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總體上是一種“穩健改革模式”，它有下列獨到之處：
首先，作為一個有長期動蕩曆史的超大型國家，中國在處理穩定、改革和發展三者的關係方麵找到了平衡點：在堅持穩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動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實現了中國近代史上從未有過的連續30多年長時期、大跨度的持續發展，從而為中國走向一個真正的世界強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第二，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指導方針非常務實，即集中精力滿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貧困，並在這個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過去20來年中，中國脫貧的人數占世界脫貧總人數的70%。如果沒有中國扶貧的成績，整個世界的扶貧事業將黯然失色。當今世界麵臨的最大問題不是美國人所說的恐怖主義，而是消除貧困，因為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仍然生活在極其貧困的狀態之中，其中8至9億人(超過發達國家的人口總和)還在挨餓。就此一點，中國的經驗就具有深遠的國際意義。
第三，實事求是，一切都要經過試驗，不斷地總結和汲取自己和別人的經驗教訓，不斷地進行大膽而又慎重的製度創新。改革措施一般都先在一個比較小的範圍內進行試點，成功了再推廣到其他地方。這不是包醫百病的辦法，但確實大大減少了新措施可能給社會帶來的震蕩。這使中國避免了很多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而帶來的癱瘓，也使中國成功地抵禦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從美國開始的金融危機。實際上，僅抵禦金融危機這一項，中國模式就值得充分肯定。2005年我曾訪問印度尼西亞，當地學者告訴我亞洲金融危機使印尼過去20年的發展成果付之東流。很難想像如果中國未能抵禦住金融危機，將是什麽後果。
第四，拒絕“休克療法”，推行漸進改革：不是砸碎現有的不完善的製度，另起爐灶，而是盡可能利用現有不完善的體製來運作，並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改革這個體製本身，使之轉化，為現代化服務。這種做法比較接近英國曆史上的經驗主義傳統。英國人相信一個民族約定俗成的文化習俗和文化判斷的相對穩定性，提倡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說的“有保留的改革”，並堅持一個國家的政治體製，如果要有生命力，就應該主要從自己的傳統中逐漸衍生而來，而不是通過追求某種純而又純的理想模式而來。
第五，確立了比較正確的優先順序。中國改革開放大致展現了一個清晰的格局：改革的順序是先易後難;先農村改革，後城市改革;先沿海後內地;先經濟改革為主，後政治改革。這種做法的好處是，第一階段的改革為第二階段的改革創造了條件。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續漸進、分輕重緩急，最後通過逐步積累而完成。實踐證明這是一條務實有效的成功之路，對中國的政治改革也有啟迪。
第六，以開放的態度，有選擇地學習別人的一切長處，但以我為主，絕不盲從。
在2011年出版的《中國震撼》一書中，我又把中國模式歸納為8個特點，即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
中國模式也衍生出不少問題，有的還相當嚴峻，我們非認真解決不可。例如，我們的政府幹預過多，造成某些市場的發育不足;我們某些領域內的政治改革相對滯後，導致行業壟斷和尋租腐敗;我們的貧富差距問題、生態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等等，都引起了廣泛不滿。但是隻要我們頭腦清醒、意誌堅定、集思廣益，這些問題都能找到解決的辦法，甚至可以成為我們下一步全麵發展、更上一層樓的機遇。實際上，把危機轉化為機遇也一直是我們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特點，而過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績也為解決問題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和經驗智慧。
有人認為隻有靠西方的民主製度，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廂情願。發展中國家采用蘇聯模式的沒有成功，采用西方模式的也鮮有成功，這是我走訪100多個國家後得出的結論。以反腐敗為例，從研究腐敗問題的最權威的國際組織《透明國際》的曆年報告來看，從我自己的實地觀察來看，采用了西方民主製度的很多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如印度、菲律賓、泰國、孟加拉、印度尼西亞、阿根廷、烏克蘭、俄羅斯等這些與中國相對可比的國家，腐敗程度都比中國嚴重，更不要說腐敗到骨子裏的很多非洲的所謂民主國家了。其實原因並不複雜，在經濟落後的國家，腐敗分子幾乎都可以打著民主的旗幟，通過賄選或民粹主義易如反掌地獲得實權，為自己的腐敗找到合法的保護傘。
而像俄羅斯和烏克蘭這樣的轉型國家，劇烈的政治轉型導致了一段時間內政府的全麵癱瘓，結果腐敗就一發而不可收。亞洲“四小龍”中，韓國和台灣地區在經濟發展起來之後，也采用了西方的民主模式，但腐敗問題卻有增無減，其中原因值得深思。相比之下，倒是沒有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新加坡和香港地區成為亞洲反腐敗最成功的地方，他們的辦法就是建立法治社會，構建令腐敗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機製，其經驗值得認真研究和借鑒。
我們今天遇到過的問題，歐洲曆史上也都遇到過。在歐洲工業革命時期，貧富差距之大，社會公正之少，腐敗之嚴重，令人發指。但是與今天的中國相比，這些國家卻可以容易地“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如英國可以把罪犯送到澳大利亞，把失業者送到非洲，把異教徒送到美洲，還能自己製訂世界政治和經濟幾乎所有的“遊戲規則”，其貧富差距大於今天的中國幾十倍也沒什麽問題，因為上千萬黑人奴隸和華人“苦力”都是合法的。而中國今天則要在自己的國土上，化解所有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所帶來的各種矛盾和難題。英國18世紀工業革命時，其本土人口隻有1000萬人，少於今天的上海。法國19世紀工業革命時，人口也隻有2000多萬，而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在這樣的不利條件下，進行這樣一場大規模的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在自己境內消化所有的問題，沒有向外擴張，而是給大部分國人和大部分國家都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而且還使中國成了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火車頭。正是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成功及其模式的意義非同尋常。中國人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幹乃至犧牲，闖出了自己的發展道路和模式，開辟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廣闊前景。有這樣的精神財富和物質積累，我們可以從容自信地應對各種挑戰。
曆史上的工業革命雖然帶來了各種社會問題，但這些問題最終大都解決了，這些問題也不妨礙工業革命成為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一。工業革命前歐洲國家人均壽命不到30歲，以後就逐步增高，直至現在的近80歲。但是回想起來，當初這些國家如果因為各種社會問題，過不了工業革命這個坎，他們就不可能達到今天發達國家的地位。中國現在就在過這個坎，不過就會功虧一簣。回想一下，鄧小平當年反複講改革開放一百年不動搖，就是因為他預料到了在中國走向富強的過程中一定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他認為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克服這些困難、一定要過這個坎，隻有這樣，中國才有偉大的未來。這是一種深邃的曆史眼光和國際視野，曆史會證明鄧小平的選擇是正確的，中國的選擇是正確的。
