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麽多偽軍，究竟從何而來？
7月13日，《解放軍報》刊發整版文章，剖析抗戰期間的“漢奸現象”。文章追溯了“漢奸”的起源和定義，並且引用廣為流傳的數據稱“整個抗戰期間，中共抗日武裝殲滅偽軍將近120萬，日本投降時尚有偽軍146萬、偽警察40多萬，再加上偽滿洲國軍、偽滿警察等，總數至少在300萬以上，數量比侵華日軍還多。”
這一數字雖不準確，但如實反映了抗戰中偽軍數量巨大的實際情況。這麽多偽軍究竟從何而來？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後，軍方統計，除偽滿洲國外所有駐華偽軍總數約為118.6萬，超過200萬偽軍的說法一是期間有反複，二是包括了滿蒙地區。至於抗日14年出了多少偽軍，這個問題恐怕已經沒人能清楚回答。日本自1931年發動“9·18”事變侵占東北三省後，一直致力於扶植各種各樣偽軍性質的武裝力量。
偽軍按照抗戰中的隸屬，大體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偽滿洲國軍、汪偽政府軍、偽華北政務委員會軍（就是我們後來熟悉的皇協軍）等所謂的正規仆從軍，屬於日本扶持的各個偽政權掌握，以獨立形態配合日軍作戰；第二類是各縣城內的警備隊、以及各鄉村的自衛團，由所在省縣的地方偽政權組織管理，作戰時直接歸日軍管轄；此外還有一些隸屬交通公司的鐵路警務機關、隸屬工廠的警備隊。從來源看，則分為兩類：投日的國軍、土匪以及就地征召的“良民”。
這些部隊中，由原國軍（包括中央軍和地方各派軍閥在內）投日的部隊大都因為有一定戰鬥力，編入第一類軍隊。
抗戰結束後，偽軍大部分被國民黨收編。其中屬於南京汪偽政府之偽軍15個軍，52個師，9個旅及特種兵，共38.2萬餘人；偽“華北政務委員會”軍隊共13個集團（旅）及炮、工兵一部，共8.5萬餘人；偽“蒙古聯盟自治政府”殘餘軍隊9個師的番號，加上其直屬部隊共2.4萬餘人。以上偽軍共計50萬餘人，比較完整地展現了戰爭末期偽軍正規部隊的規模。
這些由國軍投敵而來的偽軍，基本都是來自與日軍交戰前線的部隊，且多為西北軍、東北軍等地方軍。
受汪精衛提出“曲線救國”的謬論影響，加上1941年太平戰爭爆發，日軍在太平洋戰場連續獲勝，國軍內部民族失敗主義抬頭，導致投敵者接連不斷。
以山東為例，國軍各部1940年在山東約18萬人部隊，1941-1943年投敵人數分別達4萬、6萬和3萬。到1943年底，山東國民黨部隊隻剩下東北軍51軍於學忠部以及地方少量，總數隻有3萬。即使1944年全球反法西斯形勢好轉、進入全麵反攻，山東國民黨軍投敵者仍高達2萬左右。加上這一時期日偽軍對山東國軍和共產黨抗日根據地的多次掃蕩清剿，雖然國軍幾經增補，但抗戰結束時也隻有2萬左右。反觀山東地區的偽軍數量，1940年人數為8萬，1941年增至12萬，1942年15萬，1943年18萬，逐年增加的趨勢正好與國軍投敵相似。
國軍高級將領的投敵情況有著相似的分布。1939年至1945年，至少99名國軍高級將領投敵。其中西北軍投敵將領46人，幾乎占國軍投敵將領總數的二分之一；東北軍投敵將領人數僅次於西北軍，計11人；其他投敵的國軍將領多來自地方武裝、軍統、晉綏軍、粵係。
投敵中央軍將領有8人，主要有曾任武漢警備司令的葉蓬，在香港隻身投汪；第一戰區旅長賀凱憲在河南率部投降，以及衡陽戰役後，周慶祥等5人隨方先覺降日，黃埔軍校前3期學員可謂個個精英，也出現9人投敵。
不容忽視的是，除國軍高級將領外，個別東北抗日聯軍、八路軍人員也加入漢奸隊伍。抗聯第1軍軍需部長胡國臣和政治部主任安光勳相繼於1937年和1938年投降日軍，為消滅楊靖宇部出謀劃策。
在國軍體係下的雜牌軍中，許多部隊並不是在抗戰伊始時就投敵，而是在與日軍長期作戰，甚至取得重大戰果之後才逐漸出現。個中原因，除了抗戰和二戰整體戰爭形勢造成的錯覺外，《黨史研究與教學》2000年第5期刊登的《論1939—1945年國民政府軍將領投敵之原因》一文中介紹道，還與以下一些因素關係密切。
第一，蔣介石借抗戰之機，將這些地方軍隊大量調往前線，並配合種種措施加以限製、削弱。表現之一是分割使用，使其無法相互照應。
抗戰八年，除“守土抗戰”的晉綏軍和“朝中有人”的桂係軍隊未受分割外，其他地方部隊均被分散使用。抗戰伊始，何應欽即電劉峙：“依最近所定戰鬥序列，舊東北軍係以各軍為單位分散使用。”
1937年10月，蔣介石任命劉湘為第七戰區司令長官，把川軍中的唐式遵第二十一軍、潘文華第二十三軍、孫震第四十一軍、鄧錫侯第四十五軍、李家鈺第四十七軍調往抗日前線。出川前夕，劉湘正患著重病，省府秘書長鄧漢祥勸他不要親自出去，劉氏苦笑說：“我這次調出去的軍隊，約占全部的半數以上，如果我不親自去指揮，不到半年就會被蔣介石分化或消滅了。”出川之後，蔣介石果然立即將唐式遵、潘文華兩軍劃歸第三戰區，將鄧錫侯、孫震兩軍劃歸第二戰區，將李家鈺軍調往第一戰區。
第二，蔣介石在糧彈補給上大做文章。他將外國援助的武器大都裝備嫡係部隊，而對地方部隊作戰所需的基本的武器彈藥都不予供給。因此地方部隊的武器裝備，一般都較差，川軍尤甚。
出川前，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鄧錫侯電請補充，蔣介石複電：“俟到西安後照辦。”但到西安後，蔣介石又令川軍原車東開，劃歸第二戰區，武器彈藥“由戰區直接補充”。到了山西，閻錫山推說：“要南京解決”。結果該集團軍未得到任何補充，與裝備優良的日軍苦戰旬月，傷亡過半。隨後被東調徐州，歸第五戰區轄製，經李宗仁“竭力請求補充”,“中央”才“破例補充每軍步槍二百五十支”。
韓複榘在1937年7月16日向蔣介石密呈第三路軍對日作戰準備情形的電文中陳述：“第三路軍各部之器械，多年久失效，輕重機槍平高射炮等武器極為缺少，彈藥存儲量亦不充分，均須仰賴軍政部之補充接濟。”蔣介石僅批一“閱”字了事。
最可笑的是，當中央軍撤退時，蔣介石指令孫良誠部留在黃泛區打遊擊,“孫向蔣介石請求補充彈藥，蔣介石竟要一粒子彈一角錢，還需現款交易”。這使孫良誠自感日暮途窮，在1942年春率領所部及8個高級將領向日偽投降。
這其中，西北軍投敵最多，也最受蔣介石排擠。中原大戰後，西北軍的餘部星散各地。楊虎城因西安事變而去職；韓複榘因輕棄魯省而被正法；石友三因勾結敵偽而被誘殺，繼任高樹勳恐軍心動搖，率部從黃泛區西撤，湯恩伯秘設一陷阱擬將其包圍繳械，不料被高樹勳發覺，倉皇逃入第五戰區才得以幸免；其餘如張自忠、劉汝明、孫連仲、孫桐萱等部也是屢遭排擠，實力較弱的龐炳勳、孫殿英部更是如孤魂野鬼一樣朝不保夕。
蔣介石削弱地方軍閥令他們寒心。對於這些舊軍閥出身的部隊而言，他們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那樣堅定的抗日決心和在敵後惡劣環境下生存發展的能力。在明哲保守和“有奶便是娘”的錯誤指導下，他們放棄民族大義，選擇了看起來更有利於自己的一方。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兵力不足，日軍對這些偽軍雖然談不上重視，倒也一度努力試圖爭取。日軍一方麵用此前與國軍作戰中的繳獲武器彈藥補充這些偽軍，另一方麵將這些偽軍派駐各地，並許以種種權力，讓其在該地自籌軍餉“現地自活”。這樣的待遇並不優厚，偽軍所有行動也必須聽命於日軍，幾乎沒有任何發言權，而且偽軍每每被懷疑通敵，或成為戰鬥損失的替罪羊。例如43年“華北戰地參觀團”的覆滅，日軍便懷疑是偽軍內線通報，大量撤換偽軍。一旦被懷疑，偽軍隨時會被處死或拉到礦山做苦力。但在國民黨政府的擠壓之下，他們也就抱著得過且過的心態在淪陷區駐紮下來。
日本扶植的幾個偽政府也在淪陷區實施強製征兵政策，強行征兵填充偽軍隊伍。偽滿日軍規定，滿19歲的壯丁需入伍服役3年；在更多的地方，對於沒有民族意識又窮困潦倒的淪陷區百姓，當偽軍隻是一種謀生的手段。八路軍戰士任旭東也曾問過被俘偽軍同樣的問題。他說：“他們隻講自己的福利，能吃飯，偽軍好歹能掙點錢養家，而八路軍沒什麽軍餉，連飯都吃不飽，連衣服都穿不上，生活很艱苦，所以他們寧肯去當偽軍，也不願意當八路軍。”打入偽軍內部，時任南通清鄉區行動大隊副中隊長的惲前程的說法也有一定代表性：“就我們部隊來說，當時一些人掛著偽軍的牌子，心態很無所謂。這些人害怕離開家，不用離開家，發的錢還多一些，他們覺得很好，被收編了也無所謂。”
偽軍的戰鬥能力和素質一般隨其前身的風格和底子所決定。山西偽軍繼承了晉軍的風格，善於守備據點工事；河北偽軍大多有民軍和西北軍的老底子；西北軍出身的偽軍敢於白刃，後期善於上房壓頂，敢拚手榴彈；偽蒙古軍則是亂打，戰鬥力很差；華中忠義救國軍序列出身投敵的部隊原屬於軍統係統，正規軍式的大規模野戰打得不好，卻對特務活動十分熟悉；至於特務隊，便衣隊、夜襲隊等等，由於隻有輕武器並且缺乏戰鬥經驗，隻能欺負手無寸鐵的百姓，碰上八路軍正規部隊和堅強的遊擊隊就潰不成軍。像愛護團、自衛團、維持會鄉警這樣就抓人頭湊數的警察部隊，除了日常治安，什麽能力都沒有。
由於偽軍戰鬥力差而裝備相對八路軍優越，經常成為抗日武裝“刷裝備”、“刷成就”的重點對象。不少偽軍為了保證自己的安全，甚至會與八路軍主動展開各種形式的合作，除了默許八路軍在其防區內開展各種活動外，還有從日軍方麵領取武器彈藥提供給抗日武裝，再以作戰損失的名義向上頭“報銷”，以至於在冀中一度不得不按子彈殼來給偽軍核發彈藥。在抗戰後期，還有不少偽軍受到共產黨的愛國思想的影響，最終調轉槍口反擊日本侵略者。
作為中國民族意識形成和覺醒的最重要階段，大規模出現的漢奸隊伍正是這一時期民族精神演變的一個風向標。抗戰勝利後，隨著國共兩黨對漢奸團體的大規模審判打擊以及此後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漢奸這個群體雖未徹底消失，卻再也無法在中國明目張膽地招搖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