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在全球經濟危機的關頭，中美聯手共同抗擊，表現出美國建製派對中國的信任。但2018年，特朗普發難於中國，貿易自由主義遭遇至暗時刻，經濟全球化大退潮。
這十年，中美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麽？
對於美中貿易戰，中國精英階層出現了集體誤判。最開始認為特朗普不敢也不會這麽做，畢竟在全球最大的貿易合作夥伴間大打貿易戰，必然“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然而，當特朗普真這麽幹時，中國社會一片愕然。
或許，中國精英高估了中國之於美國的價值，也印證了一個經濟學理論：國家實力取決於進口而非出口。
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今天遇到的國際挑戰，實際上在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時已經埋下了伏筆。隻是過去這十年，中國忽視了這場經濟危機對美國社會乃至對全球化局勢的改變。
這場危機爆發至今不過十餘年時間，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正在深刻地影響著全球化進程。
這場經濟危機導致歐美世界民粹主義泛起，傳統政客勢力大受削弱。
金融危機之後，占領華爾街運動爆發，美國底層民眾控訴財政部拿著納稅人的錢，救濟貪得無厭的華爾街大佬，控訴美聯儲為這些引發金融危機的金融機構兜底，控訴聯邦政府讓金融機構賺得盆滿缽滿，而無視美國製造業凋零、工廠倒閉、工人失業。
以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為代表的美國經濟學界、社會精英，對這場經濟危機以及全球化問題做了深刻反思。美國人將這場經濟危機的責任歸咎於美國建製派、傳統政客、社會精英、金融大佬。
實際上，早在小布什政府時期，聯邦政府就已經意識到了全球化帶來的經濟結構失衡，使華爾街賺得缽滿盆滿，而“鐵鏽地帶”則芳草萋萋、工廠凋零。於是，聯邦政府為了緩和社會矛盾，提出再造美國夢的計劃，讓美國人人有房子住。
這個時候，傳統政客、美聯儲、華爾街再次默契配合：先是美聯儲大幅度下調利率，釋放流動性支持民眾貸款；以雷曼兄弟為代表的華爾街金融機構則大量發放次級貸款，讓底層民眾買房；同時，聯邦政府站出來做隱性擔保。
聯邦旗下的房地美、房利美兩家全美最大的住房貸款抵押公司，負責收購金融機構的貸款合同，然後打包到金融市場上銷售。如果一旦發生危機，美聯儲又為這些金融機構充當最後貸款人。
但是，房地產和經濟過熱引起了美聯儲的警惕，出於對通脹目標負責，美聯儲於2005年開始加息，一些次級貸款逐漸違約，到了2007年次級貸款崩盤，雷曼兄弟麵臨破產。
“眼看它平地起高樓，眼看它大廈一夜傾”，危難關頭，雷曼找到了美國財政部部長和美聯儲主席做東，請來了高盛、花旗等華爾街大佬，希望後者給予救助。大佬們考慮對衝基金利益而選擇放棄，最終雷曼兄弟破產，金融危機爆發。（參考《百年經濟危機史 | “我們是怎麽走到了今天這個地步？”》）
在美國精英們看來，全球化下經濟結構失衡是經濟危機產生及美國社會矛盾的根源。這種不平衡導致了美國製造業的凋零與華爾街的暴富，並讓美國產生了嚴重的社會矛盾。
但是，這跟中國有什麽關係呢？
自從1980年代美聯儲主席保羅·沃克爾強勢加息，打造強勢美元之後，美國借“裏根大循環”重新找到了一種領導全球化的方式，即一種強美元、強金融、強科技的全球化遊戲規則，即金融資本主義。（參考《保羅·沃爾克 | 半世風雲，一蓑煙雨》）
這是一種資本賬戶獲利豐厚、經常賬戶不斷惡化的失衡模式。強美元、強金融，必然導致美國高貿易赤字、高政府負債。在這種規則之下，美國的金融企業、科技企業自然是最大的受益者，美國建製派、傳統政客也是樂見其成。
中國成為美國的工廠，為他們輸送源源不斷的廉價商品。中國賺取大量外匯後，又以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將美元輸送回美國，美國金融界和商業界享受著廉價美元的便利在全球投資獲利。
如此，中國製造正好與美國建製派、金融界、商業界形成利益互補，構成了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大循環。但是，在這一大循環中，美國的製造業以及底層民眾則遭遇不幸。
所以，經濟結構失衡一旦觸發了社會矛盾的閾值，美國社會就會通過民主選舉的方式來扭轉這一局麵。
美國選民開始把票投給跟過去不一樣的總統，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奧巴馬趁機上台。但是，選民沒想到奧巴馬也是一位傳統政客。
到了2016年，美國民眾忍無可忍，徹底拋棄了傳統政客希拉裏，支持了最不像總統的特朗普逆襲上位。特朗普現象實際上是全球經濟自由主義與美國民主政治之間衝突的結果。
特朗普上台之後環顧四周，在鏡子裏麵找到了一個巨人——中國。上個世紀80年代，這個鏡子裏的巨人是日本，如今是中國。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這十年，中國超越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超越了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超越了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超越了日本手握全球最多的美元外匯儲備。
特朗普開始向中國人發難，他宣稱，美國之所以工廠倒閉、工人失業，是因為中國人搶走了美國人的生意和工作；美國之所以高貿易赤字，是因為中國人利用低匯率、高補貼刺激了出口，賺取了大量美元外匯；美國之所以政府高負債，是因為中國人賺走了美元，然後買了美債，成了美國最大的債主。
所以，從曆史根源上考慮，美中貿易戰的深層次原因是，美元主導的全球化金融資本主義導致美國經濟結構失衡。這一失衡最終引發了美國社會矛盾的閾值。緩解這一矛盾最直接、最簡單粗暴的辦法就是暴揍“鏡子裏的胖子”一頓。（參考《三大周期疊加 | 美國到底怎麽了？》）
值得注意的是，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美國兩黨、兩院的政治立場出奇一致，甚至對中國最了解、最寬容的美國商業界也站到了中國的對立麵。這一方麵說明中美共同利益的壓艙石被撼動；另一方麵說明打壓中國成為美國政治正確、獲取選票的標配。
更為深層次的動因是，特朗普借打壓中國獲取政治資本，以試圖從根本上扭轉經濟結構失衡的被動局麵，重新製定全球化遊戲規則。特朗普計劃建立一個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的自由貿易區，也正在修訂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參考《秩序重構 | 中國，或二次入世》）
特朗普浮誇的表演和密集的推特具有很強的帶入感，以至於許多人進入“修昔底德陷阱”之誤區。中國炮轟美國為重商主義行徑，而美國則反咬中國為“技術重商主義”。
在經濟史上，重商主義就像夜壺，每當子時過後都將其抽出應急，而雞鳴狗吠之時又將其踢回床底。英國、美國、德國、日本無不在工業化早期大規模使用重商主義，它是後發者的“拉拉褲”。新自由主義與曆史學派的碰撞，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的交鋒，表現在兩個大國在發展路徑、階段及規則意識的百年激蕩。
然而，國家主權貨幣的世界貨幣化，定然異化為國際秩序的不平衡以及全球經濟結構的不均衡。當今世界美元站在全球經濟權力金字塔之巔，手握金融權杖，構建了金融資本主義的勢力範圍，舉手投足間誘發周期性攪動以及形成結構性鴻溝。
這是超主權貨幣對全球經濟利益的攫取與國家主義之間的衝突。這一特裏芬難題，目前尚無根本解決的良策。
國運昌隆皆著史，過去學術界為持續高增長奇跡加持“中國模式”，而實際上盛裝登場與黯然謝幕都指向同一個邏輯：“蕭條的唯一原因是繁榮”，亦或“繁榮的唯一原因是蕭條”。
在中國特色的市場中，這一邏輯演繹為“增長的唯一原因是坦途，而停滯的唯一原因是窮途”。過去40年，中國摸著石頭過河，但是把最好走的路都走完了，剩下的路，將會越來越難走。在國際上，我們享受了全球化紅利、技術外溢紅利；在國內，我們享受了人口、環境、法律等紅利。但在可見的未來，這些紅利都將減少甚至消失。
總結過去40年的經驗，一個繞不開的答案是中國大量廉價的勞動力。那中國大量廉價的勞動力從何而來？
從人口統計來看，1965-1975年是生育高峰期，這批人正好是這40年的勞動主力。這部分勞動群體數量大，由於曆史性原因上麵撫養的老人不多，由於生孩政策的原因下麵撫養的小孩也不多。幹活的人多，需要撫養的人少，人為地創造了人口紅利。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執行最為嚴苛生孩政策，政策訴求並非源於所謂的馬爾薩斯人口主義，而是服務於經濟利益的現實選擇。“少生孩子，多種樹”，更準確的理解應該是“少生孩子，多幹活”，“生”出了人口紅利，“幹”出了中國製造。
此外，計劃經濟留下來的低薪製度，以及1994年匯改建立了釘住美元的匯率製度，也是勞動力價格低廉的製度性因素。
從1978年到2008年，中國使用生育製度、匯率製度及計劃管製，維持了廉價勞動力優勢，從而促進了製造業的發展，提高了出口創匯能力。中國得以成為製造業大國和創匯大國。
如今生育政策創造的人口紅利，逐漸演變為經濟上的代際結構性衝突。這波人口峰值維持了中國經濟40年高增長，如今經濟最原本的動力開始衰退。勞動力的減少造成的直接結果就是企業用工成本的增加。
人口決定經濟長周期，是經濟增長最為樸素而有效的解決方案。但人為創造的巨大人口紅利，實際上是我們透支了勞動力資源。過去四十年，中國選擇了一條條最好走的路，也是一條條透支之路。（參考《如何跨越“老齡化陷阱”？》）
人工成本當中，還有很高比例是社保費用。中國企業和個人為什麽要繳納如此多的社保費用？主要原因是在過去低薪製度時代，國有企業沒有建立社保體係，而采用退休金製度。
但是，後來國家社保基金建立後，本應由國有企業承擔的社保費用，如今全部交給了市場，由這一代年輕人和企業來承擔。這實際上是新舊製度切換形成的債務轉移與累計。
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讓中國決策層意識到出口依賴型經濟的風險。於是，此後十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方式由出口貿易轉向了投資與內需拉動。國家在政策上，從原來維持廉價勞動力轉向維持廉價資本。
值得注意的是，這裏所說的廉價資本，並不是說中國的利率低，而是指中國資本大戶，主要是國有企業能夠獲得大量廉價資本。
過去十年，政府、商業銀行、國有企業、製造業、房地產、基建，都是貨幣寬鬆的受益者，也是廉價資本的創造者或使用者，這六大主體共同著力於中國的投資拉動事業。
中國舉國體製與投資拉動具有天然的契合效應。地方政府通過國有土地獲得融資收入，這就是土地財政，嚴格上說是土地金融。政府在國有銀行和國有城投公司之間扮演著微妙的角色，構建了非完全市場化的廉價資本循環。
但是，隨著投資邊際收益率下降，資產泡沫和金融風險快速累積，經濟結構性問題更加突出，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愈加被動。
所以，這四十年，中國采用舉國體製的力量發展市場經濟，走遍了好走的坦途，透支了優勢資源，同時把有用的經濟學理論都試驗了。亞當·斯密的市場法則、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熊彼特的創新理論、科斯的產權理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等等，在被實用主義覆蓋的神州大地上交錯登場。
前三十年，我們使用生孩政策、產業政策、低薪製度、有管製的匯率製度以及對環境問題的包容機製，維持了持續的廉價勞動力和廉價商品優勢，成就了製造業大國、出口大國和創匯大國。
後十年，我們使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製度、資本管製製度、國有企業製度、土地國有製度、房地產市場化製度等，共同維持廉價資本和寬鬆貨幣，促進基建、房地產和製造業大規模投資拉動經濟增長。
但是，不管是廉價勞動力還是廉價資本，中國並沒有形成要素自由流通的市場機製。舉國體製持續介入市場，最終導致二元經濟結構愈發嚴重。一個是國有壟斷的市場，高利潤、高收益、弱競爭，享有資本、勞動力、信息、土地等資源的便利性和廉價性；一個是私人競爭的市場，利潤低、競爭激烈，資本、勞動力、信息等成本極高。
當年，商品流通領域的二元結構問題導致價格闖關失敗，市場的力量最終一舉擊潰了價格結構性的屏障。而今，資本和土地的二元結構問題導致金融市場溝壑縱橫，經濟空心化、泡沫化、低效化極為突出，金融價值虛無主義肆意蔓延。貨幣寬緊政策的切換周期中，資本以鑄幣稅的方式向國有壟斷市場集中。（參考《我們距離經濟危機有多遠？》）
2019年，中國行走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曆史關口：
當今世界全球化大退潮，一個新的全球化自由貿易秩序正在建立，秩序重構或改變國際競爭格局和國家地位，此為大變局一。
在全新的國際秩序中，中國原有的寬鬆的國際環境逆轉，或麵臨“二次”入世的風險，中國該如何適應、應對、參與全新的遊戲規則之中，此為大變局二。
在全球開放經濟體中，中國原有的道路模式將麵臨挑戰，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產權製度、金融製度等獨立性以及施政效果受到限製，此為大變局三。
過去四十年把好走的路都走完，能透支的都已透支，各種紅利逐漸消失，經濟結構轉型及技術升級艱難，勞動力、資本等要素投資邊際收益率下降，投資、出口與消費動力減退，宏觀經濟換檔下行進入曆史性周期，此為大變局四。
隨著國際資本與匯率市場的自由化，資產價格居高不下的房地產風險加劇，金融市場、製造業、外匯儲備以及國有企業夠將麵臨國際市場的衝擊，此為大變局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