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鼎新：中國經濟麵臨的挑戰
進入專題： 中國經濟
中國現在已經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我個人的估計，從物質生產能力（高端產品生產能力除外）來看，乃至從整個沿海地區以及內地的大中城市及周邊地區民眾（這些地區的居住人口占中國人口很大的比率）實際擁有的財力來看，中國都已經大大超過了美國。但是，中國經濟卻麵臨很多瓶頸。首先，創新能力奇缺。我們經濟很成功，但優勢主要集中在中低端製造業和山寨模仿、流通領域等。這與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有著根本的區別。我在斯坦福待了有兩年發覺這學校從課堂專題性作業（project）到風投都成了一條龍。優秀學生在畢業時就可能已經是腰纏萬貫的實業家了。一個學校在原創力方麵可能都超過整個中國，美國這個國家發明能力了得。
第二，中國大陸民眾現在雖然很富有，但這些財富主要是靠城市擴張拆遷賠償、房價飛漲、稅收製度和能力滯後而產生的。類似現象在日本、韓國和台灣地區的經濟飛速發展階段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發生。但這些都是一次性買賣。年輕一代基本享受不到這一紅利，而民眾手中的財富也會因為多種原因而大大縮水，甚至被蒸發。幾十年以後，如果中國大陸民眾能像今天日本、韓國和台灣地區的普通民眾一樣，能在一個較高的水平上過著拮據的日子就很不錯了。
第三，就經濟發展來說，強國家的好處在於能通過國家能力去加強教育和各種基礎建設，打擊各種不利於經濟發展的集團性利益，並且在培育市場的同時彌補市場的多種負麵效應。但是，通過強國家來推動市場經濟會帶來以下三個負麵效應：市場受到政治因素幹擾嚴重、經濟效益較低、社會普遍缺乏創造力。中國目前正麵臨著這些問題。這些問題都很難解決，解決不好就會成為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
第四，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後，該國家的勞動力成本、民眾的權力和環保意識都會大大提高。一般來說，這一國家的“夕陽產業”就會向經濟發展水平更低的國家和地區轉移，這轉移是否成功也是這國家的經濟是否能持續發展的一個關鍵。中國大陸就曾經是香港、台灣和韓國的“夕陽產業”的天堂。這些產業賺足了錢，同時回流的資金也幫助原國家和地區經濟的繼續發展。中國的西部雖然廣大，但是絕不能把他當作接納沿海地區“夕陽產業”的場所（中國的西部不靠海。並且西部一旦汙染，西高東低的地形會敗壞整個中國的水源）。可是，能大量接納中國“夕陽產業”的國家在這世界上已經不多了。如果某一國家的經濟到今天還很落後，這背後必然是有特殊原因的：在許多非洲國家，民族國家的建構還隻是烏托邦式的夢想；從中東到南亞的大片穆斯林地區地緣政治複雜、部落勢力強大、教派鬥爭激烈、極端勢力失控；南美地區讓腐敗的政府和民粹的文化搞得民主與威權兩不相宜。筆者非常理解“一路一帶”這一國策及其背後的多重意義，但筆者同時必須指出，一些中國的官員和學者對這些地區從文化到政治都非常缺乏了解，並且想得非常簡單，缺乏獨立的聲音。
日本的夕陽產業轉移點是中國，但是中國的夕陽轉移點越來越少。
第五，幹部積極性問題。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靠幹部，中國的幹部曾經很腐敗，但一個地方如果幹部很窩囊，經濟搞不好，企業家不會給你錢；但是中國改革就是從除條條框框開始的。因此，能把當地經濟搞好的人膽子肯定很大必須大。像我這種人膽子小，不貪也搞不好。做事膽子大、敢破除條條框框的，所以給人家送個禮，態度比較隨便。 反腐很重要，但是幹部的工資大規模低估了，比如北京公務員的起薪據說仍然是三四千怎麽夠？能考上公務員的都是質量比較好的大學生，憑他的能力，在外麵工作工資至少是當公務員的3－5倍。廣大幹部缺乏積極性也是當前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製約因素。
第六，中國是個巨大的國家。這樣的國家如此快速崛起難免會打破原有的國際性和區域性平衡，引起大國的不安和周邊國家的恐慌。這些都是將心比心就能明白的事，並不需要借助所謂的“陰謀論”或“新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才能理解。 這個問題解決不好，中國和平增長的環境會有問題，因為中國崛起了，行為要變化，不變化人家也怕你。有一次一位大使到芝加哥來做報告。他給人家大講我們是儒家文化國家，自古愛好和平等等。當時坐在我左邊的一個西方教授問我：“他是不是在開我們老外玩笑？”我說不是，他是認真的。他又問我：“他腦子正常嗎？”我說他腦子很正常。西方教授說：“那他怎麽會那麽說？”我當時非常生氣，後來仔細想想，這位大使的說法對於具有常識的西方人來說都難以接受。 你給人家講中國自古就愛好和平，但是讀過中國曆史的人都知道中國經常侵略人家。知道一點中國周邊曆史的人也應該知道，許多周邊國家所塑造的民族英雄往往是“抗華英雄”。關於中國和周邊國家關係問題，我很同意騰訊思享會冬季論壇上丁學良老師的發言，你要到周邊國家聽聽人家的聲音，怕中國怕得要死。我跟一些日本人聊天，日本人說我們曾經欺負了你們，你們會不會反過來欺負我們？特別是我們的電視一打開就到處是抗日神劇。把日本人弄的很恐慌怎麽營造一個使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周邊環境和國際環境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和平的周邊關係卻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關鍵。
在這個情況下，特別是特朗普上台之後，中國腦子更要清醒，雖然特朗普在許多方麵的政策走向尚不清楚，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美國的國際政策在有些方麵會有所收縮，國際上會出現權力真空，這個真空怎麽填補？中國過早填補進去會出問題。第二，特朗普上來，象征“第三次民主浪潮”徹底畫上句號了，美國不會像以前那樣那民主來壓中國了，而中國政府開始真正有選擇了。我剛才說80年代成功就在於中國沒選擇，有選擇有好處，而一旦有選擇也往往就是犯錯誤的開始。
蘇聯垮台有好多原因，但有一個原因是五六十年代蘇聯在國際輿論和道義上占上風。國家要獨立、民族要革命、人民要解放，這時候好多革命獨立政權都向著社會主義走。這時候蘇聯到處輸出革命，搞阿富汗戰爭等，給自己國家帶來了很大的負擔。美國在前蘇聯垮台之後的選擇大大增加，結果美國是到處輸出民主，並打了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把世界搞得亂七八糟，也加速了國家經濟的衰弱，導致了保守勢力在美國大規模回潮。現在中國開始有選擇了，我們在軍事上沒有前蘇聯強大，更沒有美國強大，所以中國犯不起美國和前蘇聯的錯誤。如果國際上在特朗普上台後出現權力真空，我們千萬不要稀裏糊塗地進去填缺，讓美國人以為我們是在趁機欺負人。
對中國來說，特朗普上台可能比希拉裏上台的問題更大。
麵對如此多的問題，保持清醒就顯得特別重要。從曆史經驗和教訓來看，中國必須避免意識形態陷阱，防止任何一種意識形態來綁架現實政治。一個正常的社會必須有學術和思想自由。“頂層設計”、“改革已經到了深水區”、“大國崛起”、“普世價值”、“儒學複興”、“後三十年是前三十年的繼續”、“中國模型”、“北京共識”等等提法作為學術觀點都沒有問題。不同觀點反複爭論才能使國人走向成熟，並且爭論各方所揭示不同的社會問題和反映的社會力量也可以成為國家在某些方麵政策的基礎。但是在重大國策層麵上，中國絕不能被任何一種“理論”忽悠。比如，筆者很讚同國內嚴肅左派學者的有些觀點和分析，卻強調中國必須長期防左。這是因為筆者深知如下政治學原理的重要性：一個政黨更容易被與該政黨原有意識形態傾向一致的政治正確話語所綁架。政治正確背後垃圾必多；當政治正確與個人利益能相結合時，背後隱藏的垃圾就更多。因此，左派政黨要防左，右派政黨要防右，自由主義政黨要防範自由主義，宗教政黨要防範原教旨主義，有很強民族主義傾向的政黨要防範民族主義。這就是鄧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背後的政治智慧。
鄧小平的“防左”思想和“摸石子過河”思想是中國的財富。隻有堅持這兩點，中國才能避免意識形態的陷阱，在經濟上取得進一步的發展。
來源:騰訊思享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