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中國模式”必將引領中國走向成功
新聞來源: 紐約時報 於 2015-06-15
很多中國學者和官員私下提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閱讀了張維為的書《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並把它推薦給了世界銀行前行長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之類的人物。當被問及此事是否屬實時，張維為回答，“我很高興主席這麽做了。”張維為現年57歲，少年時期曾在上海的一家工廠雕過三年玉，20多歲的時候給鄧小平當過英語口譯員，目前在上海複旦大學擔任政治學教授，是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擔當了政治和經濟發展“中國模式”領域的一名理論領軍人物。這一理論認為，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正處在正確的道路之上，勢必能取得成功。他的最新著作《中國超越：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光榮與夢想》延續了前作的主題，並將於今年推出英文版。
張維為表示，西方批評人士應該摒棄唱衰中國的做法，在這一點上，他們已經錯了幾十年。中國不會崩潰；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民眾比以往更加幸福；有朝一日，中國經濟必定會超越美國。張維為在接受采訪時解釋了為何中國必須形成自己的話語權——即一種“敘事”(narrative)或“論述”(discourse)——來講述自己的故事，克服外部批評者的意識形態偏見。以下是訪談節選：
問：你曾經擔任鄧小平的口譯員。那麽，你認為“中國的話語權”在譯為英文時，怎麽處理比較好？
答：我建議譯為“Chinese discourse”或“Chinese narratives”，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譯為“Chinese political narratives”。這意味著，中國的話語權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問：這件事為何如此重要？
答：對於任何國家而言，話語權都至關重要，尤其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規模超級大的日新月異的國家，其崛起具有全球意義，也引發了不少疑問和顧慮。在我看來，中國必須直麵這些，向自己的人民和外部世界清晰而自信地闡述自身的觀點。這就對新的話語提出了要求，不管是內容，還是形式。中國擁有自己獨特的官方政治語言，其中既包括黨的理論，也包括中國在外交政策方麵的論述。不過，對於外國人，甚至對許多中國人來說，這種語言並不是很好理解。理解這門語言，需要對中國的政治背景有所了解。例如，對於中國的自身發展，對於統一普通黨員的思想意識來說，“科學發展觀”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概念，但卻很難為外國人所理解。
自習近平執政以來，他號召共產黨改變文風和講話風格。他本人也以身作則，在與群眾交流時采取了更直接靈活的方式。
問：創建這種話語權需要什麽？
答：就中國而言，創建這種新話語權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條件業已成熟。對於這樣的話語權，已經產生了明確需求，而且這種需求在不斷增長。中國崛起到了無法回避來自內外部的一切質疑的地步。中國人和外國人都希望能更好地理解中國做了什麽、正在做什麽，以及將來會做什麽。用經濟學術語來說，隻要有需求，就會有供給，這是自然而然的事。
問：你在中國發展模式研究中心做些什麽樣的研究？
答：我們主要關注“中國模式”的政治和經濟維度。
正如我2011年在與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斯坦福大學[Stanford]政治學者，著有《曆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辯論時對他說的那樣，我們確實在質疑在西方往往被視為理所應當的許多設想，比如什麽是民主和善政。我們也在質疑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還有其中對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秩序的看法。
我舉個例子來解釋一下本人是如何看待中國模式的。
在政治領域，中國創立了一套或許可以總結為“選拔加選舉”的模式，基本依照選賢任能來進行，而這種模式可以與完全依賴普選的西方模式相抗衡。
在經濟方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一種混合型經濟：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相結合，政府調控與市場力量共同作用。自1994年中國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以來，中國是主要經濟體中唯一沒有經曆金融危機、債務危機或經濟危機的國家，而這些危機讓許多國家陷入了困境。盡管並不完美，但光是這種成功，就要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中國模式。
從社會方麵來看，中國模式追求的是社會與政權之間的高度良性互動，與社會對抗政權的西方模式存在顯著差異。今天的中國社會極為活躍，但同時也保持著良好秩序。
問：你近期表示，“我們可以學學[俄羅斯總統]普京。”這句話的含義是什麽呢？
答：不管喜不喜歡，普京及其團隊在很多議題上與西方展開了辯論。中國也應該在各種議題上與批評中國的西方人士展開辯論。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發出的新聲音應該是全麵、透徹、有力而國際化的。
“全麵”指的是，能夠闡明自身的成就、挫折和未來。
“透徹”指的是，能夠明確而充分地闡釋中國的事務。
“有力”指的是，能夠強勢地與批評者開展有意義的對話和辯論。
“國際化”指的是，能夠讓大多數外國人容易理解。
問：你曾說過，中國近代史可以分為三個部分：解決挨打問題[1949年共產主義革命之前]、解決挨餓問題[1949年後毛澤東領導的時代]，以及現在的解決“挨[外國人]罵”問題。哪些地方讓你看到這種“挨罵”問題？
答：看看BBC或CNN等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報道。比起中國媒體對西方的報道，它們的意識形態色彩顯得要強烈10倍。
它們的意識形態偏見相當頑固，讓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媒體對西方的報道。當時一提到西方，就要加上“資本主義”這幾個字。如今，西方媒體一提及中國，總是會加上一些充滿意識形態色彩的詞匯，比如“共產主義”、“威權主義”或者“獨裁”。每次展示天安門廣場的圖片，它們總會在裏頭放上警察，用以說明中國是個壓迫人的警察國家。
西方的這種宣傳不能準確地向外界展示真實的中國，會不可避免地導致對中國的一再誤判。我在想，西方媒體什麽時候能克服自身的意識形態束縛，不帶這方麵偏見地重新正視這個日新月異的社會。但從另一方麵來看，我們對此無能為力，也不是很介意，因為對於這種惡意而荒謬的報道，以及極其錯誤的預測言論，我們已經習以為常。就讓它們待在黑暗中吧。
我在西方生活過20多年[張維為從日內瓦大學獲得了國際關係學博士學位，並在牛津大學做過訪問學者]，真心認為西方應該清醒過來，客觀地看待中國，並了解大多數中國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國家。2011年與福山辯論時，我曾告訴他，西方對待中國的方式讓我想起了馬戛爾尼伯爵(Lord Macartney)1793年來到中國拜見乾隆皇帝[企圖打開中國市場，但以失敗告終]的情景。乾隆皇帝當時實際上展示了一番中國版的“曆史終結論”，或者說是“我們出色至極，你們一無是處”。當然，在演示了這種文化傲慢之後，曆史見證了中國的急速衰落。如今，西方也可能麵臨這種命運。
問：你熟悉的鄧小平有句名言，稱中國應該“韜光養晦”。如果說中國準備發聲，找到自己的話語權，是不是意味著韜光養晦的日子結束了？
答：鄧小平確實說過中國應該低調，專注於自己的現代化建設。不過，他表達這種觀點的背後是[一種]自信，因為中國走在正確的曆史道路上。此後對他言論的詮釋在某種程度上卻忽略了這個重要部分。保持低調要基於自信，基於中國的核心利益受到尊重的大前提。這也是鄧小平的想法。
隨著中國的崛起，習近平在一些關鍵議題[比如南海問題，中國正在那裏開展填海工程，以便在與其他國家存在爭議的地方推進自身的領土主張]上從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清晰。這是出於自信，同時也反映了中國內部達成的新共識。那就是，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在戰略和外交政策上應該更加積極主動。事實上，包括一些西方大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曾表達過一種願望：它們希望中國能夠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提供更多的國際公共品。
問：美國在誤讀中國嗎？歐洲呢？
答：美歐都經常誤讀中國，特別是它們的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和預測。區別在於，大部分歐洲國家似乎接受中國的崛起，更多地視之為一個雙贏的機會。但美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處於零和遊戲的思維定勢，對中國充滿疑慮，乃至敵意。我對美國的勸告是：以雙贏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