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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李白山水詩之比較 （ZT）
王維、李白這兩顆唐代詩壇的超級巨星，幾乎同時降生於盛唐，又幾乎同時隕落於大唐帝國大傷元氣於安史之亂而逐漸走向衰敗的轉折時期。此二詩人主要的創作活動時期都是在最能代表盛唐精神的開元年間。他們一生在山水詩上均投以極大精力，且都獲得了極大成功。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有意義的是，此二家山水詩風格歧異兩極，一個衝和淡遠，一個則清雄瑰奇，表現出大相徑庭的美學趣味，各自代表了一個完整的審美創造模式，而又以兩種迥然有異的美學形態生動地表現出盛唐麵影，成為盛唐之正音。
我們的不少研究，熱衷於在時代精神上發微，以對應詩人詩風而求解原因，這似乎並不錯。可是，假如較比王李現象，則很難自圓了，更不用說獲取深刻而可靠的結論。“一個作家的風格是他內心生活的準確標誌”（歌德語），而影響“內心生活”形成的因素裏則大有比時代精神更為深刻、更有主導作用的內容。這正是我們所要尋找的差異二人詩風的最本質最獨特也是最深層次的秘密。因此，我們把研究的重心落實在“內心生活”詩性外化的心象呈示形態之上了。
詩人在人世間的人生態度，不外醉與醒兩種。當代著名美學家宗白華先生在其《藝境》一書中指出：“詩人善醒，他能透徹人情物理，把握世界人生的真境實相，散播著智慧，那由深心體驗所獲得的晶瑩的智慧。”他認為：“詩人更能醉，能夢。由夢由醉，詩人方能暫脫世俗，超越凡近，深深地墜入這世界人生的一層變化迷離、奧妙惝恍的境地……”⑴
詩人醒與醉的狀態，大凡出現在詩人參與政治而又往往是在政治失敗之後，是一種人生境界，也是審美態度。王維、李白活動於有唐一代的最鼎盛時期，生活於建功立業情緒普遍高漲的年代，王李二人均有異常強烈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的政治宏抱和功名自信，一個是“忘身辭風闕，報國取龍庭”（《送趙都督赴代州得青字》）；一個則“壯士懷遠略，誌存解世紛”（《送張秀才從軍》）。這種對於政治的執著，使他們的命運結局必然無異於千古熱衷政治的仕人而歸於冒險性和悲劇性。而且，在其政治失敗之後，也必然走著千古失意文人相同的放浪山水以自療創傷的一路，而不會如西方鬥士在戰得遍體鱗傷之後則逃到女人身邊而接受撫慰。誠然，王維李白二人也自然找不到比山水更合適溫存失敗之心的途徑。這兩個政治失敗者和山水癖好者，因為失敗性質上的不同，在與山水的關係上也表現出極大的差異。王維主要是精神上的失敗，其仕途尚算得上是比較亨通的，隻是有過早年“被出濟州”和“晚景陷賊”的兩次驚嚇，故而有其曆史上鮮見的且仕且隱的瀟酒。“一生幾許傷心事，不入空門不得銷”（《歎白發》），他是主動走向山林和禪宗的，身居廟堂之高而心在山石林泉。李白往往隻憑一時的熱情而輕率行事，缺乏理智的清醒。他是被強推入山林的，顯得有些悲壯因此，信心十足的李謫仙也不無尷尬且悲觀地自歎：“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贈蔡山人》）。他早年仗劍遠遊而終於圓了中年高歌進京之夢，短暫的兩年待詔翰林而被賜金放還，詩人在很不情願地離開官場之後仍念念不忘再起於東山，還出現了至老請纓入幕永王以致獲罪流放夜郎的慘遇。李白兼有官場和精神兩種失敗。因此，“李白個性形成不能從自然界找原因，隻能從社會和社會曆史中找原因。”⑵正是這種社會曆史原因，使王李二人的政治麵貌和處境地位出現了本質差異，進而形成了一醒一醉的人生態度，而在各自的山水詩中凝澱下來時，則成為張揚和具象各美學個性的風格標誌。
《苕溪漁隱叢話》引《後湖集》雲：“觀其（維）詩，知其蟬脫塵埃之中，浮遊萬物之表者也。”王維詩中所表現出來的這種終極關懷的超越境界，形象地表明其“醒”的程度。在李白和杜甫等濟世腸熱時，王維早就倦飛知歸了。張九齡罷相標誌著唐王朝開明政治的結束，也是正義正直的王維厭倦政治的開始，其早年遊俠時的政治熱情再也激勵不起來了。但是，政治的凶險，並未使他徹底揖別官場。而是身心分離，混跡於官場之內，而宅心於天地之外，表現出獨特的觀時處世的醒者智慧。因此，他認為陶潛之不足取，是在於其尚未脫俗，尚未到達真正“醒”者的境界。在王維目中，道無不在，何必講究是豐草長林還是官署門衙呢！關鍵在於自我主觀精神的頓悟，而不在乎形式上的放棄還是追求。他不執著入，也不執著出；無所謂入，也無所謂出。很少有如李白的那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執著和熱情，以不執著任何世俗的態度對待世俗，正所謂“以天地之胸懷來處理人間事務”，“以道家精神來從事儒家業績”（馮友蘭語）。
王維的醒，也是政治壓迫的結果。他在多道詩中自述了這種醒的過程和醒後的狀態。比如其詩中曾雲：“少年不足言，識道年已長。事往安可悔，餘生幸能養。誓從斷葷血，不複嬰世綱。浮名寄纓，空性無羈鞅。……”他把少年奮發進取的熱情和努力也加以否定，視為可悔之稚行，而發誓“一心在法要”，“不複嬰世綱”。王維很快就在心理上調整成功，達到了人生價值的轉換，“虛己以應物”，表現出樂天無為的人生機智和隨緣任運的用世態度。不執著功利，視自由為生命的本體，虛靜淡泊，閉門成隱，成為千古鮮見的混跡市朝的大隱。同樣是走向山水，因為他是主動的選擇，且又是以比較高貴的身份而作比較體麵的走向，即使於政治上不能遂願，也不會有太多的懟怨憤懣之氣，而易於平靜平和平淡，易於變失意為適意，易於親和山水交融物我。故而其山水詩所呈現的便不會是內激於誌、外感於物的怨刺和放浪的醉態。花自開落，雲自起散，一切盡在自由自在無羈無束不知不覺之中，不以得失、富貴、生死、窮達、毀譽之外物所役使而傷性，是天人相和、物我兩忘的無可無不可的醒象。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
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辛夷塢》）
獨坐幽篁裏，彈琴複長嘯。
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竹裏館》）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
返景入深林，複照青苔上。
（《鹿柴》）
王維處心積慮地表現太古般空寂的禪境，展示大自然本來的韻律，沒有世俗紛爭的煩惱，隻有物我相愜的契應，塵慮皆空，表裏俱沏，詩人享受著精神超越的無限快樂。
李白則大不然。他的一生幾乎盡沉醉於幻想世界裏，一向自視甚高，一直處信極強，政治上的希望值得自然非常之高，而且至老不衰。然而，在其“仰天大笑出門去”《南陵別兒童入京》的自得不久，便又沒入蓬蒿，成為幾乎永久的“蓬蒿人”。不屈己不幹人的李白蒙受絕大的羞辱而生成絕大的失落感，“平生不下淚，於此泣無窮“（《江夏別宋之悌》）。始終找不到出路，而又始終不甘“遠身金殿”，便始終靠山水與幻想以自我麻痹。“誰揮鞭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日出入行》）；“白日何短之，百年苦易滿。蒼窮浩茫茫，萬劫太極長。……吾欲攬六龍，回車掛扶桑”（《短歌行》）。詩人傲視萬物，囊括大塊，整個宇宙都不足以讓其參與生命的競賽，而遊心於八極之外，這種無與倫比的天真和“舍我其誰”的極端自信，是相當典型的醉的精神狀態。可是，他的超越，終究擺脫不了“功迨魯連”的引力。而一直以功利的態度參與天地，化育萬物。因此，李白充分發揚了莊子傲世與放達的自由精神，而卻放棄了老莊“天如何人亦如何”的天人合一道學精義。
現代心理學認為：在人們追求願望得不到滿足，或嚴重受挫的的時候，往往以同其生活階段不相稱的人類發展早期的某些原始的幼稚行為來適應當前的生活，這種回歸，是由意識狀態倒退到無意識狀態的變態心理現象。從李白受變的條件、過程和結果看，誠為斯論之極佳佐證。李白早年的不少山水詩作，大類於王維的平和淡遠。比如《訪戴天山道士不遇》：“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露濃。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鍾。野竹分青靄，飛泉掛碧峰。無人知所去，悉依兩三鬆。”這是詩人平和寧靜、恬淡閑逸的心性與安祥幽謐、清麗明豔的大自然了無痕跡的切合和交融。而當他遭到政治殘酷壓迫之後，其山水詩中則多於感激，具有強烈的“騷”韻。比如《夢遊天姥吟留別》，上天入地的遊心馳神，陷人於惝恍迷離之中。末兩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天心顏”突兀而出，分明告訴世人：其醉翁之意不在山水，而在乎政治。自然山水引發出來的不是虛無恬適，而是與政治用事所息息相關係的激怨憤懣。因此，其山水詩中，不僅貫注以憤激之氣，而且時不時地生硬地冒出幾句牢騷語，使其山水詩政治抒情化了，足見其“無意識狀態”的程度之深。主客體之間的嚴重對立，使李白成為一個巨大的、不和諧的、始終激烈衝突著的矛盾體。特別是他的浪漫氣質和理想主義，把十分繁難艱苦的事情看得一蹴而就的簡易，以詩人之心觀察政治和人情世態。非常滑稽的是，他在遭受放逐之厄運後，心理逆反，用世之情分外強烈：“中夜四五歎，常為大國憂”（《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夏韋太守良宰》）；成就之心也分外急切：“我欲攀龍見明主”（《梁甫吟》）；自信力愈發崇高：“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塵”（《永王東巡歌》其二）。“陳寅恪先生曾作考證，說他具有胡人的血統，所以生命力強，富於想象，既想成大事業，又想作神仙。但太白的毛病在極端浪漫，為了發泄他的生命力，有時往往不擇手段，……”（《聞一多論古典文學》第 107 頁）而其結果則愈發加大了主客體間的落差，李白在這成反比的加速循環中，心理愈發敏感，情感也愈發容易激變，一旦有山水外物與之不平之心相撞，其深刻而巨大的憂憤和感傷便具象為崩雲裂岸的潮回海涵之大觀。他不斷地動用“黃河萬裏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之類的意象，以泄其憤，以呈其才，更是表現其耽於酒精和幻想中的精神勝利的愉悅，讓我們領略其醉的深度。
總而言之，政治杠杆的推拉，是王維所以為醒、李白所以為醉的根本原因。王維一生在官而無所謂官與不官，落得他時有倦飛還巢的高調，其親和山水實乃士大夫之有閑的風雅高蹈。因而，即使其因為在政治上沒有什麽建樹而不免於精神上鬱鬱寡歡，卻不至於結撰大憤大怒的不平之氣，則多平常之心，無往不是虛靜，其詩也必然平和淡遠。李白則終生耽於匡濟之想，好不容易博得悠閑不職而又受賜放之辱，不得已而混跡山水。其越得不到者越想得到，越想得到而越得不到，心性自然不會淡泊平靜了。其憂憤之氣迨蘊蓄既久，而生顛狂醉迷之態，到處皆有喧擾，其詩便多咳吐雄豪之氣象。
中國文化的自然觀，具有多元整合的特性。尤其是在儒釋道三教高度互補交融的唐代，儒之樂山樂水的理性與莊禪樂天虛無的自然幾有不辨你我的整合。這種中國自然文化的特性，對中國古代士人心理發生著普遍而強勁的製衡效應。其實，這種多成分多元素的交滲整合，具體到某個詩人，也是可以作出定性甚至定量分析的。不妨以王維、李白觀之。
王維和李白，與幾乎所有的中國古代文化士人一樣，都深受儒學的熏染，具有強烈的憂世之情和用世之心。但是，因為主要是政治的原因，在唐代三教並存兼合的文化背景裏，他們則對佛老非功利的虛己應物的自由精神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和自適性傾斜：王“精大雄氏之學”，而李則以莊騷為心。⑶莊禪以自然為至上，而追求於一丘一壑一草一木中體會宇宙生命最深處的精義，使王維在與山水的親近中培養起一種新的人格和新人生觀，瀟灑成林中風流的高士風範。而李白則將不可為並的莊、騷融合為一，將莊、騷在不慕榮華，傲視權貴的主題上相同。騷，本乃儒的一種翻版，儒家多從社會倫理角度看待人生和自然，而騷與莊相並合，則讓李白多從個體人生的角度看社會。二人在哲學思想和文化心理上的偏重，使他們的人生價值取向和審美態度呈現極端差異，這在其各自的山水詩中得以個性特征鮮明的展示。
王維人到中年時悟道而自悔有少年熱切進取的激動，深耽莊禪，充實個人的精神世界，生成了應付外來打擊而保持獨立人格的全性安命的機智。於是，莊子人生態度、思維方式和美學趣味之影響對他發生直接而有效的作用了，這在他的詩中可在其詩中不時尋見這樣的例子。王維談禪說佛的文字中，也自覺不自覺地滲有較高比重的莊學成分，形成了以莊說禪的特點。從老莊“虛無”的美學趣味看，則與禪宗的“空有”主題相一致，王維得莊禪“即物體無”的共性精神，追求從“有”到“無”與物同化的境界，追求得意忘言、象外之象的見諸文字之外的神韻美。詩人持一種既不舍棄感性客體的“有”，而又能超脫以精神的審美態度的“無”，從自然體會到宇宙的深意，而又以此深意去體味自然，在這種“循環”的恍悟式的體味中，達到思維方式的變化和人生價值的轉換，將己心化在山水中而獲得一顆平靜的宇宙之心，心即宇宙，宇宙即心，詩人自失於山水中，共詩中沒有時間，沒有方位，沒有因果，也沒有生滅，連自我意識也全部喪失。“清晝猶自眠，山鳥時一囀”（《李處士山居》）“此夜任孤棹，夷猶殊未還”（《泛前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終南別業》）……袁行霈先生認為：“詩和禪的溝通，表麵看來似乎是雙向的，其實主要是禪對詩的單向滲透。詩賦予禪的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禪賦予詩的卻是內省的功夫，以及由內帶來的理趣；中國詩歌原有的衝和澹泊的藝術風格也因之占據了更重要的地位。”⑷王維精於禪的內省功夫，而又旁取莊之“坐忘”、“心齋”的體悟經驗，使山水詩的表現由外至內、由形而神以質的轉變，而中國詩歌原有的衝和澹泊的藝術風格和美學趣味則得以最大可能最大強度的發揚。這是其於山水詩的最突出最重要的貢獻，對中國詩學及美學重神韻特性的形成具有極大影響。清代“神韻說”的創立者和力倡者王漁洋以王維為詩之正宗。翁方綱在《七言詩三味舉隅》中作這樣的揣度：“先生於唐賢獨推右丞，少伯諸家得三味之旨，蓋專以衝和淡遠為主，不欲以雄鷙奧博為宗。”⑸以平和淡遠為正宗，雖有囿於偏好，卻不失為一家之高見。王詩興象超遠，句意深婉，神韻獨造，實在是難有人可望及的。
李白也有不少類如王維的神意幽深的山水詩作，其《獨坐敬亭山》：“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閑。相看兩不厭，隻有敬亭山。”神逸方外，超然冥邈。但是，清雄俊鷙的壯美畢竟是其山水詩的主要特征。詩人之一生於政治上就根本沒有開展過，除了兩年類似樂工、倡優的供奉翰林，便一直是處江湖之遠的蓬蒿人，因而，對儒家的用世精神，乃至自己的經濟才具也開始發生懷疑，但“一生欲報主，百代期榮親”（《贈張相鎬》其一）熱欲絲毫沒有冷淡，而隻是越來越多地存有一種一步青雲的僥幸心理，“狂風吹我心，西掛鹹陽樹”（《金鄉送韋八之西京》）。在始終無法遂其匡濟心誌的情況下，便特別耽於幻想，其審美基點往往還是放在政治功利之上，借助虛構以具象奇幻境界，作為一種心理補償。我們不妨花些篇幅而錄《廬山謠寄盧侍禦虛舟》之全詩：
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手持綠玉杖，朝別黃鶴樓。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 入名山遊。廬山秀出南鬥傍，屏風九疊雲錦張，影落明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峰長， 銀河倒掛三石梁。香爐瀑布遙相望，回崖遝嶂淩蒼蒼。翠影紅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天長。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雲萬裏動風聲，白波九道流雪山。好為廬山謠，興因廬山發。閑窺石鏡清我心，謝公行處蒼苔沒。早服還丹無世情，琴心三疊道初成。遙見仙人彩雲裏，手把芙蓉朝玉京。先期汗漫九垓上，願接盧敖遊太清。
此詩寫於晚年，是其流放夜郎中道遇赦而重上廬山之所作。我們援引此詩有三層意思要說明：其一，詩人因對政治前途的大為失望而遷怒於儒學，對儒學之祖表現出揶揄的不恭不滿，結合其《嘲魯儒》詩看，李白已發現這種學說並不實用，“魯叟談《五經》，發白死章句。問以經濟策，茫如墜煙霧。”因此，《新唐書》說：“白晚好黃老”。其二，詩人內心異常激烈，也極端矛盾，既熱愛人間秀色，留戀現實功名，然因人生無常，盛事難再而又欲飛升九垓，超塵出世。這也是其目遇平常山水而幻生出許多奇異境界來的原因。其三，李白極擅以無限的空間時間為背景，而遨遊精神，無遠不至，無所不能，極盡雄奇恍惝之妙。此三點概括，意在著重提示李詩的風格和思想的特點，以及其與王詩的本質差異。
從哲學意義上說，老莊認為“有”生於“無”，萬物都生於“無”。在詩歌創作中，審美主體的主觀認識是“有”，而在未具象出來前又為“無”。以心中之“有”而具象，則是“無”中生“有”。劉勰有雲：“夫情動而音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文心雕龍·體性》）。這種藝術上以無生有的創作過程和審美經驗，符合李白的審美創造特點。從他的山水詩中我們可以獲得非常鮮明的感覺，即詩人具有極其強烈極其自由的主觀精神，往往以“情感”和“意念”這個內在的“有”，君臨萬物，揮斥八極。而人在無限宇宙時空中的絕對中心地位和崇高價值，賦予山水以擺脫時空束縛的飛升力量，故而，其詩中多“大鵬”類自然想象之物，及許多“無中生有”的山水景象。誠如日本學者吉川吉次郎在《中國詩史》裏指出的：“李白他是想以自身奇特的幻想，來包容整個世界。可以說，他是一個從‘無’中產生‘有’的詩人。”⑹
王、李二人的思想的多元結構，在主要是政治原因的作用下而調整嬗變，都是從儒學出發而走向各自適意的極端，由多種思想文化因素交滲而逐漸發展為相對單純的專一。在思維方式上，王求其無，而李求其有。王莊禪互補，以莊說禪，以莊之虛無參禪之空有，萬有歸無；李則側重於莊屈，援求儒的事業名節，萬無托有。在對於生命價值的理解上，王追求生命的終極關懷，而李則更多地考慮生命的現實效價。而在美學趣尚上，對二人影響最深刻的莫過於老莊，他們隻是各取所需地表現出鮮明個性的偏重而已。
史達爾夫人說過：“詩人隻不過解放了被監禁在他靈魂中的感情。詩的天才是一種內在的氣質，……”⑺山水詩，從人與自然的辯證關係看，是人與自然的一種物質交換的特殊方式的產物，這種互相作用方式的交換中，是以審美主體的本我為出發點和核心的。同是詩的超級天才的王維李白，他們的“內在的氣質”，是他們成為詩星的天生稟賦，而開元盛世則是他們的“內在氣質”得以詩化的必要條件。置身這個“揚眉吐氣，激昂青雲”（李白《上韓荊州書》）朝代，王李監禁在內的“靈魂中的感情”，得以自由解放和超水平發揮，使他們的山水詩煥發出不同於其他任何時代的奇光異彩。
《舊唐書·王維傳》載雲：“（維）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彩。得宋之間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別漲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曰。”而其“退朝之後，焚香獨從，以禪誦為事。”說是晚年，其實也隻在五十左右，而詩人的這種生活方式、處世態度自少而然。他少年詩作如《桃源行》等已表現出對於小國寡民式的和平淡遠生活的向往，《戲贈張五弟湮》（三首）寫於二十歲，“望此去人世，渡水向吾廬”；“宛是野人野，時從漁父漁”，詩中流露出作者按高人形象設計自我的人生理想。王維一生有兩個政治熱情高漲的時期，一個是“關西俠少”時，一個則是自濟州回長安而受到賢相張九齡賞識時。王維有兩首幹謁自薦詩《上張令公》和《獻始興公》，盡管他十分佩服張相的清政廉明，盡管他非常希望對方了解自己的匡濟才能，盡管他熱切盼望效力當代，但在詩中的表達則委婉含蓄而不失體統。意思是，自己乃極重聲義之人，不肯攀附權貴，且也沒有多大的能耐，隻是為賢相您“動為蒼生謀”的功德所感動，而想有個侍奉帳下的機會。但是，同樣是幹謁自薦的內容，李白的《上韓荊州書》則迥異於此，他一方麵是投好性的恭維，一方麵又直露式的狂言壯語的自薦。比較而可見王李二人性格差異遠甚矣。王維氣質性格上截然不同於李白的似有這麽三點：其一，謙恭謹敬。王維似乎從未直出大言而自誇自詡，相反倒不時的有“苦無出人智”、“頑疏暗人事”、“無才不敢累明時”的自謙。而從《竹裏館》、《田園樂》、《清溪》、《酬張少府》等等的詩中見出詩人對己身行止有其嚴格規範，追求儒雅瀟灑、風神韻致的自我形象的完美，而全然不同於李白給人以任誕倨傲、狂豪粗野的印象。其二，優柔懦弱。主要表現為隻要有了些波折便堅韌執著不起來。中年時也許真是有看透唐王朝因張九齡罷相而結束了清明政治的清醒，政治熱情再也煽不起來，而時多對原先熱情進行否定的懊悔：“少年識事淺，強學幹名利”；“少年不足言，識道年己長”。在意誌和信心上，李白的堅執恰恰與其形成強烈對比。其三，隨緣靈變。特別是在他開始有了點人生經驗之後，便不再好高騖遠，絕去幻想，注重實際，虛己應物，在相當險惡的宦途履行自如，適性全真。此三點綜合起來看，可蔽之於一字：雅，而其山水詩無一不是雅的特征。
如果說王維乃外儒而內莊禪，那麽李白是道地的內儒而外莊仙。李白自述曰：“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樂雖寰中，趣逸無半，平生酣暢，未若此筵。至於清淡浩歌，雄筆麗藻，笑飲醁酒，醉操素琴，餘實不愧古人也。”（《幕春江夏送張祖監丞之東都序》）象這樣縱酒歌詩的遊浪生活的記錄還可在他的《早春於江夏送蔡十還家雲夢序》、《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花源序》、《憶舊遊寄譙郡參軍》、《秋夜於安府送孟讚府兄還都序》等詩文中時常見到。李白貪杯好醉，其詩中十之七、八與酒有關，也正是這些以酒為題材的作品最能表現其氣質和思想，最能代表其藝術個性。這個血管裏流淌著西域人血液的天才詩人，古人描繪其長相“眸子炯然，哆如餓虎”（《魏顥〈李翰林集序〉》），與儒教的溫文爾雅、斂身謹敬的人格規範很不相協調。台灣學人黃永武認為：李白的心誌和作品都是從“野”字為基礎而出發的。⑻故而，人們評論的什麽“壯浪縱恣”、“恃才傲物”、“遺世獨立”、“豪宕不羈”等等，都可為此“野”注腳。而這種氣質性格決定了他對於匡濟理想的追求，必然是悲劇性的人生安排。悲劇性的人生安排，又加劇了他的野性狂氣。我們也有三點概括：其一，天真任性。在這一方麵千古詩人無一可與之倫比。遊戲萬乘、笑傲王侯的記載把其任性誇張到無以複加的地步。高歌入朝的得意，執著政治而至死不悟的癡迷，把什麽事都看得過於簡單，可無為而達的幼稚，讓人生成可笑而可憐的深刻同情。其二，自視極高。在李白詩中很難尋到“我詩如何如何的好”的自詡，卻比比皆見有“我政治之才如何如何之高”的自誇。詩人心雄萬夫，目空一切，與王維謙謙君子的恭謹強烈反差。其三，孤高獨潔。可以說，李白的一生是在極端的驕傲感中度過的，他平生不考科舉，不求小官，也不願一步步上升。做官又不肯折腰，更不願與群小共事，同流合汙。“恥將雞並食，長與鳳為群。一擊九千仞，相期淩紫氛”（《贈郭秀鷹》）。這完全是一種脫離現實的空幻之想，十分理想主義的政治境界。此三點，構成了李白立世行事、出言吐語的“野”氣，也使其山水詩張揚出驅馳造化、咳吐天然的藝術個性。
西方古哲人有過“性格決定命運”的說法，其實，命運也可以反過來影響甚至改變性格。性格氣質，作為詩歌創作諸因素裏最本質的因素，性格上有雅、野差異的王維李白，其藝術趣味、呈象方式和美學效果則必然表現出歧歧異兩極的走向。我們可以十分隨意地取證他們的作品以較比說明。
王維《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
明月鬆間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
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李白《望廬山瀑布》（二首之一）：
西登香爐峰，南見瀑布水：掛流三百丈，噴壑數十裏！欻如飛電來，隱若白虹起。初驚河漢落，半灑雲天裏。仰觀勢轉雄，壯哉造化功！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空中亂潈射，左右洗青壁；飛珠散輕霞，流沫沸穹石。而我樂名山，對之心益閑；無論漱瓊液，且得洗塵顏。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
以此兩詩為主，（其實，李白的詩最典型的如《廬山謠寄盧侍禦虛舟》、《蜀道難》、《夢遊天姥吟留別》或其他名篇。）我們從四方麵比較，以概括王、李詩風的差異。
其一在取材設象上：王維多平常心而醉心於山野奇趣，對平常物體察入微，雖多取北方景，卻不貪大求動，夕照、秋月、瘦山、幽篁、古木、宿鳥，“辭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泉為珠，著壁成繪，一字一句，皆出常境”（《河嶽英靈集》）。李白則心高氣傲，尤其喜好雄偉瑰奇，筆下多南方景，追求形象出眾，怪石、危崖、飛瀑、驚湍、轟雷、掣電，借山水揮斥幽憤，以至於“出鬼入神，惝恍莫測”（《詩藪》）。
其二在表現形式上：王維多用五言，且是絕句短製，就必然要求能夠耐人尋味，以盡可能少的字句表現盡可能多的內涵。這與詩人不出大言、不作直語而追求含不盡之意於象外的美學趣味有關，往往一詩一景，平和靜穆，剔透玲瓏，如畫中小品，然無言之言，欲盡而不盡，有“得意忘言”之妙境。李白則不主故常，任由意誌主宰，不能以律束，故多用七言歌行古體，縱橫錯綜，氣逸調雄，犖犖不可相羈，實在是與其秉性姿質相一致。詩人以神來之筆極寫飛瀑之動態，磅礴而瑰瑋。於大自然的偉力神功麵前，李白感到的不是己身的渺小無為，而有一種極其無限的解放感、昂揚感和飄逸感。
( 來源 :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04091774.html?fr=qrl&cid=783&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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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祝你新周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