就足以證明任何道德呼籲都是徒勞的。事實上，人的道德感與生俱來，並非沒有底線，與是否呼籲無關。不論毒奶粉、地溝油或是毒疫苗之類商品的製造者以及他們的至愛親朋們，都不會在用自己的身體做這種毒品試驗的，這就是真正的道德底線，也正符合中國以家族為中心的道德等級傳統。那麽，怎樣才能使這種道德底線的範圍向普世擴大？唯一方法就是監督。

 

在中國，由於公民與服務於公民的政府角色顛倒，百姓把政府當成了父母，政府把百姓當成了子民，所以監督成了政府壟斷的權力，而百姓也把希望（或說矛盾的焦點）集中在政府身上。集權經濟模式下，這種監督猶能勉強運轉，市場經濟各自為戰、人自為戰，政府編製再擴大百倍千倍，其監督隻能是汪洋裏的一條船，說不定自己都得底朝天。一有風吹草動，老百姓責怪的對象首先就是政府。

 

那麽解開這個死結的藥方有沒有？回答是肯定的。國外現成的有效模式，拿來就可以用，這就是公民自治，它的形式就是NPO（非營利組織）或稱NGO（非政府組織）。

 

就拿地溝油為例來設計和對比兩種監督模式。中國現有手段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相關職能部門進行查處、打擊，這往往是一陣風，風頭過後依然故我。為什麽？因為要查處、打擊的對象太多，而職能部門數量有限，公務員職數有限，除非公務員和老百姓一比一，一個盯一個，否則這種監督就是空話，更何況這種監督因其壟斷性質還可以被貨幣買斷。二是成立國資企業或鼓勵民營企業，回收地溝油為化工原料。這類企業現在並非沒有，但無論國資還是民營，利潤無疑是頭等大事。它們去酒樓回收廢油要收汙染費，而地溝油作坊反倒按一元一斤向酒樓購買。試問讀者諸君，如果是你是酒樓老板，你會給誰？

 

那麽，設計一種專門回收地溝油的NPO或NGO，他們怎樣與酒樓和企業打交道由市場決定，政府通過稅務部門對他們監督的就是一件事：不以營利為目的，不超出服務範圍。做得好，政府出錢買他們的服務，做得不好，政府在市場上另找他人。

 

這樣一來，政府一則不用養人養到底，隻是按市場價格買服務功能，大大節省政府開支，減少冗員冗政；二則民眾和媒體把監督的目標轉向NPO或NGO，不與政府發生直接衝突，有了矛盾也不會因為涉及政府需要維穩而遮遮掩掩，矛盾在社會上不同利益群體間自行就消解掉了，好似無數不同方向上的力所產生的合力趨近於零。這樣的NPO可以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麵、各行各業、各個角落，例如農民工的維權糾紛、拆遷維權糾紛等等等等，都可容納其間。在國外，NPO或NGO近幾十年來發展迅猛，無處不在，客觀上形成了政府的有力助手。 從本質上講，NPO或NGO模式的出現，使社會矛盾全麵分散化，是西方社會長期穩定的一個秘密武器。

 

到目前為止，NPO或NGO在中國還隻能說是一個空白。障礙首先來自法律需要製定、行政管理需要設置、政府購買模式和評估模式需要設計、現有由國家財政撥款的準社會組織（如事業單位）以及其他準社會組織需要進行去行政化的改革等等，但最大的障礙還是來自思想的禁錮。有一種思想，害怕公民自治的社會組織一旦脫離父母懷抱會不可收拾。然而，中國已經走到了這樣一個新的曆史階段：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貧富差距急劇拉大，信息的迅速傳播和地球村的形成，都不可避免地使人們有組織起來捍衛個人尊嚴和權利的需求。事實上，所謂草根組織已經在勢不可擋地蔓延。政府應該順勢應變，及時將其納入自己的管理視野，載舟複舟乃是古之良訓。

 

20100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