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鄧小平 (ZT)

【人　　物】

　　　　　　　　　　　　　　　　話說鄧小平

　　　　　　　　　　　　　　　　·陳向陽·

　　冷血的大政治家

　　拋開是非善惡不論，鄧小平作為政治家的能力在毛澤東之後的中國還無人可比。一個大政治家可不光是玩計謀耍手腕，更要有掌控大局麵的膽量謀略和洞察力。真正的大事，即使是大惡事，僅憑心黑手辣是玩不轉的。就說六四鎮壓吧，除了動手前對局麵的估計過火，鄧小平對後來事態的發展確實都看準了，而且“玩轉了”，這包括：

　　一、軍隊裏雖然有人反對，但人民子弟兵老老實實聽命向父老鄉親們開了火。一下狠手就控製了局麵。

　　二、黨內的反對雖然強烈，但遠沒有強到分裂的地步。

　　三、老百姓的憤恨一時巨大，但遠沒有大到起義造反，而且大多數老百姓不久就把鮮血忘的一幹二淨。

　　四、短時間內國際壓力不小，經濟受挫。但共產黨“硬著頭皮頂住”了，結果一切煙消雲散。不出他所料，中國是塊肥肉，國際資本又像蒼蠅一樣飛回來了。隻要緊握手裏的政權，西方民主國家終於又低下頭，換上笑臉來打交道了。

　　五、鎮壓曾使比鄧小平更右的那派得意一時，但經濟上的改革開放還是按他的計劃繼續下去了，而且更容易了。

　　曆史證明，鄧小平“成功了”。這裏並不是說他做對了，基於人權道德的對錯判斷完全是另一回事。這裏要說的僅僅是鄧小平作為大政治家的能力。雖然很多人都可以指出比血腥鎮壓好得多的解決辦法，但行得通嗎？那隻能是假設和猜想了。鄧的鎮壓非常殘忍，非常不人道，但卻“行得通”，達到了他預定的目標，即高壓和專製下的穩定。這當然很糟，但局勢本來還可以變得更糟，回想一下很多“精英分子”曾經作出的預言吧：當六四的槍聲大作時，有人高呼“中國將陷入內戰”，當槍聲平息下來，有人說“一場更血腥的大清洗大鎮壓才剛剛拉開序幕”，隨後，政治高壓使反抗的聲音沉寂下去，預言又變為“中國將退回到改革前，改革已經夭折”。這些更壞的預言一一落空。當然，也有更好的預言，幾乎所有的精英分子，包括廣受尊敬的劉賓雁，都曾預言“中共政權幾年內必定垮台”。尤其在蘇聯和東歐劇變時，樂觀情緒一時高漲：中共政權的殘暴已經原形畢露，還怎麽能夠繼續下去呢？天理不容啊。可惜，雖然精英分子們的學問不錯，心腸也不壞，出於民主和人權信念的願望更美好，然而，比起冷血的鄧小平來，他們的“眼力”實在差了十萬八千裏。（胡平倒是以“彈簧被壓過了彈性極限”為比喻而做出了更接近實際的預言。）

　　鄧小平的冷血無可否認，但是本來就不該指望他能有什麽溫情。國共的內戰吞噬了千百萬的人命，和平時期裏共產黨隨便搞個運動，反右、大躍進、文革，千千萬萬的人命又沒了。從血海中摸爬滾打過來的鄧小平還會拿幾百或上千條人命當回事嗎？他在六四時也曾猶豫過，但他顧慮的是殺人造成的負麵影響，而不是人命本身的價值。冷血殘酷與大政治家一點都不矛盾，相反，如果一個政治家的大小是以左右曆史走向的能力來衡量，至少在中國曆史上，越大的政治家往往就是在更多的白骨之上成就的功業。他們在作曆史性決斷時，追求的是最“行得通”，也就是勝算最大的選擇，人命成本再高也在所不惜，他們不會為了少死點人而把成功押在運氣上。

　　利用“人性惡”的總設計師

　　鄧小平有個頭銜叫總設計師，他設計了什麽呢？當然是改革開放。

　　毛澤東時代剛結束時，黨內黨外，從民間到高層，絕大多數人都盼望改革，毛時代的荒唐肯定無法繼續了。但向哪裏改呢，卻分歧很大。希望返回“十七年”的大有人在。在堅持公有製計劃經濟的基礎上引進西方先進的管理手段和技術，提高生產率，不再瞎折騰，一門心思“建設四個現代化”，這一度似乎是順理成章的改革方向。但鄧小平卻把改革的“砍刀”瞄準了公有製和計劃經濟。早在１９７３年他第一次複出時就已經露出了這個想法。他看準了當時的似乎很簡單卻是本質性的問題：工人不好好幹活。這個簡單現象已經從根本上否定了毛澤東時代和蘇聯的所謂社會主義道路：讓勞動者“當家作主”，依靠政治覺悟和自發的勞動熱情，由勞動者自己去提高生產率和整體經濟效率。這樣的社會主義已經明顯的輸給了資本主義。但毛澤東在世時，鄧小平隻能修修補補。

　　當１９８０年代鄧小平終於大權在握，就要從根子上下手了。他的改革說白了也簡單，不過是把“顛倒的再顛倒過來”，恢複私有製的經濟關係，尤其是工人與資本家，雇工與雇主的關係。說白了，就是以資本家追求利潤的剝削和壓榨作為經濟運行的基本動力。有人會說毛澤東時代也存在“國家對勞動者全體的計劃性剝削”，但兩者有根本不同。至少從經濟效果上看，毛澤東時代還基本類似封建社會裏“皇家官方”的直接掠奪，經濟效率低下，還隨著“皇帝”一時興起而瞎折騰。鄧小平卻“進步”到了資本主義，講究經濟規律了。老板對雇員，資本家對工人，這種分散到每一個經濟細胞的剝削行為才最有效，可以確保每個勞動者不得不盡最大的能力工作，而報酬（消耗）卻被壓到盡可能的低。整個社會可以實現最有效率的生產和最快的財富積累，當然大部分財富會落到少數人手裏。

　　鄧小平的改革說來簡單，實行起來卻困難不小，至少當時的許多“理論權威”都不看好。當時的最大難點之一是如何在“社會主義的框架下”，“製造”出已經在中國絕跡的資本家，或者說如何把共產黨聚斂到手裏的巨大公有資產再次平穩地私有化。除了隨著外資進來的一些“洋資本家”，還需要極為大量的土生土長的資本家來運作經濟。靠個體戶、小商小販的“自然生長”根本不現實。前蘇聯的私有化是明明白白的把國有財產折成股份分配給公民。但在中國，這會造成巨大的混亂，簡直可以說行不通。鄧小平呢，采用了不明不白、並不說破的辦法：直接把國有企業和管理機關化為公司，原來的廠長書記、局長處長之類的一轉身變成了總經理、董事長。還新成立了一些大公司大銀行，資金呢，從天而降，國庫調撥的。對內好似國有，對外呢，號稱私營，國際慣例嗎。鄧小平希望這些紅色的“準資本家”們會像對待私人財產一樣熱心地經營國有財產，以提高經濟效率。但實際怎麽樣呢？此處不說了，已有太多的人在評說。一句話：效果有，但代價巨大。最大的代價就是國有資產流失和底層老百姓的“相對貧困化”。中央動手“切蛋糕”了，下邊呢？上行下效唄。一時間，各種化公為私的活動席卷全國，合法非法，明裏暗裏，假承包假拍賣，變戲法一樣的資產重組，讓人看不懂的“賠本買賣”，手段多的數不勝數，公有資產就紛紛姓了私了。依人的本性，公私一旦模糊，資產的流動必定會趨向於私，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

　　這一切“明偷暗搶”當然遭到了抵抗，包括來自底層民眾的反腐敗，反社會不公，六四抗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次這樣的爆發。而六四鎮壓使“明偷暗搶”變本加厲，成了“明火執仗”，進入了胡平說的“持槍搶劫”階段。

　　當然，鄧小平的改革也受到來自仍然堅守社會主義公有製和計劃經濟的正統派的反對。對他們，鄧小平玩的是“太極拳”，一點點來，一步步的蠶食公有製。不說破真意，卻喊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種模糊的難於抵擋的口號：已經不是毛澤東時代了，誰還有理由不許別人求富呢？這口號又意義深遠，可伸可縮，可“與時俱進”。“讓一部分人先富”，怎麽個“讓”法呢？最早的理解不過是給個體經濟更多的生長空間，讓他們小打小鬧的多賺點錢。後來呢，它的含義步步高升，變成以國有資產“生產”紅色大資本家了。被“先富”挑動起來的人欲衝垮了頑固派的抵抗。

　　被“先富”挑動起來的人欲同樣瓦解了很多民間的反抗，包括六四之後的憤恨情緒。尋求正義者自己先要守住道德高地，這樣才可理直氣壯。而人欲橫流造成了人人想發財，個個想撈錢，連老實人也要為生計而去尋找灰色收入，屬於中下層的人也想著鑽點空子，占點便宜，造點假，逃點稅，各種各樣的小打小鬧。金錢驅逐著正義，社會上的一個個群體失去了道德高地之後，也就失去了要求社會公正的理直氣壯。挫敗民間反腐敗力量最有效的招數就是推動“全民腐敗”。

　　鄧小平就是這樣利用了人性中惡的那麵：貪心私欲，瓦解了社會中所有可能捍衛公有製和要求社會公正的力量，使中國不可逆轉的走上了私有化的改革之路。

　　不擇手段的實用主義者

　　“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隻要能達到目的，管它用什麽辦法呢，“主義”根本不必理睬，也別提道德尊嚴。鄧小平就是這樣不擇手段。但在每種具體情況下，他又是精心的選擇手段，處處透著智慧，或叫老謀深算。

　　１９７２年為了能複出，他給毛澤東寫信，發誓“永不翻案”，一下子掐準了關鍵：毛澤東的不放心。他真不想翻案麽？早已真相大白。

　　１９７６年，當華國鋒剛以政變手段解決了四人幫，還不知可否控製局麵，小道消息流傳：鄧小平為華國鋒出了一招，他照抄了報紙上的一條口號“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意思是先作出繼承毛澤東的樣子，別一下子變得太快，等穩住局麵再說。

　　後來，局麵穩住了，華國鋒卻不識時務，真的一本正經要繼承毛澤東了。鄧小平又三捅兩捅把他搞下去了，用的招數之一是理論先行，掀起一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爭論。此時需要擺出敢講真話的淩然正氣。

　　當鄧小平掌穩了權力，要實行“化公為私”了，此時就不要理論先行了，真話要藏在肚子裏了。他來了一個“不爭論”，誰也別說三道四，我先幹起來再說。嘴上是“摸著石頭過河”，其實心裏早就有數。水下有多少石頭也許真說不清，但要過河直奔資本主義私有製經濟卻早就是既定目標。

　　對待民意他更是實用主義。鄧小平１９７２年複出之後曾經很得民心。１９７６年的四五運動時，民間輿論大力支持他，在後來倒華國鋒的行動中他也利用了民間輿論。可當他“坐穩了江山”之後，民間輿論又提升到要求民主政治時，他把臉一變，封殺了西單民主牆、抓了魏京生。

　　鄧小平的變化多端、不擇手段並非表明他沒有原則，他有“四項基本原則”。當然，早有人一針見血的指出，四項原則中隻有一項是真的：“共產黨的領導”，就是政權，緊緊抓住政權不放，誰敢挑戰，哪怕是和平的行動，也堅決鎮壓毫不手軟。但說到底，政權也是手段而非終極目標。鄧小平的終極目標也充滿實用主義色彩。像共產主義那樣虛無縹緲的目標，他早就看穿了，連當幌子的價值都沒了。他的目標近在眼前：富國強國。從改革開放一開始，他就不斷地說：“落後就要挨打”，所以呢，中心任務就是發展經濟，“發展是硬道理”。老實說，這種非常實際的目標確實得到了廣泛的支持，中國有深厚的民族主義的民眾基礎。當然，他的原則更包括保證共產黨統治集團的利益，不信就看看那些“先富起來的”淨是誰：絕大多數是高幹子弟。

　　鄧小平的遺產

　　幾十年過去，鄧小平為中國帶來的巨大變化的正麵部分簡稱四個字“經濟繁榮”，這早已有目共睹，也早已被中國官方宣傳足了，此處不必再提。可是陰暗的部分呢，為成功而付出的代價呢，卻被忽視或掩飾，沒有公平合理的歸到鄧小平名下。

　　今天的中國缺少社會公平和正義，“鄧小平路線”是主要原因。他就是要充分利用中國的低廉勞動力，放任貪婪的資本家過度掠奪，就是要利用中外資本家“最大可能的剝削”來發展經濟和積累財富。他壓根就沒想要公平正義，就是要讓資本財富落在少數人手裏，由他們經營運作，並占為己有。“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先富幾十年呢，還是幾百年？中國的達官貴人們幾千年來一直都在“先富”，這口號並無新意。

　　目前中國社會的全麵道德淪喪更是離不開鄧小平這個始作俑者。他利用普遍的“求富”心理衝破了舊體製，但不可避免的導致了人欲橫流，個個想“先富”。怎麽“先富”呢？看看領頭人，鄧小平常常“掛羊頭賣狗肉”，明明在化公為私還“不爭論”，就是不許揭穿真相。全社會能不上行下效麽，當然是為了致富不擇手段，管它“黑貓白貓”，撈著錢就是“好貓”。結果什麽“貓”都來了：貪汙腐敗，造假欺騙，黑心斂財，反正是招數越“黑”，錢就來得越快越多，看看那些一夜暴富的億萬富豪們，有幾個沒用“黑心招數”？這樣的社會怎麽可能維持高尚的道德和文明的風氣呢？

　　如今中國的環境惡化更是鄧小平置經濟發展為壓倒一切的重中之重的當然結果。環境保護是費力費錢的事，是經濟活動的主要成本，也是必要的成本。可為了鼓勵吸引中外資本家，這部分成本卻被一級級的官員替人家“省了”。做這件事最容易，因為根本不用做，什麽都不做就做到了。隻要不提環保，光說發展第一就行了。說發展不說環境，或說環境卻沒有說得和發展至少同樣重要，其實質就是準備犧牲環境求發展。

　　鄧小平那樣“偉大”，不會想不到他的改革將帶來的“副作用”。為了成功，而且是最快的成功，那“副作用”實際上是他準備付出的代價。他是老人，等不及了。他以老辣的目光看準了勝算最大，但是成本很高的選擇。他確實成功了，但巨大的“成本”也壓到了中國老百姓身上。誰都不應該貶低鄧小平的功勞，但他成就功業的巨大“成本”呢，也要如實地算在他的頭上。

□　寄自澳大利亞

刊登在 2008 華夏文摘 cm080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