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大國發展戰略

李稻葵: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大國發展戰略 作者：李稻葵  時間：2016-06-13

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和轉型升級的發展戰略，早已成為學者們熱議的話題。同時，中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作為大國的一舉一動都會對世界經濟產生一連串的影響和互動。 　　大國和小國的根本區別在哪裏？大國應該遵循怎樣的發展戰略？作為大國的中國又對世界產生著哪些影響？李稻葵在新浪長安講壇上做出了回應。以下為演講實錄：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晚上好，非常高興有機會借50人論壇的《長安講壇》平台跟大家交流一下想法。今天我作為清華經管學院的老師來跟各位交流，錢穎一院長也來聽講座，我作為學院老師倍感壓力，同時也非常高興有機會跟院長、老師和同學們一起交流。 　　今天我跟大家交流的話題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大國發展戰略”，毫無疑問關鍵詞在“大國發展”。“轉型升級”、“發展戰略”等等大家已經談的很多，但是今天我們的關鍵詞就是“大國發展”。首先想講一個基本的概念，就是大國經濟體和小國經濟體的確有一些本質上的不同，因此特別需要我們關注。 　　我想先講一個故事。1985年，我從清華經管學院本科畢業，參加了當時國家教委的公派出國考試，後來我作為訪問學者到哈佛大學，那時候錢穎一院長已經是哈佛大學的博士研究生了。在哈佛大學我被安排到一個“國際發展研究所”做訪問學者，參加了他們很多的學術討論活動。 　　其中有一場給我印象非常生動，當時哈佛國際發展研究所的所長叫帕金森教授，他正在編《發展經濟學》的手冊，所以他的開門課就講“發展經濟學”。通常人們認為發展中國家都是些弱國、小國，但是帕金森教授本人親自寫“大國發展”這一章，而且他主要是以“中國發展”的問題專家做研究。這給剛出國的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說到這裏我稍微跑個題，我覺得在座的各位同學，你們一定要盡量抓住機會，多旁聽一些跟自己專業不太相關的講座，尤其是清華經管學院的講座，這也是我們學術積累的一部分，就跟背英語單詞似的，將來肯定能用上。 　　話說回來。為什麽大國與小國根本不同？根本不同的原因就是，大國和世界經濟交往的關係是雙向的、互動的，而小國是單向的。小國隻是接受國際規則、國際價格和國際技術條件。大國的一舉一動，你的經濟決策、技術創新，又會通過其他國家的經濟活動再反饋到你這裏來。 　　2015年的8月11日，中國搞了一輪新的匯改。三個交易日內人民幣對美元貶值了2%，一時間天下大亂。那時候我正在國外，聽說中國出事了，人民幣怎麽抗不住了，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哈薩克斯坦貨幣、越南貨幣、泰國貨幣等等都跟著貶值，國際金融市場的股票也貶值。他們認為中國經濟肯定出了問題，需要用貶值來促進出口。國際貨幣市場貶值反饋到我們的A股，A股幾個交易日下降15%，這是去年第二次股災。這個例子很清楚的說明，我們經濟上的一舉一動，就會引發全球意想不到的反應。這就是最典型的大國經濟和小國經濟的不同。 　　博弈論指的是，在人數不太多的情況下，每一個參與者都應該考慮，自己的決策一定會引發其它博弈參與者的反饋，這就是博弈論的出發點。博弈論的對立麵是一般均衡。我們通常認為企業很小，消費者很小，自己的決策不會影響市場，這是標準經濟學傳統的模型。博弈論就突破了這個假設，它認為人數是有限的，每個參與者都要考慮自己的決策對其他參與者的影響，必須考慮到反饋。所以在討論大國發展戰略時，必須要考慮反饋，必須要考慮博弈。 　　哥倫比亞大學非常著名的印度籍經濟學家Bhagwati jagdish，是專門搞國際貿易研究的。1958年，他寫了一篇文章，叫“令人悲傷的增長”，這篇文章當時並沒有多少人關注，但是他提出的這個概念還是比較新穎的。他是說一個國家如果依靠出口發展，出口產品多了以後，國際上出口產品的價格就會下降，因為東西賣多了，就不值錢了，因此這個國家獲得的外匯反而會貶值，用行話說貿易比價格下降。這就是他早年的貢獻。這篇文章沒被人關注的原因，我估計是直到十年前，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還都不是大國，他寫這篇文章沒有用武之地。 　　什麽是大國？我來做一個並不是很嚴謹科學的定義。大國要有兩個基本條件，第一個是人口眾多，比如人口在5000萬以上，全世界現在有27個國家的人口在5000萬以上。第二個是幅員遼闊。國家內部各區域有不同的自然稟賦，在自己國家可以進行跨地區貿易。我粗俗畫了一下，全球國土麵積在50萬平方公裏以上有大概有49個國家。全世界一共19個國家同時滿足以上兩個條件。從這個定義看，日本和英國不能算作大國經濟體。 　　 　　按人口計算排名，中國、印度、美國、印度尼西亞、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亞、孟加拉國（但是孟加拉國土麵積很小），俄羅斯是一億四千萬人口，每年還要減少大概30萬到50萬人。日本一億兩千萬，菲律賓九千九百萬。再說一下發達國家，德國人口八千一百萬，是歐洲的老大。法國六千萬，西班牙五千萬左右，波蘭三千九百萬等等。國土麵積超過50萬平方公裏的俄羅斯第一，加拿大第二，然後是美國、中國、巴西、印度、阿根廷等等。日本不在其中，因為它的國土麵積太小，大概是27萬平方公裏左右。北京的麵積是1.6萬平方公裏，出去開車能開兩小時。上海大概是7000平方公裏。所以，既要人口多又要國土麵積大，一共就這麽19個國家。再強調一下，我這個並不科學，隻是給大家一個概念。 　　 　　既然大國與小國不同，我們就可以看一個數據。小國的數據是什麽呢？進口加出口除以GDP的比重，比如新加坡是350%。這個不奇怪，因為新加坡既不生產服裝鞋帽，也不生產汽車，更不生產糧食，甚至連水都需要進口。當然他們自己說要搞水庫，他們準備要獨立，不依靠馬來西亞。但是這個國家的生活用品幾乎都得進口，所以新加坡必須依靠出口和旅遊。 　　 　　中國香港是439%，比新加坡還多，當然香港的例子更極端些。韓國雖然人口有四千多萬，但是國土麵積很小。我們國家在這個比例上曾經是70%，現在下降到50%，我想還會再降。中國跟新加坡相反，我們是從火箭到服裝鞋帽什麽都生產，大量的進口加出口，從現在開始思路要轉變了。 　　大國發展戰略應該和小國有什麽不同呢？我們談談具體的想法。第一，既然是大國，那麽區域與區域之間，就不可能也不應該要求大家一二三同步走。“十三五”規劃提出保持6.5%-7%的增長速度，但是並不是規定各地區按同一個表格去走，可能有的地區GDP增長會慢一點，而有的地區就應該快一些。 　　當我們很窮的時候，老百姓(48.250, -0.59, -1.21%)最擔心過夏天。我小時候在湖南農村長大，每年夏天放暑假期間，小朋友肯定會碰到諸如腦膜炎、痢疾、蚊蟲叮咬甚至毒蛇等問題，甚至還有回不來的。所以，窮的時候我們討厭夏天，因為很多傳染病都在夏天傳播。有一位德國的社會學家曾經講，全世界的古代文明，沒有一個發生在熱帶地區。他說因為熱帶地區人的壽命太短，每到夏天人類就會因為傳染病大量死亡，尤其是兒童死亡率更高，文化沒有後人傳承。所以古代的文明基本都是發生在寒帶或者是溫帶。比如中國的古都在西安，曆史上那些強悍的少數民族首都大部分也是北方，這有它的道理。 　　今天我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醫療條件提高了，大家已經不在乎夏天各種疾病的影響，結果我們又開始討厭冬天了，因為很多人感覺冬天日子不好過，寒冷的氣候不僅對老年人，對中青年也不合適，很多人沒有機會在戶外活動，很多社會活動都變得萎縮。所以我們不可能要求東北的人口繼續保持穩定在今天這個位置上，要求東北按照“十三五”規劃實現6.5%-7%的目標，不符合區域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當然，我並不是說東北沒戲了，人口雖然在減少，但是東北完全可以實現人均GDP的增長。反過來講南方地帶比如安徽，安徽是人口大省，因為人多地少過去很窮很落後，今天它有可能超越全國增長速度來增長。 　　再講一個美國的例子。美國的地區差別太大了，從東海岸、西海岸再到中部地區完全是兩碼事。中部地區很多州人口非常稀少，你在高速公路上開一個小時車都見不到人。美國國土是中間高，兩邊低，尤其是在洛基山脈西部，人口非常少。有一次我邊開車邊聽廣播，廣播裏講當地新聞，說一個老兄喝醉了酒，開車上高速公路逆行走了半個小時才撞上另一個車。雖然美國地區條件差異非常大，但是它的人均GDP差的不多。美國人均GDP差距最小的州是羅德島，人均GDP最高的州是德拉華州，因為很多大公司的總部都在這裏。德拉華州具體的公司法非常寬鬆，吸引了大量公司聚集在此。盡管如此，它的人均GDP隻是收入最窮的密西西裏州的兩倍，而密西西裏州是傳統的農業州。中國目前最牛的省是江蘇，人均GDP全國排名第一，最慘是貴州，兩者差四倍。 　　所以，我們一定要充分利用地區差異和區域協同性。東北有廣褒的黑土地，應該大力發展農業和旅遊業。比如吉林省自然環境非常好，人口也很少，但土地麵積非常大，土壤非常好。所以為什麽非要吉林搞到6.5%-7%呢。長春有科學院的光機所和應用化學所，它的科研機構很好，吉林省人口的大學學曆占到60%，在全國各城市中是最牛的，所以吉林的GDP總量不見得非要跟其他地區一樣，隻要人均提高就行了。 　　 　　這張圖是人均GDP，從最低的貴州到最高的天津。江蘇按省算是第一，2014年人均GDP八萬人民幣，而貴州才兩萬多一點，相差將近四倍。因為總量不一樣，人口不一樣，所以地區的總量GDP波動很大，這個道理很簡單，不需要做嚴格的學術論證，“十三五”規劃講東北振興，不能非要東北和全國的GDP同步，而是應該強調教育水平，強調人均收入，強調社會發展指數，強調全麵進入小康，不要講總量。 　　有一個例子，安徽和江蘇緊挨著，安徽省人均GDP是倒數第六（貴州、甘肅、雲南、西藏、廣西分別列倒數第一至第五）。我去年十月份才注意，安徽省緊挨著江蘇，而江蘇省是全國第一。這兩個地區的發展，肯定不能一刀切，而是要充分發揮它們各自的優勢。我做了一個很簡單的模擬，假如在“十三五”期間，各省之間的人均GDP能夠從四倍縮小到兩倍的話，那麽我們就能夠拉動GDP增加1%。這是很簡單的算術，不是什麽複雜的理論。 　　第二，三中全會報告已經提出，一定要強力推進建設全國統一的大市場。大國優勢並不隻是勞動力多，還有一個優勢就是市場大。市場大了企業就可以做大，企業就可以從收入中拿出更多的資金做研發。舉個例子，手機這個產業中國人做起來了，華為和中興品牌都很牛，很多發展中國家老百姓用的都是華為的手機。去年九月份我到秘魯和智利，機場上一排排全是華為的廣告。美國最大的運營商，貼牌運營的手機是中興。為什麽這兩家公司很快能超過韓國的三星？因為華為和中興手機立足於本土就賣了很多，他們利用本土營銷的利潤再去補貼研發，進一步提高產品質量，就能夠強力打到國外市場上。 　　市場大是我們的一個優勢，但是人口多並不等於市場大，必須要打破省與省之間的貿易壁壘。比如汽車市場，北京為什麽沒有桑塔納？為什麽沒有上海大眾？因為它進不來。上海那邊也全是自己生產的上海大眾車，重慶也有很多長安汽車(14.210, -0.02, -0.14%)公司生產的出租車，可見省際之間的貿易壁壘還是很大的。有一位同學跟我講，說他是外地的車廠，想去重慶賣汽車。重慶市發了一個文，說以後采購救護車，必須首先考慮本地品牌，比如重慶長安。這個文件明顯違反統一大市場的原則。很多企業的產品在市場上推不動，跟這個很有關係，地方政府還在保護自己的企業。因此必須打破省際之間的貿易隔閡。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人的做法特別值得我們借鑒。很多人講，美國的憲法實際上是經濟法，考慮最多的就是保護國內統一的大市場，誰也不許幹預這個市場內部的運作。 　　 　　這個圖片是美國很有名的大法官，叫約翰·馬歇爾。他是總統任命的在位幾十年的美國大法官，任期是無限製的。任何事情一旦到了最高法院和憲法這個層次誰也別講話了，就這個大法官就說了算，而且大家都認。 　　比如小布什和戈爾當年在選總統，最後可能是佛羅裏拉州在海外的投票者沒有及時投票或者票數沒算準，結果小布什就贏了弗羅裏拉州的選舉，一下就把戈爾贏了。這個事情戈爾確實很冤，但是大法官一旦判了以後誰也不說話了，這就是美國人的法律精神。1824年，這個大法官約翰馬歇爾判決了一個案子，案子是美國紐約州紐約市和隔壁的新澤西州相互貿易問題。紐約市和對麵新澤西州就隔一條河，叫哈德遜河，這條河並不太寬。1824年的時候河麵上橋很少，來往兩地主要靠擺渡。紐約州給了三個企業獨家擺渡權，其中一個人是奧戈登，並且規定其他人不能再經營。 　　但是，河對麵的新澤西州有一個企業家不服，說我也要這個擺渡的經營權，對生意最熱門的黃金碼頭我也要競爭。紐約發的執照，對新澤西州企業不好使。然後他就狀告紐約州沒有權利發獨家的經營權。這個官司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馬歇爾大法官出來主理這個案子，最終判決結果是支持原告。為什麽？因為大法官認定，紐約州沒有權利阻礙跨州貿易，跨州貿易一旦深入到某一個州任何人不能阻擋，不能幹預。我在這條河上的擺渡伸入到對方的州，對方就不能幹預我，這個是馬歇爾大法官對憲法的一個解釋。這個案子一旦宣判成立，判案理由就相當於憲法了，所以馬歇爾等於創造了憲法，相當於憲法修正案，以後類似的跨州之間貿易誰也不敢亂幹預了。 　　美國人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就是法製精神。美國人的法製精神跟宗教精神差不多，什麽事一到法律層麵誰都認賬。白人警察有時候濫用暴力，連希普森本人都知道自己有罪，但是一旦法官判了他無罪，誰都不再爭辯。黑人上街遊行抗議也沒用。美國的經濟和法律密不可分，社會各界尊崇法律，把法律當成宗教式的來尊重，這是我們最應該學習的地方。 　　第三，推行獨立的宏觀經濟政策。大國與小國的宏觀政策不一樣。小國經濟是國際宏觀經濟波動的接受者，好比汪洋大海中行駛的小船，必須隨波逐流來保護自己。比如美元強勢，小國就不能夠盯著美元，你必須貶值，不貶值肯定出問題。 　　大國情況不一樣。在全球化時代，像中國這樣的非國際貨幣發行國，有三件好事不可兼得。 　　一是固定匯率好，都願意要。香港固定匯率多省事，不用考慮港幣的波動了。 　　二是跨境資本流動。自由的資本流動，都願意要。 　　三是獨立的貨幣政策。比如今年政府製定了13%的廣義貨幣增長速度和適度靈活的穩健的貨幣政策，這個我們說了算，不用看美國人的臉色。 　　三件好事不可兼得，因為你不是國際貨幣。以中國為例，如果現在要搞比較穩定的匯率政策，同時又要搞資本賬戶的完全開放。那麽，一旦放寬貨幣政策，人民幣對美元一定貶值，匯率肯定保不住，否則資金就跑了，因為誰都知道人民幣發多了。 　　以香港為例。1984年開始一直到現在，香港選定了固定匯率政策，同時香港也有自由的資本賬戶，通貨膨脹的情況基本上止住了。但是，香港的港幣利率僅僅跟著美元走，美元加息港幣也跟著加息。如果美元加息香港不加息的話，很多投資者就會把港幣換成美元送到美國去了。所以如果你不是國際貨幣的話，三件好事不可兼得。 　　對於大國經濟體而言，這三件好事應該放棄哪一個呢？我認為應該放棄固定匯率或者放棄自由資本流動，關鍵是要有獨立的貨幣政策。因為大國的經濟周期和其他國家不完全一樣，你的政治周期，包括官員任期和政府行為有自己的規律，不可能跟別人一樣。所以自己的經濟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運用宏觀政策來進行調節。宏觀政策相當於人體短期狀態的調節，你一會兒上火了，一會兒又偏虛了，周期可能和別人不一樣。如果你隻是跟著世界經濟波動走，自身的經濟波動就調節不了。 　　從我們國家目前情況看，事實上我們放棄了自由的資本流動。雖然沒有公開這麽講，但事實上管的很嚴，很多對外投資要想換成美元，外管局審了又審。中國加入了SDR，但是外匯管製這麽嚴格，跟加入SDR矛盾不矛盾？不矛盾。中國加入特別提款權的一籃子貨幣，要求中國人民銀行和外國的官方交易應該是開放的。比如說為了營救阿根廷經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給了阿根廷一個50億美元的特別提款權額度。阿根廷政府拿了SDR，肯定要按比例來兌換，一部分換美元，一部分換歐元。中國進入了SDR之後，假如阿根廷拿了50億美元的SDR，其中也有人民幣，他會馬上說請你給我換成美元，因為人民幣沒用。 　　中國進入SDR的標誌，就是給別人SDR錢的時候中間有一部分是人民幣。但是人家拿了人民幣以後馬上找中國銀行(3.360, 0.01, 0.30%)要換成美元，這個渠道必須要通暢，你不能限製別人。所以話說回來，今天我們的政府事實上放棄了自由資本流動，而是要穩定匯率，要保持相對於美國不同的獨立於美國的貨幣政策。 　　第四，推動適用性技術的發明和推廣。大國的經濟情況，地理情況以及老百姓的生活方式跟其他國家不一樣，而且市場足夠大，因此它必須搞一係列適用於自己的技術。因為很多技術目前還是買不來的。 　　右邊這個圖是袁隆平先生。假如文革期間，袁隆平老先生沒有搞雜交水稻，那麽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我們肯定從美國、日本那裏也買不到雜交水稻技術，因為日本人的水稻太多了。日本農民種水稻政府頭疼啊，水稻產量上去之後政府就要補貼，所以日本政府並不希望農民種水稻，也不願意花錢去研究雜交水稻來提高產量，政府覺得從國外進口就行了。美國人也一樣，他們喜歡吃麵包、玉米，偏好和中國人不一樣。所以中國不能指望從別的國家引進先進的水稻種植技術，一定要靠自己發明。 　　左邊這個圖是高鐵。高鐵是德國人、日本人幹出來的。為什麽高鐵進了中國就搞得這麽好呢？現在全國高鐵總裏程已經是全球第一了。原因就是它適合於中國的國情，中國有眾多人口集中的大城市，比如北京有兩千多萬人口，上海有兩千多萬人口，濟南有六百多萬人口，沿線還有好幾個上百萬人口的城市。點與點之間的流量很大，所以修一個高鐵很快就能把投資賺回來。德國雖然高鐵技術先進，但他們的城市人口都不太多，像德國柏林500萬人口，慕尼黑恐怕也是300、400萬人口，在我們看來都是小城市，所以他們修高鐵肯定虧本。 　　中國人搞高鐵，搞華為手機，搞建築工程設備比如三一重工(5.020, -0.02, -0.40%)都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因為我們一年有七百萬大學生畢業，其中工程師起碼有兩百多萬。我們培養的工程師，本科四年畢業以後就可以幹活，可以到工廠裏解決問題了。美國的工程師四年畢業以後還幹不了活，他們用四年學工程，專門的工程課一般就五、六門課，其它是通才教育，所以它的本科工程師到企業還幹不了活，要去讀碩士。 　　我到德國去，碰到清華的校友很親切。我就問他們讀書以及工作的時候，跟德國的工程畢業學生相比，優勢是什麽？劣勢是什麽？他說中國學生如果一計算出一個積分號，馬上有反應要怎麽積分，咱們是訓練出來的，反應快腦子靈比德國人牛。德國人不行，他們要去查手冊。劣勢是我們的工程師動手能力差，因為德國人從小就跟著父母修汽車、修自行車。 　　中間這個圖是特高壓輸電線路。特高壓主要用於超過一千公裏以上的輸電。輸電是有能耗損失的，比如在內蒙發的電，經過幾百公裏傳輸過來大概要有6%的損失。中國的西部有能源，比如有豐富的煤炭資源、水利資源，西部沙漠還有太陽能和風電。由於我們的經濟主要集中在東部，於是就研究開發了上千萬伏的超級高壓遠程輸電，這項技術也是世界領先的。 　　最近聽說在炒一個概念，叫能源互聯網。意思是說，以後要建一係列特高壓電網，比如我們當地時間早上三點，我們從哈薩克斯坦把電輸到上海，正好是上海的早晨七點，所有的工廠開工。等到哈薩克斯坦時間的晚上人家需要用電了，正好上海人已經睡了，於是就把上海的電再輸送到哈薩克斯坦。特高壓輸電網非常適合於中國的國情。哈薩克斯坦人口大概兩千萬，自然資源非常好，是個多民族國家，很和諧，人也很靈活。但是他們說自己是很懶的人，因為自然資源有優勢，人們不用努力工作，有了特高壓電力傳輸，他們就可以坐享其成了。 　　第四條，一定要有特定的技術。什麽是最新的技術，其實政府也看不準，還是要撒開手讓大家去做，最後還得看市場。 　　我再講一個例子。如果使用煤炭資源，其實是兩個思路，2014年在APEC會議上，習主席跟奧巴馬達成協議，到2030年中國要實現二氧化碳排放封頂，那麽煤炭在2030年之前肯定要封頂，不能再多用了。那麽我們的第一個思路，就需要從技術上找出路，在西部搞一係列煤的綜合開發。我們清華大學有個教授倪院士一直在研究這項技術，說煤不要直接去燒，不要純發電，而是要綜合利用。把煤從地上挖出來之後先變成汽，然後一部分去搞化工，一部分去加熱推動燃氣，然後一級一級的整個過程就把煤炭綜合利用了。他認為這麽做，一是能夠減少汙染，二是能夠充分地把煤的能量發揮出來。在西部搞煤的多聯體開發，然後再用特高壓傳輸過來。 　　第二個思路是，幹脆在西部不挖煤了，因為挖煤畢竟會破壞我們的環境。將來就在沿海一帶，比如上海、江蘇和其它經濟發達地區建最好的發電廠，使它們的能耗以及環保標準能夠做到全球領先。然後從全球各地進口高質量的煤為我所用。我之前比較認同倪院士的說法，現在我傾向於這個說法。因為現在國際市場上的煤炭極其便宜，比黑龍江的煤便宜多了，而且從海上運過來價格也不高。 　　現在鐵礦石、煤、糧食等所有大宗產品，國內價格均高於國際價格。國家要花很多錢搞補貼，光是棉花、玉米就要補貼兩千多億人民幣，這就是市場化沒到位。 　　第五，必須有統一協調的外貿政策。作為大國和小國，小國必須遵守國際規律做進出口，但大國卻可以對外貿政策進行調整，一定是出口什麽什麽就便宜，進口什麽什麽就貴。2005年、2006年全球鐵礦石價格飛漲，最高時達到130美元一噸。原因就是中國經濟剛剛起飛，大量基礎設施投資需要鋼鐵，中國的鋼鐵廠紛紛到巴西、南非去跟這些大公司談，幾乎沒有任何的協調，甚至競相抬價。其中還出現了一個案子，北大經濟學院的一位畢業生姓胡，這位老兄在外企做了很多年，後來去了力拓。在價格談判的過程中，他打探到了國家機密，做了經濟間諜，後來被抓起來坐了監獄。所以當時鐵礦石價格迅速上漲。 　　反過來在那個年代我們出口的電冰箱、電視機的價格總是上不去，因為當時的貿易底價正在逐年下降。政府應該搞一點基本的協調，但它的能力也有限。可以應該搞一些協會，由專業的協會來出麵協調，或者私下開個會討論，總之必須要有一個統一協調的外貿政策。 　　從1776年美國宣布獨立到今天，它在曆史上主要不是搞自由貿易，而是搞貿易保護。美國人對自由貿易從來就持懷疑態度。比如說南北戰爭的贏家是北方的波士頓。波士頓這幫人就是強力搞貿易保護，因為他們看不慣密西西比州的好棉花憑什麽賣給英國人？應該留在美國由我們自己加工，然後去和英國的紡織廠競爭。而美國南方就崇尚搞自由貿易，誰的價格高我們就賣給誰，所以當時南北戰爭的起源並不是黑奴，而是因為經濟。南北戰爭至今給美國帶來創傷，南方人耿耿於懷，因為戰爭的勝者是要求搞貿易保護的。 　　 　　一直到1791年，美國聯邦稅收的大頭幾乎100%是關稅，到1910年一戰前夕還是50%。如果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上台，對我們搞貿易保護大家也不要奇怪，連希拉裏也反對自由貿易。美國是個大國，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子依賴國際貿易，這是美國的傳統。當然並不是說貿易保護就是對的，不是這個意思。 　　二戰前最重大的曆史事件是全球經濟大蕭條。引發大蕭條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的兩個國會議員搞貿易保護的關稅法案。1930年美國通過立法，把對歐洲的關稅提高到20%以上，這實際上是對歐洲的懲罰。歐洲人反過來也同樣報複性地增加關稅。當時德國人戰敗了，法國人要求德國人賠償，凱恩斯說你們不要賠償了，法國人不聽，德國人隻能靠出口掙美元來賠償給法國。一戰時期，法國人和英國人借美國人錢打仗，所以法國人又要拿美元來還給美國。美國人實際上是發了一戰的橫財。所以這個錢是轉了一圈，沒有什麽意義。美國人公認這兩個國會議員提出的法案，絕對導致了希特勒上台，因為經濟衰退跟美國人搞貿易保護有直接相關。 　　第六，積極參與國際經濟規則的製定。中國是大國，一是有條件參與國際經濟製度的製定；二是因為你是大塊頭，如果不去參與製定別人也搞不定。搞國際貿易體係如果沒有中國參與，美國人敢說這是全球化的嗎？絕對不敢講。中國是最大的出口國和進口國，所以我們有條件參與國際製度的建設。習主席上任之後有新的思路，提出“一帶一路”“金磚國家合作”等等。今年三月底，李克強總理提出要在今年年底達成一個區域性的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叫RCEP。日本、印度都在裏麵，中國人提出的應對TPP的做法。 　　 　　在這個問題上美國人也很清楚。美國人搞TPP，主要是針對中國。TPP這十二個國家，從澳大利亞到文萊有八個國家都已經跟我們簽了自由貿易協定，隻有四個國家沒有搞定。沒搞定的那些國家最大的出口對象還是我們，所以他們都在中國的朋友圈，不用擔心，他們的產品更加依賴我們。 　　去年十月份我去秘魯開會，碰到秘魯一個部長。他原是巴克萊投資銀行的經濟學家，現在變成了秘魯的工業部長。他說秘魯最關心的就是中國經濟，中國形勢好，大量進口我們的礦產品，我們的經濟就好，中國是我們最依賴的國家。實際上秘魯、智利、巴西等國家與中國的貿易往來非常多，他們很喜歡買我們的比亞迪(60.350, -0.91, -1.49%)、吉利、長城汽車(8.640,-0.08, -0.92%)。連我也沒想到，中國的自主品牌在國外搞得比國內名氣大。 　　我們要積極參與國際經濟製度的規定，要參與國際經濟治理，但是我們有一個大瓶頸，就是人才跟不上。什麽意思呢？因為我們的培養體係還不夠國際化。印度國內經濟並不是那麽好，人口還多，但是他們的很多學生在世界銀行實習過。世界銀行是上千人的機構，有大量的印度人在裏麵實習或工作，會講流利的英語。我們雖然也有自己培養的人才世界銀行，但去了幾年就回來了。因為中國年輕人戀家，都想要回國，覺得國內好，所以留在國際組織內部幫我們打仗的人太少。 　　看一下曆史資料。1944年7月份在美國的新哈布斯爾州（音）召開了著名的布林頓森林會議，奠定了戰後美元的基礎。當時第一大代表團是美國，第二大代表團就是中華民國。這個代表團由孔祥熙帶隊，而且精心準備了一套方案，確實很牛。所以我覺得，我們有責任盡快培養國際化人才，中國一定要在國際舞台上多發揮作用。 　　總體來講，中國經濟已經是大國經濟，千萬不要以小國發展的思維來看中國經濟。在國內經濟問題上一定要有前瞻性，要有戰略性。在國際事務上，也應該有中國參與和製定規則的雄心，要有大國的氣派，這不僅對中國經濟政策非常重要，對我們在座的各位同學立誌發展學本事也是至關重要。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