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文化——中華文化之父

印度佛教的傳入後，及中國文化對印度文化的選擇和印度佛教在中國的變化。

(一)由西漢末至東晉，印度佛教開始傳入中國時首先是依附於漢代的方術(又稱“道術”)，到魏晉又依附於魏晉玄學。
在漢朝，那時佛教所講的內容大體上是“神不滅”(精靈不滅)和“因果報應”等，袁宏<後漢記)中說：佛教“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死，隨複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而這些在中國原來就有類似的思想。如各種各樣的“有鬼論”和“神不滅”思想，在<淮南子·精神訓)中說：“形有摩而神未嚐化”，形體可以消失，而精神仍然可以存在。而在王充<論衡)中曾批評“世謂死人為鬼，有知，能害人”的“有鬼論”。至於“因果報應”，佛教與中國本土原有的說法不盡相同，但漢時佛教所傳播的“因果報應”思想實與中國原有的“福善禍淫”相貫通。如<易·坤卦·文言)中所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魏晉時期，以老莊思想為骨架的玄學大為流行。玄學討論的中心問題為“有”和“無”的關係問題，而這時佛教的般若學傳入中國，般若學所討論的“空”和“有”的關係問題與玄學比較接近。到東晉，般若學分成若幹派，而他們往往用所謂“格義”或“連類”的方法來解釋佛教思想。所謂“格義”就是觀念的比配，用中國的觀念比配印度的觀念；所謂“連類”也就是用佛教比附老莊思想。這都是用中國思想來解釋印度佛教。例如當時般若學“六家七宗”宗中的“本無義”實是王弼何晏“貴無”思想在佛教般若學中的表現；“心無義”則多與嵇康阮藉的“無心”思想相接近；而“即色義”又與郭象的“崇有”思想不無關係。到東晉末，有僧肇據佛教般若學批評了“心無”、“本無”、“即色”三家，雖然是批評東晉般若學各派，同時也是批評了玄學的各個流派。不過在僧肇的著作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出，他所討論的問題也還是玄學問題，所用名詞概念也多為玄學家原來所使用的，所以我們可把僧肇的思想看成是魏晉玄學的終結和中國佛學的開始。

從這一段曆史我們可以看出，任何一種文化都會有其保守的一麵，對外來文化總有某種抗拒性。因此外來文化首先往往要適應原有文化的某些要求，依附於原有文化，其中與原有文化相近的部分比較容易傳播，然後不同的部分逐漸滲透到原有文化中起作用，而對原有文化發生影響。

(二)印度佛教在東晉後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引起了中國傳統文化與外來的印度文化的矛盾與衝突，並在矛盾衝突中推進了中國文化的發展。

東晉之末、劉宋之初，佛教大小乘各派學說均有輸入，佛經翻譯日多，從而興起了對佛教經典的各種解釋，而有所謂經師講論的興起。這就幫助了僧人對佛教各派理論有較深入的了解。但印度文化與中國原有文化畢竟是兩種不同傳統的文化，它不可能永遠依附於原有文化，所以到東晉以後由於佛經翻譯多起來，而且越來越係統和準確，並且可以看出它的理論在某些方麵有勝過中國傳統文化之處，因而在兩種不同傳統的文化中不可避免地要發生矛盾和衝突。

在南北朝時期，佛教與中國原有文化的衝突表現在各個方麵，有政治和經濟利益方麵的問題，也有哲學和宗教倫理方麵的問題。從現存的一部著作<弘明集)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兩種文化矛盾衝突的若幹問題：有關於“沙門應否向帝王致敬”的問題，這涉及“出世”和“入世”、“忠君”“孝父母”等等問題；有關於“神滅與神不滅”問題的爭論；有關於“因果報應有無”問題的爭論，它涉及“因果”和有關於“因果報應有無”問題的爭論，它涉及“因果”和“自然”(性命自然)這樣的哲學問題，有關於“人和眾生”問題的爭論，何承天根據<周易)認為“人”與“天”、“地”並列為“三才”，批駁佛教把“人”與“眾生”同列，這自然和維護儒家傳統有關，還有所謂“夷夏之爭”，何承天的<答宗炳)謂“華戎自有不同”，在於其性，“中國之人，稟氣清和，含仁抱義，胡周孔明性習之教；外國之徒，受性剛強，貪欲忿戾，故釋氏嚴五戒之科。”道士顧歡著<夷夏論)謂，華夏為禮義之邦，故不當舍華效夷。這一時期還發生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滅佛事件。但有一點似可注意，即帝王企圖用政治力量來消滅佛教，都不成功，相反當情況一變，佛教就有更大地發展。

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兩種不同傳統的文化在接觸一段時間之後必然要發生矛盾與衝突，問題是如何對待這個問題，是用政治力量來排斥外來文化，還是在兩種不同文化的矛盾和衝突中善於吸收和融合外來文化。這是個大問題。從總體上說，由於在這個時期中華民族對外來文化采取了歡迎的態度，從而能在矛盾衝突中不斷吸收印度文化，大大推動了中國文化所發展。在這一時期，中國文化無論在哲學思想、文學藝術、建築雕刻，還是在科學技術以至醫藥衛生都表現出生氣勃勃的姿態。

(三)印度文化到隋唐以後逐漸為中國文化的吸收，首先出現了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到宋朝以後佛教則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而融合於中國文化之中，形成了宋明理學，即新儒家學說。

隋唐時期可以說是佛教在中國的鼎盛時期，在中國出現了若幹極有影響的佛教宗派，佛教並由中國傳播到朝鮮、日本等地，而在那些地方發生了極大影響。在當時眾多的佛教宗派中五台、華嚴和禪宗實是中國化的宗派。另外還有較為印度式的宗派唯識宗，這派雖有玄奘大師提倡，但經短短30年就不大流行了，而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卻大大盛行。中國化的三個佛教宗派討論的最重要問題是心性問題。“心性問題”本來是中國傳統哲學中的重要問題，可以向上追溯到孔孟，特別是孟子中庸一係，孟子的“盡心、知性、知天”為中國心性學說奠定了基礎。天台宗有所謂“一念三千”；華嚴宗有融“佛性”於“真心”；禪宗則更認為“佛性”即人之“本心”(本性)。原來關於佛性問題在南北朝晚期就有討論，據梁寶亮(涅檠集群)謂：當時言“佛性”者有十家，加上寶亮自己一家則有十一家之多，而自禪宗以後均以“佛性”為人之本心。華嚴宗還提出“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的理論以證明佛性的普遍存在，而這方麵正是吸收了中國“體用如一”的思維方式。由於佛教中國化，使得中國化的佛教宗派、特別是禪宗大大改變了印度佛教的原貌；佛教在中國從“出世”走向世俗化，認為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成佛，因而原來被佛教排斥的“忠君”、“孝父母”等等思想也可以被容納在佛教之中。成佛全靠自己“心”的覺性，“一食覺，即佛；一念述，即眾生”。

到宋朝，理學興起，它一方麵批評佛教，另一方麵也吸收了佛教的思想。本來中國傳統思想的主流是“入世”的，重視現實社會生活，這點和印度佛教的“出世”思想很不相同。理學批判了佛教的“出世”思想，但卻吸收了佛教的心性學說和理事理論。程朱理學主要吸收了華嚴宗“理事無礙”的思想，而有“人人一太極，物物一太極”和“理一分殊”等思想，建立了以“理”為本的形而上學體係；陸王心學主要吸收了禪宗的心性學說，而有“吾心便是宇宙”和“心外無物”等思想，建立了以“心”為本的形而上學體係。程朱的“性即理”和陸王的“心即性”說法雖不同，但都是要為他們“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找一形而上學的根據，這樣就使宋明理學新儒學較之先秦儒學成為一更加完善的理論體係。這一發展正是得力於隋唐以來中國化的佛教宗派。

如果我們從禪宗方麵看，這種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從唐到宋也起了很大變化。在今本(壇經)中有一首<無相頌)，文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眾惡無喧，若能鑽木取火，淤泥定生紅蓮；苦口的是良藥，逆耳必是忠言，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日用常行饒益，成道非由施錢，菩提隻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聽說依此修行，天堂隻在眼前。”此頌本為唐敦煌寫本所無，而為宋契嵩本所有。從這種變化可以說明，禪宗越來越向世俗化發展，也就是說它越來越向中國傳統思想靠攏。宋宗呆大慧禪宗說得更明白，他說：“世間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間法。”又說：“予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大夫等。”這就是說，禪宗說到底可以“忠君”，可以“孝父”，可以“治身”，也可以“治國”。因此，照禪宗看，人生活在世俗之中，就不應去故意違背世俗的道理，當然同時也不要為世俗的道理所牽累。既要不離世間，又應超世間，這一觀念其實也不能不說是一種中國傳統的“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模式。

從對印度佛教這種外來文化傳入中國，我們是否可以得出以下看法，以說明“文化的雙向選擇”?

第一、一種文化總有其不同於其他文化的特點，如果它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存在著，它的最基本的特征就需要保存，如果它失去了它的基本特征，那麽它將成為曆史上的文化陳跡，是一種博物館中的文化，而不能作為現實的文化在現實社會生活中起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相比較，它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教人如何在現實生活中實現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這種“入世”精神和印度佛教的“出世”思想是大相徑庭的。在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後，它雖然對中國人的社會生活起著深刻的影響，但中國文化的這種“入世”的基本精神卻沒有被外來文化所改變。相反，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卻越來越走上世俗化，而認為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實現成佛的理想，“挑水砍柴，無非妙道”。因此，隻要前進一步，“事君事父”也可以成聖成賢，這正是宋明理學(儒學的發展)可以在中國取代佛教的根本原因。這就說明，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後，在長期的曆史發展過程中為適應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要求而不得不變形。

第二、任何一種文化在與其他文化相比中，都可以發現這種文化總有其不足的方麵，因此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如果要保持其活力，必須不斷吸收外來文化以滋養自己，從而使其自己的文化得到豐富。中國文化從漢以後一直到隋唐正是不斷吸收了印度佛教文化而有長足的發展。從哲學上看，宋明理學正是吸收了印度佛教而使中國哲學有一更為完善的本體論、價值論和人生哲學的體係。由此可見，吸收外來文化以滋養本民族原有文化是十分必要的。中國文化充分地吸收了印度文化，使中國文化大大豐富了。我們知道外來文化對原有文化的發展是一種新的刺激因素，一種有生命力的文化在受到外來文化的挑戰時，不僅不會拒絕外來文化，而是歡迎它，以便使自身文化更快更健康地發展。因此，所謂“本位文化”或“國粹主義”不僅有害於民族文化的發展，而且正是一種民族文化衰落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