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蛇年話“六四”

　　　　　　　　　　　　　　　（一）

　　又逢六四。而且是一個蛇年的六四。

　　上一個蛇年的暮春初夏真是不堪回首。上一個蛇年那六月的第一個星期天真是
讓人心寒心痛心碎乃至心死。當自以為是的不會發生作為冷酷的現實突兀地發生在
眼前，當善良的期望被無情的槍聲撕成粉碎，我感到極度的震驚和悲憤。震驚得幾
乎麻木，悲憤得近乎絕望。

　　我感到我的心死了。哀莫大於心死。我感到莫名的悲哀，為國家的不幸，為民
族的多難，更為自己的心死。

　　當那晚學校操場上那為淩晨長安街頭的死難者而製作的成群的花圈化為灰燼的
時候，我擦幹了臉上的最後一滴淚水。回到宿舍，我從書架上抽出那本塵封已久積
滿灰痕的許國璋英語第二冊。第二天一早，我又去書店買了一本赴美留學指南和一
大疊的托福ＧＲＥ的複習資料。

　　我當時的英語水平之臭賽過國家男足隊員的腳丫子，直逼白卷先生張鐵生。本
來嘛！在大學裏從ＡＢＣＤ學起馬馬虎虎應付了兩年，還是一年考試一年考查，學
校不重視，自己也不上進，所以水平總是處於半外文盲狀態，長期在張白卷“我是
中國人，何必學外文”的名言之中自我安慰，得過且過。書到用時方恨少。六四後
才發現上了張白卷的當，悔不當初。什麽“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呸！應該
是“萬科皆下品，唯有英文高”。東隅既失，桑榆未晚。六四後“無可奈何花落去
”的絕望化作了“置之死地而後生”的鬥誌，於是臥薪嚐膽，發憤苦讀。幾度春秋
後，我竟然真的如願以償地拿到了赴美的入學通知和入境簽證。

　　原以為我告別故鄉的土地會首無反顧，毫不眷戀。但當我真的踏上機舷的一瞬
間，我還是止不住心潮難平，悵然若失。從那一天起，我發現我的心還沒有死，它
依然隨著祖國命運的脈搏而跳動。從那一天起，我發現我的血還那樣熱，它依然沿
著民族前途的河床而奔湧。祖國啊！生我養我的地方。想要逃避您，遺忘您，是說
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哪！

　　同樣也難忘六四，難忘六四那血染的風采。難忘四月二十二日人民大會堂前請
願學生查敏的長跪不起；難忘五月十九日晚那“人民總理”的麵目猙獰；難忘那槍
響當晚央視播音員杜憲薛飛的一身黑色滿麵凝重；難忘流血次日王維林赤手空拳的
血肉之軀與坦克大炮的頑強對峙。。。

　　歲月能磨滅人們的記憶，但歲月不能磨滅曆史的傷痕。每每逢到六四的祭日，
那深深地烙在胸口的傷痛就會透過模糊的記憶頓時清晰起來。兩年前筆者在六四十
周年祭日所作小詩的前幾句就是記錄了這樣的心境。

　　記不清那一時
　　　　天上是否有月
　　隻知道那一時
　　　　黑暗得讓人氣絕
　　記不清那一日
　　　　空中是否有南飛的烏鵲
　　隻知道那一日
　　　　曾聽到杜鵑聲聲啼血


　　記不清有多久
　　　　驚得失去了知覺
　　隻知道有很久
　　　　恍如置身於遠古的荒野
　　記不清那些天
　　　　是否有暖風吹過山嶽
　　隻知道曾感到
　　　　初夏的六月下著冰冷的雪

　　。。。。。。

　　　　　　　　　　　　　　　（二）

　　十二年過去了。在這十二年裏，關於六四平反的猜測不知道作了多少遍。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偉大領袖此言精辟。所有欺世盜名的
行為，可以欺一人一時，但不能欺天下後世。在曆史的長河中，總是邪不壓正，惡
難勝善。邪惡和陰謀可以憑借權柄和武力暫時壓倒正義和公理，但是時間的天枰最
終必將傾向於後者。權力能夠暫時但不能永遠扼殺真理。因為權力是暫時的，而真
理是永恒的。

　　匈牙利的共產黨政府後來為納吉事件平反了，盡管時隔了三十多年。台灣的國
民黨當局後來為二二八事件平反了，盡管時隔了四十多年。凡蒂岡教庭後來為伽俐
略平反了，盡管時隔了幾百年。

　　為六四的徹底平反也必將是遲早要發生的事。相信沒有人會懷疑這一點。六四
最大的受益者江澤民不會懷疑這一點。鎮壓六四的頭號急先鋒李鵬也不會懷疑這一
點。

　　因為在中國的曆史上恐怕還從來沒有一次事件能象六四這樣具有如此廣泛的民
意基礎。其參加人數之多、覆蓋地域之大、群眾階層之廣、產生影響之深，不能妄
言絕後，至少也是空前的。

　　也許有人會這樣反詰：人數多地域廣不能代表民意，更不能說明事件的合法性
。看看文革就不言自明。但六四與文革的最大差別是：文革是紅朝皇帝不甘權力旁
落而親自發動的政治風暴，是一場旨在通過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剪除異己政治力量的
權力鬥爭，是一個為了達到自己的私欲不惜置黨國於動亂之中的大陽謀。他所利用
的是造神運動和籍著頂禮膜拜激發出來的全民的狂熱與盲從。而六四學運的形成是
自發在先，組織在後。它的初宗不是為了否定共產黨，甚至不是為了爭取民主，他
隻是抓住了當時的時弊：物價飛漲，分配不公，官倒橫行，腐敗肆虐。之所以能造
成如此波瀾壯闊的場景，實在是老百姓對這些醜惡的社會現象深惡痛絕到了極點。
於是隻要有一人揭竿而起，就會有萬人奮然呼應，就如同當年的陳勝吳廣一樣。

　　通過我的視覺沉澱在我的記憶裏，能夠受到普通群眾自覺自願地簞食壺漿夾道
相迎的隊伍隻有兩支。一支是四九年的人民子弟兵隊伍，另一支就是五十年後的青
年學生隊伍。前者來自於令我為先輩驕傲的紀錄片段，後者來自於令我為同輩自豪
的親身經受。

　　這就是民意。這就是人民的意誌。民意不可輕侮，不可重辱。

　　翻案老手鄧小平當然知道六四的案終究是要翻的。鄧榕格格在回答香港記者的
提問時早就說了六四是中華民族曆史上的一個悲劇。

　　楊尚昆知道六四是要翻案的。聽說他在臨終前曾老淚縱橫，極力上書中央，要
求重新評價六四。人之將死，其言亦善。誰會願意背個六四屠夫的千古罵名呢？

　　曾經不可一世的陳希同，如今自己也去了當年他關押學生們的地方。而他的罪
名正是學生們當年所要求嚴懲的。陳希同的下場可以說既是對六四鎮壓者的辛辣諷
刺和無情鞭撻，也是在某種程度上對六四的小小平反。

　　君不見“反革命暴亂”的字眼早已悄悄到不知不覺地從傳媒中消失。在朱邦造
們的外交辭令裏它早已被“六四風波”所取代。“早有定論，不再置評”的輕描淡
寫匆匆帶過不是說明事件的無足輕重，更是說明事件的高度敏感。在平反的時機成
熟之前，避而不談虛以敷衍不失是一個明智之舉。

　　六四究竟什麽時候能徹底平反？人人都在這樣問。

　　既然六四的平反是人人心明肚知遲早要發生的事，那麽究竟在什麽時候平反就
不再是那麽重要。更重要的是怎樣讓這樣的悲劇永不再發生。

　　鄧小平平了七六年四月五日“反革命暴亂”的反，卻定了八九年六月四日“反
革命暴亂”的罪。同一個地點，同一個罪名，不過是相隔了十三年。

　　鄧小平在八二年為劉少奇平了反，卻在八六年罷免了胡耀邦，八九年廢黜了趙
紫陽。

　　如果不能從根本上切斷七八年再來一次的循環，如果不能徹底跳出造冤、平反
、再造冤、再平反的怪圈，那麽這樣的平反又有什麽意義？

　　　　　　　　　　　　　　　（三）

　　六四是我們民族的傷口。流在長安街頭的血可以很快被擦去衝走，但從這一傷
口裏流出來的血將會永遠凝固在這一天，讓人深思，發人深省。如果哪一天再發生
類似的流血事件，那麽六四死難者的鮮血就算是真的白流了。

　　當憤慨的激情平息下來，我們更需要的是理智的思索。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細細反芻十二年前匆匆忙忙囫圇吞下的苦果，從其中慢慢品味出啟迪與教益。

　　當年對壘的雙方都應該認真地反思。一味地責難對方於事無濟。如果雙方能交
換角色，將心比心，來個設身處地一想，揆情度理三思，也許更能跳出單向思維的
牛角尖，體會出當時雙向多維互動的因果局麵。

　　奕豹先生是深受筆者喜愛的網壇作者。早在九四年他與前加拿大留學生聯合會
的朋友們複盤了六四事件前後演變的全過程，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由於學生選擇了激
進不妥協的道路，政府後來無棋可走。要麽戒嚴要麽下台，二者居一，別無他選。


　　我相信這一複盤的嚴肅性，我也基本上認定這一結論的正確性。學生的拒絕妥
協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敗筆。王丹說，學生有錯，政府有罪。他本人有三分功七分過
。這一敗筆也許就是他所說的錯與過。

　　而且看上去似乎還是學生有錯在先，政府有罪在後。

　　但是在學生的有錯之前是否就已經有了政府的錯或者甚至是政府的罪？答案是
肯定的。從小的說，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就是一個旗幟鮮明的不負責任的
策略上的輕率錯誤。從大的說，官倒愈演愈烈、腐敗惡性蔓延則是政府對人民的犯
罪。

　　在二者必居其一的選擇中，政府選擇了戒嚴。也許有人認為既然沒有第三條路
可走，政府選擇戒嚴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所不能理解的是政府為什麽就不能選擇下
台？

　　至少在五月十九日之前，我看不出學生有否定共產黨領導的意圖。倒了共產黨
的李鵬政府，再建一個共產黨的張鯤政府，有什麽不可以？

　　一個毋庸爭辯的事實就是：當年六四學生要求懲治的貪汙腐敗現象發展到今天
更是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其貪官數量之多、貪官級別之高、貪汙金額之大、貪汙
手段之巧，令人咋舌！光憑這一點就可以再次證明政府不是選擇下台而是選擇戒嚴
的非正義性和非道義性。

　　不妨讓我們大膽假設一下如果是政府下台會是什麽樣的情形。“前事不忘，後
事之師”。後人或許能從曆史的假設中學到些什麽。

　　讓我們先假想好的情形。李鵬政府下台，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更加清廉更加開放
的政府。改革務實的共產黨人取代了保守頑固的共產黨人。新政府在經濟上更加自
由，政治上更加透明。基層民主逐漸形成，並自下而上地升級提高。大力整頓吏治
，懲治腐敗；理順經濟秩序，打擊官倒。精簡機構，健全法製。這不是不可能發生
的情形。尤其是如果政府下台在五月十九日之前。若真能如此，則國家幸甚，社稷
幸甚。若真能如此，則也許就不會有今天的成克傑命赴黃泉路，賴昌星魄散楓葉國
。

　　再讓我們來假想一下壞的情形。李鵬政府垮台，同時共產黨喪失統治權力。民
運人士倉促執政，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內亂開始。經濟急劇衰退，百姓生活嚴重
下降。各民運團體內訌傾軋，爭權奪利。台灣共和國正式成立。藏獨疆獨蒙獨彼伏
此起。國家陷入巨大的災難之中。這不是不可能發生的情形。尤其是如果政府下台
在五月十九日之後。若真是如此，則國將不國，家將不家。若真是如此，則西藏就
是另一個車臣，新疆就是另一個科索沃。

　　如果政府下台的結果肯定是好的前者，鄧小平未必不願意這樣做。但太多的變
數使他不敢貿然使出這一招，尤其是在錯失了一次次雙方互相妥協退讓的良機之後
。經受過文革浩劫的鄧小平深知內亂的隱患會帶來多麽不堪設想的後果。他不惜毀
掉三落三起的美譽，背負獨夫民賊的罪名，陷自己於不仁不義，也要用坦克大炮奪
回他認為是高於一切壓倒一切的穩定。

　　我抗議鄧小平的開殺令。我譴責鄧小平向手無寸鐵的平民－憂國憂民的平民開
槍的暴行。但在今天我能理解鄧小平的作為。有誰能保證那種壞的情形絕對不會發
生。一旦真的發生，那麽對它產生的後果，你不需要任何想象力，看一看今天的前
蘇聯和前南斯拉夫就會一清二楚。在內亂戰爭中倒下的軀體可能會比在六四清場中
倒下的軀體多出幾倍幾十倍甚至上百倍。

　　這決不是危言聳聽！

　　單憑其在六四中的所作所為就要徹底否定鄧小平，這顯然是有失公允的。我相
信那開槍命令的下達是他一生中最困難最痛苦最揪心的決定。

　　曆史在平反六四的時候，想必也一定會給六四中的鄧小平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
。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這個矮小年邁的老人，在六四後保守勢力急速抬頭、改革
開放舉措不前的當兒，九二年毅然南巡，重新開啟改革的航船，撥正開放的航線。
他並不昏庸，他依然清醒。

　　一九八四年當他處於人生輝煌之巔的時候，天安門廣場上閱兵大典遊行隊伍中
打出的“小平你好！”想必是出自肺腑。一九九七年當他走完人生旅答７ｂ的時候
，長安街頭送靈人群中打出的“再道一聲小平你好！”想必也不是虛情假意。

　　　　　　　　　　　　　　　（四）

　　當我們提到六四死難者的時候，通常是指倒在槍口下的學生和市民。但我對六
四死難者的定義，也包括那十二名“共和國衛士”。他們死在亂棒碎石之下，群毆
毒打之中。他們當中有的屍懸橋梁，慘不忍睹。

　　混話！怎麽可以將施害者和受害者合為一談？怎麽可以名為“暴亂者”實為英
烈的人和名為“共和國衛士”實為劊子手的人聚在一起？你也許會這麽詰問。

　　可是朋友，憑心而論，那十二位青年戰士有什麽錯？他們隻是普通的士兵，而
執行命令是他們的職責。

　　他們與倒下的學生一樣朝氣蓬勃，一樣正是豆蔻年華，一樣本該有一個多姿多
彩的人生。

　　他們的母親與丁子霖女士一樣正在承受著失子的痛苦。

　　他們的家人也許比死難學生的家人更需要巨大的勇氣麵對世人的眼光和評論。


　　我懷疑他們的親人是否有勇氣把那“共和國衛士”的勳章或證書高懸堂前。我
甚至懷疑他們的親人是否有勇氣在人前承認自己是“共和國衛士”的親人。

　　當你說你的親人曾在六四中作為學生而倒下，你會贏得人們的同情甚至讚美。
但當你說你的親人曾在六四中作為軍人而倒下，你會贏得人們的什麽？“共和國衛
士”的稱號是壓在他們親人身上的十字架。

　　與那些在抗洪救災中捐軀的子弟兵相比，他們死得是那樣的慘絕人寰，又是那
樣的恥為人道。

　　但願在六四平反的那一天，在六四“暴亂者”得以昭雪的那一刻，“共和國衛
士”的頭銜不會頓時變成“共和國逆賊”。但願能夠去掉他們“共和國衛士”的光
環，還給他們死難者的普通麵目。

　　如果哪一天昔日的學生領袖們真的上了台掌了權，希望“共和國衛士”的親人
們還能繼續領到那份撫恤金。這年頭家境稍好一點的還有誰願意把孩子往部隊裏送
？我相信“共和國衛士”的母親們生活要比大學教授的丁子霖艱辛得多。

　　如果哪一天要建個六四紀念碑或是六四死難者陵園，我希望碑上能刻上所有死
難者的名字，包括那倒下的十二個士兵。

　　筆者在兩年前那首詩的最後幾句是當時的心願，也是現在乃至將來的心願。

　　但願活著的人
　　　　麵對死者的墓穴
　　能有這樣兩行
　　　　留給他們的碑碣
　　這樣的悲劇
　　　　曆史永不會忘卻
　　這樣的悲劇
　　　　曆史也決不再書寫

200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